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伐胜果越多，国民党政权高层之间的纷争也越多，直至形成南昌和武汉两个争持不下的政治重心。党在哪里？军在哪里？在南昌、武汉“两个中央”僵持之际，武汉方面过“左”的行为，使军事将领对共产党利用党军体制渗透军队的恐惧，超过对蒋介石的恐惧。军事将领正好以反共的名义，把打击矛头指向他们一直戒备很深的党军体制。武力主导下的政治兴衰逻辑一旦形成并强化，党军体制则日渐成为军权的附属物。
［关键词］党军体制 鲍罗廷 蒋介石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行出师北伐，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11月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设南昌。12月13日，政治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1927年1月3日，蒋趁张静江、谭延闿等途经南昌之机，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陈公博认为：“那时南昌和武汉俨然是对峙着两个中央，在南昌有中央党部，而在武汉则有联席会议。” 陈公博“两个中央”之说用“俨然”修饰，表明两个中央虽非实指，但国民党政权出现武汉和南昌两个重心，则是不折不扣的实情。两个重心，一以鲍罗廷、邓演达、唐生智等为首，二以蒋介石、张静江等为代表。两个重心的源头，一是1925年7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二是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的总司令部。两个重心相持至1927年3月15日蒋离开南昌前往安徽、江苏及上海，又持续至4月18日新的政治中心南京政府出现。至此，两个中央从“俨然”变成实况。基于此，本文将探讨的时段定为1926年12月13日至1927年3月15日，并在逻辑上适当前溯与后延。两个重心争持时期，出现“党在哪里”“甚（什）么人代表党”“党的真实力量在甚（什）么地方”的发问。这些发问，对与党关联十分密切的党军体制而言并非福音。
在武汉、南昌“两个中央”僵持之际，党义的模糊、党权的分散、领袖的争斗，随着北伐胜利进军而大增：“杭州占领，军事胜利……而政治与党务之困难，反因军事胜利而益增。”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军事实力派对共产党人利用党军体制渗透军队的恐惧，超过对蒋介石的恐惧。军事将领正好以反共的名义，共同把打击矛头指向他们一直戒备很深的党军体制。学界对这一特殊时段的党军体制，极少给予关注。本文写作目的是，理清“两个中央”争持时期党军关系的演变路线、官兵心理变动的轨迹，由此体认党军体制步步变易，直至倒在“血泊”之中的多重因由，以及对国民党政权日后的影响。
一、“两个中央”与“党在哪里”溯源
1894年兴中会建立后，国民党的党名多次变更。深层次的根由，固然与革命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党内高层的歧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国民党的中央组织机构虽然有很强的革命发动能力，但没有如同布尔什维克那样严密的组织规章，更没有如同布尔什维克那样权威的中央机构。党的凝聚力，很多时候靠孙中山个人的纵横捭阖：“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其实也不存在。”“即我们到来以前，三四年前，孙逸仙认为，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他能够把核心力量，主要是军人中的核心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 这些都意味着，孙中山在哪里，国民党的重心就在哪里。但这种重心，特别是党对军人的凝聚力，并不是孙个人认为的那样强而有力。相反，大元帅府“一举一动都要受军方的支配，而军方的大多数对国民党政策不以为然”。领袖和党对军人有限的管控能力，是产生“党在哪里”及“两个中央”最深层次的根源，这使党军体制先天性贫血。
1923年底，苏俄明确国民党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公开暗示对国民党的支持，取决于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状况。莫斯科同时提出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即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样可以增强国民党的革命色彩和军队的向心力与战斗力，也使苏俄增强了对国民党的话语权，并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铺垫了理论来源。而孙中山及国民党自与苏俄合作之始，就没有放松警备之心。孙以杜绝苏俄输出阶级革命，避免在中国复制苏维埃制度，作为联俄容共的前提。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行为，孙作过较为严厉的批评和告诫。尽管孙的本意是借容共而溶共，但理论、组织等方面的容共，模糊了国共之间的组织和理论边界，是造成“党在哪里”及“两个中央”又一深层次的根源，埋下了党军体制因国共之争而容颜大改的种子。
为强化党力，推进革命，国民党借鉴苏俄党政军模式，1924年召开一大，集党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最高党部。孙中山借鉴苏俄红军经验，组建党军，设置党代表、政治部和特别党部，以党权制约军权，目的是建立政治支配军事、文主武从的政治军事架构。因中执会人数偏多，召集不便，孙中山于1924年7月另设政治委员会，党内大权开始由中执会转向中政会。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邹鲁抨击：“政治委员会蔑视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此，干涉监察委员行使职权如彼。”由此引发邹的追问：“党权尚复在党部吗？” 这是改组之后，党内高层对“党在哪里”“党权在何处”较早的质问。邹鲁等人是西山会议派的要角，强烈反俄反共，党内资格老，尽管没有军事实力，但一旦联合起来，也能够和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等相抗衡。而军事实力派一旦和这批人抱团，也能和蒋介石等较量。这批人成为国民党“清党”的最早提出者，也是发问“党在哪里”的源头之三。
蒋介石借助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3月的三二○事件、5月的“整理党务案”、7月开始的北伐等系列组合行动，相继担任党政军各方面的要职。党权方面，1926年北伐前，蒋一跃而为中央组织部长、中常会主席。军权方面，蒋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上既有管控各军党代表之权，又有掌管军政和军令之权。到9月，“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蒋一直以孙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有人“在党军、东征军、黄埔军校内有意与无意之间就喊出了蒋校长是孙总理的继承人的口号”，前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在北伐初起时，“希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凯末尔”。面对苏俄顾问、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西山会议派等的挑战，作为党内最重要实力派别的蒋介石及其总司令部，成为发问“党在哪里”的源头之四，且声音最为洪亮。
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异军突起，有人羡慕，有人担心，有人妒忌。陈公博曾记录与李济深、谭延闿在北伐初的对白：“我在出发之前，曾经和李任潮和谭祖安谈过一次话，他们的态度可以表示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你看我们真到了长江，介石会怎样呢？’任潮默然了许久才问这一句话。‘我也难说，我看还是那样罢。’……谭祖安先生的态度更是鲜明，在北伐誓师的前一天对我说：‘到了长江，介石是没有办法的，要是在长江搅不久的人到了长江，那里有好办法！’祖安先生虽然老成而浑厚，有时高兴起来，也难免露出自负的神气。或者祖安这一句话未必就表示只有他才有办法，不过对于蒋先生不满意那是很显然的。北伐已到了长江，各军都慢慢要扩张，各有扩军之心，而又怀有自危之念。”这段对白表明其他几个军的军长都相信北伐会拿下长江中下游地区，对蒋介石或者增加戒备之心，或者准备看他陷入窘境，并希望由自己取而代之，更是直接点出“党在哪里”这一疑问的生成源头之五，即后起的军事实力派对党权和政权的逐鹿。除了谭延闿等少数人，南方革命军队的许多统帅，比如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李济深等人，虽然从事军事工作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崛起成为国内瞩目的军事实力派，主要是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短短数年间。这些人，在局促一方时，对汪精卫等老资格的文人领袖非常尊重，甚至顶礼膜拜。这在李宗仁和黄绍竑的回忆录中，均能清晰地感受到。一旦军事实力派地盘大增，具备问鼎中原的军力，再看汪精卫时，则变脸如同翻书一样。李、黄对汪的敬重，没有延续太久，1927年即变为：“4月5日……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 这些武人，在部队规模有限时，对“党在哪里”没有发问的实力，但在北伐战争中，军事力量迅猛增加，对“党在哪里”很快具有干预的能力，加之在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逐、三二○事件、南昌武汉斗法等一连串事件中，一步步感受到军事力量对党权、政权的决定作用，故而成为问鼎党权、逐鹿中央的实力派别。这些军事实力派既是发问“党在哪里”的源头之五，又是党军体制的主要反对者和掘墓人。
二、“两个中央”与“党在哪里”
无论孙中山生前还是身后，“党在哪里”一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孙生前常被军人反噬或反制，由其勉强合而为一的党权、政权与统帅权，即使经过改组，仍然是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自从总理于十三年春间改组国民党以后，方才将权力渐渐集中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是杨希闵、刘震寰猖狂，党的权力不能实现于军事政治各方面。” 东征告捷和对孙的纪念活动，使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了一定凝聚力。尽管有高层歧见和政争，国民政府还是增加了号令军事将领的权能。在政治委员会指导下，国民政府使党权具备了一定实质性内容，不再是孙时代的空洞名义。但是，胡汉民和汪精卫、廖仲恺的内争严重阻碍着党权的集中。1925年8月20日，总党代表廖仲恺遇刺。9月中下旬，胡汉民离开广州。孙病逝后，党内文人的力量不仅未形成合力，反因内耗而分解。1926年三二○事件后，在几支军队领导人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严守联合战线”“皆表赞成” 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委员会在22日没有接受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总党代表汪精卫对蒋介石“造反”（诸如未经党代表副署而调动军队）的申诉，反而议定汪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事件颇为残酷地表明，党政军最高负责人、自认代表中央的汪精卫，事前影响不了军人的行动方向，事后指挥不动军事实力派。在军事实力派的眼中，中央不能利用党军体制动摇他们对军队的掌控。在这个前提下，军事实力派对中央表示一定的尊奉。否则，决定“党在哪里”答案的，不在党军体制的规章条例，而在军事实力派的枪炮之中。
1926年10—11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南昌后，随着地盘增加、队伍扩大，最高层围绕党权的政治摩擦日益增加。及至1926年底，鲍罗廷和政府核心人物从广州北上，驻地周围随处可见“列宁精神活在我们中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之类满含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标语。1927年初，武汉方面欢呼政治顾问鲍罗廷“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1926年12月13日至1927年2月21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合组的联席会议，和南昌的总司令部及中央政治会议之间，纷争迭起。在蒋介石看来：“中央在赣，彼辈乃利用所谓因革命的需要而产生之联席会议，否认中央一切议案；中央在汉，则中央复一变而为神圣。似此狐狡狐猾，予取予求，名为提高党权，而党权堕于无地；名为拥护党权，中正实不知党权之谁属。” 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则认为：“我们这次北伐的结果，军事势力超过了党的发展，超过了政府，超过了一切，这是我们党的非常危险，也就是中国革命前途的非常危险……有很多的事情，通通不拿到党内来解决，不拿到政府来解决，只凭一两个人私自任意办理。” 这些纷争，无不打着党权的旗号。两方都认为自己在护卫党权，是中央所在地，而两方又都有言之成理之处。
孙中山去世后，鲍罗廷不仅从幕后直接走向前台，而且在三二○事件汪精卫出国后，更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武汉联席会议的核心人物。共产党人同样走向前台，在联席会议中大出风头。这不仅激化了和蒋介石总司令部的矛盾，更让国民党内一向反对联俄容共的元老找到靶子和借口。对国民党政权走向的担忧，成为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发出“党在哪里”这一疑问的直接导火索。党内合作、党中有党的方式，使共产党成为许多国民党人的共同敌人，从而使主要由共产党人任职的党军体制，处于表面红火、实则暗流涌动的处境。在武汉、南昌的喧嚣声中，党在哪里？中央又在哪里？每一方的辩词，又无不存在着任性及对党权的损伤。而对党权的挤兑与伤害，最终危及的又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
多重纠纷中，武汉方面朝着蒋介石的代理人张静江猛烈开炮：“却也不直接攻蒋，借口张静江做了中常会主席的缘故，高呼着请张静江交还党权给中央。” 2月15日，武汉方面继续进攻：“致本党纪律威信被张静江破坏无余，中央党部的威信与尊严皆被所蹂躏殆尽。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整个集权中心机关，既有常务委员会对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委员会对代表大会负责，无固定主席之必要。兹为纠正主席之过失，维持本党中心力量起见，请恢复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之原状，不使个人有操纵党权之弊。” 武汉方面炮打张静江，理由是中央党部的威信被主席蹂躏殆尽。对此开列的药方是中央不设固定主席，改为委员制，大家轮流坐庄。武汉联席会议对中常会主席的进攻，背后是对蒋大权独揽的不满。联席会议的进攻夹杂着大量情绪化的宣泄和非理性的一面，比如把主席和党的不安宁硬性捆绑在一块。当然，联席会议坚持中执会为党的中心，这一原则是理性的。
武汉方面一边高唱党权，一边攻击中常会主席，这不免使许多党员困惑不解。2月17日，武汉方面的要人邓演达记录道：“现在在‘提高巩固党的威权’‘服从党的指挥’的口号高唱入云、澎湃汹涌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许多不明白的同志，头脑不清楚的同志在瞎想，在心里头不高兴，或者简直说：‘不错，你们说的都是好听，都是对的，我也愿意这样去做，但是党在哪里？甚（什）么人代表党？党的真实力量在甚（什）么地方？’” 邓引用的他人话语“党在哪里”“甚（什）么人代表党”“党的真实力量在甚（什）么地方”，实则是“党在哪里”多重源头中，众多党员对国民党与苏俄关系、国共关系、党内权力争斗、党的重心所在等一连串重大问题的集体发问。理不清这些问题，“党在哪里”等问题就难以找到答案。这些困惑，如果来自部队官兵，就会造成军心浮动，很容易引起军事将领高度的警惕与猜忌。
到1927年2月，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在苏俄帮助和国共联合推动下战果丰硕。但和1925年蒋借着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迅速积聚起人气和权力大不一样的是，尽管“革命军胜利的声浪震撼全国，虽妇人孺子亦能举蒋介石之名并附会以许多神话”，但随着战果的增加，党内对蒋的攻击越发增多。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制。前者改为常务委员制，后者改为主席团制。为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军事委员会由隶属国民政府，改归中执会。同时废军人部，由军委会下设总政治部，统领各部队政治工作。鉴于蒋利用政治会议与武汉斗法，全会决定政治会议恢复为政治委员会，置于中执会和中常会之下，同样不设主席。
对于武汉方面强化党权、抑制蒋军权扩充的决议，李宗仁认为：“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需抑制。” 海外有学者认为：“3月10日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一直是人们观念中的所有军事权力的执行机构，但它粗暴地要求军官们只服从自己的命令，不得听从其他军事领导人的指挥，充分表明了委员会的虚弱。这些毫无效力的声明、要求和命令，在上海和南京几乎没有引起波动。而武汉却出现了采取更大行动的机会。”“更大行动”指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武汉方面“经鲍罗廷同意立即签署逮捕蒋介石的密令，该密令交给了共产党员林伯渠——蒋介石主力军之一的党代表”。如果这一命令能够顺利实施，说明武汉中央以党领军、以文制武还能推进下去。如果这一命令不仅不能实施，反而激化和南昌方面的矛盾，就会使党权的形象进一步受损。尽管这个党权，掺杂了苏俄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因素，但其行事主体依然是国民党，这也是李宗仁称呼“党中央”的缘由所在。
武汉与南昌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党权的化身，是三民主义的正统践行者。争执不下的矛盾表明，“党在哪里”“甚（什）么人代表党”，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一政治力量的拷问，而是国共合作、中苏合作、党内权争交织之下，多种政治力量的拷问。每一方拷问者，都把其他政治力量当作党权的践踏者。这种拷问，不是出现在北伐之前，而是出现在北伐战功赫赫，国民党在全国影响力日益上升的关口。在这样一种骑在马上打天下、定天下的时局中，党员找不到党、找不到党中央、找不到党的真实力量在什么地方，固然是夸张之论、有矫情之意，但又不能不说是国共合作、中苏合作、党内权争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到了一个必须决出胜负的转折点。武汉方面的“更大行动”，就是“逮捕蒋介石”；而蒋则要求遣返鲍罗廷。这样一种对党、对党中央、对党的真实力量的共同“寻人”，会给军队官兵带来连片的对政治、信仰、权威的质疑。最终这把质疑的利斧，又会指向既有制度漏洞，及已经遭遇军权接二连三冲击的党军体制。这种集体的迷惘与拷问，无疑是因信仰多端、组织多元而起，又裹挟着党内高层文武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在这样的质疑、拷问声中，无论是苏俄顾问，还是国共两党，或者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没有一方是纯粹的获利者。不管是玩火者，还是观火者，都可能因风向左右摇摆而波及自身。党权的游离与分散，自然带来军权的动荡与分离。而这又会使军事将领为强化对已经离心的部队的掌控，把打击矛头指向带来人心异动的党军体制。
三、军在哪里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极度重视军事工作的孙中山，有时会遭到军事将领的反噬，找不到忠于革命党的军队。在苏俄帮助下，1923年下半年，孙意识到，要治疗旧式国民革命反复发作的病根，即党与军的分离，一要改组党，二要引入苏俄党军体制，“实行由党建军”， 军围绕党转，服务于党。党军体制既符合苏俄的需要，也有助于增强国民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控，还为中共从事军事运动、改造国民党军队提供了舞台，因而得到多方的认可。
但在中国，党军体制完全是个新东西。除蒋介石外，1924年时没有其他军事将领愿在自己的部队先行推进。这些部队都实行雇佣制，将领们一向把队伍看作私有财产，担心党军体制分割军权，使军队脱离自己的手心。1925年8月，南方几支以建国军命名的武装力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但私属性依旧很强。与国民政府主席、总党代表汪精卫欲以党军体制增强对军事将领的监管类似，蒋介石也曾计划以黄埔学生推进其他几支军队的政治工作。蒋的如意算盘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打破。各军既为了抵制蒋，也为了抵制总党代表和总政训部，纷纷自己开办政工培训机构。这些刚引入党军体制的军队，随即违背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任命的规章条令，改由部队首长指定政工负责人。这意味着对党权的挑战、对总党代表和总政训部主任职权的侵夺、对党军体制的篡改，不仅仅来自蒋，更来自其他军事将领。这些军事将领既抵制打着党军体制旗号的文人汪精卫，也排挤打着同样旗号的武人蒋介石。这样做的用意，说来也简单，就是怕军队脱离自己的控制。
北伐开始后，李宗仁的第七军、唐生智的第八军势力迅速壮大。尤其是唐，取蒋代之的念头随着军力的增长而增长。为强化对各军的掌控 ，1926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符合蒋意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条例再次重申，北伐各军均设党代表。1926年10月14—28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10月18日，广州联席会议通过中央军人部提议的《中央派赴新成立各军工作特派员条例》。按性质，特派员派遣分两种：1.师以上特派员，由中执会主席署名及军人部部长副署派遣；2.团以下特派员，由军人部委任后，呈报中执会备案。特派员对中央党部、军人部负责。该条例由广州联席会议颁布，既有利于中央党部，更是蒋打算对新成立各军增强控制的表露。
与文人总党代表汪精卫不同，军人部长蒋介石拥有实力出众的第一军，又有对汪的“三月二十之变”，蒋如以军权为后盾推进其所控驭的党军体制，就会对其他军事实力派构成相当大的压力，“惧怕蒋倒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心理”。这恐怕是蒋招致其他军事将领抵制的最真实原因。这些人如果攻击蒋用党军体制收束他人的军队，反是为蒋辩护 ，远不如说蒋独裁、自私，更容易为自己找堂而皇之的反蒋借口。按李宗仁的表述，随着北伐摧枯拉朽，蒋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成为多派政治力量口诛笔伐的对象。张发奎的回忆更具体：“我认为蒋先生既独裁又自私”，“国民革命军各军多数是反蒋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都对蒋不满。谭延闿同我们一起在武汉，朱培德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忠诚没有问题……至于第四军与第八军，我们公开反蒋”。依照这样的逻辑推演，无论是党政高层，还是军队高层，支持蒋的都处于少数，蒋的政治前途似乎岌岌可危。
但武汉方面过“左”的行为，使得军事将领对工农运动的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很快超过对蒋介石的恐惧。国民党内，特别是军队高层中的反蒋力量，被推向蒋的怀抱。“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各委员的反蒋情绪，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 两湖和江西战事胜利结束后，在一些军事长官的眼里，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导的民众运动的利用价值大为降低，故对中共政工人员加强防范，以免军队不听从自己的调度。南昌已有士兵撕毁传单，叫嚷着：“有钱花在传单上，却没有钱发军饷！”1927年1月13日，长沙军人因欠饷问题而哗变。2月初，军队对欠发军饷更是不满，士兵常常议论：“工人增加了工资……我们则毫无改善……工人要求过火，这才使生活费用上涨。”2月底，新归顺的第十五军军长、前吴佩孚部将刘佐龙，在一个旅里就欠饷酿成的骚乱发表训话：“如果将来政治部有人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些将领把军队看得比命还重要，他们看到过激的工农运动有让军队哗变的可能，从而把兵饷困难造成的部队难以掌控，归罪于共产党人。
激进的工农运动，以及底层官兵的薪水困难，使部队有哗变的风险。而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党军体制，特别是政治部的各种做法，对于高层军事将领而言，可能直接把自己的部队拉走，因而比薪水问题更加要命，蒋介石认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为维持统战局面，中共中央在1926年时强调，不仅在军队中不公开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队伍中也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但中共政工干部一般都大胆突破。而到1927年1月，共产国际专门指示：“党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掌握中下级指挥职务。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500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不增加我们在部队中的指挥员数量，我们就不能利用近两年来我们在军队中进行的大量政治工作的成果。”中共政工人员奉共产国际之命，在军队中开展党团活动，很容易引起与军事实力派的冲突，从而使党军体制成为对方的出气筒。
南昌、武汉对峙时期，蒋介石虽然成为许多国民党人不满意的对象，但也只限于嘴巴官司，多数人只是在口头上宣泄一下对蒋的愤恨。真让国民党人自相残杀，捉拿蒋介石，许多将领又会另有想法：“林老和我商量后，决定由我带着空白命令去见程潜，请他动手捉蒋。晚上11点，我去见程潜。程听完情况后说：‘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中山先生。’我说：‘蒋介石已经把何应钦派驻进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高地，恐怕来意不善。’” 这段文字非常形象地说明，其他几支军队虽然对蒋颇多怨词，甚至3月23日率先进入的南京即将被蒋抢走时，程潜也不愿意做反蒋的先锋。最终，不是程和蒋分手，反而是程和党代表林伯渠这位老朋友分道扬镳。党代表的离去，也意味着程和党军体制一定程度的分离。
程潜这样做，无非是基于以下考虑：丢掉南京，失去的只是一时的地盘；而放纵政工人员，失去的就是对部队的掌控权力，没有了部队，等于没有了一切。除了第六军担心共产党人利用党军体制，让军事将领控制不了军队之外，李宗仁的第七军始终把共产党人控制的党军系统晾在一边。据李宗仁回忆，第七军政治部成立时，“中央派来的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政治部主任……民国十六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这段话表明：新桂系对合作者共产党人，自始至终没有放松警惕；越是有才华、敢于任事的中共政工人员，越是新桂系防备的对象，只因这样的中共干部得民心、军心，又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极易拉走部队。
1927年3月底，虽然北伐军已经控制长江以南，但蒋介石发现对嫡系第一军越来越难以掌控。相对于文官而言，武将对于党内多端的信仰、多元的组织，压力更大。特别让其他军事将领看笑话、也等于是让其他军事将领警醒的是：践行党军体制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恰恰是蒋介石的由黄埔校军发展而来的第一军。而一路北伐，伴随第一军占地和战果的增加，蒋对第一军的掌控反而越来越成问题，蒋在党内的形象越来越负面化。偏偏蒋又是不服输、敢于决斗之人。对于南昌和武汉之间的对决，1927年3月1日，蒋公然提出：“一切反对我的言行都是反革命的！如果他们想较量较量，我不反对。” 武汉方面也不示弱，3月7日，“众口一词，蒋成为众矢之的，既攻击他独裁反民主，又攻击他招揽北方官僚政客如张群、黄郛之类，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有些人还对蒋的出身历史，进行人身攻击，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以丑化他，一致要求罢免他一切职务”。双方针锋相对的话语表明，彼此之间的忍耐已到极限，党军体制也已到了终结的边缘。
3月28日，蒋介石的绝境，或者说第一军即将四分五裂的绝路，被李宗仁、白崇禧目睹：“白氏告我……就是第一军也已不稳……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蒋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他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我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中下级军官，俱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喑哑，面色苍白。” 对于把枪杆子看得比命还珍贵的蒋而言，要想重新把第一军攥在手心，除了朝党军体制开刀，“清洗”军队，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相对而言，蒋介石此前对共产党人的接纳度是很高的，他一直有做国共盟主的念想，“但他的国共合作的新方案，不是采取联合的方式，而是采取统治的方式……他的思想是不管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只要服从他，为他所用，他都兼容并收。换句话说，他不仅要管国民党，还要管共产党，至少限度他要把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管起来，由他一手包办”。而在那些对共产党人一直特别警惕的军事将领中，有人从一开始就极度抗拒党军体制：“李济深是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的。第四军被一连串的胜利宠坏了，而没人将这一制度强加于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师级以上军官讨论过，都不赞成党代表制。” 担心共产党人借助党代表的法定权力控制军队，是蒋及其他军事将领都放不下心的地方。党代表纸面职权重，不仅有监督所属人事经费的权责，还有权监督同级主官，必要时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先处理再报上级。军事实力派为了便于私图，“不得不想方设法地破坏这个革命的纪律，阴谋取消党代表制度。最初他们不敢反对制度，先从反对人，反对共产党员开始”。
同样道理，苏俄也担心对国民党的援助，会被国民党利用。布尔什维克对国共合作的看法可分三派：一派人右，他们主张国共合作到底，但这派是极少数，且没有势力；还有一派人左，以托洛茨基为代表，不主张国共合作；中间派是当权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他们主张共产党加入并改造国民党，必要时消灭国民党。党军体制的推进一直与苏俄的军援挂钩，而军队指挥权掌控在军事实力派的手上。在国民党一贯高度的戒备下，以政工人员身份进入军队的中共党员，并没能借助党军体制取得军队的军事指挥权。伴随军援后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大增、国共摩擦的升级，特别是南京、上海两大兵工厂被蒋控制后，苏俄的军援在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等人的眼里，利用价值大降。加之日本、英美等国的外交施压，羽翼已丰的军事将领认为对苏俄及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的时机到了。最后，党军体制也就成为“清党”的陪葬品。
结 语
从1924年舶来的那一天起，变易就成为党军体制命运的主旋律。哪怕是改组后，国民党中央也没有坚挺起来，致使党权不能不迁就军权。而军权也会给党权一个面子，形式上给党军体制一定空间，党权和军权维持表面的脆弱平衡。又因体制的从业人员很多是中共党员，军事指挥权与军队党权、政工权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地又打上国共之争、国民党与苏俄顾问之争、国民党内部派别之争的烙印。
武汉、南昌之间的对峙，严重影响党军体制的存续：“北伐之后，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军队的力量到处增加了。各地的农会工会可以说由共产党绝对把持，凡国民革命军所到的地方，工会是罢工了，农会也武装了，政府的最大作用是安定秩序的，这么一来，国民党竟直没有力量维持地方，清党的酝酿差不多也跟着军事进展而膨胀。” 而这又使师法俄国的党军体制，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共产党人是党军体制的主要从业人员，但共产党人的势力与国民党相比处于明显弱势。在广大官兵和底层民众还没有觉悟之时，共产党人的政策一旦过于激进，很容易招致各方敌视。中共曾想通过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自下而上地变国民革命为阶级革命。但在国民党牢固控制军事指挥权的背景下，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不仅未给中共带来福音，反而遭到军队官兵的怨恨。一些军事实力派不愿意引入党军体制，但在联俄容共的大背景下，又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两个中央”相持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党军体制，对军事将领施加压力的关口。在这些反共官员的眼里，共产党人“将政治部把持，以便借北伐之势，造成共产党之势”，但“北伐军之指挥军官大都是完全本党党员，即有一部，有为共产党渗入者，亦不过十之一而已……由是言之，北伐战斗员纯为本党党员，完全与赤化无关，又悉为事实”。这些人可以拿共产党人向军队渗透、要拉走军队这一借口，向党军体制呼喊着冲杀过去。到头来，决定政治权力纷争胜负结局的，还是军队。稍后的“清党”，固然对共产党是巨大的杀伤，但对国民党及其党军体制，又何尝不是国民党人的自废武功。国民党人赢得了一时的风光，却染上了军队“空心化”的不治之症。
“两个中央”交锋时期，党军体制的变动，既与党力和军力的大小相互关联，还与社会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结构，一来自社会群体层面。新型党军关系在历时数千年的宗法社会的积习面前，阻力重重。邓演达认为：“现在政治工作，亦到新时期，首要认识本党的新要求新使命，使党军上下彻底了解党权运动，将封建思想整个打破，更宜扩大军队中党的组织……十一军以往代表封建势力，全建在个人感情之上，颇为危险。自兹以后，宜使士官均受党的指挥，且宜检查军官之言行，庶不致妨碍将来之军事行动。”邓演达虽然看到军队“封建”现象，却无法用组织、信仰、党权，破解“封建势力”，推进党军体制。各支军队私属性甚重，“家族主义”盛行。宗法社会重视血缘和亲情，在这种渲染人情的社会中，人对法律规章的认同是勉强的、第二位的。当法与人情冲突时，有时不得不让位于人情，这就导致党军体制的权威性自引入的那一天起，一直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二来自经济基础，即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起来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否则必不能成功。虽然打倒了一个个人专政、军事独裁的蒋介石，仍是没用的。因为现在社会的封建制度正是蒋介石陷于错误的背景。” 共产党自建立起使用的“封建”，落脚点是土地所有制，是经济基础。国民党使用的“封建”，落脚点是武装力量的割据，是上层政治。邓演达使用的“封建”，将两党的理解做了融通。他主张通过解决土地所有制，从根子上破解封建势力，即破解军事独大、以军控党“颇为危险”的政治恶习，从而强化文主武从、以党领军的党军体制。
可惜，南昌、武汉“两个中央”的斗法，激化了最高层之间的争斗。“两个中央”的权争表明，在无法有效解决纠纷时，不能指望纸面上的规章条例强化党权。“两个中央”争斗的后果，不仅验证了、更是强化了民初以来武力独尊的政治运行逻辑——诉诸暴力手段是解决政治危机最好的方式，进而形成对暴力和强权的进一步崇拜，即“强权即真理”的政治信条。这一切刺激着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等军事将领对军队的极端注重，而把社会基础和党放置在从属甚至可有可无的境地。在宗法派系的积习、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枪杆子的共同作用下，即使有了党治的规划，武力主导下的政治兴衰逻辑一旦形成，政治本身也日渐成为军事权力的附属物和玩偶。
拓宽历史的视野，“两个中央”的斗法，也是自兴中会成立以来高层之争的延续。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文武之间、党部之间谁主谁从，即谁享有最终的话语权与拍板权，到底谁说了算。国民党引入党军体制以来，自始就没有真正实现以党领军、文主武从。“两个中央”的较量，既是争夺党统，争夺中央，又是文武之间、党部之间、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纷争。结果不仅没有解决党统、中央权威、军队属性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反而使得这个结越系越紧。特别是在打倒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之后，党内权争更加白热化。继南昌、武汉两个“俨然”的中央之后，直至中原大战，南京、上海、广州、太原等地均出现堂而皇之的“中央”。“中央”的随意化，更是党权工具化的反映。它既说明党的无力，也意味着以党治国又成为党内各派共同认可的原则。只是，这一正大光明的原则，沦落到幌子化、牌坊化。这使得国民党政权，除了武力征服，除了枪杆子里面出中央，枪杆子制服枪杆子，已无他路可走。这既是国民党政权的悲剧命运，也是党军体制的悲剧命运，也说明国民党政权自始至终没有找到破解文武关系、中央权威、社会井然有序的答案。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国民党政权注定是个短暂的过客。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李 翔：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高 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