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及作为这一体系核心问题的中华文明理论，直接关系到中华文脉的传承与文明信史的溯源，必须根据真实的史料考索发明。目前发现的长江流域八千年上下的考古资料已不再局限于稻作遗存，而已具有形上思辨的意义。事实上，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的天文学不仅是中华文明之源，更是自主知识之源。湖北秭归东门头早期测影碑表及黄梅焦墩土龙遗存实证了观象授时制度的建立。秭归柳林溪发现的早期文字及时空图像更将中华文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溯到了七千年前。浙江义乌桥头发现的易卦、浙江萧山跨湖桥发现的数字卦，确切证明了易变思想与阴阳观念的古老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创世观、哲学观与科学观，以及与天文相伴的中算学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这些创获揭示了中国传统知识与思想的主体部分，对八千年文明史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明 长江 八千年 考古学 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1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P153—P169
中国大陆的三条大川，即自北而南的辽河、黄河和长江，共同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尽管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国传统的天地之中，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乃至早期王朝的建立具有关键作用，但北方的辽河文明与南方的长江文明，其文明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就长江流域上古文化的发展而言，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展现了大批前所未见的崭新史料，其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稻作遗存，而普遍具有形上思辨的意义。这些考古学物证建立了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与黄河及辽河流域文化的联系，不仅证实其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显示出作为文化之源的特征，为客观认识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成就以及其在促进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于重建中华文明信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中华文明理论的建构无疑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基础工作，而理论的重建必须通过对直接史料的研考才能完成，并总结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标准。事实上，中华文明并不是一种只简单追求技术进步的文明形式，而是更注重建立人类的道德观和宇宙观。道德观不同于技术观，旨在解决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而宇宙观更高于社会观，重在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种对于更高境界的精神特质的强调，使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独树一帜。而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正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点，其对于以精神文明为核心特征的中华文明的形成至关重要。兹就四方面问题以及八千年前长江文明知识与思想的建构，聊为申论。
一、观象授时与文明诞生
人类所建立的文明社会，本质上就是文明人的社会，所以中华文明首先强调的是人的文明，也就是成人之道。成就了文明个体才能形成文明的群体，进而形成文明的社会，文明社会是不可能靠野蛮的个体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根本思考。所以中华文明追求以道德成人、以知识立身、以礼仪治世，形成了己身文明的三要三本，构成了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文明观。《尚书·舜典》赞虞舜其人“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即这种文明观的反映，不啻为人类最早的文明表达。先贤认为，成就文明个体的关键在于道德，而道德的核心内涵则为诚信，因此，诚信思想的形成对于文明社会的建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是什么促使先贤产生了诚信思想？当然是观象授时，这是诚信观念赖以形成的格物基础。
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原始农业一定首先发生在四季变化分明的地区，意味着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的时间非常有限，甚至只有短短的几天，一旦错过农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作物的减产乃至绝收，从而直接威胁到氏族的生存。因此，农业文明的形成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农时问题。换句话说，没有先民对时间的掌握，也就不可能形成发达的农业文明。目前考古学证据显示，长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的出现时间可上溯到万年以前，无疑证明当时的先民已有能力完成规划农时的工作。事实上在数千年前甚至更早，仰观天象是先民决定农时唯一可行的方法，于是天文学应运而生，其不仅成为一切科学中最古老的一种，而且也直接促进了文明的诞生。《周易·乾·文言》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阐释的就是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当然，大而化之的观天对于确立精准的农时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人们要想使天文观测精确化，就必须引入新的知识，这就是数学，于是中算学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天数不分，体现的就是这一思想。
“见龙在田”之所以与“天下文明”形成因果联系，关键就在于文明的核心内涵是文德，文德的内涵为诚信，而诚信思想则源于观象授时的认识逻辑。
“见龙在田”的龙，其原型不是地上的鸟兽，而在天上，即中国天文学二十八宿体系中由角、亢、氐、房、心、尾六宿所组成的星象。对龙星的观测反映了先民最早利用天象解决农时问题的朴素做法，而其观象实践则完整地记载于《周易》的乾卦。从初九之“潜龙”，到九二“见龙在田”、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终至用九之“见群龙无首”，描述了龙星运行的周天变化，而龙星运行所对应的六个时间，也就是《彖》辞所说的“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这一观象制度于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反映得相当清楚。
考古所见的早期龙星遗存已可追溯到距今八千年前。辽宁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石龙，为先民祭祀龙星祈雨所制作。尽管查海地处辽河流域，但从上古文明夷夏东西的格局考虑，其与长江文明仍属同一文化体系。这种祈雨石龙在长江流域的湖北黄梅焦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发现，时代属于公元前五千纪。甚至晚到南宋时期仍可见其孑遗，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即见这一时期的石龙，足见以石作龙祈雨的习俗传承不绝。
然而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人们对时间精确化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先民在观测龙星及律管候气的同时，逐渐学会并改进了立表测影技术，通过对日影的揆度计量，完成了精确的时间规划。先民从长期的测影实践中认识到，夏至是一年中正午表影最短的一天，而经过365日，夏至还将重新回归，这个周期性的往复循环是固定不变的，百年无差，千年不爽。这个事实促使先民萌生出某种思考：人们与时间从无约定，但它却如期而至。这种时间循环不变的现象自然使人们认为时间具有诚信的品德，从而形成了“至信如时”的观念。《礼记·乐记》：“天则不言而信。”同样是时间见信思想的体现。时间之信可以作为丰收有年的保证，终致氏族繁昌，而失耕为辱，将导致氏族的毁灭，必须摒弃。因此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主生意义的诚信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于是先贤将信作为道德最核心的内涵修养自己，教化天下，最终成就了文德，进而成就了文明。
诚然，要想将时间测得尽量准确，不通过槷表致日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当然要求先民必须对作为测影背景的天体——太阳——进行精审的观察研究，并最终解决了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虽然很平常，但其认识过程却体现着先民的超凡智慧。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讲，由于太阳每天初升的位置不同，时间不同，带给人们的温暖感受也不同，使得先民不可能天生就具有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认知。上古神话以为天有十日，反映的就是这一认知。然而随着人类对太阳认识的进步，特别是立表测影计时的需要，人们必须解决天上太阳数量的问题。因为立表测影的工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需要通过对不同时间所测日影的长度进行比较，最终解决时间问题，这种比较的工作当然只能建立在对同一个天体观测所获得的数据之上。假如每天升起的太阳不同，那么据不同太阳所得的影长数据也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显然，立表测影的工作意味着先贤必须首先解决天上有多个太阳的问题，而中国上古的后羿射日神话就是这一认知的反映。从无数太阳到一个太阳的转变，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不仅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昆仑文化，而且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天有十日思想的表达往往是借助扶桑九日的题材完成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青铜扶桑九鸟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非衣所绘扶桑九日，都是这种宇宙观的反映。而脱离扶桑独绘的一日，则显示了人们对天无二日的认识结果。考古学证据表明，长江流域先民至迟在八千年前就已认识到只有一个太阳。浙江义乌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即绘有迄今所见最早的太阳图像，时间相当于距今八千五百年甚至更早。相似的太阳图像在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发现，时代约属距今八千年。这些早期的太阳图像很常见，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刻绘的太阳图像同样提供了早期先民的认知物证，时代同属距今八千五百年。这种对于同一个太阳的认识不仅为立表测影方法的创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加深了上古时代长江下游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的联系。
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决定了观象授时实为中华文明的根基，有了长期不懈的精确计时工作才能产生对诚信的思辨，这意味着追溯立表测影的起源对于追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湖北秭归东门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测影碑表（图1），时间为距今八千年。这一物证确切地证明了圭表致日历史的古老，其不仅为以信为核心的文德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筑就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东门头碑表于表体雕刻有人体测影的图像，表明先民以碑表测影实际是他们为摹仿人体测影形成的新方法。通过对碑表图像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所反映的人体测影的形象并不具有最原始的测影特征，因为测影者的头顶已置有短槷，作用显然在于使日影聚焦而不致散漫，以便精确地定准影端，实现精准的时间计量。这种于头顶置槷的做法显示了对单纯人体测影的改进，表明人体致日的历史应经历了由单纯的人体直立测影到以短槷置于头顶的精确化改进，意味着真正测影的历史要比东门头碑表所显示的时代悠久得多。很明显，东门头碑表不仅对推断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政治、宗教与科学的影响也相当深远，确切证明了长江文明积淀之深厚。
观象授时不仅促进了文明的形成，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德思想最初也只能是为君者所修养的道德，这使得最早形成的文德一定是君德，从而直接导致了君权的诞生。
天文学作为最早形成的古典科学的事实已不可动摇，那么是谁有能力将天文之变与时间之变加以联系，并最终将决定丰收的农时颁授给农人呢？当然只能是极少数的圣者。圣者以自己的智慧及辛勤的观象实践了解到某颗星运行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放心播种了，而且年有丰稔，久而久之，观象者在氏族中必然确立了其统治的地位，这就是王权。而在那些对天象茫然无知的人们看来，观象者之所以授时不误，一定是因其了解天意并有能力与天沟通，其权力也必然来自天之所赐，由此便发展出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显然，对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时间颁授给人民，谁就可以成为人民的领袖。《周髀算经》中的“知地者智，知天者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理解，天文学奠定了王权的基础，谁掌握了天文学，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故《论语·尧曰》在谈及尧、舜、禹禅让时说了同样的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天文历算不仅要由为君者亲自掌握，而且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天文占验也一直是被皇家垄断的神秘知识，禁止民间私习天文。这种天文与王权的联系，古人理解得相当深刻。
天文导致君权的诞生，这一事实在长江流域的上古文明中有着充分反映。东门头碑表图像所显示的测影者于头顶置有短槷的形象或许早已深入人心，并作为制度代相传承。而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罐刻绘则再现了这一形象，时代属于公元前三千纪。陶罐刻绘人物头顶置槷，右手执钺（图2）。这种头顶置槷的形象特征显然源自测影致日，其所体现的制度传统与东门头测影人物的形象一脉相承。钺为王权仪仗，表明执钺者具有君王身份，而君王头置测影槷柱，则明确反映了王权源于观象授时的基本事实。
长江流域的观象授时对君权影响广泛，甚至远及北方草原与西北地区。如内蒙古阴山岩画发现了与东门头碑表相同的人体测影图像，新疆天山康家石门子也有同类题材的岩画。石门子岩画描绘了一个庞大族群，其中唯有居首的一人体魄雄健，且头置短槷，似乎显示出其作为族群首领的特殊身份。头置短槷的形象尽管可与东门头碑表图像的人物建立起联系，但时代已相对晚近。很明显，君权源出天文授时，这种文明传统不仅在长江流域早就建立了起来，而且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很清楚，没有对只有一个太阳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形成精密的计时制度，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产生以信为核心内涵的文德观念，建立以文德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就更无从谈起。从这一认识逻辑分析，长江流域先民或许最早完成了对只有一个太阳的认识，并创制出最早的测影碑表，这些创造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贡献卓著。
二、文字创造的文明意义
长期不懈的观象实践终使先民认识了诚信，并以诚信思想为核心构建了道德体系，成就了文明，中华文明正是在格物致知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先贤为什么非要思辨道德？目的就是建立人与禽兽的区分标准，将人从禽兽中分离出来。《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与禽兽的分别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庶民可以不去考虑，但君子则必须究辨清楚。先贤认为，唯有心修文德，才能摆脱禽兽而成人，这使文德成为人兽之分的关键。《礼记·曲礼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使文德成为人兽之别的唯一标准。
汉字是承载知识与思想的载体，由于文明的“文”字的本义就是心修文德，表现了中华文明修德成人的核心理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文明意义。先贤创造“文”字也标志着文明观念形成，正如“日”字的创造证明古人已经懂得观测太阳，“禾”字的创造证明先民发明了农业一样。而商周古文字“文”本象以文德修心，其造字初衷显示的正是对修德成人的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兽之别的问题。人以德修心成文，意味着成文也就是成就文明。
中华文明的概念体系将“文明”训作“文章”。孔颖达《周易正义》解《易传》“天下文明”云：“天下有文章而光明。”“文章”意即“文彰”，谓文德彰显。人修德至㦽，内心之文必彰显于外而见德容威仪，这就是文章。《说文·彡部》：“彣，㦽也。”又《有部》：“㦽，有文章也。”“彣”只是“文”字于战国时代出现的异体而已，故文章之㦽，正是“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很明显，由于“文”字已成为文明社会诞生的符号标识，使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历史的追索，解决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商周时代已进入文明社会，“文”字用以指文德已非常普遍。而夏代早期以“文邑”为夏王庭，后以“文夏”为国氏，其重文德的传统显然继承了夏祖大禹的文命思想。然而这些证据并不古老，今天的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要远早于有夏时期。
在东门头碑表创制的千年之后，基于文德思想所建构的文明观已臻成熟。湖北秭归柳林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重要史料，年代属于距今七千年。这些史料颠覆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传统认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柳林溪出土的两件陶支座顶部在九宫空间的背景下刻写了两组汉字，即古语“爻龙隈”和“五田文”（图3），字形结构与商代甲骨文等汉字一脉相承，系今见最早的汉字。两句古语所传达的文明意义非常清楚。《说文·爻部》：“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爻”是易卦术语，而易卦的形成远在柳林溪文字出现之前，这一点下文再作讨论。“隈”为天地交接的边隈。《天问》有云：“隅隈多有。”而“龙”当然是天上的龙星。显然，“爻龙隈”意在描述龙星登天潜渊的行天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于天地边隈出潜离隐的由伏而显。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天象于柳林溪先民谓之“爻龙隈”，而于《周易》乾之九二爻辞则曰“见龙在田”，观念一致。
另一件陶支座契刻的“五田文”则更有意义，它提供了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汉字“文”字。由于“文”字具有承载文明内涵的特殊意义，因此可以证明七千年前的柳林溪社会已经迈入了文明时代。
“文”字所具有的文明观通过“五田文”可以理解得更为透彻。其中的“五田”显指五方土田，意即天下。中国传统空间观以东西南北中五方表现天下，故天下分为五方之民，而天子之太社象征天下，其上必布象征五方天下的五色土。很明显，由于“五田”意即天下，而“文”即文明，所以古语“五田文”只能理解为“天下文明”。毫无疑问，柳林溪“五田文”的发现，为将中华文明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上溯到距今七千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将《易传》与柳林溪文字对读，“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就是对古语“爻龙隈，五田文”思想的继承和通俗表达，充分反映了五千年的一贯性。而且二者均强调了“田”，从根本上揭示了天文学为农业服务的本质。
柳林溪先贤对文明的思考非止于此。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柳林溪陶支座所绘的空间图像不仅显示了以二绳规划的东西南北中五方，同时还有日廷五位，甚至更具备指向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的四维，这些事实表明，当时已建立起了包括五方和四维在内的八方九宫空间体系。令人震惊的是，刻于陶支座的“五田文”恰为八组，且“五田”二字分配八方，显示出八组文字配合八方空间的刻意设计，深刻揭示了文明观与宇宙观的结合，表达了八方无处不文明的思想，这使柳林溪先贤借空间图像准确地完成了对“天下文明”的表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五田文”中的八个“文”字并没有像“五田”那样分配八方，而是特意表现了四维中的二维，这一做法所体现的文明思考同样深刻。由于“文”字以文德修心的本义决定了其核心内涵就是文德，故“文”字充为二维的做法同样体现了将文德观与宇宙观相互联系的思考。
先贤最早建立的宇宙模式是天圆地方，圆形天盖扣在方形的大地上，如果不能加以固定，势必地动天摇。所以要想使天地稳固，就必须用维绳将天盖固定在大地的四角，于是大地的四角就有了“四维”的名称，四维也有了稳固天地的作用。那么能够稳定人类社会的关键又是什么？当然是道德。于是先贤将四维宇宙观引入人类社会，将道德视为稳定人类社会的四维，赋予其道德的意义，形成了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思想传统。《管子·牧民》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即这一思想的体现。
将稳固天地的四维赋能于道德，体现了宇宙观与文明观的深刻结合，这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考古资料证明，柳林溪先民以“文”字充为二维的设计，显然就是晚世国之四维思想之渊薮，而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思想则是早期文信二维观念发展的结果。事实证明，这一独特的文明体系早在七千年前就已形成，其起源时代无疑应更早。
三、易变思想与以卦记史
天文作为中华文明之源不仅造就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且成就了独具特色且相互渗透的古典科学与古典哲学。先贤在八千年前完成的阴阳思辨虽然反映了他们对天文学和中算学的深刻研究，但据此形成的易学体系却仍然聚焦于文德与文明。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如果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话，那么据文本文献分析，最早记录天象变化的文本形式就是易卦，作为易学经纬的乾、坤两卦客观描述了龙星及房宿周天变化的规律及其建时特点，显示了观象制度下的观测结果。天文导致文明诞生的事实必然使易卦同时成为记录文明成果的主要形式，意味着天文观与文明观最初都可以易卦的形式呈现出来，体现了以卦记史的古老传统。
考古资料显示，目前所见最早的易卦形成于长江流域，时代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七千纪。浙江义乌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约属八千五百年前的易卦，可以读为乾、豫两卦，以阴阳爻写卦。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八千年前的易卦，可以读为巽、遁、大壮三卦，以数字写卦。江苏海安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六千年前的易卦，可以读为坤、剥两卦，以数字写卦。这种易变思想及其所形成的易卦体系显然从长江流域逐渐影响到黄河流域，而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四千五百年前的易卦，可以读为离卦，以数字写卦。至商周时代的数字卦，同样显示了对这一知识与思想体系的完整继承。这些早期易卦资料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易卦何以出现如此之早？先贤通过易卦所传达的思想究竟是什么？
易卦体系的形成无疑是先贤阴阳思辨的结果，这是万物皆变思想的体现，是易变思想的核心。当然，万物皆变的观念必然产生于观象授时，无论龙星行天的变化，还是立表测影所显示的表影的变化，其实都反映了空间与时间的变化，此亦即《周易·贲·彖》之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假如时空知识可以作为一切知识与思想的基础的话，那么这种时空的变化就一定决定了万物变化的属性，从而使先民产生出万物皆变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易卦体系。易卦不仅是综合天文学、中算学和哲学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体现万物皆变的思想，使以易卦记录天象乃至人类社会的变化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易变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创世观。中国创世思想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即在于其解决了宇宙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思辨智慧。先贤以为，在天地形成后相当长的时期，宇宙万物仍处于静止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时间和空间都将失去意义，创世也就没有了价值。西方创世观因未能触及这一根本问题，故其思辨逻辑极不完整。其将事物分隔，忽视了宇宙的整体性及物质之间的联系。如上帝创造了光，但对光的来源是什么却并没有回答。而中国的创世观则首先从根本上解决了天帝创造太阳的问题，太阳作为光和热的来源，使一切相互关联的问题都迎刃而解。那么，对于宇宙第一推动力的问题古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也就是说，宇宙究竟是怎样从停滞的状态运动起来的？最初的动力来自什么？这是创世思辨中决定一切的关键。中国先贤将掌管二分二至的四位神祇奉为天盖运转的推动者，从而使宇宙彻底摆脱了静止的状态。这种从静止到运动的改变无疑是导致宇宙变化最重要的因素。其实在早期文明阶段，只有中国的创世思想完美地解决了运动的问题。
天地运动的观念来自古人对时间变化的认识，只能源于观象授时，意味着第一推动力必然来自分至四神。这种以时间变化解决宇宙运动的创世思维是唯物的。事实上，变化乃因运动而生，而生命体现的正是变化，没有运动也就没有变化，也就不可能有生命的延续。因此，当天地摆脱了停滞状态运动起来之后，一切也都随之而改变。空间有了位置的变化，时间有了古今的变化，草木有了枯荣的变化，万物有了生死的变化。这种一切皆变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易变思想的萌芽，并促使古人最终以易卦的形式描述宇宙之变，创世也就真正具有了文明的意义。显然，易卦体系与创世之变的思想是相通的，故其形成之早不足为奇。
万物之变可以归纳为阴阳之变，这与古人于八千年前完成阴阳思辨的事实相符。长江流域先民的思辨表明，传统的创世观或许最早就诞生在这一地区。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创世章》集中阐述了创世问题，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创世文献。其在阐释分至四神创世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南方诸神如炎帝、祝融的创世贡献。而作为屈原祖地的湖北秭归已发现七八千年前的碑表及空间图像，从而为其创作《天问》奠定了深厚的宇宙观基础。凡此无不彰显出长江文明对中国创世思想的影响。
易卦体系本以阴阳爻的形式描述万物之变，然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万物之变的关键意义就体现在人从野蛮而化成文明。《周易·贲·彖》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是对以文明化人的阐释。这不仅开启了以卦记史的制度传统，而且使易卦关注的核心主题也是对成就文明至为关键的天人关系与道德体系。集中阐释天文与文明的相互关系正是先贤通过以卦记史的形式所传达的重要思想，其传统可以上溯到距今八九千年以前。
桥头的易卦材料时代最早，刻于陶罐的肩部，分置四方，与易卦原本在于标注空间方位的基本思考相同。跨湖桥与青墩所见的数字卦都刻于骨筹，已经完成了从阴阳爻写卦到阴阳数写卦的关键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卦虽多以六爻组成，但其中的乾、坤两卦却以七爻组成，与今传《周易》乾、坤两卦于六爻之外再加用九、用六的七爻形式完全相同。不仅如此，跨湖桥所见的遁、大壮二卦同刻于一筹，呈正覆象，证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正覆象的观念。这些易学成就出现于公元前七千纪，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旧有认知。
早期易卦或属连山，连山易虽已亡佚，但仍有迹可循。《周易》以《象》辞解卦，应属最早的《易传》作品，故参考《易象》，辅之以《彖》辞，可以了解先贤借卦阐释天文与文明关系的记史传统。
乾、坤两卦为易之根本，卦义清楚，乾以观测龙星授时为旨，强调“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观象制度，而观象的教化作用则体现为《象》辞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以文德自强的教化结果便是《文言》所说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坤卦则强调顺应观象的用事制度，其于中国传统的政令观表现为顺时施政，如此才能成就《象》辞所言之“君子以厚德载物”。由此可见，这些以卦阐释文明的形式朴素而直白。八九千年前的豫卦配以乾卦，同样阐释了天文与文明的关系，其《彖》辞强调“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意即日月有常，四时代序，故圣人必顺应天象而授时治民。《象》辞则更及于人文，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言敬祀上帝和祖先。凡此无不反映着由天文发展出的以顺时施政、礼乐教化为核心的文明追求。
八千年前的巽卦同样主张君子顺天时而布政治民的思想。《彖》辞强调“重巽以申命”，其言据观象授时而反复重申农耕之命，诫民怠惰。而《象》辞明言“君子以申命行事”，仍是观象授时的反映。同时出现的遁卦，其《象》辞则谓“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劝诫君主顺时而治，远小人而见威仪。其覆象大壮之《象》则谓“君子以非礼弗履”，强调君子正大光明，非礼勿行，其文明意义昭著彰明。
稍晚所见之剥卦，《彖》辞同样强调“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言君子唯有明察天行，才能如《象》辞所言之“上以厚下安宅”，使民安居。而剥之覆象复卦，其《彖》辞则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象》辞更据天文所云“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同样阐明了天文决定文明的独特关系。
新石器时代形成的以卦记史传统至三代仍然传承不绝，其将易卦铸于青铜礼器，显示出追求社会文明的倾向。礼的本质在于节人，这既需要德行的自我修养，也不能缺少制度的约束。这些思想通过见于青铜礼器的易卦准确地传达了出来。兹据数例西周青铜器易卦，明其《象》辞，作为我们理解以卦记史传统的参考。如，《集成》788甗铭所记应为震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恐惧修省”的思想；《集成》5020卣铭所记应为益卦，其中可见“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思想；《集成》4868卣铭所记应为节卦，其中可见“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的思想；《集成》10016盘铭所记应为坎卦，其中可见“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的思想；《集成》2156鼎铭所记应为兑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朋友讲习”的思想；《集成》1757鼎铭所记应为损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惩忿窒欲”的思想；《集成》3822簋铭所记应为艮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的思想；《集成》10019盘铭所记应为丰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折狱致刑”的思想；《集成》9372盉铭所记应为未济卦，其中可见“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的思想。诸卦无不以君子修德为念，以明自修其德，节制欲望，否则必以刑罚辅之。这些对于中华文明的思考通过以卦记史的形式得以表达，成为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其源可追溯至八九千年前的长江文明。
四、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
天文观测的精确化必须以计算精度的提高作为保证，意味着天文学的发展必须引入数学计算，从而直接导致了中算学的进步。所以中算学与天文学发生在同样早的时代，决定了先贤对于数字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精力。
易卦的表达与计算都建立在数理的基础之上，八千年以来，易卦即多以数字写成，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中算学历史之悠久。跨湖桥、青墩与平粮台的数字卦都以偶奇数表现阴阳，已出现独立数字八、六、五，证明至迟在八千年前，中国的独立数字观念就已经形成，这体现了中算学成就的伟大。传统的生成数与阴阳数两种数字体系不仅反映了先贤对于数字的基本认知，同时也清楚地证明中华文明的数字体系并非形成于简单的对生活物品的计数需要，而是具有强烈的宇宙观意义，这一成就在人类文明史和科学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人类文明所创造的数字体系大致分为两大体系，一是积数体系，二是独立数字体系，其中的独立数字体系即属于中华文明的创造，较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时代数字体系更为先进。积数体系属于一种朴素的数字体系，因其计数不便，故而难以进行庞大的数字计算，从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数学的发展。而独立数字体系则以独立的符号系统解决了数字集合的难题，不仅便于进行大规模的数字计算，而且推动了天文学与中算学的发展，其科学意义相当显著。
中国的独立数字体系是建立在传统宇宙观的基础之上的，源于观象所形成的易变思想与时空规划，并以阴阳数体系完成了对阴阳的表达和时空建构。传统宇宙观强调天地所对应的上下之位，决定了法象天地的易卦，其书写形式原则上只能呈现为上下的排列，而不太可能左右分布。这意味着如果以数字写卦，那就必须创造出具有阴阳性质的独立数字体系，否则仅凭积画，对数字的识别将无法实现。目前所见的早期数字卦基本不见二、三、四，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显然，服务于易变思想所形成的数字体系只能是建立在阴阳思辨基础上的独立数字，而跨湖桥、青墩与平粮台早期数字卦的发现，则为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源于易变思想的认识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阴阳之变最理想的表现形式无疑就是空间和时间，意味着独立数字体系可以从表达阴阳自然地发展为表现时空。从五方到九宫的空间建构形成了传统宇宙观的基础，成为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展现平台。在这样的知识框架内，独立数字不仅成为阴阳哲学的符号体系，而且也是表达时空的符号体系，内涵丰富。
柳林溪出土的两件陶支座，柱顶都明确见有以连续的汉字“五”充为二绳的设计（图4），时代距今七千年。二绳表现的空间为五方，其中卯酉绳指向东西，子午绳指向南北，二绳的交午处则为中央。显然，柳林溪先民以“五”字充为二绳的做法正是要通过这一独立数字表现五方空间，可以证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五田”本指五方天下的事实。毋庸置疑，柳林溪独立数字“五”的发现不仅对中算学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解决了“五”字的来源问题。“五”作为独立数字，其原始字形本取四维符号，并将其置于“亖”（四）字的上下两横之间，显示出中国传统数字的创造与古人规划时空密切相关，而非源于简单的计物需要。换句话说，数字如果服务于对生活物品的计数，那就只需要对数字“一”简单累加即可，而不必考虑数字的集合问题，尤其对于十以内的计数而言，独立数字的创造就更没有必要。然而，假如数字的创造是为了卜筮写卦或记录时空，那么独立数字就非要被创造不可，这就是中国独立数字体系起源的原因。其实在记录五方的中央方位时，“五”所表现的独立性质必然使一、二、三、亖也同时具有记录空间的意义，因此，一、二、三、亖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积数的特点，但其性质却因适应着记录北、南、东、西四方，故仍应属于独立数字。传统空间观以“五”居中央，兼表四维，这正是“五”字字形所表达的意义，不仅反映了传统的生成数理论，同时也构成了《尚书·洪范》五行思想的基础。
柳林溪出土的陶支座还见“八爻”文字，“八”是另一个独立数字。“爻”为更早形成的卜筮术语，其同前文讨论的柳林溪文字“爻龙隈”之“爻”，义为交变，故“八爻”显然是指八方阴阳的交变。古人在完成阴阳思辨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以何种方式表述阴阳，由于对空间和时间的规划是先民最早形成的知识体系，所以时空体系也就成为表述阴阳最理想的形式。事实上，柳林溪“八爻”文字明显具有八方阴阳交变的思想，这一点于陶支座柱体所呈现的八方阴阳图像即有清楚的表现。圆形柱顶被二绳和四维分隔为八方区域，每区都做了不同处理，或刻爻字，或布斜线，交替安排，柱体亦然，体现了空间阴阳交变的思想。其实，具有易变意义的“爻”字已将不同的空间赋予了阴阳的意义，所以“八爻”如果表现的是八方阴阳的交替变化，那么就可以视为对柱体八方阴阳图像的说明。这不仅证明空间阴阳的思想在七千年前就已形成，而且“八”字作为独立数字本取于“分”，正可以描述空间阴阳之别的思想。
八方空间阴阳交变的思想在传统龟书体系中同样是通过阴阳数字表达的。《黄帝九宫经》：“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总御得失。”“五居中央，总御得失”的思想于柳林溪陶支座以“五”字表现五方空间的图像中已有呈现，而八方交变则需要通过数字的奇偶来实现。数字的奇偶变化正是先民寻找的表现阴阳的终极形式。数字虽然无穷，但只可分为奇偶两类，况奇偶的变化又可以表现阴阳的变化，于是先贤在“参天两地”天文数理的基础上确立了奇阳偶阴的阴阳数理念，建立了易学的思辨体系。这种思辨在公元前四千纪的红山文化时代已相当成熟，而在更早的柳林溪时代，以数字奇偶表现阴阳的思想便已形成。将柳林溪“八爻”所反映的八方阴阳交变的图像与龟书九宫对读，便可看到八方左旋的数字依次是：奇一、偶八、奇三、偶四、奇九、偶二、奇七、偶六，阴阳交错，右旋亦然。因此，八爻的观念显然体现着易变思想。这种阴阳方位的交替变化不仅是一种科学认知，更是一种哲学认知。
早期数字卦及柳林溪时空数字的发现将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年代提前到了七千年前，显示了中算学的悠久历史和卓越成就。尽管一、二、三、亖积画而成，但五却发生了改变，形成了独立数字，之后的六、七、八、九无不是独立数字。随着时代的发展，独立数字的创制由小及大，完成了十、百、千、万、亿等数字集合，至迟到商代，已形成完整的独立数字体系，甲骨文于此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时人不仅解决了上述整数的集合问题，甚至对于数十、数百、数千乃至数万的集合数字，也有着专门的表现形式。晚至春秋时代，“亖”变为“四”，也成为独立数字。其实由于早期一、二、三、亖的作用本在标注四方，因此也应属于独立数字，其虽为积数，但与积数体系的计数性质不同。显然，这种独立数字体系体现着相当进步的数学思想和哲学思辨，解决了化无穷而有数的问题。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结语
己身文明理论使我们有能力根据直接史料系统重建中华文明的信史，其核心价值即在于道德观和宇宙观。长江流域先民于这两方面的探索都直接深入中华文明的实质。他们通过格物的认识方式完成了对知识与思想的建构，形成了己身文明的知识体系与宇宙观，这些八千年前的伟大创造无不体现着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
以真实史料重建中华文明信史的考古实践具有特殊的意义。长江文明八千年的历史证明，天文作为文明之源，文德标志人兽之分，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而观象授时不仅催生了古典科学以及基于阴阳思辨的古典哲学，更因阴阳之变及易变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创世观，直接导致了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这些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和思辨造就了具有己身文明特色的知识与思想，构建了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终致先贤将道德观与宇宙观结合，建立了以成人之道为根本追求的文明社会。
就中国传统的天文数术知识及相关思想的形成时代而言，如果说长江流域考古遗存所提供的早期物证不能反映中华文明的知识与思想之源，至少也体现了早期知识的影响，体现了长江流域上古文化与黄河下游及辽河流域的文化共性。毫无疑问，考古学研究对于重建己身文明理论及自主知识体系是重要的，对于重建中华文明的信史也同样重要。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