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时期把握时代大势推动历史正确走向的政治力量

——编辑《复兴文库》第2编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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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3年长城抗战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对日作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屡次呼吁各党各派各军各社会团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所接受,为全国抗日救国团体所接受,也为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促成了西安事变那样的重大时局转折事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建言国民党中央,建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促成了《抗日建国纲领》的通过,还以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为全国民主政治做出了榜样。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把握时代大势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力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主政权 《复兴文库》


历史发展看似无序,但从长时段来看,会发现历史的进程是有自身规律的。总会有一种政治力量自觉不自觉地推动历史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或者前进,或者后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研究,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入观察,发现人类的历史大体上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时代大势。顺应它的就是历史的成功者,逆着它的就成为历史的失败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者,都想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最后归于失败。“美国第一”的鼓吹者想让历史停止在美国资本主义,是自觉地逆历史潮流的,失败是必然的。

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表现了这种特征。

一、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力量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发现了十月革命的信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先前学过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不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很快接受了这个真理,拿起了这个武器。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杨匏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彭湃等人1919—1921年间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发表的,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以及关于中国革命道路致毛泽东的两封信和毛泽东的回复,李达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陈独秀的《告劳动》《社会主义批评》等等。

陈独秀在《告劳动》一文中,指出劳动者第一要有阶级的觉悟,第二要有革命的手段。他说:“免除(劳动者)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者都有了阶级的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劳动者所可以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这就是无产者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不仅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商量组织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和毛泽东也分别在巴黎与湖南通信讨论组织中国共产党,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说明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组织共产党已成共识,势在必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又新印刷所印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上面这些文章和出版物揭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对中国前途和出路的思考。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是初步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思考也是初步的,但是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触动一定是很大的。这些思考很快在报纸刊物上传播开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华民族赖以复兴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有关民族复兴的重要文献记录。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只有50多位党员,在当时众多的党派中,是一个不为人重视的小党。那时的中国,历史发展会走向哪里?如何把握时代大势,如何判断社会发展方向?社会各界是非常迷茫的。各政党、各种社会团体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北洋军阀还在打仗,争抢地盘,不管老百姓死活。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看到国家的处境,很彷徨,很苦闷,很失望,很迷茫。不被人看重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的迷茫中把握住了时代大势,而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的迷茫中把握住了时代大势,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方案,推动时代向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时代大势?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分析和判断国际局势,结合中国实际,认清中国社会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一个是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因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落后、挨打,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革命,领导人民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改变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这个方向走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历史正义。中国共产党以外,中国社会任何政党(包括国民党)和社会团体都不能认识到这个时代大势,不知道如何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实。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明确规定自己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共一大明确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最高纲领。中共二大再次肯定了最高纲领,同时提出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此后逐渐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就是党的最低纲领,是当前的奋斗目标。在长达28年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坚持执行这个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总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发挥历史的主动精神,把握历史方向,提出符合反帝反封建最低纲领的具体奋斗目标,引导人民,包括各种政治势力,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

二、 抗战初期中共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巨大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命运,把握时代大势,引导历史向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最成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关键时期。《复兴文库》第2编第5—8卷用了4卷共23册历史文献,反映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历史。这是中共成功把握时代大势的真实案例。

由于敌强我弱,实现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最基本的条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最广大的民众,投入对敌作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逐渐暴露,侵华行动逐年剧增。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民族矛盾可能超过阶级矛盾,土地革命期间的国共对立政策要做适当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就发表谴责日本侵略的宣言,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还在遭受国民党政府军的“围剿”,仍多次发表声明和宣言,呼吁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军队共同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等自由;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里就提出了在抗日的前提下停止内战的主张,体现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思想,体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通过争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同意,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以及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的主张和号召。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主张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文件中。鉴于民族矛盾正在超过阶级矛盾,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后,一直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主动地调整阶级关系。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前,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识已经很明确了。共产国际七大号召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在七大报告中对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表示感谢,曼努意斯基在大会总结中特别表彰“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但共产国际没有特别指出反蒋还是联蒋问题。曼努意斯基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竭力使苏维埃运动成为统一中国的政治中心,与领导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并在反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愿与决心捍御祖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各派军队成立真正的合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是肯定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的立场的。应该说,共产国际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原则上的,不是具体的。因为,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在反蒋的前提下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立场。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即将全面侵略中国的形势下,社会各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等均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可能性,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争取一切力量参加到统一战线中,甚至连统治阶级上层也有可能建立起统一战线,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放弃反蒋口号,但已经把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放进考虑范围里了。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就是要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之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936年,中国共产党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作主要口号加以推动,这就形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下面举若干例证。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函东北军张学良等全体将士,提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通电,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该通电还呼吁宣布对日绝交,讨伐“满洲国”,收回失地;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完全无效;颁布对日作战动员令;帮助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对日作战。

1936年3月1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表布告,明确宣布“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主张“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卫国”。

1936年4月6日,彭德怀、毛泽东联名发出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的电报,提出双方会商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发表宣言,向中国国民党、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中国大众生产党、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盟、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徒联合会、全国公教联合会、全国青帮、红帮、哥老会、理门、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商会以及其他各党各派提出呼吁,成立抗日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第一条就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并且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以及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声明“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并向全国人民呼吁:“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致函昔日南开老师张伯苓,提出“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已于十一月出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先驱,集中河北,不图山西阎氏,阻挡于前,蒋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敦请老师赞同停止内战,统一对外。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函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我们在屡次提议停止内战合作御侮被你们拒绝之后,再一次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在这个严肃的题目下,中共中央还特别指出:“一切对外投降、退让与不抵抗的政策,是招来亡国灭种大祸的根本原因。为要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只有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中共中央还表示:“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我们伸手向着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为了抗战大局,这是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向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呼吁一致抗战。

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位先生,郑重表示:“当着整个民族生命将被斩绝的时候,我们已无兴趣进行任何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只要中央军不进攻我们,不阻止中国军队抗日,我们绝不愿意进攻中央军以及其他任何军队。”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公函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起草了这封信件。他在信件中还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在全会的报告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严肃批评。蒋介石在全会的报告中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对于蒋介石的说法,毛泽东在这封函件中分析说:“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对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强调的“军令政令之统一”及“集中统一”的“现代国家”,信件回应说,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造成的,是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信件指出,全国人民要求的是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达到了这个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现代国家”。中共中央表示,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国民党的军队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和爱国的人士,“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封党内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信中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9月22日,周恩来在致蒋介石信中说:“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有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张学良信中说:“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他们并表示希望张学良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称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他强调,“目前察绥晋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果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师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决一死战”。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46人签名给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发出公开信函,称“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蒋介石信中指出,“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响应。1935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各社会团体发表的声明和宣言,很多都直接或间接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以下是若干例子: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中国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是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的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指出,中国民族已到了和平绝望的时候,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要求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共赴国难。1936年1月25日,章乃器发表《四年间的清算》一文,呼吁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武装抗日。1936年1月,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在成立宣言中要求唤起民众,反对一切丧失主权、领土完整的秘密外交;要求集中全国兵力反对侵略。1936年2月1日,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认为中华民族已到存亡关头,只有战斗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战斗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有关“组织反日阵线”宣言,提出“反日阵线”只能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集结而成,唯有赖乎全国各党派各社团共同努力,“反日阵线”才能形成。1936年3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对时局发表紧急宣言,提出打倒法西斯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人民的救国自由。1936年5月29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发表宣言,要求组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总动员对日作战。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认定救国阵线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坚决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1936年6月1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时局发出紧急通电指出,务使全国兵力,一致对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倘有违背此旨,发动内战者,本会愿全国民众共弃之。1936年6月28日,李公朴发表《华北危局与抗日战争》,提出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来参加这个救华北、救东北、救整个中国的伟大的运动吧!1936年7月9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认为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实行全面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主张各党各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真正的准备抗日,绝不是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而是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政策,相信这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1936年8月9日,上海工人救国会宣布正式成立并对最近时局主张发表通电,呼吁放弃不抵抗主义,联合各党各派,召集真正的而不是挂名的国防会议,动员全国军队和全国民众立即北上抗日。1936年9月18日,广东各界救国会筹备会发表宣言,认为一切残杀、消耗抗日力量的内战都是有利于敌人的。1936年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全国人民,无论什么党派,应当停止一切内战,团结全国军事实力,组织抗日救国军,因为“民国十七年以来历次内战”,尤其是“剿共”战争,不知消耗多少国力,这种自相残杀的行为,实在是亡国灭种的祸根。1936年10月2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1936年11月10日,宋庆龄发表《为孙中山诞辰写的纪念词》,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1936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抗日,反对中日合作“防共”,立即停止“剿共”,联合国内各党各派一致对外。1936年11月16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绥远问题发表宣言,以十二万分迫诚要求,政府应该发动全国规模的积极的抗战,立刻停止内争,动员全国武装力量抗战,尤其应该停止南京谈判。1936年12月16日,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为救国会七领袖被捕事件发表宣言,主张不问党派,不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诚团结,停止一切内争,立即对日抗战。1937年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发表第二次宣言,要求蒋介石顺应全国民意,采纳西北军民的主张,重新确定对内对外的政策,要求政府停止“剿共”内战,要求政府立刻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1937年7月10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宛平事件发表紧急宣言,要求中央政府,除了迅即动员全国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应给予国民以各种御侮活动的自由,解放人民的枷锁,以保障民族复兴大业之完成。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剿共’”的主张深得民心,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是时代主基调,很快变成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口号,变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口号,对国民党以及国民党政府造成了压力,成为推动历史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

三、 为赢得抗战胜利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治力量

1935年《八一宣言》发布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除发布多种党内文件,教育干部和党员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外,还反复向全国人民、各政党、社会团体、一切军队呼吁,不分信仰,不分派别,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团结抗日,一致救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大敌当前,不思抗日,却本着“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所谓安内,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及其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也针对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把“剿共”和镇压反蒋势力作为抗日的前提,全力“围剿”红军,打压反对派。对外,主要是对日本侵略妥协求和,寄希望于国际干预,把组织和动员国内民众走上抗日战场放在次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总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盱衡国内外情势变化,积极主动应对时代向国家和人民提出的历史任务。当日本侵华大张,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放下与国民党的深仇大恨,积极做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当权派以及军队将领的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西安事变前,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向各党各派发表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以中共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名义,致函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王钧、朱绍良、宋庆龄、蔡元培、胡宗南、陈诚、冯玉祥、汤恩伯、王以哲等各党各界各军领袖人物,鞠诚劝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表达红军愿意开上抗日前线抵抗日本侵略的诚意。1936年10月,为了积极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起草了与国民党协定抗日救国的草案。这个草案明确提出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一致认为唯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为此两党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这个草案准备由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提出。但是,由于国民党不能体认国家大局,坚持不放弃内战方针,这个协定未能达成。虽然如此,协定草案的起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对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压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不懈努力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变成了张学良、杨虎城可以接受的口号,并且和平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蒋介石也不得不口头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才有了可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这就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基础和国家现实。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正式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为了推动国内局势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外交政策、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抗日的民族团结等十大主张,积极引导、推动全国抗战民意,推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内容有: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项下,包括了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2.全国军事总动员项下,包括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防御方针;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动员全民族参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项下,包括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4.改革政治机构项下,包括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5.抗日的外交政策项下,包括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项下,包括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7.改良人民生活项下,包括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8.抗日的教育政策项下,包括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项下,包括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总的目标是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族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走上抗日战场,实行对日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1938年3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又致电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八项建议: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继续推动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和巩固国民革命军;继续改善政治机构;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法令;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等。这些建议和措施,对于影响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有利于抗战的决议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促进抗战相持阶段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丁惟汾代为宣读了蒋介石冗长的开幕词。这个开幕词一上来就提出,本次大会所要讨论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本党自身的改进”。在日寇深入国土、首都南京沦陷、上海沦陷、武汉会战前夕,本是抗日救国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不提抗日救国的政治大计,却长篇检讨国民党的组织路线,认为国民党纪律松弛,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差不多快要失败,而不是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去检讨。当然,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有建树的,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执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众、教育政策等方面,改变了以往消极态度,提出了相应主张。

《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包括集中全国抗战力量;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与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而奋斗;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抚慰伤亡官兵;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改善各级政治机构,整饬纲纪;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实行计划经济,扩大战时生产;发动全国民众,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加强民众之国家意识,使能辅助政府肃清反动;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基调是集中团结全国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从《抗战建国纲领》文字看,大体上吸收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意见,吸收了全国各社会团体的意见,没有如往常那样有明显的“反共”条文。但是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有对阶级斗争观点的批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曲解中共宣言,肯定中共放弃原有主张,确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又批评中共“挟其不适合国情之主张”等。为回应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对国民党组织体系松懈的严厉批评,大会通过的《宣言》以及党务决议等,决定在党内设总裁、副总裁,以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授权蒋介石对于党政军之统一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并规定领袖制度,以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通过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决议案,以执政党的名义制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方略,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这种进步性显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全国民意压迫下达成的。《新华日报》曾及时做出反应,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基本的方针。……这对于坚定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念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特委就国民党此次大会宣言和纲领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各地“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表示我们是实施纲领的最积极的力量”,“发挥其中一切进步的东西,并根据之以回答及反驳一切对于我们之攻击”。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就关于此次大会的策略问题给陈绍禹、周恩来等发电报,特别指出:“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面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至于其中缺点和不足处,我们在赞助的基本方针下,给以充实和发展,其中错误处,亦应在此方针下给以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括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我们赞助他们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口头上的允诺与企图也好,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力的场所”。当然,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仍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且对发动和依靠群众有不少限制,对战争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也不敢提出对日绝交、废除日本条约,这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存在区别的。更不要说,在此后的历史上,国民党以及国民党政府没有真正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抗战建国纲领》,它的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变味了,它没有放弃“反共”,没有真正动员民众抗战,这些就不是本文能展开的了。

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全国各阶层民意,集中力量抗战,还专门就蒙古族、回族发了文件,专门就长江流域哥老会群众发了文件,要求采取适当政策,动员国内各民族、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来抗战,照顾他们的合理需求,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所提倡、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真正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 为赢得抗战胜利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示范的主要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提到改革政治机构,这就是政权建设中的民主问题。这一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抗战建国纲领》也提到了,那不过是敷衍民意的,事实上根本提不出可以操作的革新政治机构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很难直接影响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机构,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极为用心用力。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都实施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战积极性,形成坚不可摧的抗战意志的一系列措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执政能力的来源之一。《复兴文库》第2编第6卷用8册篇幅展示了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理想信念教育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未来新中国的范式。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是所有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标本,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在讲到边区民主政治对全国的作用时指出,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的根据地”,边区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就可以“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陕甘宁边区曾先后在1937年、1939年发布过两个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颁布(又称为“五一施政纲领”)。这个纲领是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由毛泽东反复改写、修订,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这个施政纲领,是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据中央有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示制定的。它更全面也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方针和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举凡军事政策、与边区内社会各阶级各党派政策、与边区外友党友军团结政策、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资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卫生政策、男女平等政策、民族平等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对待外国人政策等,都一一做了明确规定。所有这些规定,明确无误地体现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要求,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特别强调了三三制,明确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把三三制用明确的法律语言规定下来,规定了当选共产党员在行政机关的责任担当和行为规范,为共产党员在行政机关中的服务树立了民主标杆。同时,施政纲领还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这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体现了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即是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对于调动边区内各社会阶级、各党派中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抗日积极性起到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三三制在抗日根据地全面推行,为各抗日根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且对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建设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以“五体投地”来表明他对这一原则的拥护。

结 语

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为努力推动国家走上抗日战场,做了一系列艰苦的工作,一直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才有了保证。这个艰苦工作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这个努力推动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本文的结论很简单,抗战时期把握时代大势、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掌握了国家大部分资源,本是可以及早推动对日作战、建设国家的,但是它自1927年以后坚持消灭共产党,坚持消灭异己,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始终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战以后,蒋介石也没有放弃“反共”,只是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反共”放在第二位。这就不可能把国家带入正确的发展轨道。它虽然是执政党,在抗战胜利后不过三四年时间,就失去了对于国家的统治权,这是不奇怪的。这个结论,在抗战的当时,或许还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过了80年,人们回头再去看历史,根据丰富的史料做出判断,达到这个结论应该是不困难了。这个结论,是我们观察、研究抗战历史的总的观点,也不妨说是我们研究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观点。

全部抗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是始终抓住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用奋斗和牺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历史大道一边,站在历史正义一边,站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一边的。《复兴文库》选录的大量文献反映了这一特点。《复兴文库》的思想价值,很值得进一步提炼和总结,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思想源泉,提供思想涵养与启迪,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走好中国道路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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