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8年末，中美两国决定自1979年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同时通知台湾当局“断交、撤军、废约”。台湾当局在“总体外交”框架下尽可能对美方采取“忍让”策略，依照其要求接受非官方关系，互设非官方代表机构。同时，蒋经国努力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有利于台湾的法案，并在会见美方人士时坚决抵制两岸和平统一等主张。上述做法的最终目标是笼络人心，巩固其统治，但也导致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增加。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当局在以美国为首的多方压力下加快推进“民主化”，为“台独”分裂思潮的泛起提供了空间。
关键词：蒋经国 中美建交 《与台湾关系法》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战线接连取得重要成果。在8月12日同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中美两国又于12月16日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各种困难接踵而至的情况下，蒋经国等人是怎样同美方就重点问题进行交涉的？美方做出了什么回应？对于各方之间的互动，既有研究大多侧重于从中国大陆或美国的视角入手，对其决策及背后考量加以考察。相比之下，从台湾当局视角入手的研究较少，对台湾地区解密档案的使用明显不足。笔者将以2017年台湾当局解密的相关档案为主要依据，以1978年末美台开启“断交”磋商至1981年初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作为断限，对相关情况加以考察。
一、台湾当局对美台“断交”的因应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实现缓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当局同步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全球战略致使台湾当局在“涉外”场合屡屡受挫的局面，实际负责相关工作的蒋经国决定采取“总体外交”的政策，即不再注重于传统的获得他国“外交承认”的做法，转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同各国加强接触，发展“实质关系”，推动“本质上的外交”。在此基础上，台行政机构和外事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应对包括被逐出各类国际组织、同相关国家“断交”和开展非官方往来在内的若干重要事项，并一度设立跨部门的“海外事务小组”统筹相关工作。除此之外，台湾当局还一直试图“以各种方法阻止中美建交成为事实”，蒋经国本人则不断鼓动下属和民众“坚定信心，保持团结”。
1977年1月，民主党人卡特出任美国总统。卡特执政后继续将外交决策权集中于白宫，并稳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尽管为避免在短期内对台湾当局造成太大冲击，美国一直有意控制着向中国大陆靠拢的速度，但在苏攻美守和中苏关系处于低潮的局面下，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已是大势所趋。蒋经国很快意识到这一态势已不可逆转，并预见台湾当局的地位将进一步边缘化。其时，蒋经国在日记中称：“今天的世界大局亦不可随着一二认知变动有所更动。”
1977年6月，负责对美情报工作的汪希苓递交了一份情报分析，其主要内容是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参照卡特的意见所拟定的《第24号总统审查备忘录》。该备忘录的主旨是美国将采取切实举措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并探索自台湾地区“撤军”的具体步骤。在中方坚持“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前提下，卡特在批注中指示其下属“应阐明美国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低要求’”。上述备忘录的出台，表明白宫推动中美关系更进一步的意愿已明显增强，并因此有意在“弃武”问题上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得知这一情况后，由沈昌焕负责的台湾当局外事部门随即拟定多套预案，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断交”事宜。
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邓小平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会谈过程中，邓小平多次重申并坚持“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原则，即要求美国同台湾当局“断交”、从台湾地区“撤军”、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1977年8月万斯访华期间，美方虽然在口头上同意“断交、撤军、废约”，但关于后者的表述仍然是“自然失效”（lapse）而非“终止”，并依旧寻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立场令中国领导人感到难以接受。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在“断交、废约、撤军”三项原则上基本达成共识，美国同意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并不再要求中方承诺放弃武力选项。尽管在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双方一致同意就建交事宜继续进行会谈。经过数月的秘密谈判和反复交涉，在1978年下半年一致决定暂时搁置军售等争议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在12月16日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之间长达30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就在中美宣布建交当日凌晨，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奉命紧急约见蒋经国，当面宣读了美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按第十条予以终止和4个月内从台湾地区撤出剩余驻军的决定。对此，台湾当局不得不连夜启动事先准备好的“预案”。16日一早，蒋经国发表声明，对美方的“断交”决定提出“最严重抗议”，号召广大同胞“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抗议之余，蒋经国也向媒体表示台湾当局将继续维持同美国在经贸、文化等其他领域的联系。在12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孙运璇承认与美国“断交”是重大挫折，将使台湾当局遭受更多的困难和损失，但人民间的传统友谊仍存，今后更要推动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各项合作和活动，继续加强双方在商务、投资、文化等领域的“实质关系”。同时，孙运璇还宣布行政机构已呈请军事单位加强戒备，要求各部门维持经济稳定，暂停增额“中央民代”选举。
台湾当局在采取上述举措的同时，还不得不与由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领衔的代表团就“断交”事宜进行磋商。其中，未来美台关系的性质与新机构的名称是双方交涉的重点。在美国代表团还未抵台的12月20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副负责人钱复便向安克志先行提出了“保侨、保产、协助维护与他国之‘外交’关系、维护除‘共同防御条约’外其他条约的效力、设立新机构‘驻美联络处’、继续军售”六项要求。安克志当即表示因美方希望新机构以“公司”的名义设立，效仿美中先前互设的“联络处”最为困难。此外，安克志称保护在美侨民、维护台湾当局与其他国家的“邦交”不成问题，保护台湾当局在美资产、维护条约则有待台湾当局提出清单，军事问题正由军方磋商。12月21日，孙运璇在记者会上公开要求美国以国会立法的形式保障台海和平与安全、确认双方的“实质关系”和互设“官方机构”。同时，他还敦促美方继续向台湾当局提供武器，以满足其安全需求。
然而，美国方面并不打算满足台湾当局的所有愿望。12月26日，布热津斯基参照卡特的意见，向次日率团前往台北的克里斯托弗递交备忘录，明确美国同台湾当局磋商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双方应在1979年2月28日以前互设非官方代表机构、白宫将向国会递交涉台法案和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第10条启动该条约的终止程序，等等。备忘录还明确指出：美国同台湾当局未来的双边关系和互设代表机构均为非官方性质；美方对新设代表机构的规模和层级不作承诺，但同意克里斯托弗在必要情况下作出表态；美国允许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地区设立4到5个下属机构。
12月27日晚，克里斯托弗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就立即按照备忘录的意见发表声明，明确定调美国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将建立在非官方的基础上。在被先泼一盆冷水的情况下，蒋经国在12月30日会见美国代表团时依旧提出了“持续不变、事实基础、安全保障、奠定‘法律’‘政府’关系”五项原则，其言下之意是希望台湾当局能与美国继续维持某种具有“官方性质”的关系。对此，克里斯托弗重申美方认可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同台湾当局建立非官方关系的决定已无法改变，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及其附属协议将被终止，但美方同意继续向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性武器，并将通过立法确认台湾民众继续享有美国国内法赋予外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双方无法就未来关系和代表机构的性质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克里斯托弗遂以抵达台北当日遭遇台湾地区抗议民众袭击、美国代表团团员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为借口，勒令将后续的谈判移师华盛顿举行。
尽管对中美建交一事早有心理准备，但克里斯托弗在“断交”磋商期间对台湾当局开出的条件及其强硬的态度，令蒋经国感到难以接受。1979年1月4日，蒋经国在其日记中感慨：“美国将以置我于死地为快，事已到如此地步，美国还要不断地欺辱我们，帝国主义之真面目日益暴露清楚，吾人务必作最坏之打算，除了自己，再无人可靠了。1月11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又称：“连夜恶梦，心情不宁，这是一段最为苦痛的时刻，一生之中，少有者也。”
台湾当局表面上似乎可以选择转向苏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蒋氏父子与苏联之间的历史恩怨根深蒂固，双方并无多少互信可言。另一方面，苏联在现实中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向台湾当局提供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支持，加之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下，台湾当局若公然倒向苏联，很可能彻底切断同美西方建立的安全与经济纽带，并因此引发更为严峻的内外风险。出于现实考虑，蒋经国在实际接手相关工作后，虽然曾有意利用“苏联同一名台湾地区人士就未来台苏关系进行接触”的信息向美国施压，但为了避免过度刺激美方，台湾当局分别在1971年和1972年下半年放弃了同苏联“密使”路易斯（Victor Louis）和巴赫莫夫（Boris Pakhomov）的接触，并依旧将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
随着台湾当局对美方安全承诺与政治支持的单向依赖不断加深，其在对美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凸显，政策选择空间也日益受限。因此，1979年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最终选择对美方的相关决定予以“忍让”。1月11日，蒋经国决定对其密友克莱恩（Ray S. Cline）建议台湾当局在对美磋商中采取强硬态度的来信不予采纳，并在日记中称“今日不是斗气之时也，以小事大和以大事小有所不同也”。蒋经国笔下的“以小事大”出自孟子口中的“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其原意是在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强弱悬殊的政治格局下，相对弱势的政权唯有采取恭顺而不逆势的态度，方能保全自身。放在现实场景下，台湾当局不得不对美国放低姿态、务实应对、尽力忍让，这样才有机会在不利局面下争取更多利益，进而使国民党当局得以维系。正如蒋经国1月31日在日记中所述，这次谈判“还是要能继续忍受下去，坚百忍以图成也”。
根据蒋经国的要求，代表台湾当局赴美谈判的杨西崑同样采取尽可能“忍让”的态度。杨西崑曾在接受访谈时回忆：蒋经国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指示和要求，也没有太大的原则性，甚至是抱着“吃亏就吃亏”的态度展开谈判。在美方的强大压力下，台湾当局被迫放弃维持“政府间关系”和设立“联络处”的提议，并在1979年2月不情愿地接受美方所主张的非官方关系定位，另以“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取代原有的“使馆”。相比之下，白宫仅同意台湾当局在原本拟定的“北美事务委员会”（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这一名称中加入“协调”（Coordination）两字。相较于台湾当局的大幅让步，美方的这一调整可谓无关痛痒。对此，蒋经国一边在日记中怒斥“此乃奇耻大辱，不知何时雪”，一边又公开发表谈话称“决定设立新机构，是基于现实需要，不得不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沉毅，来处理当前变局”。
二、美国国会推动涉台法案背景下的台湾当局对美交涉
在美国压力下，台湾当局在“断交”磋商中几乎全盘接受了美方的要求。加之在同一时期，邓小平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蒋经国虽然极为愤懑，但自觉“如此大事不可动气”，并决定在对美交涉时“可利用者利用之”。因此，在美国决策层早已确信“有必要制定一部涉台法案以延续同台湾当局的关系”的情况下，蒋经国希望能够利用这一契机，争取美国国会作出更有利于台湾当局的决定。
蒋经国之所以急于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台法案，其原因不仅在于为即将废除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寻找替代品，更在于美台“断交”的善后工作同1972年日台“断交”后所面临的问题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在日本政界，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有较大决策权，凡事只要同由自民党主导的日本政府达成一致，就可以为日台关系的发展定下基调。而三权分立下的美国情况则有所不同，不仅民主、共和两党的势力相对平均，参、众两院也有相当的自主性，唯有就未来台美关系的框架在白宫和国会双双过关，才能给予台湾当局充足的心理安慰。其中，蒋经国关切的不仅限于推动立法的方式，还包括台湾当局的称谓、对台海安全的承诺和台湾当局在美资产的法律适用等重要问题。在卡特于1978年12月30日签署《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备忘录，明确表示“将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维持美台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并将推动国会通过涉台法案”的背景下，蒋经国着手接触访台的美国国会议员及政商界人士。
由于事先对中美建交一事并不知情，加之行政部门草拟的涉台法案内容相对简略，几乎仅涉及美台互设非官方代表机构的问题，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因此群情激愤，主张对草案进行大幅修改，要求“必须在法案中明确写入对台湾前途的承诺”。在此背景下，1979年2月2日，蒋经国在台北会见了曾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的共和党人肯尼迪（David Kennedy）。对于推动立法的问题，大卫·肯尼迪转述一位白宫官员的表态称，卡特总统因受制于对中方的承诺，无法主动提出有利于台湾当局的法案。然而，倘若国会通过对台湾当局有利的法案，卡特将不会行使否决权。大卫·肯尼迪还建议蒋经国先单方面赋予美国在台人员“外交”豁免权，并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推动美国国会在3月1日临时措施到期前通过涉台法案，以免2个月的过渡期满后因相关机构停止工作而导致联络中断。
对于3月1日这一时间节点，蒋经国颇感焦虑。早在1978年12月克里斯托弗率团访台时，美方就曾刻意强调这一截止日期的重要性，意在向蒋经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尽快接受美方的条件。1979年2月8日同美国进出口银行前总裁克恩斯（Henry Kearns）会面时，蒋经国曾询问“是否可以将互设新机构一事同其他议题分开讨论，以期在美国国会先通过互设新机构的决议，再讨论其他事项”。克恩斯表示：如果将各项议题分开讨论，卡特总统很可能逐项行使否决权，因此国会正尽力将所有问题整合在同一法案中。克恩斯还安慰蒋经国称：虽然立法程序难以在3月1日前完成，但国会预计将通过一项临时决议，暂时延长双方现有联系，以待卡特政府所提出的法案经修正后顺利通过。然而，期望中的“临时决议”并未到来。在美方的不断施压下，2月15日，唯恐“联络中断”的蒋经国“忍痛决定”同意自3月1日起互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和“美国在台协会”，作为维系双方关系的非官方代表机构。
法案中台湾当局的称谓是各方争议的焦点。肯尼迪在2月2日的会谈中曾向蒋经国表示，法案如继续使用“中华民国”一词，卡特总统将否决此案，而白宫主张的“台湾人民”（People on Taiwan）亦被多数议员拒绝。一些美国议员建议轮流使用“台湾政府”“台湾当局”“台湾”三种称谓。对此，蒋经国表示其“本以为卡特会采用‘台湾当局’或‘台湾政府’的表述，岂料竟用毫无‘法律效力’的‘台湾人民’一词”，并称“使用‘中华民国’一词自然最为理想，‘台湾政府’‘台湾当局’是可以暂代的称谓，希望修改时至少能使用‘台湾政府’”。另外，蒋经国还声称，“虽然美方一直视我为‘台湾政府’，但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中华民国’作为‘国号’”。然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的涉台法案仍以白宫主张的“台湾人民”作为台湾当局的称谓。对此，蒋经国在3月16日会见美国“联合国同志会”国家政策研讨会访问团时表示：“中华民国”的一切，并未因美国政策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我们“政府”的实体、组织及成员依旧；我们的人民是原有的“国民”；“政府”依然有效地控制着原有的“领土”；我们与其他各国保持着原有的“关系”。
上述会谈内容表明，蒋经国在遵循其父蒋介石“一个中国”遗训的总体基调下，对以往的一些具体做法进行了调整。虽然对美方在中美建交后避免使用“中华民国”一词的做法感到不满，但在顾维钧的劝说下，蒋经国最终不再固守其父蒋介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立场，而是在现实压力下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台湾政府”“台湾当局”的称呼，对美方最终使用“台湾人民”一词亦无能为力。上述做法无疑直接否定了蒋氏父子一直坚持的所谓“‘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主张，这应当是蒋经国在1979年2月13日至16日的日记中谈及会谈情况时连续表示“至感苦痛”“奇耻大辱”“心意不宁”的主要原因。然而鉴于台湾地区与美西方之间存在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岛内社会稳定，蒋经国选择委曲求全，在一些实际工作中对台湾当局的定位作灵活调整。
在1979年2月28日美国众议院启动立法程序，经参、众两院漫长的磋商和反复修改，历经3月1日、13日、14日三个修正案和24日的会议报告，美国国会在3月29日完成全部立法程序，并在4月2日将通过的法案递交给白宫。4月10日，卡特正式批准了法案。从法案的名称和台湾当局的称谓上看，参、众两院将白宫提议的《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改为《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但在法案的文本中仍以白宫主张的“台湾人民”行文。从法案的主要内容上看，修正案草案中曾一度出现的诸如将法案命名为《美国—台湾关系法》、将台湾当局列为《1969年出口管理法》反抵制条款下的“友好国家”、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在台协会等同于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等严重危及中美关系的偏激表述，最终因中方的严重关切和白宫的反对而未被采纳。
不过，修改后的法案文本由最初的3条激增至18条——除一开始白宫向国会递交的文本中涉及的互设代表机构及其性质的问题外，法案还对蒋经国关心的台海安全问题、台湾当局在美资产问题等事项作了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允许美方向台湾当局提供足以使其维持自卫能力的“防御性武器、物资和服务”；明确美台没有“外交关系”不会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地区的适用；确认台湾当局在中美建交前的所有在美资产不受影响；等等。除了没有满足将台湾当局称为“中华民国”或“台湾政府”的要求外，美国国会对蒋经国特别关心的安全、资产等事项均予以接受。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单方面炮制的，违背了美方在中美上海公报与建交公报中所做的承诺，违反了联大2758号决议确立并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只能建立在两国共识，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之上，美国国内法或单方面政策不能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法律或准则。美国政府和国会常常援引《与台湾关系法》，甚至将其凌驾于国际条约或联合公报之上，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三、台湾当局在对美接触期间抗拒两岸和平统一议题
1979年1月1日，除中美建交外，另一件使海峡两岸产生震动的大事便是大陆方面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其主要内容包括：尽早结束两岸分离的局面，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重大任务，是大势所趋；解决统一问题时会考虑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现状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呼吁两岸通航通邮，加强相互交流；等等。《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正式宣告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自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作了一系列解释和表态。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由阿什利（Thomas Ashley）领衔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表示：“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已表明：我们的态度既是真诚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特使金永南时表示：“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此后一个月内，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日本参议院代表团、时代出版公司代表和出访美国期间多次重申了以上思想。《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及邓小平就相关问题一系列密集表态，不仅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出炉奠定了基础，在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都造成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
对于大陆方面的相关主张，蒋经国选择以“三不”政策作为应对。早在1977年5月14日，蒋经国就曾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绝不放弃对大陆地区的“主权”，亦绝不与中共作任何的接触和谈判。在美国通知台湾当局“断交”后的1978年12月18日，孙运璇在国民党党内会议上作报告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中共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 1979年4月，在获悉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阐述“至少五到七年不打”“不打仗就要坐下来谈”“不承诺放弃武力”等观点后，蒋经国在同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完整阐述了“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是为台湾当局在这一时期的大陆政策。
中美建交后，蒋经国频繁会见政界和媒体界人士，并利用相关契机发表谈话，坚决抵制大陆提出的“两岸和谈”“通航、通邮、加强交流”等提议，同时为其“三不”方针作辩解。1979年2月20日，在被美国专栏作家卡诺（Stanley Karnow）问及“中共提出的贸易、信件及人员交往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时，蒋经国表示：中共的通商、通信及人员交往是“另有阴谋的”，其试图以这一方式来“欺骗我们的民众，瓦解我们的意志，消减我们的力量”。3月16日，蒋经国在会见美国“联合国同志会”国家政策研讨会团员时表示：中共的真正目的在于“分化我们的民心，瓦解我们反共的精神”，与中共和谈等于是“分期付款式的投降”。与其通商、通邮、开始来往，无异于“将中共的细菌引注在自由人民的身体上”。针对大陆方面在1975年释放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其中有10人申请回台一事，蒋经国竟扬言中共此举是“为了渗透、颠覆，虽然道义不合，但我们不能明受其害，因此拒绝了他们的入境”。1981年1月10日，美国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Solarz）曾询问蒋经国“近一两年来，中共屡次提议通邮、通商、人民过访等接触方式，阁下认为是否可接受一二？”蒋经国回答称：“只要共产主义及其制度存在一天，绝无和谈的可能。”
除了反对“两岸和谈”“通航、通邮、加强交流”的提议，蒋经国还在同美方人士会谈时抵制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1979年5月8日，蒋经国在台北接受了美国专栏作家克拉夫特（Joseph Kraft）的专访。采访期间，克拉夫特向蒋经国提问“是否可以接受台湾像香港一样享有绝对的地方自治权，在五星旗下接受中共派员监督”。蒋经国当即否定了这一可能。上述表态，实际上已经蕴含了蒋经国此后为应对大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主张而提出的对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另外，由于正值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初期，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成为海峡两岸共同的客人，并发挥了“传声筒”的作用。1979年3月17日，蒋经国接见了刚结束大陆行程不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问题专家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施乐伯转述了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称大陆方面希望台湾当局能够接受和谈，并反复建议蒋经国不妨列出原则，不谈“主权”，先从无关紧要的问题谈起。对此，蒋经国辩称：“不与中共和谈是我一贯政策，我们了解这种态度不易被人接受。与中共斗争，政治、心理和精神的坚定是必要的条件。一旦我们同意和谈，等于自动放弃心理上的武器，转而被中共运用为宣传的工具。” 1980年1月22日，刚接受完手术的蒋经国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房内会见了以沃尔夫（Lester Wolff）为首的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代表团。其间，美方团员称先前访问北京时感受到“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表现出耐心，愿意等候时间去解决”，并称“他们视台湾为一分离的政体，要求我们带口信来，希望能通邮、通商”。对此，蒋经国答复称：“通邮、通商一事，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坚守独立自由，为一自主的‘正统政府’。只有贯彻此一政策，才能生存下去，若是略作变动，则将失去立场。”
上述会谈内容显示，纵使不同人士的出发点不同，但大陆的“和平统一”“两岸和谈”“通航、通邮、加强交流”等主张还是获得了一些美国外宾的支持。其中一些人在访问大陆后，主动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台湾当局。面对这些美国客人的“传话”甚至是“劝谏”，蒋经国依然拒绝与大陆和谈，并抵制“和平统一”“通航、通邮、加强交流”等主张。与此同时，蒋经国以台湾地区在经济上相较于大陆有一定领先、政治上更有“自由”为借口，扬言其所谓“制度优势”，宣扬“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声称“中华民国”为“正统”，试图抢占两岸统一议题的理论与道德高地。
“三不”政策的具体实践及其背后考量值得玩味。王昇曾回忆称：在蒋经国看来，大陆鼓励两岸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期看对台湾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因而在渡过各方面的冲击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蒋经国虽然在公开场合仍坚持“三不”政策不松口，但实际上已开始私下探索在一个可接受的框架下开启两岸沟通交流的可能性。自1981年10月起，蒋经国的旧部沈诚以参加纪念活动和开展商务为名多次前往大陆，在两岸领导人之间传递关键信息。经多方努力，到1987年6月，双方通过沈诚就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和“国共两党对谈”的基本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先前已经要求张祖诒和马英九秘密研究开放大陆探亲的方案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于同年第三季度先后宣布解除“戒严”和开放大陆探亲，海峡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隔绝局面宣告结束。
然而1979年前后，蒋经国认为放宽政策的时机尚未到来。1979年1月6日，蒋经国评价《告台湾同胞书》称：“中共为了配合其阴谋诡计，大做其统战文章，引诱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安定内部，团结人心，实为当务之急，不怕环境之难，只要自己不要心慌意乱。” 1月8日又称：“中共向美对我发动空前之和谣与统战，并停止对金门炮击，此一手段比战争更为恶毒。” 1月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怕任何外来之任何压力，所可虑者乃是内部之不够团结，而又缺乏助手。” 3月17日，蒋经国在施乐伯反复劝谏两岸和谈后称：“和谈是中共破坏对方的手段，为求生存，我们不得不拒绝接受。” 1980年6月2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访时指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台湾公务人员及军人为对象，找出他们在大陆的亲友，以广播或将这些亲友运至香港而后要求来台省亲等手段，来分化我们内部的团结”，并称中共“以亲情、感情等心理攻势来瓦解我们的民心、士气、意志的企图，较之武器更为可虑”。
可见，在当时背景下，蒋经国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重新笼络民心、快速稳定岛内政局等短期利益，而非开启两岸会谈、争取大陆市场、展现三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所谓“制度优势”，甚至是潜移默化地将“台湾模式”植入大陆等长期目标。因此在美台“断交”初期，纵使有不少来台访问的美方人士对台湾当局顽固的大陆政策很不理解，为求“生存”的蒋经国也依然以巩固其统治作为优先事项，在“涉外”场合紧咬“三不”政策不松口，力求维护其在岛内的“政战”“心战”成果。
四、结语
在1978年末遭遇同美国“断交”这一重大打击后，蒋经国虽然对卡特政府颇有怨言，但其仍旧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继续同美国这一传统“盟友”合作。在单方面高度依赖美国的基础上，台湾当局最终选择作出退让，按美方要求重新确立美台“实质关系”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互设非官方代表机构。与此同时，在确定美国国会将通过一部涉台法案的情况下，蒋经国对美国国会议员和政界人士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以期尽可能通过对其更为有利的法案。虽然美方开出的条件不尽如人意，但《与台湾关系法》取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结果基本满足了蒋经国的最低要求。此外，在被美方人士问及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两岸和谈”“通航、通邮、加强交流”等意向时，蒋经国一概予以拒绝。
不可否认，1979年中美建交对台湾当局的自我定位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1949年退台后，身披“中华民国”外壳的国民党当局依旧自诩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继续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持“外交关系”，并长期窃取联合国席位，以此作为执政“正当性”和凝聚民心的重要支撑。然而，这一论调的最大漏洞在于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区域不涉及大陆。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将现实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因素之前，向中国大陆靠拢，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基本无望，其“代表中国”的论调在理论和实践中越来越站不住脚。1979年台美“断交”，成为了压垮这一论调的最后一根稻草。上述态势与“党外运动”的风潮快速合流，加剧了国民党的困境，波及岛内基本的政治稳定。为扭转局面，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仍坚持“‘中华民国’是‘正统中国’”的论调，但在一些必要的场合已选择调整策略，转而接受以“台湾”名义参与“国际事务”。尽管对这一局面感到不满，但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外部支持”，特别是继续借美西方的力量抗衡大陆，确保国民党当局得以偏安一隅，同时维护重要经济利益，蒋经国最终选择忍痛吞下苦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变化的出现并不代表蒋经国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更不能被曲解为近期民进党当局为其“抗中保台”主张寻找历史背书，通过偷梁换柱炮制的所谓“蒋经国‘反共保台’”的论调。就20世纪80年代沈诚“穿梭”于海峡两岸的相关情况而言，蒋经国理想中的路线图应当是待其彻底稳定岛内局势、巩固政权后，两岸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相互竞争，相互“忍让”，相互共存，并在合适的时机以国共两党的名义展开会谈。但遗憾的是，这一想法未能化为现实。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台美关系的“非对称性”更为突出，深陷“外交孤立”的蒋经国对美国的依赖有增无减。在里根政府、“党外”势力的不断施压和欲同大陆开展制度竞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蒋经国不得不进一步加快推动“民主化”进程，其直接结果就是“戒严”体制的松动和终结。在“民主化”潮流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启的“本土化”风潮齐头并进的情况下，1986年9月，民进党抢在次年“解严”前宣告成立，并迅速发展为代表“台独”分裂势力的最大政党。1988年1月，蒋经国因病离世，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很快同“台独”同流合污，国共两党“对谈”的前景化为泡影。至此，蒋经国原本意在借“本土化”“民主化”先巩固统治、随后在一个中国框架下逐步开启两岸沟通交流的设想，最终却阴差阳错地被“台独”分裂势力偷梁换柱地改造为“两岸互不隶属”“一边一国”等“台独”主张，并借上述浪潮逐渐浮出水面，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