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 次 更新时间:2015-04-01 18: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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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小新  

   【内容提要】口述历史资源反映的是大众文化和大众记忆内容,收集整理这方面资源,有助于增强 公民道德意识及其自觉的社会主人翁态度。为了准确深入地再现口述历史,发挥口述资 源的作用,历史学者应在尊重史实并不断提高史料分析技能的前提下,善于去捕捉有用 信息,把握好与被采访者在思想情感上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契机。口述历史应被积极运用 到体察民意和改善社会环境的工作当中去。

   【关 键 词】美国研究/口述历史/科学求证/文化研究

   口述历史的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不见经传、甚或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 生活与思考。口述历史的采撰写访者可以是社区工作者,也可以是地方志的编纂者;可 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自由职业者。口述历史内容可以与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交汇、 交叉,也可以没有直接关系。口述历史可以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传统历 史研究顾及不到的方面,启发人们的思考。

   一、作为人文群体的口述者

   口述历史主要表现的是有明显人文个性或地方色彩、有自身突出历史与文化特征的人 文社会群体。与传统历史调研方法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并非出 自上层社会或是名人要人,而主要来自社会各不同阶层。他们也许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目 击者或参与者,但更多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当代普及教育与调 研方法,已经在美国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在美国中学给学生制定的口述历史作业中, 学生们被要求采访搜集身边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爷爷奶奶的故事,“彼时与此时”的 短文、亲友小传、家史记念集或展览,移民史、社区故事等。[1]学生们通过自己的劳 动,包括采访、整理、汇报和展示自己的收获,将学习与自己的思考和兴趣点有机地结 合起来,培养了个人关心和爱护家庭、社区和地方发展的习惯,以及自己作为一名国家 公民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美国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重视集中在口述者的多元人文群体特征上。多元人文群体包 括移民、妇女、同性恋、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美裔等 等。这些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人民经历的是一个多元的美国历史。例如,《阿帕契史诗 :殁》以最后一个阿帕契部落酋长的回忆为主线,以阿帕契部落近代变化历程为核心, 展示了这一印第安部落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这一部落人民特有的思想情 感和价值观念。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作者伊夫·波尔(Eve Ball)采访了三百多位阿 帕契人以及与这个部落有过各种重要联系的其他美国人。这部写于1980年的印第安人史 诗已经成为口述历史的一部经典作。[2]在另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 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中,作者保罗·布尔(Paul Buhle)在前言这样介绍与他合作的口述 者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 百名不同辈分、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保罗·布尔的采访历时二十 多年。作为一名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教授,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体自 传”写成的、“包括了我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历史”。[3](P3—4)

   口述历史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的基础上。他们的共同回忆在西 方史学界被称之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3](P2),也叫“大众记忆”(Pop ular Memory)[4](P205—52)。对此,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有关讨 论对美国学术同行有重要影响。(注:有关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论述,参见 拙著《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134页;张隆栋主编: 《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 “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也可以产生有关过去和现时的知识”。这里的知识指有历史意义 的知识,是因为蕴含着这些知识的“大众记忆”包含着值得珍视的历史良知:

   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有关过去的常识。虽然这种常识也许缺乏一贯性和说服力,但它包 含着良好直觉的成分。这类知识通常在没有任何加工的情况下,在日常谈话和个人的比 较及陈述中不径而走。这类知识也许会在一些带着亲情的文化形式中被记录下来,如信 件、日记、照相册和与过去相连的收藏品等。[4](P210)

   大众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表达出来,以录音方式记录下来,也可以借助多种流散于民间 的文化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往往会拿出自己保存的文字物 品等,帮助自己在脑海中唤起回忆的某些内容。

   对于口述材料蕴含的基于实际生活、良知和普通人思想情感的历史知识,史学者的一 个重要工作是对之加以发掘和客观再现。在这方面,科技的发展,录音机的普及及其性 能的不断提高,被看作是口述历史产生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录音机的存在与应用较以 往手段更为真实、准确地记录下采访的全部内容,使之成为采访者本人和其他研究人员 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此外,作为普及于20世纪的新的传播媒介,录音机与摄影照片、摄 像机等都是不同于传统文字传媒的、作用于人的视听觉与思维的历史记录新手段。这些 产生于20世纪的新媒体可以相互配合使用,从而使历史调研的方式更为丰富充实,并且 能够为后人提供更为真切、具体的历史调查素材。

   二、口述史学者的历史阐释责任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从文化研究角度对传统治学,也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和文献考证,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通过特定理论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用来鉴别真伪 或者事物客观与否的尺度,已经使历史学家带有自身的主观色彩。进一步而言,当史学 界自身的文化氛围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或冲击时,历史撰写便相应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层变化无疑源于史学家自身的变化。与此同时,决定纪录历史“事实”的尺度又何 尝不被文化氛围所包围着呢?不过对这些“事实”的不同阐释反映了不同理论的争鸣。 再者,传统治学注重通过实际考察来证实和辨明历史事实的真伪。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 究中心的学者不满足于以考察和收集“事实”为特征的传统史学态度,认为这种史学态 度虽然注重实际,但他们的方法受局限于档案调研的特定模式,受局限于对作证据用的 文字资料的过分依赖。

   相比而言,口述历史改变传统治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口述历史使历史学家的角色发 生了变化。历史学者成了采访者,“在重要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同时又发现自己 已然离开了办公桌,分享着在人际交往上的经历”[4](P222)。从主观上讲,史学者要 积极发挥自己能动的思考作用,不断改进调研水平和采访工作能力。从客观上讲,史学 者要尽力减少个人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偏见,并充分调动口述者展开回忆的积极性。具体 而言,史学者在每一个具体口述历史项目上都要有周密的设计、规划,如可以运用量化 社会学方法等;同时又要留有余地,避免先入为主地用一种理论来直接概括一个社会群 体的思想。要首先关心这个人文群体如何表述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以及这个群体的价值 观和行为方式如何。与此同时,史学者要不断提高采访技巧,从而减少偏见,包括利用 一定时间去研究了解人的记忆特征问题,认真对待口述材料和提高口述历史分析技巧, 与历史见证人进行良好沟通,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如不用其实际名字等等。

   在上述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Barbara)历史教授简·雪伦·德哈特(Jane Sher ron De Hart)对自己采访工作所作的总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为了就美国当代历史 上的男女平权修改条例问题写一本书,德哈特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对北卡罗来纳州赞 同与反对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一百多人进行了采访,并于1993年将自己采访 后对历史治学进行的思考发表在《美国历史期刊》(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上。德哈特记得,采访开始她很自然地采用了传统治学态度,也即首先找出能够代表 历史重大事件与人物的最准确最客观的内容。其次,对有关信息的价值和可信度进行严 格审查。第三,将有事实可信度的信息加入历史叙述中,摈弃验证不合格的部分。[5]( P585)最后,将人的记忆看作是一种可以完全客观处之的检索系统。

   德哈特一开始便出师不利:支持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人不愿因走露自己活 动的风声而影响事态发展进程,不愿与她交谈。反对将男女平权修改条例写进宪法的人 则因为德哈特的女权主义身份而不愿接受她的采访。为此,德哈特改进了采访策略。这 些策略包括与自己的男性采访同事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一起,约见州议会发言人了解情况 ,仔细分析自己采访对象的背景,作尽可能充分的采访准备等等。但这些传统做法并没 有太大帮助。不久,德哈特认识到与被采访者保持客观距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对于本 来就已经在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与采访者有距离的反对派来说,如果采访者能够表现 出同情心、并且努力感受被采访者的思想情感,这被证明对工作是十分有利的。而对于 采访者本人早已尊敬的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以及那些给予采访者本人各种帮助、包括安 排吃住的人,再保持距离就显得做作、甚至虚伪了。德哈特认识到:“不论保持距离与 深感同情的各自比例有多少,不论采访者意识到与否,采访者都必然置身于采访中。” 为了合情合理地与口述者进行交流,而不是刻意呆板地与口述者保持距离,德哈特这样 总结说,采访者要有“富于同情心的耳朵,再配上仔细审查笔记和纪录时有鉴别力的眼 睛”[5](P588)。

   德哈特的第二点收获关系到采访中的对话与记忆问题。在详细分析了采访男女平权问 题必然遇到的一系列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以及美国政治圈子的操作特点后,德哈特总结 说,问题的关键是,每一个参与对话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自己在社会、心理、以 及文化方面的偏见、观点、和特有表达方式。德哈特指出,“不论自己意识到与否,这 些因素不仅影响到应答的信息,也影响到所提出的问题”。采访内容是由口述者与采访 者双方的对话构成的,而且对话“绝不仅仅是检索记忆”[5](P590)。德哈特采访的是 一个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口述者与采访者常常会一起对各种不同历史陈述加 以比较。不同历史陈述又会因历史事件的新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德哈特指出,记忆本身 是一种“想象行为”,记忆行为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过程”。德哈特及其同 事从有关对记忆的研究中认识到:“真理不仅存在于可以被现实证实的陈述中,也存在 于任何传播意念的载体上。修饰语和事实本身一样重要。”(注:针对人的记忆特征以 及有关“事实”与“修饰语”的争论,德哈特建议参看Edmund Blair Belles,Remember ing and Forgetting: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Memory(New York:1988),xi,Jo hn Murphy,“The Voice of Memory:History,Autobiography,and Oral Memory,”Hist orical Studies,22(Oct.1986),pp.157-75.)[5](P592—93)

对话和记忆问题使德哈特自然联系到采访者与口述者双方的文化问题。换句话说,史 学者自身受制约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而被采访者群体也有一种人文背景。对口述历 史的历史阐释包括对形成文本的文化的文化阐释。德哈特将这一阐释过程解释为历史建 设过程。为了做好历史建设工作,采访者要善于克服自身文化的局限,将采访中出现的 文化问题与其他已经成文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何处理那些在采访中常常 出现的、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信息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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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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