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外交是科学与外交相互服务的一种国际实践，即以科学知识和国际科技合作服务外交目标，以外交机制促进科学合作，并通过科学合作改善国家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当前，大国科技博弈加剧、全球性问题频发，科学外交突破了传统外交与科技发展的单一边界，成为各国重塑双边与多边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平衡竞争与合作格局的重要工具，深刻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
美国长期高度重视科学外交建设，相关政策认知与实践随着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及国内需求持续演化迭代。冷战时期，美国秉持阵营竞争思维，依托“第四点计划”与跨国科教交流拉拢发展中国家，同时通过军事科技合作、高技术出口管制整合西方盟友阵营，形成技术援助与技术封锁并行的施策特征。1991—2008年全球化阶段，美国借助经济全球化红利集拢全球人才、资本与技术资源，依托跨国企业、国际科研网络与主导性技术标准拓展全球科技影响力，把科技议题纳入外交决策体系，实现科学外交的制度化发展。奥巴马执政时期的2009—2016年，美国前期以国际科技合作修复海外形象、参与全球治理、缓和对外关系，后期服务“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科学外交逐步转向聚焦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与相对战略收益。2017年以来，美国科学外交全面进入战略竞争阶段，特朗普第一任期强化技术封锁与投资、出口管控，强化拜登政府时期的加码产业补贴、供应链重组与盟友协同，第二任期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技术体系向盟友转移输出。
美国推进科学外交，主要受到三重动因驱动。一是维系全球科技优势、巩固国际主导地位的战略诉求。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单一技术领先难以长期维持，只有将技术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控制力、联盟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才能形成更稳定的竞争优势。为此，美国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体系持续吸引全球人才与资源，并借助知识产权、技术标准、跨国科研网络和盟友协作机制，构建由其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面对竞争对手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快追赶，美国又从强调技术自由流动逐步转向强化技术扩散管控，以延缓竞争对手创新能力提升。二是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服务资本全球扩张的经济诉求。美国高端科技产业和金融资本具有较强外向性，需要借助海外市场、国际资本和全球创新资源实现持续扩张。科学外交因此成为美国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搭建产业生态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工具。通过政府间科技合作、技术援助和制度对接，美国既为本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创造条件，也推动合作对象更多嵌入美国主导的技术体系，并利用海外市场收益和全球创新资源反哺国内科技发展。三是拓展安全边界、强化价值理念输出的安全诉求。随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数据和云计算等前沿科技加速重塑国际竞争格局，科技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美国将科技合作与国家安全、价值观和制度规则相结合，以“可信技术”“价值观伙伴”等概念划分合作对象，并通过技术准入、制度约束和联盟协调强化风险控制。科学外交由此不仅服务于科技合作，也成为美国维护国家安全、塑造国际规则和扩大制度影响的重要手段。
经过数十年的迭代完善，美国科学外交已形成一套独特运行体系，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征。首先，以国家战略统筹整合政府、科研与产业力量。美国由政府部门制定总体战略，外交、发展援助和贸易融资等机构分工实施，并通过财政支持、项目运作和企业参与形成跨部门协调机制；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分别承担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技术转化和市场拓展等任务。科学外交逐步成为国家战略、创新体系与产业力量协同运作的综合性实践。其次，以合作、援助与管制相结合实施差异化科学外交。美国一方面通过双多边科技合作、技术援助、能力培训和清洁能源项目扩大国际影响，另一方面运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审查和人员交流限制，控制关键知识、技术和产品流动。对盟友伙伴侧重联合研发、标准协调和产业合作，对发展中国家侧重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对战略竞争对手则强化技术封锁和市场限制，形成按照国家关系、技术敏感度和安全判断分层配置科技资源的政策体系。最后，以盟伴网络推动技术优势向规则优势和体系优势转化。美国将科技合作嵌入七国集团、四方安全对话、北约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等机制，推动盟友伙伴在关键与新兴技术、数字标准、出口管制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协调立场，并通过双边伙伴关系和多边平台重塑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供应链。
伴随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与美国自身战略重心的调整，近年来，美国科学外交持续迭代升级，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一是人工智能成为科学外交的关键抓手。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将“引领国际外交与安全”列为关键领域，要求商务部、国务院会同企业，向盟友伙伴输出涵盖芯片、服务器、云服务、模型、软件、应用和标准的“全栈式”人工智能方案。美国由此不再满足于单项产品出口，而是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应用和治理规则的整体输出扩大市场影响，推动科学外交由“项目输出”转向“生态输出”。二是以双边协议为抓手强化与重要盟友的科技协同。美国先后与英国、日本、韩国和瑞典签署“技术繁荣协议”，合作涉及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核能或聚变、6G、太空及研究安全，并强调研发合作、标准协调、技术保护和供应链韧性，部分协议还提出协同推动人工智能出口。与成员众多的传统多边机制相比，这类以重要盟友为节点的双边安排，更便于美国整合优势、限定技术扩散范围，并将科技合作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相衔接。三是选择性开放更具交易性和针对性。特朗普第二任期撤销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但同时加强海外人工智能芯片出口控制，发布防范芯片转运和供应链规避的指引。其政策并非放弃技术管制，而是减少对美国企业及“可信伙伴”的普遍约束，同时强化对竞争对手及高风险第三方的定向限制。由此，美国科学外交正形成“向伙伴输出技术生态、对竞争者设置壁垒、对第三方防范转运”的分层格局，开放程度越来越取决于伙伴是否接受美国的安全条件、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安排。
美国科学外交对全球科技创新与治理产生了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美国通过政府间科技协定、联合研究、人才交流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知识、技术和人员跨境流动。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协同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全球性问题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从消极方面看，美国科学外交始终服务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科技优势，其开放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条件性。近年来，美国不断将科技问题安全化，将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与所谓“可信合作”相结合，导致全球科技生态阵营化、碎片化，不仅增加国际科技合作成本，也压缩了部分国家的技术选择空间，损害了国际科技共同体互信。美国科学外交若继续走向霸权化、工具化和封闭排他，最终将削弱全球创新合作以及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作者系深圳技术大学国际科技战略与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