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独具特质的标识体系。系统研究阐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内可以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对外可以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增进中华文明的世界认同度。近年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取得丰硕成果。一是讨论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原则，彰显和合型文明的卓越气质和天下型文明的宽广胸怀①。二是阐释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呈现形式，如黄帝陵②、共同体理念③等。三是研究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的路径，包括核心概念的外译与传播④、档案文献遗产赋能⑤。已有研究探讨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内涵、多维体现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路径。然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一个提出不久的重要概念，学界对其概念内涵的界定、结构要素的拆解、功能定位的明确等基础性问题鲜有关注，而这些基础性问题是推进这一命题落地、实现其时代价值的核心前提与根本支撑。鉴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概念内涵、结构要素和功能定位，以期为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提供基础性的理论参考。
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概念内涵的多维分析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并非一开始就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形式出现，而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成熟。准确把握“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需从政治话语演进与学理逻辑阐释两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
(一)政治话语中“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概念的演进脉络
借助《人民日报》数据库检索梳理发现，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八大召开，“标识”一词虽然已被官方广泛使用，但主要集中于经济生活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主要使用商品标识、商标标识等表述，“标识”概念多围绕打击假冒伪劣标识展开，文化领域涉及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标识”一词的使用虽然仍集中于经济生活领域，但已出现“标识”与“文化”“文明”“民族”共同使用的情形，如强调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文明的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标识”与“文化”“文明”“民族”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不仅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来阐释中华文明的核心政治概念，而且促成了中央、地方层面建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相关政策的相继出台。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系列论述实现了从“标识”到“精神标识”再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跃升。在此基础上，国家层面陆续在文物保护、文化发展等政策文件中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列为重要任务，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配套政策，最终使得这一概念从顶层政治话语转化为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的重要政策实践。
(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概念内涵的学理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伴随着核心术语“标识”内涵和外延的扩大而逐步演进。现有相关研究大多没有对“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界说，似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术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相关研究的系统化和学理化不足。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一个典型的复合型术语，对其内涵的理解需要从“标识”“标识体系”“文明标识体系”等基础概念出发。
首先，厘清作为元概念的“标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属概念，因而对其内涵的理解需要结合“标识”概念展开。从语义学来看，在汉语中“标识”与“标志”含义相同：作为动词意为“表明某物特征”；作为名词意为“表明特征的记号或事物”，即用一种事物来表示或代表另一种事物，是具有某种特定含义的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标识属于“能指”的范畴，是表达特定意义的媒介物，具有储存意义和传递信息的作用，属于符号体系中的表层结构；标识所承载的意义则是所反映的内容，属于“所指”的范畴，即隐藏在标识之中而被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是符号中的深层结构。能成为标识的事物往往承载着该事物的特征，这种特征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人们通过标识能够更为直观地引起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共鸣，形成一种群体意识。标识的群体性意味着某一标识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时，能引起共同体成员的心灵共振，标识所蕴含的意义能被成员所理解，激发出共同体成员强烈的情感和情绪。
其次，明晰作为次级概念的“文明标识”。文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通常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二者关联紧密，因而有时二者之间存在混用的情形。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如文学、教育、艺术等精神财富；文明指的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如文明人、文明国家。在把握文明与文化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将文明标识体系视为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一系列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文明标识通过文化集中反映出来。换言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了文明的主体，这些彰显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标识同时也是文明的标识。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通常包括精神标识、文化制度标识和物化标识。
最后，厘定“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概念内涵。结合“标识”“标识体系”“文明标识”概念的语义，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可明确界定为：以中华大地为物质根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以中华文明为核心内涵，由能够表征中华文明独特本质、承载中华文化基因、传递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区分于其他文明形态的一系列精神标识、制度标识、物化标识相互联结和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性符号体系。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呈现中华民族身份的重要符号，中华民族借助这些标识得以区分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华文明得以区分于世界其他文明。
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结构要素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由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体系，各要素之间围绕内核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以精神理念为核心、以文化制度为主体、以物质实践为载体。这个体系动态发展，其结构要素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精神理念层
精神标识处在标识体系中的最里层，是高度抽象化的、统领其他层次的标识，是中华文明的灵魂与价值根基，决定整个体系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集中体现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民为邦本”的国家观、“和衷共济”的社会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等。这四个方面分别从世界格局、国家治理、社会伦理、个体修养四个维度完整覆盖了中华文明从整体到个体的价值体系，共同构成了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的精神内核。
其一，协和万邦彰显中华文明胸怀天下的精神追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集中体现，“天下观”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将宇宙视为“天圆地方”的构造，世界上的一切物质存在都被覆盖在唯一的天的下方，基于对这个“天”与世界的直观认识，人们得出天下万物都反映并服从天的意志以及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天下观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整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观念虽然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但影响到了边疆的众多民族，各民族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联系，促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统合。天下观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在于天下观所主张的“无外”原则。从理论上说，“无外”原则意味着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化入某个总的框架，在外的化入成为在内的，不存在绝对外在的事物。基于这种关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
进入新时代，这一精神理念集中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国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主张。
其二，民为邦本彰显中华文明治国安民的精神内核。“民为邦本”的国家观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管子》有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论语》有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更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的国家观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始终，这一国家观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取向，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为基本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传承这一精神内核，在革命时期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进一步凝练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传统民本理念升华为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现代治理追求。
其三，和衷共济彰显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精神底色。“和衷共济”的社会观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与价值导向。“和衷共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又以“和合文化”为思想源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理想状态；“合”指的是“合作”“结合”“统合”，其内涵着重凸显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与内在机理。“和合”最终指向“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在这种大同理想蓝图中，人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和衷共济”的社会观便实现了价值层面的认同与实践层面的协同相统一。新时代传承弘扬和衷共济精神，将其融入社会治理、民族团结与国际协作实践，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纽带。
其四，自强不息彰显中华文明修身担当的精神品格。“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是个体层面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指向人的自我修养，塑造符合社会、民族与国家要求的社会人与政治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中的“自强”强调自我修养，自我修养也就是“养心”。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不仅形塑着个人行为的价值取向，也承载着中华文明奋发蹈厉的文明禀赋。及至当代，中国共产党高昂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文明禀赋，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熔铸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带领全国人民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进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文明禀赋的时代高扬。
(二)中华文明的主体标识：文化制度层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文化层面的标识是精神内核的外化，包括文化制度、行为规范、历史传统等。
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大一统的历史传统，礼乐制度与选贤举能的制度文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规范以及儒家、道家、法家等融合而成的思想体系。
其一，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塑造。大一统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核心的历史传统与价值共识，它兼具政治、制度与文化等多重意涵。大一统所强调的是天下共归于同一个政治秩序。秦代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和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奠定大一统政治基础，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思想一统之后，大一统便成为历朝历代共同遵守的共识。历史上边疆各族入主中原都将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作为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话语。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大一统形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大一统提供了主体支撑。中国共产党继承大一统精神内核，将其转化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认同的现代国家理念，以文化认同筑牢国家认同根基，以制度保障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让传统大一统理念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精神底色。
其二，礼乐制度与选贤举能的制度文明。礼乐制度是秩序和谐的规范标识，“礼”“乐”被古人视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法。“礼”通过等级、名分、仪节等规范，确定长幼尊卑的秩序。“乐”以音乐、舞蹈等形式陶冶情操，沟通情感。孔子所列的治术无非养、教、治三种，“礼”“乐”都是养教的工具。荀子虽也重视礼，但他意识到礼的作用发挥仍需要人去践行。所以荀子强调要“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选贤举能”凸显了中华制度文明中“人”的重要性。它表明，礼乐秩序的维系与德法体系的运行，都是以优秀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为前提。
其三，儒家、道家、法家等融合形成的中华思想体系。中华思想体系是由百家思想争辩交融而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汉朝独尊儒术虽使儒家成为正统思想，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思想完全消逝，而是以一种兼收并蓄的形态融会于国家之中。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与法家、道家的批判、对话与吸纳中获得了更具包容性的思想形态。儒家的学说奠定了伦理规范的基础，使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相联系。道家以独特的自然哲学，为儒家伦理提供了批判性补充。法家思想对儒家伦理规范的制度化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由此观之，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儒家价值为内核，以道家批判精神为调节，以法家制度理性为依托，使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复杂治理中得以保持价值定力与实践弹性。
(三)中华文明的外层标识：物化实践层
中华文明的外层标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看得见、摸得着、可传播的物质载体与实践形式，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最直观的外在呈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物化标识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与典籍文献、历史遗迹与器物艺术、民俗节庆与生活方式。
其一，语言文字与典籍文献对中华文明的符号编码和文本传承。文字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编码成可以传承，凭借视觉、听觉感知到的符号。文字通常作为二级编码被纳入中华文明。章太炎强调文字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将单个文字编撰成典籍文献，就意味着中华文明从零星文字走向了文本传承。文本化后的典籍成为中华文明的学术之源，语言文字和文献典籍就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形成的源代码。
其二，历史遗迹与器物艺术对中华文明的空间承载和感性表征。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社会空间都包含着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自然与人文相融的历史遗迹、建筑遗存、文化地标，一经赋予民族文化意涵，便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物质标识：长城、故宫、大运河、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北京中轴线、颐和园、天坛等，跨越古今、串联文明。秦岭、华山、长江、黄河、三峡等自然地理标识，则是中华文明诞生与发展的自然基础，被赋予深厚人文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精神标识。青铜器、瓷器、中国画、中国戏、戏曲舞蹈、文学作品、民族传说、礼仪节庆等以活态形式延续文明基因，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动态载体。
其三，民俗节庆与生活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时间赓续与身体践履。节日和仪式通过周期性的重复，确保了用以巩固民族认同的知识得到不断传承与传递，实现文化认同的代际再生产。对于集体记忆的延续与传承并不限于仪式、节日的重复，身体实践也同样成为保存记忆的方式。民俗节庆与生活方式中的身体实践也是在长期的文化氛围下塑造的结果。春节贴春联、守岁、拜年、吃年夜饭，端午赛龙舟、包粽子、挂艾草，中秋赏月、团圆宴，重阳登高敬老等节庆活动，以固定的时序与物化仪式让中华文明的时间节律落地为具体生活场景。传统服饰穿戴、中式餐饮礼仪、节气农耕习俗、传统手工艺劳作等日常实践，则成为文明传承的鲜活载体。
三、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功能定位
中华文明兼具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孕育了内涵丰厚、绵延不绝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资源。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承载着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内核，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凸显多重功能。
(一)文化根脉维度：文化传承的机制
一是将分散标识进行体系化建构。中华文明的历史遗产在自然状态下往往是碎片化、孤立化的。如果不对这些分散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整合，就难以发挥赓续中华文明的功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化整合与凝练，形成有机整体。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构主要通过横向分类梳理和纵向时序贯通相结合的方式，将分散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在横向方面，将纷繁复杂的文化资源分为精神、制度、物质三类；在纵向上，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将表达相同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资源串联起来。经由横向与纵向的整合，使原本零散破碎的文化碎片转变为逻辑贯通、有机联动的文明符号谱系，完成历史记忆的体系化保存，成为激活民族成员历史记忆的坐标点，使民族成员能够直观感知中华文明的演进逻辑，为赓续中华文明筑牢根基。因此，当前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二是将“看不见的文明”变成“看得见的载体”。“意象”作为“象”与“意”的结合，既表征为具象化的文明媒介物，亦蕴含着中国的独特文明价值观念。借助可感可知的物象，民族成员得以形成对中华文明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本质上是抽象的理念与规范，“抽象”意味着不可直接触摸、难以直观感知，如果不转化为具象载体，文明传承就只能依赖口传心授，极易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损耗甚至中断，而文明标识在变动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将中华文明抽象的精神、制度标识转化为可看可感的标识，形成标识体系，就能助力稳定的文明代际传递。
三是推动传统标识的现代重构。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化基因，如果只是作为“遗产”被保存，就只是“存下来”，而没有“活起来”。真正有效的文化传承，不是将其凝固在过往，而是让其在时代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发挥“文化母体”的作用，在守住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持续激活和表达方式的不断更新，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明在延续历史根脉的同时不断生成新的时代形态。
(二)民族认同维度：共同体凝聚的符号建构
一是构建中华民族的“自我识别系统”。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延续中积淀了丰富的符号资源，但这些资源只有被系统提炼为鲜明的身份标识，才有利于全体成员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也让世界其他文明准确地辨认和理解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正是通过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与文化特质的系统凝练，对内为中华民族提供一面文化自我认知的镜子，明确自身的精神归属与文化根脉；对外展现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风貌，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方位与时代价值。
二是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离不开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依赖于特定的符号。标识是社会记忆产生、保持和传播的核心载体。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发挥着识别中华民族身份的认知功能，更发挥着唤醒情感认同的凝聚功能，而情感认同正是共同体凝聚的心理基础。情感认同的唤醒离不开民族成员共同历史记忆的激活。集体记忆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容易被模糊甚至遗忘，而标识体系能将抽象的集体记忆具象化、符号化，使记忆变得深刻持久，在代际传递中得以延续与强化。
三是有助于在差异中建构文化共识。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中华文明的“一体”不是消解“多元”的同质化，而是在“多元”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生成的文化共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姿态，在各民族、各区域文化差异中建构文化共识，既坚守中华文化根基，又吸收、包容各民族文化特色，最终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纵观历史，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更是通过“天下为公”“九州共贯”等核心理念的提炼，在各民族文化差异之上建立起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使“多元”在价值层面凝聚为“一体”。
(三)国家发展维度：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引擎
一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精神层面的价值引领与物质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精神脉络的集中呈现，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价值引领功能的实质就是将标识体系蕴含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指引，确保国家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价值航向前行。价值引领的根基在于文化自信，标识体系通过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
二是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华文明以礼、法、德为核心的制度标识体系，历经数千年积淀，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与文明治理基因。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将礼制、律令、伦理规范等分散的传统治理要素，整合为系统化的文明符号。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让历史遗产不再是摆设，而是转化为丰富的治理资源。它将古代的大一统、民为邦本、德法并治等标识性理念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价值凝聚、基层善治等国家治理提供智慧，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文化支撑与内生动力。
三是凝聚发展共识与行动合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系统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精华，将中华民族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与当代发展相结合，为国家发展确立了清晰的精神坐标。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成为以具象化、体系化的文明符号承载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文化载体，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追求扎根于民族文化沃土，获得深厚历史底蕴与广泛情感认同，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四)对外交流维度：走向世界的中国表达
一是塑造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既要守住自身独特的民族品格，塑造区别于他者的民族特性，又要对外表明其具有能够包容他者的文明力量和文化气质，需要向世界亮明自身的文化身份、文明主张和价值导向。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同中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通过直观、凝练的表达方式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形象的形成是“自塑”与“他塑”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可接受的表达形式，有助于突破既有话语结构的限制，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
二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单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能够相互理解，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通过提炼世界各文明之间共通的标识，创造出了文明对话的共同语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天人合一”等思想反映出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这些精神标识既承载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又指向对全人类的关切，成为世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公约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华文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是展现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助于展现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世界性意义，为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民族和平理念的符号化表达，建构着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将深植于民族精神中的和平追求进行符号化提炼与系统化呈现，使“和平”成为可感知、可传播的文明标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更将中华民族的智慧转化为可传播、可借鉴的文明成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的文明力量，让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得到充分彰显，让中国智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刊登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