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6年第2期
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就任美国总统,外交动作频频,力推俄乌和谈,试图减少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要求欧洲大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对于特朗普的举措,学界的判断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避免过度扩张,蓄力发展以便应对真正的战略重点。2026年伊始,特朗普再度在外交舞台大肆操作,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宣称要谋求格陵兰岛。显然,美国在特朗普任内进行了大幅战略调整。学术界需要加以判断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能否有助美国东山再起,使美国再次伟大,还是难掩颓势,美国衰弱势所难免?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明确霸权的根基何在。
一、霸权根基:道义领导力
权力转移理论往往以双方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界定权力转移的程度。然而这一视角显然有失偏颇,因为按照实力标准衡量,国际关系历史上群雄纷起,诸多强国叱咤风云,但被公认为世界霸主的国家迄今只有大英帝国与美国。冷战时期,美苏双雄并立,实力接近,为何冷战时期的苏联不能被公认为是霸主国? 显然,除了实力因素,对于霸主身份的评判还有其他标准。约瑟夫·奈称之为软实力,道义现实主义命名为领导力,制度主义者号之为合法性。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取得显赫胜利,然而世人公认这一期间也是英国霸权衰落的阶段,可见大战的胜利不能保证巩固霸权。英国的衰弱过程具有欺骗性,二战期间,丘吉尔长袖善舞,营造出三巨头地位,使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误认为可以对欧洲撒手不管,由英国继续负责。直至苏联在冷战初期势力范围逼近德国,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英国衰弱的颓势才公之于世。此后,美国凭借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军事同盟,将美国利益与西欧各国利益深度绑定,冷战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形成,同时也标志着英国霸权的正式丧失。
英国霸权的丧失,不在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因为英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赢家;也不在于实力的衰弱,因为二战期间英国还维持了三巨头身份。其根本原因在于霸权根基受损。诚如前文所言,霸权的根基在于道义领导力或合法性,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并获得欧洲各国衷心支持的关键外交战略是维持欧洲均势,例如在反对拿破仑期间领导的反法联盟。在英国眼中,均势是英国反抗拿破仑等强权国家、保护欧洲中小国的外交正当举措,也成为一战前欧洲各国公认的外交准则。然而一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理想主义,批判欧洲各国为了维持均势而发动战争。均势外交的道义合法性丧失,均势不再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反而可能导致为了维护均势而引发战争的后果,成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此外,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也动摇了大英帝国构建全球殖民地的法理基础。一战至二战期间,就是美国理想主义替代英国均势外交成为国际道义共识的过程,二战后英国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就是日不落帝国的日暮之途。
然而道德的力量不能是苍白的,宋襄公败于楚国成为历史悲剧,因为道德的合法性力量也需要通过军事胜利加以证明。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拥有道义领导力与合法性的大国,容易受到多国支持,提升在关键战争中获胜的概率。因此,一战后,尽管美国提出了理想主义,但是没有实力支撑,其理念只是空花泡影。直至二战美国战胜日、德后,才成为公认的霸主国。此外,道德与利益不是截然矛盾的,孟子在义利之辨中指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可见,霸主国在重视道义时,也需要考虑多数国家的利益,不能自私地只顾本国利益。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援助方式,加强与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获得了各国的广泛支持。
英国霸权的衰落也是美国霸权的奠基阶段,理想主义的集体安全替代均势,民族自决替代殖民地,其结果是二战后至今美国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霸主国。诚如项羽废义帝而丧失诸侯支持,败于垓下;曹操挟天子而名正言顺,官渡大破袁绍。二战后,美国创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使理想主义有了制度保障。美国的领导地位得到各国支持。可见,道义领导力与合法性是霸权的基础。
二、特朗普任内的美国:霸权衰落势所难免
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然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冷战的结束方式是美国不战而胜,因此美国自由主义者盲目乐观,认为“历史终结”。在缺乏外部强力竞争压力的境况下,美国没有自我持续完善的动力,陷入对推广民主价值观的过度扩张中,鼓动各地颜色革命。过度扩张损耗美国国力,国内不满加剧,因此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进行战略调整。冷战时期,在苏攻美守态势下,美国也一度选择战略收缩,最终在与苏联的竞逐中获胜,但是特朗普当前的战略收缩恐难达到历史上的相同效果。其原因在于,冷战时期美国在战略收缩时,采取措施有效缓解了面临的内外部压力。在外交战略上,美国通过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逐步促成与越南的和谈,顺利从越战脱身,并且通过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增大苏联承受的压力。在国内政策上,西方各国进行国内改革,通过福利国家制度等政策缓解国内阶层矛盾。此时,苏联则过度扩张,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淖。最终,美国的战略收缩确保自身顺利赢得冷战。
冷战的辉煌胜利使美国的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化,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美国推广民主价值观,甚至引发各国颜色革命等动荡;在经济上,全球化在便利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剧了各国的贫富分化。作为自由主义极端化的产物,民粹主义应运而生,其主要基调是反对移民与反身份政治。因此,特朗普任内的战略收缩是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极端化的反思,试图纠偏之前过度扩张的错误。但是,由于特朗普的政策有损美国霸权根基,损害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当前的战略调整难以达到冷战时期的效果。
首先,从实力角度看,特朗普倚靠民粹主义有助于美国国内实力的短期止损,但是从长期看,将加剧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备竞赛,加大国际动乱风险。
美国国力衰弱的底层逻辑在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在全球化下资本在全球追逐高利润,导致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相较于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高额利润,制造业的利润极低,因此美国将制造业转到中国、越南等人力成本低的国家进行代工。冷战时期西方可以靠福利制度缓解贫富差距,但其前提是西方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创新具备了强大利润优势,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大量初级产品的利润也难以抵上西方出口少数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的利润。而全球化使科技扩散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制造业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再单纯出口初级产品,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利润空间减少,因此社会福利压力越来越大。而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剧了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问题,同时大量移民涌入欧美并得到工作机会,导致发达国家民众特别是失业人员仇恨移民,或仇恨其他国家的廉价商品,这是民粹主义的心理根源。
然而,资本逐利的本性难以克服,因此特朗普难以彻底解决制造业外流问题,只能通过加征关税和贸易战等方式降低全球化的影响。但这类去全球化政策将使各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使相互依赖武器化,侵蚀国际合作的基石,加剧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甚而可能扩散为政治领域的不信任和军事领域的军备竞赛,使国际社会陷入冲突风险。
其次,从霸权根基角度看,根据前文分析,美国的霸权基础是以威尔逊理想主义为机理并经历二战和冷战不断完善的全球战略,包括推崇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以及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但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破坏了美国世界霸权的国际道义根基。
美国当前外交举措若能减少成本、避免过度扩张,固本培元,则可以强化其霸权根基,将继续保持强大;反之,则有损霸权根基,难逃衰退之势。从表象上看,特朗普所作所为是对自由主义过度扩张的反思,减少外部责任与成本,试图快速恢复实力。然而从实质上看,特朗普所依据的民粹主义只是对自由主义的情绪化反对,并没有对全球治理提出整体改进方案,其反移民和关税战等举措大多局限于安抚民众情绪。
在对自由主义纠偏的同时,特朗普还积极退群,谋求格陵兰岛,介入中东冲突,可见其战略布局在迎合美国国内民众情绪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成就营造个人英雄形象,甚至不惜损害他国主权。因此,特朗普的真实动机不是拯救全球人类于疾苦,而是追求个人青史留名,其对个人功绩的追求可能导致个人利益绑架国家利益。例如,美国2026年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用的定点清除战略是针对国家元首的斩首行动,国家元首是一国的象征,被侮辱和伤害可能激发国家之间的仇恨。战国时期,秦国欺骗楚怀王,使之死于秦国,楚国上下以为国耻,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当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存在类似风险,如果美国无法脱身,陷入战争泥淖,则将加速衰落。如果美国能快速脱身,则在短期可以快速止损,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已经损害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根基,美国霸权在长期仍将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落境地。
三、结语:新旧秩序更替的时代
特朗普的民粹政策破坏自由主义全球化,退群举动损害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破坏国际主权规范,对格陵兰岛的领土追求侵蚀美欧传统联盟。这些举动既破坏了美国的国际道义领导力与合法性,也有损自身实力,导致美国的霸权衰落难以避免。
在美国霸权逐步衰弱的阶段,新的全球秩序尚未产生,国际社会将进入新旧秩序更替的动乱期,国际秩序可能进一步恶化。一方面,美国作为体系主导国主动破坏国际规范,将导致规范退化,一些国家也可能学习美国,不再遵循传统的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的权威受损,全球治理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大国竞争将加剧,各国观察到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斩首行动的新作战模式后,对于国际社会稳定性的预期将变得悲观,为了自保可能加强防务建设,军备竞赛可能加剧。而且特朗普的行为可能使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受到质疑,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进而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在美国领导地位可能削弱的情况下,传统依赖美国霸权的全球治理模式也可能受到影响。然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尚未出现。未来新的世界秩序形成需要凝聚各国共识,弥合自由主义深层缺陷,维护大多数国家利益,形成新的全球利益共享机制,塑造新的国际制度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