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从优绩主义、风险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解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本文发现，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了四个方面的趋同化，即推迟就业而选择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逃离北上广深”倾向不断发展以及慢就业接纳度越来越高，这些反映出大学生面对激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采取持续和延续人力资本投资的对应策略以及规避市场风险和追求安全感的心态特征。与此同时，大学生个体理性选择的具体就业决策行动又深受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制约。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体制资本和城市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显示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特征。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深受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存。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竞争/ 理性选择/ 劳动力市场/
作者简介：李春玲，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特聘教授、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博士（北京 102401）。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3年第3期 第51-68页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近年来因新冠疫情影响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我国青年失业率逐步上升，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剧。2023年的大学生就业季并未因新冠疫情缓解而迎来舒缓局面，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在校大学生和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普遍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不断调整自身就业预期和就业选择，以适应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大环境。一方面，大学生及其家长持续增加教育投入，追求更高的学历文凭，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考研、考博不断升温，教育和就业竞争内卷化趋势加剧；另一方面，大学生不断降低就业预期，规避风险、谋求稳定性和安全感逐渐成为大学生就业取向的主流，躺平心态、“逃离北上广深”“脱下孔乙己长衫”等现象层出不穷[1]。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取向上追求安全感和规避风险，成为当前大学生应对市场风险加剧和就业竞争激化的趋同化理性选择。
然而，个体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有时会导致与期望结果相反的集体性后果。考研、考博等升学意愿上升，导致教育竞争内卷化和文凭贬值；体制内就业意愿上升带来了就业竞争内卷化，考公、考编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众多个体的趋同化理性选择不仅没有降低风险、弱化竞争，反而进一步激化竞争、加大失败风险几率，进而需要人们投入更多的金钱、时间与努力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和达成目标。但是，并非所有大学生都有条件持续增加成本投入，竞争失败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有所不同。想要在竞争中胜出，不仅要拼个人能力和努力，更要拼家庭资源和支持程度。因而，当今大学生应对市场风险的趋同化理性选择实际上存在社会性的分化，这一点可以通过近来网络上大火的“张雪峰言论”加以佐证。张雪峰劝告家庭条件普通的考生家长，孩子上大学选专业要避免那些似乎大有前途但需要家庭资源匹配才能得以实现的“天坑专业”，应该首选那些有专业技术门槛、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工科专业。张雪峰观点赢得了大批家庭背景普通的考生及其家长的追捧，这背后暗含着这些考生对未来前程的选择倾向，即放弃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幻想，而脚踏实地谋求安身立命的保障。但这些言论也招致某些专家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会让青年人失去远大理想和奋斗精神。
普通家庭考生与专家的观点分歧，反映了面对市场风险和就业竞争不断加剧的大环境，青年人对未来前程的选择出现了社会性的分化。不同出身背景的大学生，在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追求就业稳定性及规避风险的趋同化理性选择的同时，又基于自身家庭背景和资源优劣做出差异化的就业决策；而因家庭资源优劣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分化后果。这就如同“张雪峰言论”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大量普通家庭出身的学子遵从建议，选择那些不一定有远大前程但相对有就业保障的学科专业，从而规避未来可能面临的激烈就业竞争；那些更有发展前景、经济和社会收益较高但同时具有更大不确定性的学科专业留给优势家庭子弟，从而让这些“二代”们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通过激烈的就业竞争获得精英地位。面对经济风险上升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激化，当今的大学生所做出的就业选择既受到共同感知的经济大环境影响，也受制于各自家庭背景，趋同的理性选择倾向和分化的理性决策，又会在劳动力市场产生社会分化后果。因而，探讨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需要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和劳动力市场环境，更需要深入分析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行为选择。
本文基于对“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查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从优绩主义、风险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解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分析背后的社会性根源及可能的社会性后果。
二、理论文献探讨与研究假设
随着我国青年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多数研究聚焦于青年和大学生就业趋势变化[2][3]、就业影响因素[4][5]以及相关对策建议[6-8]，对于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行为及其变化也有许多讨论[9-11]；但由于数据资料局限，多就某一方面问题或某一角度展开论述，全面、系统和跨年度趋势分析研究较少，且深入的理论分析较为缺乏。虽然大学生就业观念和行为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大学生本身的个体动机和对应决策同样会对他们的就业状况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性后果。本文基于对下述已有理论的探讨，尝试从理性选择的个人动机与社会结构制约因素的交互作用出发，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检验，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变迁及其就业决策的个体和社会影响因素。
(一)优绩主义与人力资本投资
要深入理解当前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行为，绕不开现代社会及其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一个主要通行规则——优绩主义(meritocracy)。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eal Young)在其《精英政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提出，迈克尔·杨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精英人才选拔发生了根本变化，前工业化社会的上层精英地位是基于世袭制的代际继承而获得，而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统治精英则是通过严格的人才选拔而产生，这一人才选拔的过程被迈克尔·杨称之为meritocracy，它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把高智商、能力强而且勤奋努力的人选拔出来并进行培养，经过层层考核评估，最终成为社会精英人才。Meritocracy最早被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治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教育家和科学家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并主导当时美国教育改革)基于meritocracy这种精英主义原则，确立了美国常春藤盟校选拔规则，即通过一些智商能力水平测试(如SAT等)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常春藤大学学习，而这些学生经过常春藤大学的培养，凭借常春藤大学文凭最终成为美国各行各业精英。由于meritocracy往往通过一系列量化的考试分数和资格评估方式衡量个人能力和成就，这一词汇后来被翻译为优绩主义或绩效主义。Meritocracy不仅盛行于教育领域的人才竞争，而且逐步延伸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比如企业绩效考核KPI)，成为现代社会精英选拔的主导原则。在优绩主义盛行的社会，文凭是衡量个人能力的标尺，通过层层考试获得不同等级的文凭，代表了个人能力的差异。这导致了文凭社会的兴起，文凭成为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工作机会，并由此取得相应的经济社会地位。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12][13]和信号筛选理论[14]，进一步解释了文凭在劳动力市场发挥的作用。通过各种努力取得的文凭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获取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回报，企业雇主也往往基于求职者的文凭，评估其能力水平并给予相应薪资和岗位。然而，教育扩张导致了文凭的通货膨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等级的文凭，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文凭的价值随之下降。面对文凭贬值，人们的直接回应是不断增加教育投入，以便获得更高等级的文凭，教育竞争成为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1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确立，优绩主义竞争规则逐步发展，尤其最近十多年在教育竞争和就业竞争中日益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分化日益突出，强化了人们的地位竞争意识；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转型(从高速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增速放缓)，使得机会竞争加剧。1999年我国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教育规模快速扩张，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高职文凭和本科文凭不断贬值。面对就业竞争加剧和文凭贬值的大环境，当今大学生采取的普遍性对策是推迟就业、加大和延长教育投资、增加个人的人力资本。针对当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变化趋势，本文提出“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假设”：
假设1：随着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大学生升学意愿不断增强。
(二)风险社会与风险规避
大学生在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对于就业前景的风险感知不断增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这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贝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告诫人们“风险社会”已经到来，风险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风险的不确定性[16]。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进一步指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17]贝克和吉登斯都强调了现代性的社会风险具有其客观性(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更重要的是具有主观建构特性，即风险是人们主观感知的结果，是一种风险文化[18]。所谓的风险，“指的是人们在自觉把握行动的前提下，对未来的不测情况有清醒的估计，并据此作出抉择”[19]。也就是说，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会影响其观念与行为。
经济增速放缓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就业风险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让还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产生了强烈的风险意识。风险意识必然伴随风险厌恶偏好上升，大学生希望尽可能地规避风险或减少风险[20]。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他们的就业选择显现出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21]，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逃离北上广深”现象。长期以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超大城市，因其工资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发展空间大、职业前景优以及良好的生活设施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等特征，成为大学生最为向往的就业和生活之地。然而，机遇伴随着风险，机会需要竞争获取，能够留在“北上广深”发展并且走上成功之路，需要经历激烈竞争、承受巨大压力。近年来这些超大城市的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新增就业机会减少，以往吸纳众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如教育培训、互联网经济、金融等产业，因政策因素或产业调整而出现萎缩或发展停滞。“北上广深”虽仍是大学生向往之地，但其生活成本、竞争压力、就业风险日益攀升，为规避失败风险，大学生在就业地选择上出现“逃离北上广深”倾向。从社会风险理论出发，针对当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变化趋势，本文提出“规避风险假设”：
假设2：随着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大学生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意愿不断下降。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稳定性和安全感
风险社会来临，风险意识上升，带来的另一个社会心态变化是安全感需求增强。面临不断上升的劳动力市场风险和未来不确定性，大学生更加渴望通过就业稳定性获得安全感。现代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开放统一，一些结构因素和制度安排导致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不同的部门，分布于不同部门的就业者在收入水平、就业保障、福利待遇和职业地位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莱斯特·图罗夫(L.C.Thurow)、德林格(P.B.Doeringer)和皮奥里(M.J.Piore)等人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两个部分：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收入高、就业稳定、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多、有职业发展前景；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收入低、就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缺乏晋升机会。[22][23]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制度屏障，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很难流动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相类似的另一种分割理论是W.阿瑟·刘易斯(W.A.Lewis)提出的正式经济部门与非正式经济部门的二元分割。[24]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经济部门分割，人们的就业状态被区分为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25]正规就业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正式经济部门，就业者具有就业稳定性，其工资、福利、权益等受到法律监管保障；非正规就业多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和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者缺乏就业稳定性，收入水平较低，工作风险高，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在经济出现波动时期，非正式经济部门和非正规就业者首先受到冲击，失去工作、收入下降的风险剧增，而且由于非正规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和劳动法制保护，成为经济风险上升时期最为脆弱的群体。相对而言，在正式经济部门中的正规就业者因为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法制保护，更易于规避经济风险。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其独特的制度特征，其最为突出的制度性分割是公有部门(体制内)与非公有部门(体制外)之间的分割[26]。公有部门是最典型的正式部门，体制内单位的正式员工是最典型的正规就业者，能够享有就业稳定性以及最好的福利保障，其中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甚至享有终身就业保障。与体制外就业相比，体制内就业虽然不一定确保高收入，但就业稳定性较高[27]。在经济波动时期，体制内就业成为人们规避市场风险的避风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体制内就业的这一优势体现得更加充分，具有强烈风险意识的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进入体制内就业，寻求安全感和稳定性。有鉴于此，针对当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变化趋势，本文提出“追求安全感假设”：
假设3：随着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上升。
(四)职业搜寻理论与慢就业
慢就业是近年来大学生就业行为中表现日益突出的一个现象。“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18-2022年，大学毕业生半年后未就业率从14.2%上升至20.3%，也就是说，2022年约五分之一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处于既未就业也未升学的慢就业状态；同时，该调查还显示2018-2021年四届毕业生在2021年底有12.5%从未就业，47.3%于毕业当年就业，7.1%于毕业一年后就业，2.7%于毕业两年后就业，0.7%于毕业三年后就业。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数月甚至数年处于慢就业状态。
对于慢就业现象，以往人们采用职业搜寻理论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28]，寻找工作的人并不能立即找到与其资历相匹配并且达到其期望工资水平的工作岗位，求职者需要花时间收集劳动力市场信息，经历不断的求职应聘过程，最终获得满意的工作[29]，这一求职过程导致了慢就业现象。慢就业会产生边际成本(需要付出时间、金钱等)和边际收益(最终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30]，一定时限的慢就业可以在付出较少边际成本的情况下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但是慢就业持续时间过长，边际成本会大幅上升而边际收益递减。
职业搜寻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当前我国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据2022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统计，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中，只有37.9%在继续找工作(符合职业搜寻理论所说情况)，而另外的37.3%在进行升学备考(如准备考研、专升本或海外留学等)，6.3%在进行非升学备考(如考公等)，3.9%参加各类培训课程。这说明接近半数慢就业大学毕业生不是在找工作，而是在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一部分是应届毕业生考研失败转而“二战考研”，另一部分是应届毕业生找工作遇挫转而升学备考，还有一些是准备考公考编或各种职业资格考试、考证，也有一些是在几种选择中来回转换。这说明当前大学生慢就业与传统意义上“工作搜寻过程”的慢就业有所不同，与另外一种青年不就业现象——“尼特族”①也不同。当今大学生慢就业的主流是学校教育之后的延续人力资本投资，是为继续追求更高学历做准备或为谋取某些就业岗位做准备。这种慢就业的持续时间更长，需要投入的边际成本更高，是否成功(边际收益)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就业竞争激化、文凭贬值以及学校教育不能满足特定就业岗位要求，迫使部分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不得不选择推迟就业，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与学校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不同，可称之为延伸性人力资本投资。就此，针对当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变化趋势，本文提出“延伸性人力资本投资假设”：
假设4：随着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接受慢就业状态。
(五)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理论与社会分化的就业选择
前述理论及其研究假设基本符合经济学家解释个体行为动机的基本原理——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人们基于理性的思考、有效的判断、精明的成本收益计算，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面对经济风险和就业竞争加剧的大环境，大学生作为理性经济人，纷纷选择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规避市场风险、追求安全感和不断延长的慢就业，这成为众多大学生个体的趋同选择。然而，正如开篇所强调的，个体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有时会导致与期望结果相反的集体性后果。大学生就业的趋同选择，不仅没有降低风险、弱化竞争，反而进一步激化竞争、增加失败风险几率和不确定性，并需要人们不断加大成本投入。这样的结果被媒体称为“内卷化”，即人们不断增加投入，而收益则不确定或者越来越小。“内卷化”使大学生就业的趋同选择出现社会分化，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对成本收益的考量有所不同，从而在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规避市场风险、追求安全感和慢就业等方面表现出差异。这就如同张雪峰所建议的，上大学选专业要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通家庭子女与能够提供资源支持的家庭的孩子要做不同的选择。同样，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就业选择趋同化大势下也走向不同的分支。
社会学家提出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31]有助于理解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现象。经济学家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们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做出决策，社会学家则认为在成本和收益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性因素也对人们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分层理论家里卡德·布林(R.Breen)和约翰·戈德索普(H.J.Goldthorpe)等人强调了社会分层因素对个体教育决策的影响。他们指出，个体的教育决策——是否选择继续教育投资以获得更高学历——不仅取决于成本和收益因素，而且也受制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状况[32]。上层和中产阶层成员对子女教育寄予更高期望，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愿望使子女保持他们的身份地位或者争取更高的身份地位，并且无法容忍子女社会地位的下降，比如大学教授或企业高管难以接受其子女成为普通工人或农民。这种强烈的身份地位维持动机使他们更愿意增加子女教育投资，尽管教育收益下降(文凭贬值)、教育成本不断上涨(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越来越多)、教育竞争趋于内卷化，有时成本已经高于收益，上层和中产阶层成员仍然持续增加教育投入。普通工人和农民等中下阶层成员虽然也想努力支持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是当教育竞争越来越内卷化、需要投入的成本与其收益越来越难以平衡，他们更可能因自身资源有限难以继续投资子女教育，从而接受子女将来处于像他们一样的较低阶层地位。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理论还强调，不同阶层地位的人对竞争失败几率的预判也有所不同，并影响他们的行动决策。内卷化竞争越来越使人们意识到竞争胜出需要持续的、大量的成本投入，而阶层地位较低、家庭背景较为弱势、家庭资源较为缺乏会使人们预先估计自身成功的几率较小而放弃竞争机会。
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理论的上述分析逻辑也适用于解释当今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基于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理论，本文提出“就业决策社会分化假设”，即在教育和就业竞争内卷化趋势下，家庭背景差异会导致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社会分化，其中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经济资本越多，承受市场风险能力越强，越可能竞争“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有较强的能力通过慢就业延伸人力资本投资；与此相反，家庭经济资本越少，风险厌恶倾向和安全感需求越强，越可能选择“逃离北上广深”和体制内就业。
假设5.1.1：家庭经济资本越多，大学生一线城市就业意愿越强。
假设5.1.2：家庭经济资本越多，大学生越可能接受慢就业。
假设5.1.3：家庭经济资本越少，大学生“逃离北上广深”倾向越突出。
假设5.1.4：家庭经济资本越少，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越强。
在优绩主义盛行的文凭社会，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教育投资意愿和就业选择有重要影响。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论证了文化资本在阶层地位代际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3]，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大学生及其家长的地位维持意愿越强，越有可能不计成本地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延伸人力资本投资，并且更相信凭借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优势(更高学历文凭)取得就业竞争能力，也更倾向于争取“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同时对体制内就业的安全保障需求较弱。
假设5.2.1：家庭文化资本越多，大学生选择继续升学意愿越强。
假设5.2.2：家庭文化资本越多，大学生一线城市就业意愿越强。
假设5.2.3：家庭文化资本越多，大学生越可能接受慢就业。
假设5.2.4：家庭文化资本越多，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越弱。
前述讨论提及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突出特征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这一制度特征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家庭资本——体制资本，即父亲或母亲就业于体制内单位，从而家庭可能拥有体制内社会关系资源、了解体制内就业信息和选拔规则，这些有利条件会增强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同时，体制内就业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比如要考公务员、要考事业单位编制并且有更高学历要求，即需要延伸性人力资本投资，因而更可能选择慢就业。
假设5.3.1：拥有家庭体制资本的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更强。
假设5.3.2：拥有家庭体制资本的大学生，更可能接受慢就业。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种制度安排，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虽然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松动，但是对于机会和资源分配结构仍然具有持续影响，城乡不平等根深蒂固。因此，城乡出身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资源差异，并对个人成长经历产生多方面影响，从而有可能导致大学生就业观念的不同。本文把大学生来源地分为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以此代表家庭的城市化资本。相对而言，来自城市家庭的大学生(拥有较多家庭城市化资本)对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待，更有条件持续教育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生(缺乏家庭城市化资本)因家庭资源有限，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就业取向更注重安全感和规避风险。
假设5.4.1：家庭城市化资本越多，升学意愿越强。
假设5.4.2：来自城市家庭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一线城市就业。
假设5.4.3：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逃离北上广深”。
假设5.4.4：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最强。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所采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与多所高校合作实施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简称PSCUS)。该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也是国内唯一一项全国性、持续性的综合性大学生追踪调查。调查自2013年正式启动，每年11月实施一轮年度追踪调查，目前已完成十个年度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2013年基线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抽选12所高校(包括4所“985”高校、4所普通本科高校和4所高职院校)，2018年及之后年度调查逐步增加到24所高校(包括9所“985”“211”“双一流”高校、6所普通本科高校和9所高职院校)，包括23 981个在校生样本和10 299个毕业生样本②。该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代表性，其中各个年度的就业观念与行为测量指标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从而可以进行跨年度、长时期的就业观念和行为变迁研究。
(二)数据分析策略
本文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行为的变化趋势，选取PSCUS调查数据库中基线调查抽选的12所高校调查样本，这12所高校抽选的调查对象(样本数量约为11 186)接受了2013-2022年十个年度的调查，基于各个年度大学生就业选择的比例变化，初步探查过去十年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变化趋势。
第二部分数据分析是把12所高校的2018-2022年调查数据合并，共获得43 658个有效样本，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最近四年大学生就业选择变化趋势，检验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假设、规避风险假设、追求安全感假设和延伸性人力资本投资假设，反映大学生就业行为理性选择的趋同趋势。
第三部分数据分析聚焦于当前大学在校生就业观念及其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选取2021年度PSCUS在校生调查数据，包括24所高校的23 981个调查样本。这部分数据分析基于多个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理性选择的社会分化假设，考察家庭文化资本效应、家庭经济资本效应、家庭体制资本效应和家庭城市化资本效应，反映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市场风险和就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理性选择出现社会分化。
(三)变量
本文的回归分析设置四个因变量，分别为“是否毕业后选择升学”“是否毕业后最想进体制内就业”“是否毕业后最想去一线城市就业”和“找不到满意工作是否会选择慢就业”，以此检验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假设、规避风险假设、追求安全感假设、延伸性人力资本投资假设和就业决策社会分化假设。
这四个因变量是在原有数据基础上生成的新变量。“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在校生调查问卷中有关就业意愿的一个提问为“未来毕业后最倾向的打算”，回答选项为“国内升学”和“国外学习”归类为“毕业后选择升学”，回答选项为“参加工作”“自主创业”“还没想好”和“其他”归类为“选择不升学”。在校生调查问卷中的另一个提问为“毕业后您最想去的工作单位类型”，回答选项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和“军队”归类为“毕业后最想进体制内就业”。有关就业地选择提问是“毕业后您最想去的工作地”，回答选项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归类为“毕业后最想去一线城市就业”。慢就业态度通过下述提问测量：“如果毕业后3个月还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您最可能会选择”，回答选项为“先不工作，继续求学”和“继续找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归类为“接受慢就业”，其他选项如“只好接受不满意的工作”“创业”“不知道”和“其他”归类为“不接受慢就业”。
本文自变量包括：父母受教育年限(测量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条件(测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体制内就业(测量家庭体制资本)和高考前家庭居住地(测量家庭城市化资本)。另外，回归模型分析还纳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包括学校类型(分类为“985/211”高校、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性别和户口。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大学生就业选择变化趋势
基于2013-2022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各年度数据，图1显示了大学生就业选择在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一线城市就业和慢就业等四个方面的变化趋势。2013-2022年，大学生继续升学意愿稳步走高，体制内就业意愿在波动中上升，“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业意愿先上升后下降，慢就业接纳度持续上升。在变化过程中，2018年似乎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显示了经济增速放缓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大学毕业生追求安全感(选择体制内就业比例大幅上升)和规避风险意识(选择一线城市就业比例明显下降)增强。而在2018年之前，选择体制内就业的比例一度有所下降，选择一线城市就业比例持续上升。
图1 2013-2022年大学在校生就业选择变化趋势(%)
不过，2018年以来选择继续升学和接受慢就业的比例增长趋势似乎不太明确，2021年和2022年这两项比例有所回调，但这并不说明大学生持续人力资本投资和延续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下降。调查项目组通过质性访谈发现，2021年和2022年在校生选择继续升学和接受慢就业比例下降，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封控的影响，许多高校在校生经历了长期、严格的校园封控，对继续求学和慢就业考学产生厌烦心态，这在2022年底表现得最为突出。虽然在校生选择继续升学和慢就业的比例略微下降，但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这两年应届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和慢就业的比例继续增长，持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大学生推迟就业而选择继续升学或者慢就业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迫于外在大环境的压力做出的被动选择。
(二)经济风险加大导致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
为了进一步验证2018年以来由于经济风险上升导致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化趋势，即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规避风险意识上升、安全感需求增强和延伸人力资本投资，本文分别以“选择继续升学”“选择体制内就业”“选择一线城市就业”和“接受慢就业”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显示2018年以来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变化趋势，数据分析结果列于表2。
表2中模型2和模型3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显著增长，“逃离北上广深”趋势日益突出。比如，在控制了学校等相关变量的情况下，与2018年相比较，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大学生最想去体制内就业的比率分别上升27%、61%、78%和68%③；与2018年相比较，2021年和2022年大学生最想去一线城市就业的比率分别下降17%和23%，2019年和2020年则没有明显变化。
模型1和模型4数据显示，大学生选择毕业后继续求学或接受慢就业越来越多，虽然因疫情封控心态的干扰，2022年回归系数比2020年和2021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高于2018年或2019年。比如，在控制了学校等相关变量的情况下，与2019年相比较，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大学生选择继续升学的比率分别上升19%、26%和10%；与2018年相比较，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大学生接受慢就业的比率分别上升6%、19%、20%和7%。
表2数据分析结果充分验证了“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规避风险意识上升”“安全感需求增强”和“延伸人力资本投资”等4个假设，说明2018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冠疫情影响，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了上述四方面的趋同化。
(三)就业竞争加剧带来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
2018年以来经济风险加剧导致大学生就业选择趋同化，而选择的趋同化又加剧了升学和就业竞争。当竞争进入内卷化阶段，趋同化理性选择又将出现社会分化。表3的四个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体制资本和家庭城市化资本对大学生选择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一线城市就业和慢就业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就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趋同化的大趋势下，就业决策出现社会分化。
表2模型1的分析结果显示，在选择继续升学方面，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明显，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继续升学的意愿越强——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选择继续升学比率上升4%，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选择继续升学比率上升6%；家庭城市化资本也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城市生源大学生继续升学意愿最强，而农村生源大学生继续升学意愿最弱，来自城市、县城和乡镇的大学生选择继续升学的比率分别比农村生源大学生高57%、33%和15%；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没有表现出更强的继续升学意愿。
模型2数据显示，在选择体制内就业方面，家庭体制资本的作用十分显著，父母(尤其是父亲)在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明显高于父母未在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父亲在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想去体制内就业的比率提升40%，母亲在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想去体制内就业的比率提升15%；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也具有显著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正向作用而是负向作用，即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低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和差的大学生(比率下降19%)，母亲教育水平越高的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低于母亲教育水平低的大学生(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比率下降3%)；家庭城市化资本也表现出负向作用，来自城市、县城和乡镇的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低于农村生源大学生(比率分别下降34%、8%和16%)。换句话说，最想去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有两类，一类是拥有家庭体制资本(父母在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另一类是最缺乏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农村大学生。
模型3数据显示，在选择一线城市就业方面，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城市化资本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拥有较多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城市化资本的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意愿明显高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城市化资本较少的大学生，即缺乏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城市化资本的农村大学生最可能选择“逃离北上广深”。
模型4数据显示，在接受慢就业方面，家庭经济资本作用十分显著，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选择慢就业的可能性高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大学生选择慢就业的可能性又高于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和体制资本也有作用，母亲教育水平越高越可能接受慢就业，父亲在体制内就业更可能接受慢就业。这说明，拥有较多家庭资源的大学生更有条件慢就业，从而也更可能选择慢就业、考研或考公。不过，家庭城市资本在这方面显示了微弱的负向作用。
上述数据分析验证了就业决策社会分化假设，前文提出5.1的四个子假设、5.2的四个子假设、5.3的两个子假设和5.4的四个子假设都得到了数据支持。这充分说明，面对经济风险加剧和就业竞争激化，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就业选择存在社会分化，家庭阶层地位不同并拥有不同类型家庭资本的大学生，地位维持意愿不同、承受经济风险能力不同、安全感需求不同，从而在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逃离北上广深”和慢就业等方面表现出差异化。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了四个方面的趋同化，即推迟就业选择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逃离北上广深”倾向不断发展和慢就业接纳度越来越高。这反映出大学生面对激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采取持续和延续人力资本投资的应对策略，以及规避市场风险和追求安全感的心态特征。
从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这种变化趋势是大学生在经济风险增强、优绩主义盛行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宏观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关注社会结构影响作用的社会学家提出了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理论，解释了个体理性选择的具体决策行动深受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在趋同化选择导致升学和就业竞争趋于内卷化的情景下，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体制资本和城市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充分验证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特征。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大学生及其家长的地位维持意愿较强，更可能不计成本地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延伸人力资本投资，更倾向于争取“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同时对体制内就业的安全保障需求较弱。拥有较多家庭经济资本的大学生，承受市场风险能力较强，更倾向于竞争“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对体制内就业的安全保障需求较弱，同时也有较强能力通过慢就业延伸人力资本投资。拥有家庭体制资本的大学生，在竞争体制内就业机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对他们来说，选择体制内就业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全感需求，而更重要的是家庭社会地位的延续以及在熟悉规则的领域谋求个人发展机会。拥有较多家庭城市化资本的大学生，对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待，更有条件持续进行教育投资，更有意愿争取一线城市就业；来自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因家庭资源有限，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就业取向更注重安全感和规避风险，体制内就业意愿很强烈，“逃离北上广深”倾向最突出。
上述研究发现说明，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深受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存。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那些农村生源大学生以及缺乏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大学生，因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安全感需求较高和风险厌恶偏好较强，而更多地想去体制内就业并更可能选择“逃离北上广深”，这种选择倾向在体制内就业机会竞争白热化的情境下，显然面临更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和更高的失败风险，“逃离北上广深”虽能规避风险，但也可能失去最有发展前景的机遇。拥有较多家庭资源的大学生表现出选择的多元化，各自发挥其家庭资源优势，争取最好的发展机会并确保更高的成功几率。
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个体选择也会对就业结果产生作用，特别是众多个体选择表现出趋同化，必然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结构，从而进一步激化竞争。竞争激化到内卷化程度，又引发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而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又可能带来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后果。这里显示出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个体行动为宏观结构因素所制约；另一方面，个体行动趋同与分化又可能延续、强化或再塑社会结构。“张雪峰现象”给今年高考录取带来的影响效应就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相互作用的一例佐证。由于大量普通家庭的考生在张雪峰建议下，报考有较高就业保障的工科专业，使这类专业竞争加剧，同时这类专业的应用领域也局限了这些家庭背景普通的考生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往那些竞争激烈的热门专业因大批家庭背景普通的考生的规避，有可能给优势家庭子弟增加成功几率和“捡漏”机会，而这类高收益的热门专业又可能成为他们通往精英阶层的门票。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也有可能产生类似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仅显示出结构对行动的作用，而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对其就业结果及其社会结构的影响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探讨。
注释：
①“尼特族”(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简称NEET)，指既不就业也不上学或培训的状态。
②在校生样本指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毕业生样本指已经离开学校的毕业生，包括11月份调查时已经离开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校生样本和毕业生样本不重合。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呈现在校生样本分析结果。
③该处百分比由表2模型1回归系数转换为Odds Ratio所得，如27%为Exp(0.266)=1.266，61%为Exp(0.474)=1.607，78%为Exp(0.577)=1.78，68%为Exp(0.517)=1.678，等等。下文数据解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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