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以来，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在充分借鉴西方口述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学界从多学科交叉融合角度深入探究口述历史，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推动中国口述历史朝着规范化与智能化方向发展。围绕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一批高质量口述历史项目、著作相继涌现，一系列影响广泛的口述历史活动陆续开展，参与主体涵盖政府部门、高校与民间力量。展望未来，中国口述历史应直面现存问题，聚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 中国口述历史 跨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张德明，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稳步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对历史研究的空前重视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给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口述历史在新时代吸引了多学科、多领域人员的广泛参与，不仅催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成果，而且推动了各种口述历史实践活动的蓬勃开展，在理论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梳理新时代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现状，总结其在学术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历程，并对未来中国口述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一、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的多重跨越
口述历史目前已是国际学界的前沿热点，在国内亦发展为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术增长点。当前，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呈现多元化拓展、学科化推进与深度反思并行的态势。新时代以来，中国口述历史学界沿着本土化方向不断开拓，对长期困扰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问题、口述历史与历史记忆问题、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问题、口述历史多学科特性与多领域应用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不仅在构建中国口述历史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而且推动了国际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应用西方口述历史理论，而是致力于探索口述历史的“中国范式”，思考如何将之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学术脉络和社会现实有机融合。
在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层面，国内学者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对口述历史的性质与作用、方法与规范，以及如何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避免各种争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一些具有实操性的口述历史手册陆续出版，详细梳理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的全流程，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例如，左玉河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口述历史理论》收录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文，总结了中国口述历史的宝贵经验，展现了中国口述历史学界的理论探索成果。潘宏主编的《军事口述史概论》作为国内首部专门研究军事口述历史的理论著作，廓清了军事口述历史的发展脉络，构建了军事口述历史基本理论体系，具体涉及军事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军事口述历史基本理论、军事口述历史研究规范、军事口述访谈、军事口述史料整理与利用、军事口述历史研究项目示例等重要问题。
早期的中国口述历史大多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论与方法。新时代以来，学界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体系。学者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套用西方模式，转而立足中国本土实际，尝试将之与西方口述历史方法论相结合，形成独特的理论话语；在反思西方口述历史方法论在中国语境下适用性的同时，探讨叙事真实性、访谈伦理等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表现。中国口述历史注重以本土口述访谈实践经验助力口述理论创新，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再用这些理论指导新的访谈实践，进而推动口述历史理论不断实现突破与创新。可以说，本土化口述理论指导下的口述访谈实践，同基于口述访谈实践的口述理论创新形成了良性互动，这亦是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成功经验。
口述历史方法论的突破与创新直接推动了工作规范的确立和完善，口述历史实践从“各自为战”走向“有章可循”。近年来，国内涌现了一大批系统论述口述历史方法的工作规范，从项目设计、访谈技巧、设备使用、史料整理、法律伦理到成果出版，形成了覆盖全流程的指导体系，推动了口述历史实践的规范化与专业化。2015年，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印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试行稿）》； 2016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启动的“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历史项目也制定了工作规范，对口述访谈的前期准备、访谈计划、技术要求、后期整理等各环节都进行了详细规定。2018年，国家档案局正式发布《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DA/T 59—2017），明确了采集流程包括确定口述者、采集准备、采集实施、采集整理，以及口述史料的收集、保存与管理等。2023年，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中华口述历史工作实务规范》（试用版）发布，该规范具体包括口述历史工作规范、口述历史学术规范、口述访谈者工作守则、口述访谈者工作纪律四部分，并附有口述历史访谈协议书、口述历史工作人员保密协议、口述历史访谈者伦理声明等七个文件，可供国内各行各业的口述历史工作者参考使用。在这些规范的推动下，中国口述历史的实践操作流程、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伦理与法律规范、人才培养方案、融媒体传播路径均日趋完善。
口述历史在方法论上体现了跨学科的多元性与融合性，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均介入其中。杨祥银认为，口述历史首先表现为研究视角的多学科化。社会学的类型学分析、结构分析等方法增强了口述历史的解释力，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与深描方法丰富了口述史料的采集维度，文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的介入则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新的话语形式和美学想象。跨学科研究视角的融通，使口述历史研究问题更立体、分析更全面，极大拓展了口述历史的学术想象空间。不同学科的口述历史方法也各有侧重。陆远指出，社会学、人类学主要侧重于在口述史料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和知识生产，关注底层视角和群体记忆；档案学和图书馆学作为深度参与口述历史实践的学科，主要关注口述历史资源的采集、保存、管理与利用，尤其是在数字时代如何改善口述历史实践的技术和方法。其他学科则多借助口述历史书写本学科学术史、构建学科认同，音乐口述史、戏剧口述史、教育口述史、建筑口述史、科学家口述史等便是明证。这也充分体现出不同学科在口述历史方法上的差异，需要各取所长。
在口述历史理论的具体研究中，学界围绕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学者们已突破将口述历史单纯视作“抢救史料”的工具性认知，转而强调其作为记忆研究的本体论价值，更为关注记忆如何被建构、访谈者与受访者的权力关系和互动，并提出一系列本土化的口述历史概念。例如，左玉河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特性提出“双向建构”理论，强调访谈者与受访者在历史重构中的互动关系：“作为方法论的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双重主体特性，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当事人均为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研究及其书写，不再是历史研究者的专利，历史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参与历史研究和书写，因而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有可能带来史学研究形态的变革。”刘亚秋提出“记忆社区”概念，指出“记忆社区至少包括三个维度：地点、时间和人物。它以个人的口述为起点，基于人的生命实践，富含主体性和情感性特征，但其勾勒出的是一个囫囵的整体，有极强的社会性特征，蕴含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口述历史具有公众史学的属性，普通民众可以充分参与其中，这一点亦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王艳勤认为：“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是长期以来颇受争议的问题。钱茂伟就此提出：“从口述史生产源头抓起，确保文本的可信度……研究者需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盲目，应当通过核实口述者的背景和动机，多源验证，交叉比对，对口述内容的逻辑性、合理性、可靠性进行分析，排除明显违背常理或与其他史料矛盾的部分。”学界现已普遍接受了口述历史的“主观真实性”价值，即口述内容虽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个人对历史的解释及其背后反映的情感、认知、心态，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前，人工智能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口述历史研究，既改变了资料的存储、整理与分析方式，又催生了新的理论研究问题，如数字口述史的伦理、方法与标准。面对数字时代口述历史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学者从通俗化、智能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人工智能给口述历史带来的便利，杨祥银指出：“就整理环节而言，人工智能在转录、编目与索引等流程显著改善其效率和质量，随着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口述史整理全流程的自动化……在保管环节，人工智能正从根本上改变口述史成果的保存方式和管理模式……在分析环节，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为口述史分析提供了更多定量分析和数据驱动的研究工具。”不过，人工智能并非口述历史发展的“灵丹妙药”。杨祥银进一步指出了其中潜藏的风险，即如何确保口述资料的真实性与代表性，如何避免著作权侵犯、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风险，如何避免算法模型的偏见与误读，如何平衡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如何应对数字鸿沟带来的不平等，等等。这些都是口述历史在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林卉亦就此指出，新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一些风险与挑战，特别是在伦理方面，如现今人工智能已经能够通过少量语料近乎完美地模仿真实人物的语音语调。一旦这项技术与口述历史资料库相结合，如何甄别历史亲历者讲述内容的真实性，将成为可能涉及伦理与法律问题的重大挑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未来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口述历史研究时必须注意的，故数字技术的发展应被着重纳入口述历史理论的思考范畴。
总之，新时代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的发展实现了多重跨越：从套用西方走向理论自觉与主体性建构，从依赖经验走向方法体系化与规范化，从史料补充走向价值重构与功能拓展，从单一史学方法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这一历程表明，中国口述历史已成长为具有独立学科意识、丰富方法论体系和明确社会功能的成熟领域，正在逐步形成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深具中国特色并回应中国需求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二、中国口述历史的多元化实践探索
新时代以来，口述历史在国内受到广泛重视，成为构建集体记忆和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以及记录时代变迁、保存民族记忆、树立文化自信的新兴力量。同理论层面的发展相呼应，新时代中国口述历史在实践层面的开拓亦呈现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焕发出蓬勃生机，逐渐从分散的、个人化的学术兴趣，转向系统化、规模化、同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文化实践，走出了一条主体大众化、领域多元化、操作规范化、技术数字化、平台机构化之路。
（一）口述历史项目与活动
中国早期的口述历史实践多为学者个人或小团队基于特定课题展开。进入新时代，口述历史项目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呈现服务重大主题、以项目引领的系统化与规模化特征。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国家有关部门主导、支持了系统性的口述历史采集工程，对老党员、老红军、抗美援朝老兵、新中国建设者、改革开放亲历者等进行大规模访谈，旨在构建国家记忆库。2015年，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美援朝战争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重大研究专项共资助两批采录任务，在全国各地同步推进，已完成三批抗美援朝老兵口述史采录与整理工作，后续将支持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成“抗美援朝战争口述史资料库”。同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共同开展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专项工作，通过亲身经历者、参与推动者真实生动的讲述，还原这些成就和变革的诞生过程与其中的生动细节，呈现具有丰富性、多样性、鲜活性的历史画面，为新时代存史、画像，形成全景式深描的口述历史。
进一步而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省（区、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以口述历史为主题的项目越来越多，彰显了学界对口述历史研究的关注与相关部门对口述历史的重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新时代以来立项的以口述历史为主题的项目涵盖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等学科，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凸显区域特色的口述历史项目也呈现遍地开花之势，2024年各地开展的项目有“杭州半山电厂口述历史”“深圳工业口述史”“白银工农渠建设纪实”“景德镇的他者”“湖北省三线建设口述历史”“长沙卡拉OK厅口述史”“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农户生计变迁口述史”“侨韵中山记录乡愁”“栖霞山口述历史”“天津支边医生在广西”“乡见系列口述史工作坊”等。
当前中国口述历史的参与主体虽日益多元化，打破了以往由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导的局面，形成了政府机构、民间组织等力量共同参与的新态势，但高校和科研机构仍然是中坚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重视对口述历史人才的培养。中国传媒大学、温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高校均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并开设口述历史课程，培养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学生。2019年，天津体育学院在国内率先设置体育口述史学二级学科，自2020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有专门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先后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口述历史导论”“记忆研究导论”“口述历史实践与案例分析”等多门课程；围绕青少年口述历史教育，在2016—2020年陆续开展“蒹葭”青少年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并与中国传媒大学附小合作开设口述历史“高参小”课程。国内许多大中学校还将口述历史纳入实践课程，引导学生访谈家族长辈、社区名人，在学习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培养共情能力，深化对家国情怀的理解，从而使口述历史成为思政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创新载体。
其二，开展系统化、学术性的口述历史活动。“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至2025年已举办十五届，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江苏、河南、浙江等地也举办了省级大学生口述历史比赛。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至2025年已成功举办十一届，并正式升级更名为“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口述历史品牌活动。该活动具体包括国际口述历史项目展示、年度纪录影像展映、口述历史国际研习营、口述历史之夜、“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等版块，并在中国传媒大学校内建立了口述历史影像库与展览馆。不少高校在口述历史教育过程中孵化出独具特色的品牌活动，如中国传媒大学的“重温历史：记忆之场与口述访谈”通识游学课和“回忆与追溯”师生江西新城陈氏调研、广州大学的万企兴万村口述故事社会实践、杭州师范大学的麻风休养员和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教育、河海大学的百年校史口述史、南京师范大学的口述史实践教学和洪江918厂职工及二代亲属口述等。
此外，以口述历史为主题的行业交流与培训亦显著增多，各类口述历史工作坊、研讨会、培训班与讲座频繁举办，有效促进了实践经验的分享和行业水平的整体提升。其中，一些专题口述历史会议已形成品牌效应，如中国建筑口述史研讨会、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讨会、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年会已连续举办多届。
档案馆、图书馆及地方史志部门已成为国内口述档案最重要的保存与利用基地，尤其是史料的抢救性采集和永久保存。近年来，这些机构陆续启动大型口述历史采集计划，将之视为拓展馆藏资源、填补官方档案空白的重要途径，如国家图书馆于2014年成立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专门进行口述史料的搜集抢救，以传统文化遗产、现当代重大事件、各领域重要人物为主要专题，“从东北抗联专题资源建设开始，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先后启动了中国远征军专题、飞虎队专题等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的专题资源建设和蚕丝织绣、‘我们的文字’等文化遗产类专题资源建设，对当时已经高龄的抗战老战士、非遗传承人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访问和影音记录”。
同时，口述历史成果的应用呈现公共化与教育化特征，不再蜷缩于学术的象牙塔，而是实实在在地走向公众、服务社会。通过举办展览、出版通俗读物、制作纪录片等形式，口述历史成果被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激活地方记忆，促进社区认同与文化传承。国内媒体机构深度介入口述历史，各地电视台、报社、新媒体等依托专业优势，推出《民族品牌之路》《见证》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口述历史纪录片，极大地推动了口述历史的公众传播。民间力量亦十分活跃。民间团体与个人爱好者纷纷成立文化工作室或公益组织，独立记录者自发开展口述历史项目与口述历史培训，志愿者团队则致力于特定领域的口述历史记录。这些实践不仅视角独特，而且充满人文关怀，更贴近基层社会。例如，李远江等发起的中学生历史记录大赛，以及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等发起的“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均颇具影响力。随着公众历史意识的觉醒，普通民众也成为口述历史的生力军。在家史、村史编撰等项目中，亲历者和记忆传承者成为口述历史访谈的主角。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与新媒体技术推动下，技术应用的全面化与精细化改变了口述历史的实践方式。口述历史项目的呈现形式与传播路径日益多元化，口述历史成果不再仅限于著作或论文，线上音视频库、VR/AR体验、沉浸式展览、互动地图、播客节目等新媒体形式，使口述历史成果实现了从静态文本到动态多维呈现的飞跃，从而让口述历史“活”起来，走进寻常百姓家。
在口述历史的团体组织方面，全国性、地方性与专业性社团不断涌现。成立于2003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旨在团结全国各界的口述历史从业者，统筹推动口述历史资料的采集、编辑与研究，指导学者出版或发表口述历史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该社团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近十年已先后在各地成功举办多次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围绕不同主题对口述历史进行探究。成立于2025年3月的中国社会学会口述与社会记忆专业委员会，系社会学领域的口述历史社团，主要基于当代中国口述历史开展系列活动。在地方层面，天津、江苏、山东、河南、浙江、西藏、广东、四川等地相继成立了省级口述历史研究会，各自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口述访谈工作。至于专业口述历史组织，则以全国音乐口述史学会、全国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会为代表，每年举办全国音乐口述史研讨会、全国体育口述历史研讨会等活动。
（二）口述历史作品的出版
新时代以来，学界出版了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作品，其内容覆盖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既关注精英人物，也着眼于普通个体。这些作品架起了个人微观命运与国家发展、时代变迁之间的桥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镌刻下鲜活、生动、多元的历史见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口述历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新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作品相继问世。曲青山等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口述史》紧紧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汇集了49位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资料和回忆录。他们的亲历亲闻、所感所悟，生动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雨历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关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以及重要党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在延安口述历史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丛书，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党群关系口述史》，对延安十三年的党史进行了口述记录。与此同时，关于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党史事件的口述历史作品也陆续问世，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深入挖掘。特别是抗战老兵口述史，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由魏海生、高永中主编的《口述抗战》，该书全面整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八路军、新四军等部抗战老兵的口述史料，系统展现了中国十四年抗战的面貌。不仅如此，各地均加强了对抗战老兵的口述访谈，出版了多部相关口述历史作品，翔实讲述了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的抗战细节，极大丰富了抗战史研究。此外，涉及中国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主题的口述历史作品也陆续出版，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战争罪行。
中国口述历史视域不断拓宽，呈现百花齐放之势，深耕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持续产出了一大批精品佳作。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国妇女出版社推出的“妇女口述历史”丛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中国电影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图书馆人物口述史”丛书、同济大学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昆曲口述史”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澳门口述历史”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丛书、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丛书等，均为其代表。这些口述历史作品的主题紧密呼应时代，聚焦中国社会发展、文化遗产抢救、各行业与各群体的生态等内容，记录了时代变迁下的个人命运与情感。
当代中国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热点领域，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社会建设等，聚焦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口述访谈。特别是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为契机，各地推出了一批以改革开放、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与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口述历史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2018年分别出版由曲青山、高永中主编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以及由欧阳淞、高永中主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二者收录了许多亲历见证新中国历史及改革开放的老同志的口述回忆，披露了许多重大决策鲜为人知的过程与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采录组的《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亲历者的讲述，以代表性事件、人物和成就为主线，共采集形成20多篇口述稿，生动还原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画卷。当代中国口述历史主题日益多元化，从宏大叙事到微观日常，不再局限于政治史和精英人物，而是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加贴近民生百态，城市与乡村记忆、行业史、校史、家史方面的口述历史作品大量涌现，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口述历史作为记录和保存非物质文化的核心手段之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口述历史越发受到重视，各地纷纷进行抢救性的史料搜集整理，出版相关口述历史作品，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有效支撑。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海峡两岸民间工艺口述史”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推出的“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南京出版社推出的“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丛书、黄山书社推出的“徽州非遗大师传承人口述史系列”丛书、湖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湖南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系列”丛书、团结出版社推出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丛书等作品，收录了对民间手艺人、地方戏曲传承人、传统节俗参与者等的口述访谈，成为保护“活态”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当前，中国口述历史作品呈现研究视野下移的倾向，更多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特定社会群体的经历及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微观叙事，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国内现已出版多部此类口述历史作品，涉及劳动模范、会计、记者、学者、华侨华人、艺术家、教师、奥运冠军等多类社会群体，真正践行了为人民书写历史的理念。口述历史还强调个人记忆、家庭记忆与国家宏大叙事的互动关系，通过无数个体的微观经历来折射和解读宏观的国家历史进程（如改革开放、三线建设、脱贫攻坚等），充分体现了其独特价值。
三、中国口述历史的未来发展之路
在中国口述历史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存在诸多隐忧。目前部分口述历史成果真实性不足，不少受访者讲述的内容偏离事实，出现了很多时间、地点等史实上的明显错误。有些口述历史作品以“解密”“猎奇”为噱头，甚至伪造名人的口述或回忆，试图丑化领袖人物与英雄人物以博取眼球。这类谬误借助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影响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从口述历史成果的规范性看，部分受访者刻意夸大史实或突出个人贡献，而整理者因学养不足、缺乏专业知识，往往无力辨析与纠正这些错误，导致出版的口述历史成果真实性存疑，史料价值大打折扣。此外，目前国内口述历史缺乏专业人才，一些非专业的民间人士也参与其中，导致不少口述历史成果的深度不足，只能算作简单的访谈或口述史料整理，而非经得起考证的口述历史，故亟须加强访谈的专业化建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在中国本土口述历史理论建构方面仍显不足，缺乏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体系。这不仅导致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而且易受西方口述历史理论的影响。虽然目前国内对各行业与各群体的口述历史采集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由此引发的版权、法律及伦理争议等问题已造成不少纠纷。在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上，国内极度缺乏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人才，目前从业者多为兼职人员，在研究水平、投入时间上均有所欠缺。国内口述历史学科归属十分模糊，基本挂靠于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等二级学科之下，处境颇为尴尬；加之口述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界定仍有争议，更限制了其人才培养的发展空间。还有一些地方口述历史团体组织管理颇为混乱，处于失控无序状态，从而制约了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口述历史发展需求。
虽然中国口述历史在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口述历史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构建中国口述历史自主知识体系，仍然任重道远，这项系统工程亟须国家层面引导、学术层面深化、技术层面赋能、社会层面参与。针对上述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现状与既有问题，笔者特从“三大体系”建设的角度，就中国口述历史的未来发展之路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学科体系建设上，应扎实推进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传播学、档案学等学科中，加强口述历史课程设置与硕博士人才培养，鼓励跨学科合作研究，组织专家编写全国通用、适用于高校教学的口述历史教材。任智英提出，实现口述历史类课程的本土化，需要明确口述历史的学科定位，始终聚焦理论与实践前沿，形成本土化教学核心内容，规划兼容中国学术特点和中国特色实践操作体系的统一教材，推动各方达成共识，凝聚合力，共同打造本土化的口述历史课程体系。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将口述历史自主设置为交叉学科，优化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培养机制，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主题的口述历史实践活动。无论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抑或各省（区、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都应适当向口述历史项目倾斜，围绕“AI辅助的口述史料分析与主题挖掘”“口述历史与虚拟现实/元宇宙的结合在公共教育中的应用”“全球视野下中国口述历史的国际对话与传播策略”等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议题开展研究，同时鼓励企业与基金会设立专项资助，为有价值的项目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建议国内高校定期举办有关口述历史的工作坊、研讨会和培训班，传授最新的口述访谈方法、技术与伦理规范；探索建立口述历史人才认证与激励机制，构建口述历史从业者的资格认证体系，并将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成果纳入科研评价体系，增强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此外，在口述历史社团建设方面，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口述历史一级学术社团，以加强对全国口述历史的统筹管理工作；力争在全国所有省级单位成立口述历史研究机构，鼓励成立美术、科学、新闻、旅游等分领域的口述历史分会，分别开展各种口述历史实践活动。
第二，在学术体系建设上，应持续推动国内口述历史访谈工作的规范化，提升口述历史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建议加大国内口述访谈规范的推广应用力度，开展对口述历史从业者的专题培训，为各地各行业的口述历史实践提供系统的业务指导，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述访谈整理及成果出版过程中的争议。同时，国内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应加强对口述访谈音频和视频资料的保存与管理，在深化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共同建设公益开放的全国性口述历史档案平台，制定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实现互联互通。建议创办专业的口述历史学术期刊与权威的口述历史学术网站，为国内外学者提供学术发表与交流的平台；打破各学科口述历史各自为政的局面，推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口述历史领域的对话与融合；鼓励各大研究机构、档案馆设立口述历史项目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项目方案进行前置性伦理评估，切实防范潜在风险。
在具体的口述历史实践中，建议各地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以亲历的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为主题的口述史料抢救性采访、整理与研究工作，引导口述历史关注基层建设者的个体经历与情感体验，对全国劳动模范、各民族代表、解放军老战士与退休干部等重要社会群体进行大规模口述访谈。通过这些口述历史实践正本清源，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辨析与批判，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理论探索。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口述历史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口述访谈中的技术优势，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新问题，探索智能化时代口述历史的新方法。研发契合中国多民族、多方言特色的AI口述访谈模型，鼓励利用新媒体技术制作口述历史纪录片，增强其网络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拓展智能化口述历史的本土实践路径。探讨人工智能在口述历史文献检索、数据统计、成果查询、语音识别转录（如对方言土话的语音识别转录）、图像识别等方面的应用，并探索其在口述访谈问题设计、人机对话、智能采访、深度追问、历史场景重构中的潜在价值。此外，相关部门应制定人工智能应用于口述历史的专门规范，严守伦理底线，防范隐私泄露等风险。
第三，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应加快构建中国本土口述历史理论体系，致力于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学界应广泛借鉴不同学科理论，结合具体的口述实践，实现对口述历史资料的深度挖掘与系统解读，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体系。同时，应深化与海外口述历史学者的交流，把握国际口述历史前沿动态。中国学者应积极参与国际口述历史学术会议，推介中国口述历史的最新成果；推进国内优秀口述历史成果的外译与海外传播，鼓励学者在海外出版或发表口述历史成果，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影响力。
学界应在坚持口述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用口述历史特有的方式在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建议将口述历史事业纳入国家及地方的文化发展、档案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充分肯定其在构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补充官方档案、记录社会变迁、保存“活的历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通过媒体宣传、公共讲座、成果展览、纪录片展播等形式，向公众普及口述历史的概念、方法与意义，使口述历史成为社会公众均可参与的文化实践。此外，还应将口述历史与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相结合。建议地方文旅部门利用口述历史挖掘地方文化记忆，打造叙事体验项目，增强地方文化认同感和旅游吸引力；通过挖掘和整理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与奋斗故事，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鲜活的一手材料。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7期，是“口述历史研究前沿”专题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