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春，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党的创新理论研究。
本文已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6年第4期。
[摘 要]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是以中华文明为叙事载体的意义空间生产和价值存在层面的自我探问，具有强化理论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价值，凝聚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根基的文化价值，形塑国家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价值，应对文明对话、破除西方中心论桎梏的国际价值。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以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为逻辑支点，以连续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时间叙事，以创新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叙事，以统一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以包容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以和平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战略叙事。只有积极营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叙事生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创新话语叙事方式，构建多维立体叙事网络，才能不断把握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向。
叙事体系是人们遵循一定的逻辑主线、内容结构与实践经验，赋予一定的事实、文本或对象以重要性或意义的表达系统。它以话语为载体，是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与更新至今的伟大文明，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成为新征程上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突破口和紧迫任务。当前，学界对于中华文明叙事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叙事、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共情叙事、当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等角度，尚缺乏体系建构层面的价值、机理与路径阐释。因此，在西方“断裂式文明”出现的一系列异化危机与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比较优势持续彰显的背景下，解构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叙事逻辑，进而实现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当代建构，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既是当前拓展中华文明理论研究学术增长点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必然要求。
一、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价值意蕴
叙事既是信息的价值外溢与有效传递，也是塑造认知理性、凝聚思想共识的价值载体。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并非纯粹的理论抽象与话语概括，其底层逻辑在于整体性层面的价值意蕴所指，不断推动以中华文明为叙事载体的意义空间生产和价值存在层面的自我探问。
（一）理论价值：强化理论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文明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集合体。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与价值同构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体两面”。它既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科学指引，指明中华文明的历史意识、历史方位与发展方向，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核心资源。同时，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发展范式，始终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养分、反哺世界。
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提供了创新空间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绝不是一个公式化的模板，而是“发展着的理论”。尽管世异时移，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始终在与中华文明的“联姻”中彰显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时代化”与“具体化”，它以鲜明的道义性特质摒弃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致命性内在缺陷和痼疾，不断破解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价值迷思，以科学的叙事方式确立起通达未来共产主义的文明发展目标、发展样态与发展方式，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做了最好的理论注脚。
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核心资源。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绝非进行简单的文明成果的汇总与杂糅，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华文明这一内涵深刻、意蕴丰富、范围广泛的范畴之中，并以“叙事体系”将其统摄起来，具有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价值确证，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哲学智慧与思想资源，其叙事体系的建构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整合与凝练，进而不断生成外在必然性与内在自觉性相统一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始终在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中汲取养分，从而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明故事，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叙事方式，始终将“他者”智慧纳入自身演进之脉络之中，以格物致知的探究精神为基底，辅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实现跨文化层面的辩证融合。此种互鉴实践，在坚守主体性的前提下展开，不仅使“苟日新，日日新”的自我更新机制得以丰富，亦使中华文明的叙事体系成为人类知识共同体中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维度。全球治理、伦理建设与文明对话所需的思想资源，由此持续获得源自历史纵深与哲学高度的支撑。
（二）文化价值：凝聚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团结与和睦的根基所在、灵魂所在。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有利于凝聚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深化各民族的价值归属、促进各民族的情感联结。
从归属认同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以历史为根基，充分锚定各民族的共同文化根源，深化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价值归属感。从古代文明叙事的疆域拓展与交流互鉴，到近代文明叙事的争取独立与共御外辱，再到现代文明叙事的共同体确证与民族复兴，都深刻昭彰着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轨迹。正是这一共同的历史文化叙事，使各民族有了深切的精神归属与文化寄托，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根基。历史地看，面对鸦片战争后列强的残酷入侵，各民族携手共同筑起了保卫家园的长城；抗日战争中，全国各民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续建构中华文明的共同体记忆叙事。总之，各民族在共建共享中书写共同的历史叙事，不断形塑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记忆。
从价值凝聚的维度来看，中华文明叙事体系蕴含中华民族整体的价值理念、心理定势与意识倾向。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其中蕴含的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与精神。这些历史、文化与精神并非单一民族的文化创造，而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交融的历史流变中经过政治力量形塑和国家理性激发而成的精神财富。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一种哲思境界与认知转化，更是一种伦理指涉和情感寄托，这正是“中华文明”与“叙事体系”联袂出场、交织互动的现实缘由。只有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由情感体认跃升至自觉认同的价值意义和伦理精神，在自觉认同的基础上共创民族事业新成就和民族工作新局面，真正实现马克思所构想的“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共同体条件下的理想社会。
从情感联结的维度来看，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有利于凝聚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共同构建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推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进行现代性重塑的文明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并在中华民族的代际传承中传递、保存、加工和创新，最终完善了文明形态的发展图谱，从而深化了全国各族人民对由中华文化所积聚与转化的中华文明的认同感，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中华文明在叙事体系建构和现代转化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维和心理结构，而且能够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情感联结。
（三）实践价值：形塑国家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与实践密不可分，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并非脱离现实的思辨构造与抽象玄思，而是有着深刻实践根基与实践价值的致思方案。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有利于提升文化治理的引领力与穿透力、国民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感染力，为延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续写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提供可能性前提。
第一，提升文化治理的引领力与穿透力。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就是要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治理思路和文化治理资源推动中国文化治理模式和结构的新时代重塑，实现文化的“善治”；以城乡文化的繁荣发展推进城乡治理，妥善处理城乡发展中的一系列文化矛盾，保障城乡人民文化权益；以健全的文化体制机制赋能国家文化治理，实现中华文化从量的层面的“大国”到质的层面的“强国”的转变。
第二，提升国民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人民群众是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其思想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即人的现代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文化强国建设的质量。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以推动人的现代化为保障，注重提升国民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提升全社会整体文明程度；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融合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和民族精神，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文化修养、道德情操；注重榜样示范和引领，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风气；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丰富精神文明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教材，培育具有良好精神气质和文化情怀的时代新人。
第三，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感染力。在世界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权力构成体系中，文化权重正逐渐从辅助性向主导性跃升，文化软实力与感染力的提升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一个单纯强调经济生产而忽视思想和文化创新创造的国家，难以深刻影响世界。只有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才能以文化价值和文化秉性的感染力提升国家影响力，在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中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而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感染力，要以新媒体为载体、以新话语为内容、以新形式为方法，讲好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新时代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穿透力、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叙事内容和文化资源素材。
（四）国际价值：应对文明对话，破除西方中心论桎梏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来看，文明的发展进步是不断向高阶跃升的，而非断裂的或单向线性的形而上学存在。中华文明叙事体系虽基于中华文明，但涵摄了丰富的世界历史意义，其建构逻辑并非纯粹的理论抽象和话语概括，而是在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基础上主动应对文明对话，从而呈现一种立足中国、超越西方、面向世界的叙事创新。
历史地看，工业化的推进使西方文明这一策源地凭借先发优势和强势影响力将其发展模式推向全球，这一文明叙事模式至今仍持续作用于世界各国。西方文明叙事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依托，服务资本逻辑及其全球扩张，显露出一种“线性文明叙事”特征。在汤因比看来，文明之所以多元、异质，“挑战与应战间的互动是超出其他因素（本例中是临近因素）的决定性原因”。亨廷顿则将“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视为文明的冲突的最普遍形式。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在时序上的优先地位正在一系列虚幻假象与顽瘴痼疾中渐趋退场、覆灭与终结，这决定了其只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暂时性存在形式，必将在文明形态的历史嬗变中被“高阶”文明形态所取代与超越。
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是应对文明对话、规避西方文明中心论叙事的科学与自主的产物，实现了“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表达与现代叙事。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是在充分把握中华文明内在的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基础上，不断致力于创建与西方文明相区别的新型文明叙事体系，它突出强调多元文明主体之间的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为消解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幻象、推动人类文明秩序的共融性重构提供中国叙事智慧和中国叙事方案，持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有利于充分展现西方文明日益暴露和持续遭遇的文明异化危机，使文明进步不再局限于单数形式，以“去文明中心化”的逻辑获得文明形态变革的无限生机与可能，同时在世界文明版图中赢得文明进步与跃升的国际舆论主动权，使人类文明进步走出狭隘孤立的时空限定而获得确当性意义上的发展图景，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引领与重塑世界文明秩序。
二、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逻辑机理
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以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为逻辑支点，释证与疏证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逻辑机理。具体而言，要以连续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时间叙事，以创新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叙事，以统一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以包容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以和平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战略叙事，从而推动“术语的革命”与叙事方法创新，深刻展现中华文明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明形态。
（一）以连续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时间叙事
叙事是关于时间的艺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基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质，不断巩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淬炼回应挑战的韧性品格，不断引领开创新局的时代气象，从而在追溯文明本源的基础上激发中华文明蕴含的生命活力与智慧，为民族复兴积累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一，巩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奠定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历史根基。强大的自我发展与革新能力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内在理据，这种能力不依靠外力被动产生，而必须植根于内在的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特定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所表征的主体意识。长期以来，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核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因此，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要注重对“旧邦新命”传统的时代阐释，在时间维度上保持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与内在一致性。
第二，淬炼回应挑战的韧性品格，塑造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演进逻辑。在面对内外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强大回应与适应能力，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体现。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无论受到何种冲击与挑战，都始终保持自身鲜明的韧性品格，以强大的智慧和勇气不断回应挑战、突破自我。因此，只有整合中华文明“挑战-回应”模式的过程，才能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现代主体性和未来创造性。进而言之，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不是纯粹思维领域的抽象玄思，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大量考古成果、传世典籍和实物遗存中梳理出一条回应挑战、淬炼文明韧性的发展脉络。
第三，引领开创新局的时代气象，明确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未来指向。开创新局、主动塑造未来愿景是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未来面向。因此，要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通过传统中华文明结构要素与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有机融合，实现对“线性进化论”“文明断裂论”等西方文明叙事逻辑的超越，不断构建起中华文明自我赓续与自我超越的自主性文明叙事路径。现实地看，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逻辑与未来样态，以一系列系统化知识、逻辑化论证和概念化表达不断搭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华文明叙事价值序列、因果链条与知识框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被动适应到自主叙事的深刻转型。
（二）以创新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叙事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杂卦》）叙事体系作为基于特定认知框架和话语内容的思想精髓与价值追求的理论表达，归根结底要实现对现实世界而非“理念世界”的回应与复归。“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保持强大生命力与发展韧性的重要保障。以创新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叙事，既要以原创性概念回应中华文明的时代发展命题，也要以国际化叙事标定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方位。
一方面，以原创性概念回应中华文明的时代发展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说，话语叙事依托话语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表现话语叙事内容需要借助原创性概念。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承嬗离合进程中，中华民族始终注重对传统文明精髓的自我赓续与对异质文明精华的充分汲取，以此推动古老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与自我革新，“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以创新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叙事的现实表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将个体的自我意识融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之中，以深厚的理论智识与实践智慧“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成果。新征程上，要注重从历史资源中提炼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概念，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话语创新，充分言说中华文明的义理旨趣、内容结构与历史钩沉。
另一方面，以国际化叙事标定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方位。承认文明差异，才会在文明的比较中探寻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关联性。任何文明都在国际化背景下比较，在比较中积淀、借鉴与发展。因此，以创新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现代叙事，不仅要在中国叙事的具象呈现中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与底层逻辑，而且要在国际化叙事的坐标轴和参照系中理解中华文明的价值性存在与本质性规定，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提升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实地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了一种批判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图景，是中华文明以突出的创新性对人类文明内在规定性与未来定向的理论诠释与实践探索，标定了未来理想社会的文明蓝图。
（三）以统一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
所谓整体叙事，是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把握叙事的内在规定性，在对立统一中厘清叙事的逻辑理路。一个统一的国家或民族主体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其自身的风俗传统、价值观念与思维习惯等的延续与传承，从而赋予其鲜明的独特性。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禀赋与内在基因出发，其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式的存在。以统一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要以文明的“活的灵魂”为强劲动力，不断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文明辩证法”。
第一，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彰显中华文明特色。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在“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形态与“团结集中”的气质。多元文化在交融中不断向核心价值靠拢，统一的文化认同又为多样性的存续提供了弹性空间。这种“一体”包容“多元”、“多元”反哺“一体”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文明既摆脱了僵化单一，又避免了涣散分离，从而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向心力。其深层机制根植于“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与“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普遍价值借助具体实践得以落实，特殊经验经过提炼升华来滋养整体文明。正是这种辩证统一的叙事，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韧性并焕发活力，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兼顾差异与和谐、包容多样与统一的治理智慧和精神资源。
第二，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中开辟中华文明发展空间。从唯物史观来看，资本主义文明强调“历史终结论”“历史宿命论”，其“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然的必然性”这一内在局限。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意味着对人类文明形态演进规律的自由性与客观必然性的证成，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强调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的理论谬误的批判与解构。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要坚持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而既为中华文明叙事铺陈出历史必然性，也为中华民族这一实践主体在一系列现代化实践中推动文明发展、开辟文明发展空间提供无限可能性。
第三，在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中创造中华文明跃迁条件。现实性与可能性是从性质和趋势层面表征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对范畴。事物的现实性中蕴含着可能性，可能性则是尚未展开的现实，并终将向现实转化。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成与未来演进，同样遵循这一辩证逻辑。当前我国取得的各项成就，已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扎实根基；这些成就蕴含的未来潜能与前进趋向，则指向了尚待开拓的可能性空间。总体而言，中华文明叙事体系不会自发地建构与实现，而必须充分发挥多元叙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动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积极创造并转化有利于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现实条件。与此同时，也要强化风险意识与底线思维，最大限度地抑制不利因素，推动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四）以包容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
空间是文明生发的支撑性要素，既涵盖依托自然条件形成的地理环境，也指向富有人文精神底蕴的社会环境。人类文明是一幅由不同文明构成的多姿多彩、多元共存的壮丽画卷，而非同质化的空间投影或离散化的简单拼接。资本主义文明叙事的抽象与线性构造割裂了现实呈现与话语表达的内在联系，使一切文明形态从属于自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关闭了文明多元化、包容性发展的未来可能性。因此，要在辩证分析和理性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根本缺陷的基础上，打破人类文明二元对立的叙事格局，推动文明对抗与离散向文明交流互鉴的叙事方向转变。
第一，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向奠定中华文明空间叙事的弹性基底。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史诗。从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交融，再到宋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多元一体交往，直至近代中华民族自觉发展与当代中国的民族大团结，中华大地的历史发展轨迹始终贯通“多元一体”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内在地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是一种具有强大吸纳能力与发展弹性的动态体系，而非单一民族的线性扩张。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注重突出其空间叙事的弹性基底，不断展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向，不断擘画中华民族内部聚合的文明共同体图景。
第二，以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塑造中华文明空间叙事的深层维度。中华文明是一个崇尚理性、崇尚和谐的文明，注重良性的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不排斥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存，因此形成了多元共存、和睦相处的宗教发展与治理生态。这是由于中国历代王朝的主流政策均将现实政治置于宗教发展之上，从而确保了多元宗教信仰的自主与融合发展，形成了“政主教从”良性政教关系。在此基础上，当代中国不断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推进外来宗教中国化。在这种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中华文明以广阔的深度与广度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空间叙事样态。新征程上，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要继续展现宗教发展的多元性与和谐性，充分描绘不同宗教信仰及其空间承载的和谐共在，充分揭示不同宗教信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秩序与积极作用，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叙事体系建构注入深厚的人文温度与精神意涵。
第三，以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拓展中华文明空间叙事的广远外延。在多元文明形态所呈现的多元文明命题中，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是面向未来文明跃升的具有时代机缘和价值期许的综合判断，其叙事原点在于多元文明实体的和谐共在、共同发展，言说对象是人类文明多元样本，在培塑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观照中不断推动人类文明交往和发展范式的转型与跃升。它是中华文明精髓的内生性特质的现代传承，更是一种折射未来文明发展逻辑的崭新文明发展范式。换言之，以包容性建构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既要坚守自身的独特禀赋与内在特性，以文明自我的主体性确证在世界文明的场域与空间中站稳脚跟，又要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获得文明进步的无限生机与可能，推动多元文明实体的共生共存共在。
（五）以和平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战略叙事
战略叙事是一个国家为引导舆论走向、塑造公众认知而进行的长远性、系统性表达。“中华文明传承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以和平性建构中华文明的战略叙事不是抽象的话语逻辑和纯粹的哲学逻辑，而是打破“信息逆差”、应对“国强必霸”逻辑的战略谋划，从而不断引领人类社会实现文明的转型、进步或重塑。
第一，以“文明秩序塑造”的建构性叙事解构“国强必霸”的发展定律。发端于欧洲的文明秩序虽然促进了理性主义原则的确立与现代世界繁盛景象的开创，但也潜隐性地孕育了“理性支配世界”的自反性文化基因，形成了以各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代价的“国强必霸”定律。现实地看，世界文明秩序与体系在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中逐渐毁坏殆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其转型与跃升逻辑既承载着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现实憧憬，也呼应着世界历史和平发展的壮阔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直面“国强必霸论”等荒谬论调，以“文明秩序塑造”的建构性叙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重塑现代文明秩序的基因图谱。
第二，以“文明变革”的发展性叙事破除“文明优越论”的虚妄臆想。随着资本主义文明自反性矛盾悖论的暴露与展现，以中华文明为深厚底蕴的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通达未来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叙事体系建构展现了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发展韧性与生命力。因此，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一方面要承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历史辩证法”与价值追求，遵循文明本身的历史规律与发展大势，在不断确证科学社会主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文明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另一方面，要做到统筹谋划，在中华文明延续与更新的实存向度上开辟人类文明走向自由自觉的发展与跃升之路，从而在体系化阐释与整体性建构的辩证张力中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历史定向与未来走向，最终推动世界历史场域下的文明范式变革。
第三，以“保合太和”的伦理性叙事反对“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强调的不是少数国家的“‘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而是世界各国均作为平等成员的和平、和睦、和谐，在共同掌控世界命运、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参与治理国际事务中实现多元主体的和谐共处、和平共在。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要坚持“保合太和”的伦理性叙事，反对单边主义、强权政治，致力于确保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文明转型与文明变革的价值立场，从主体维度夯实全球公正基础，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核心价值，从而推动文明内向度的自主表达与价值追求。
三、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叙事体系的建构与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方式、叙事媒介等多重要素有关，正是这些要素的互促互进、相辅相成，提升了话语叙事的效果。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应立足中华文明的质的规定性，从多重要素的功能指向、角色定位与耦合作用出发，融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积极营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叙事生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创新话语叙事系统与方式，利用虚实交织联动的叙事空间，实现中华文明故事的有效表达与传播。
（一）叙事主体：协同联动，构建多元主体叙事格局
叙事主体的协同联动彰显了叙事体系建构的自主性意识。这是因为，叙事体系的建构，是多元主体通过特定的逻辑结构与话语符号进行的具象表达，其生成离不开各主体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等的共同影响。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进行文明自我的主体性确证，即以坚定的主体立场凸显建构过程中的实践主体性。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引领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与个体叙事不同，中国共产党承担着把握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方向和对外宣传中华文明内在逻辑与价值导向的重要使命，以领导集体的叙事者形象推动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叙事、现代化话语叙事、中国梦话语叙事、美好生活话语叙事等叙事内容与模式，在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中不断彰显自身的引领主体地位。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从自身的认知框架与价值逻辑出发，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明确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表达规范、结构规则与内容边界，确保叙事内容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叙事脉络紧密贴合，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叙事的话语引领力与思想穿透力。
第二，人才队伍是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知识主体。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立意高远、思想丰富、视距宏大，涵摄层次合理与结构完整的叙事框架，兼具复杂的学理性与学科性。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因此，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具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扎实的理论论证，通过深化对中华文明及其现代形态的学术研究，厘清其历史渊源、内容结构与发展图谱，并注重提升其表述的规范性。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打造融汇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在此基础上，“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即不断提升知识叙事水平，不断提炼体现中华文明内在规定性的关键性概念集群，围绕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质、图景等提出阐释性命题和创新性见解。
第三，中国政府是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传播主体。作为生成叙事内容、实施传播行为、建立传播关系的社会存在，传播主体在与多元传播对象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对叙事内容的传递，促进了受众的理解与认知。在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承担着通过系统整合、阐释与定向传承，向国内外受众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历史职能。这种主体性具体表现为：对中华文明核心内涵进行提炼并赋予时代性解读，借助国家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话语建设，将悠久历史积淀转化为具有当代认同感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对叙事资源进行战略整合，把分散的文化元素纳入统一的中华文明演进框架，保障叙事的历史延续性与逻辑自洽性；依托国家主权与行政体系所构建的全方位、多层次传播渠道，使中华文明叙事跨越地域和群体界限，实现国内社会的文化凝聚与国际形象塑造。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表现超越了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叙事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意义的当代界定与未来走向的规划。
第四，人民群众是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在叙事内容的生产、叙事意义的建构中具有能动性和主导性。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即人的现代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质量。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要以推动人的现代化为保障，注重提升国民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提升全社会整体文明程度；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融合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和民族精神，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文化修养、道德情操；注重榜样示范和引领，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风气；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以丰富精神文明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教材，培育具有良好精神气质和文化情怀的时代新人。
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不断致力于促进引领主体、知识主体、传播主体、实践主体的协同联动。其中，中国共产党引领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方向与框架，是框定人才队伍理论创新边界的主体，也是确定政府传播范围的决策者；人才队伍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叙事内容的创新，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易于理解、接受的文艺表达与学术体系，同时也为政府传播提供优质资源；中国政府则不断整合政策工具与传播渠道，将叙事成果制度化、国际化，并搭建平台促进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活化中华文明的叙事内涵，其反馈与创造又经政府收集、人才提炼、中国共产党统筹升华，形成“引领—知识—传播—实践”的闭环。基于此，上述四大主体在动态交互中实现理念共融、资源互通、行动共振，最终使中华文明叙事既有思想高度又有实践温度，既具专业深度又具传播广度。
（二）叙事内容：萃取文明精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叙事内容是叙事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是涵摄人物、概念、文本、精神等内容的系统集合。其中，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体系的建构能够彰显叙事主体视野的高远和思想的深邃。因此，在实践基础上“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标识性的概念和范畴塑造和充实中华文明的深厚内涵；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则是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得以成立的文化精神载体与认知根基。
第一，构建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主体性文明叙事框架。主体性叙事是指主体借助具有标识性的话语符号，在与他者的比照中构建起一种既能突出自身特色又能强化多元主体认同的解释性框架。“中华民族”是对“中华文明”这一语素结构中民族属性或主体属性的清晰界定，涵摄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内在底色。因此，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要不断凸显中华民族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现实自觉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与范式跃升的时代担当，以“中华民族”为叙事主线与叙事框架提炼标识性概念。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既有概念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性文明叙事框架，促进“中国民族—世界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标识性概念的提炼。
第二，构建以“民族精神”为标识的精神性文明叙事内容。精神性叙事是一种超越世俗经验、以信仰体系和精神标识为核心的叙事方式，旨在引导人们从精神涵养的维度获得深层次的文化归属感。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在一系列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民族精神，这已然成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重要精神标识。为此，要系统梳理与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的不同民族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积极萃取能够彰显中华文明特色的精神标识，从而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标识性叙事体系，全面呈现中国精神的独特魅力，进而促进中华文明精神在国际舞台上的广泛传播与深度交流。
第三，构建以“价值理念”为精髓的价值观文明叙事基底。中国古代先哲立足人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活动，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洞见的理论诠释与思考，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语料库和语义场，成为与其他叙事体系相区别的显著标识。例如，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等，共同熔铸于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过程，形成了富有标识特质与时代气息的叙事内容，在超越时空限制中更好地彰显中国面貌、中国风格与中国价值。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需要紧扣现实需求与时代特征，深入挖掘与释证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与理念智慧，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明叙事内容的深化与叙事形式的革新。
第四，构建以“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国际化文明叙事体系。作为一种具体的、现实的指向性叙事活动，中华文明的叙事内容是丰富多样的，不仅依托于文本形式的“语言符号”，而且依托于特定的场域、事物、行为、声音等。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实质，就是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可表达、传播的文化符号。现实地看，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较为陌生，难免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片面解读。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要以有着鲜明标识性、特殊性与稳定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如大熊猫、孔子、故宫、中国功夫、长城等为叙事载体，“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通过叙事方式的创新不断激活中华文化符号的感召力与生命力。
（三）叙事方式：创新话语表达，转化古典语汇为现代阐释
作为故事讲述与话语表达的一种结构化提升，叙事方式的创新是提升叙事体系感染力与吸引力的关键。具体而言，要通过修辞方法和描写手法的恰当运用，将中华文明融入趣缘化的叙事文本之中，从而呈现叙事的精神养分和精心设计，进而更加细致地展现叙事情节、更加细腻地展现叙事情感、更加立体地展现叙事形象。
第一，以故事共鸣为载体。文本内容是叙事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其优劣程度与叙事效果的好坏密切相关。叙事的本质是“讲故事”，而电影、小说、短视频、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等都是以故事为载体进行叙事的现实形式。中华文明不是抽象的概念范畴，而是由具体生动的现实世界中的鲜活实践汇聚而成的发展样态，这就决定了叙事体系的建构必须以故事为载体回应和观照社会生活实践，从而增强叙事的现实感召力与影响力。换言之，以故事为载体是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在建构过程中的新型叙事方式，具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宗教信仰、超越价值观、超越民族的可接受性、可理解性和可对话性，从而使中华文明叙事体系更好地契合人类整体的价值坐标和精神图谱。具体而言，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孕育了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要努力营造让受众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故事空间，以一系列生动的角色塑造和情节主题唤醒受众已有的思想、理念与经验等认知域，在感性叙事与理性叙事的良性互动中提升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二，以情感认同为纽带。情感是联结“自我”与“他者”的桥梁和纽带，构成了人类认知与行为的编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说，寻求主体的情感认同是叙事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中华文明虽发轫于中国，但也蕴含着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要注重阐释中华文明的普遍性意义及其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具有感染力的叙事方式触动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以各国民众的情感认同而非简单的理论灌输和政治说教为桥梁和纽带建构中华文明叙事体系，从而促进其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与价值内化。具体而言，就是要突出强调中华文明的自我赓续、自我超越以及对变革与完善世界文明秩序与体系的突出贡献，把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延续更新置于全球化的经纬与定位中加以阐释，以增进各国民众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与认知。另外，要根据不同受众群体和场域空间进行针对性的差异化叙事，从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文化境遇等方面进行地域性延展，以求同存异为基本原则增强叙事体系建构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第三，以议题设置为依托。叙事过程离不开叙事主体对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特征的议题的积极设置，从而系统引导受众理解其利益主张与认知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说，议题的设置能力与质量，直接关系到叙事体系建构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要明确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系统设置中华文明的现代跃升、中华文明的范式转型、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等重要议题，对“现代文明”的争议裁量权、议题设置权、内涵定义权进行话语叙事层面的界定，从而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版图上的定位，进而在充分发挥中华文明叙事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的能动性跃升。
（四）叙事空间：虚实交织联动，构筑中华文明良性叙事生态
叙事空间是组织叙事结构、传达意义、构建故事所依托的现实载体或空间，承载具体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基本要素。中华文明叙事体系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坚持物理空间场域叙事与虚拟数字场域叙事的有机结合，不断彰显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拓中华民族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叙事空间；以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发挥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昭示中华民族的主体能动性；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阔图景书写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范式革新的新篇章。
一方面，坚持物理空间场域叙事。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依托其先进的数字传播技术、渠道与资源，在国际舆论场中创造了一种文明“神话”，以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为理据对全球性事件进行选择性阐释与呈现。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要跳出西方媒体所营造的叙事结构与文明叙事空间，打造基于文化主体性的国内传播语境以及自我与他者“互化”的国际叙事空间。对于国内叙事而言，要将中华文明叙事的空间拓展至农村、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推动中华文明的大众化叙事；对于国际叙事而言，要注重拓展多元叙事主体有效发声的传播渠道，打通国际社会的文明交流与对话平台，积极推动国际性文明共生共在会议的主办或参与，“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另一方面，坚持虚拟数字场域叙事。随着DeepSeek、OpenClaw 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中华文明叙事不再只是政府官员、学术群体的专属，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参与虚拟数字场域的图文创作参与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的实践。不同于以往侧重理性认知的叙事方式，在虚拟数字叙事场域中，创作者群体可以借助生活化的叙事不断激发受众的情感体验与价值体认，推动中华文明叙事的跨文化共鸣，从而不断突破传统外宣叙事空间单一的局限。例如，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与社交账号发布充满中华文明“烟火气”与“人情味”的现实场景或传统美食，实现中华文明的虚拟数字场域叙事，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叙事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五）叙事媒介：拓展传播渠道，构建多维立体叙事网络
叙事媒介在叙事体系建构过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直接关系到叙事传播的广度、深度与实际成效。中华文明叙事体系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要不断提升叙事媒介的应用效能和拓展叙事传播渠道，打造多层次、全覆盖、强互动的立体化叙事网络，从而提升叙事传播的说服力、影响力和精准性、融通性。
第一，创新中华文明叙事的传播载体与媒介形态。“用什么媒介进行叙事”是构建中华文明多维立体叙事网络的基础和前提。当前，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迭代升级，中华文明叙事媒介理应与时俱进，积极应用新兴媒介，搭建中华文明叙事的新媒体矩阵。具体而言，要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为中华文明的文物、文献资源搭建去中心化存证和全链路溯源体系，持续增强中华文明叙事的可信度与长效传播力；要充分运用生成式AI和可视化技术，打造高品质中华文明沉浸式体验场景。
第二，革新中华文明叙事的传播方法。信息技术加持下的叙事媒介促进了中华文明叙事方式的革新，为拓展其传播渠道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信息化潮流，只有积极抢占制高点，才能赢得发展先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建构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潮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等智能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精准创作和高效传播具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感召力的承载中华文明内涵的微动漫、短视频、图文音频等多模态符号，“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叙事的辨识度。
第三，深化中华文明叙事的传播策略。为了更好地提升中华文明的跨地域传播效果，要充分考量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背景与信息接收偏好，从灿若星汉的中华文明成果中选取容易引发情感共鸣与价值体认的鲜活素材，更好实现中华文明叙事的精准传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以差异化的中华文明叙事风格，生产差异化的中华文明叙事产品，传播差异化的中华文明叙事内容，搭建起多维立体的中华文明叙事传播网络，将抽象的文明理念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表达，推进中华文明的分众化叙事、区域化叙事、全球化叙事，从而有效提高传播的亲和力、影响力、精准度和实效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研究”（项目编号：25FKSB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