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日渐兴盛态势，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研究论著。国内学者探讨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属性、定义、学科建设、研究范式及“汉学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国内学界还对海外中国学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立足国别汉学、专题研究等领域，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等内容，并翻译引进了一批海外中国学著作。在未来研究中，国内学界应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建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空前重视，国内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不少成绩。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2023年7月3日、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先后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提出希望。本文旨在总结梳理新时代国内学界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介绍实证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并展望未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趋势。
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理论方法的探讨
海外中国学的理论方法，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新时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热点前沿、研究对象、学科发展、研究范式、“汉学主义”论争等问题予以多方面讨论，形成不少代表性成果。
（一）热点前沿问题
海外中国学作为国内新兴学科，可从域外视角观察中国，并吸引多学科、多领域学者广泛参与。新时代，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海外中国学的现状、走向、重要概念等热点前沿问题。
国内学界推出多部海外中国学概论性著作，对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何培忠、朱政惠等分别主编的论文集，讨论北美中国学研究历程与方法，反思了北美中国学的研究方法、特点及不足之处。管永前从中国学研究、海外视野中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三个方面，对当代西方中国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做了探讨。陈肃、杨慧玲围绕中国学研究现状和趋势、海外译著出版情况、现当代中国文学著作英译本研究等三个方面，对2006至2016年间英语世界出版的中国学研究专著予以深入数据分析。
（二）海外中国学的定义与研究对象
国内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概念历来讨论颇多。新时代以来，张西平就传统“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异同进行过梳理。他认为，汉学是指对历史中国的研究，中国学则是指当代中国研究，并指出从传统汉学研究转变为当代中国学研究是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研究开始的。任增强认为：“相对于传统汉学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中国学更为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是中国学与传统汉学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极富争议性的话题。以诸如现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现实功利性与学术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指标作为二者间的分野，恐怕是难以完全做到的。”
（三）学科建设问题
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关系到研究范畴的取舍和如何团结相关研究力量。在理论方面，吴原元提出，需要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录建设，倡导学术批评性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勇于开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路径，推进不同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交流与融合。唐磊、何培忠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学界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20余篇文章，涉及该学科创立初期情况、学科研究对象的厘清与辨析、学科领域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新时代以来该领域研究的动向等。同时，学界也认识到，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属性比较模糊，带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四）研究范式问题
对于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范式，唐磊指出：“概括起来，在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普遍为学者们践行的研究进路可以归结为四种，即文献学进路、学术史进路、知识史进路和比较文学进路。”张西平、郭景红将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路径概括成三种类型：“第一，国学研究的方法，对海外关于中国知识的描述、研究进行考察；第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梳理海外汉学发展的脉络、研究特点；第三，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将其视作西方学术体系‘东方学’分支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五）“汉学主义”论争
新时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就“汉学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辩，主要涉及“何谓汉学主义”“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关系”等内容。《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刊发了“当‘汉学’被缀以‘主义’：汉学主义笔谈”系列文章，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和讨论。此后，《“汉学主义”论争集萃》一书将国内外学者讨论“汉学主义”的论文结集，内容包括“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对该理论的评价、批评，以及对批评的回应。国内学者基本不认同美籍华裔学者顾明栋用“汉学主义”抹杀西方汉学知识层面的客观性和立场层面的进步性。
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实证研究
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实证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学科，并立足国别汉学、专题研究等领域推出一批高质量论著，而且翻译引进了一批海外中国学著作，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贡献颇多。
（一）综合性研究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陆昌萍、王硕丰分别编著的海外汉学通论性著作，均以国别为主线，介绍了十余个国家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及其代表性人物、著作。沈桂龙、周武合著的《世界中国学导论》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世界中国学的缘起与发展、内涵与外延、理论与方法、现状与前景，全书分综论篇、区域/国别篇、主题篇、学派篇、大师篇和互鉴篇等六个部分。
（二）重要专题研究
在重要专题研究方面，海外中国学最早源自游记汉学，随后逐渐发展为传教士汉学及专业汉学。早期汉学研究虽然不成熟，却是海外研究中国学不可忽视的部分。截至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对早期汉学、汉学期刊、国别汉学及著名汉学家等问题进行了关注研究。
在早期汉学、汉学期刊研究上，张西平关注到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王晓玲等从宏观上梳理了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瑞典、俄国、英国和美国等十余个欧美主要国家在1840年以前的汉学研究。
在国别汉学研究上，中国学界对美国汉学研究最为关注。在该领域，吴原元推出多部著作，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华裔学者对美国汉学的贡献、中美汉学交流等问题均有研究。张静河、张杨分别从通史视角就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学进行了研究。近些年，学苑出版社的“列国汉学史丛书”推出多部涉及意大利、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学者的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家是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分布于欧洲、美洲、大洋洲、亚洲等地，国内学界对部分著名汉学家的具体研究进行了梳理。美国是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镇，国内对美籍汉学家进行了探讨，涉及卫三畏、薛爱华、费正清、魏斐德等个案研究。
（三）海外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
海外学界对中国语言与文化颇为关注，特别就汉语、古代文化领域的经典文献进行了大量的翻译与研究，国内学界也有不少相关成果。
在海外中国语言研究上，国内学界对来华外国人的词典编纂、汉语语法研究较为关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海外汉语研究丛书”翻译出版了德国甲柏连孜的《汉学经纬》、英国艾约瑟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近代来华西人汉语教材研究丛书”，涵盖近代来华传教士、海关洋员、来华外交官等三种类型。
针对中国古代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张西平团队近年专门致力于探讨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问题，多部著作从宏观层面论述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亚洲、欧美等地传播的历史及影响。特别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各地的传播情况予以编年或研究。
（四）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分支，涉及对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作品及作家的研究。既往研究推动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并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在专题研究著作方面，《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辑录了国内学界以个案视角对海外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的专题文章。胡淼森专门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描述。朱振武出版多部著作，重点关注了汉学家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历程及传播效果。这些著作立足点、侧重内容各有不同，但均对域外的中国文学研究做了有益梳理。
（五）海外中国历史研究
海外中国历史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涉及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及中共党史等领域，且研究视角比较多元，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变化。
美国学界是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重镇，有着独具特色的研究队伍。朱政惠以历史学为中心，系统梳理了美国中国学200年来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早期中国学向现代中国学演变的内在逻辑，清晰呈现了丰富立体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轨迹。褚艳红从研究视角变迁的角度对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予以考察，梳理各历史阶段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状况及其发展脉络。二者都对美国的中国古代、近现代史研究代表性著作及研究方向的转变进行了分析介绍。
鉴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海外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重视。王健等对海外中国当代史研究代表流派、论著及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还有一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特别是从他者视角出发对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肯定。有的著作关注海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相关成果进行了评析，驳斥了相关错误言论。
新时代以来，国内各出版社还推出了一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译著，有些已形成系列的品牌。这些译著的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基本涵盖了海外中国学的代表性著作，但有些译著出版时间较早，并不能代表最新研究趋向。此外，国内学界还整理了一些海外中国学的书目（含数字资源），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
海外中国学研究展望
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海外中国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在理论方法、实证研究等层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国内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方面仍有不足，未来值得继续加强，为建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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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国内高校、科研机构首先应加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建设。目前，国内虽然设立了不少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中心、机构，但多数机构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为虚体，需要适时转化为实体研究机构。同时，要加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扩充精通外语与中国学研究的研究队伍。在具体学科建设上，有更多高校在本科阶段增设中国学学科专业，在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中将其明确为二级学科。在教材建设上，目前国内虽然出版了一些海外中国学的教材，但质量上参差不齐，需要国内相关人员集中力量编纂代表学科前沿且可全国通用的“海外中国学”教材。因海外中国学的跨学科属性，应优化学科布局，加强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借鉴吸收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共同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
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国内学界应该加快引进翻译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掌握海外中国学的前沿动态；建设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录数据库，特别是应集体攻关，接续袁同礼编著的中国学系列书目，编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文汉学书目；继续加强海外汉学家的口述访谈工作。在具体研究领域上，国内学界除了对美日两国汉学研究较多外，对其他国家的汉学也应进行精深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汉学研究加强关注。在研究视角上，应借鉴全球史、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观点来拓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应对近代及当代著名汉学家、汉学报刊及相关研究机构的个案进行系统研究；秉承学术创新精神，增强问题意识，合力撰写有学术深度与中国风格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通史。国内学者应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升学术自信。
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针对国内学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话语权薄弱的问题，应充分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增强与海外学者的互动交流与平等对话，提升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真正做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观点、新理论与新方法，国内学者应该重视吸收借鉴。同时，国内学界对海外成果不能盲目崇拜，需要对其背后的叙事研究逻辑、理论前提进行深度解析；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警惕海外著作体现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及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学术殖民等因素，并对以“新清史”学派等为代表的错误观点及其对相关史实、史料的曲解进行严肃的批评。相关部门应为加强中国学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服务，除了继续组织世界中国学大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活动外，还应通过鼓励国内学者海外访学、参加国际会议、出版外文著作、创办国际汉学期刊、在国际期刊刊发论文等形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真正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在具体建设路径上，应该增强中国的主体意识，建设由中国主导的“中国学”，不能被外国的中国叙事所左右。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学者应在建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积极立足中国本土实际，从内容、史料及范式等方面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