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对话Beijing Club

提要：北京对话特约专家、外交学院前院长王帆，博士研究生温盈晖撰文指出，美国战略收缩的的最终目的，绝非放弃霸权，而是妄图以一种更可持续、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维系霸权。其通过一系列更具选择性的“低成本”竞争手段，重新优化资源配置，这导致全球秩序四大变化。

一、地缘焦点的再平衡：收缩与聚焦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处于相对衰落期的大国面临战略选择困境，一方面其不能为所欲为，另一方面面对可能的挑战国，又必须做出反应。因此，“守成大国”的战略收缩是一个“有退有进”的动态过程，旨在将有限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资源，从被其视为边缘利益的地区抽离，并集中投入到被其视为核心利益的关键地区。美国此轮对外政策调整也呈现出这些特征。

美国战略收缩在地缘政治上主要体现为对以下四个地区优先次序的重新调整：

第一，重返西半球，战略性回归拉美“后院”以确保本土安全。这是美国多年来首次将西半球以及本土提高到如此地位。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大举推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即“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保卫本土与区域要地安全，阻止域外竞争对手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或其他威胁性能力。”

第二，对印太地区持续加大投入，强化其军事部署。美军已将超过37万兵力部署在印太地区，同时有约60%的海军潜艇部队驻扎在该地区。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国会已批准数百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加强第一和第二岛链基地的防御能力。

第三，从欧洲方向选择性脱身。美国希望欧洲盟友能够成为维护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人，以便让美国腾出手来专注于本土、西半球与印太地区。这种策略加深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裂痕，战略自主的理念因此得到多数欧洲国家响应。

第四，在中东收缩与回调并重。美国并非从中东完全撤出，而是以塑造稳定的地区秩序为前提进行收缩。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希望利用目标有限、成本可控的战术性军事手段来服务于整体收缩、局部强化的大战略目标。

二、“低成本竞争”工具箱

美国地缘焦点的调整表明，美国已无力也无意愿承担旧有的、高成本的全球干预模式，成本控制成为其战略制定的首要考量。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套被精心设计的“低成本竞争工具箱”。

一是联盟体系从“责任共担”转向“成本分摊”。由于美国难以同时应对多战区威胁，这一“同时性问题”只能依靠盟友大幅提升防卫能力和军费开支加以解决。在欧洲，特朗普利用撤出欧洲和俄罗斯威胁要挟北约，使北约各成员国同意到2035年将GDP的5%用于国防和安全支出。在印太，通过向韩国引入核潜艇以及在战时指挥权移交问题上进行让步，美国换取了韩国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3.5%的长期承诺。

二是“小多边机制”的功能化与模块化应用。其中的典型机制包括“奥库斯”与“四边机制”。“奥库斯”的核心议程是美英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其本质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一个排他性军事技术联盟。“四边机制”则聚焦于能源安全、关键矿产和海上安全等核心安全领域。

三是非对称竞争工具的全面升级与滥用。美国试图综合运用其在金融、科技、法律和信息领域的霸权优势，对竞争对手进行全方位打压。其一，美国将供应链与技术武器化以维护自身技术霸权。其二，美国强化所谓规则，以争夺标准制定权与规则主导权。其三，美国开展法律战与认知战以抢占“叙事高地”。

三、“战略新疆域”的争夺

美国战略收缩的最终目的，绝非放弃霸权，而是妄图以一种更可持续、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维系霸权。为此，美国正将大国竞争的边界，从传统的陆地和海洋，拓展到一系列“战略新疆域”。

一是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权回归。美国的大战略正重新聚焦于对全球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如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美国通过加强在这些咽喉要道周边的军事存在和与沿岸国家的安全合作，试图构建起一张潜在的“封锁网”。

二是在北极展开资源与军事的前沿博弈。美国通过在格陵兰岛升级和扩建图勒空军基地，部署先进的雷达和导弹防御系统，来建立其在北极的军事前沿存在。特朗普重新上台执政后，宣称将“控制格陵兰岛”、重启能源钻探许可审查、推动建造破冰船和设立北极特使等进一步强化美国在北极的区域存在。

三是在深海领域的单边主义行为。美国至今仍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援引其国内法，支持本国企业绕开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监管框架，单方面进行深海勘探和开发。这与多边主义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战略收缩的四大动因

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收缩态势，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源于其内外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一）实力对比变化与长期投入失衡。中国的快速发展正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绝对优势。在经济层面，中国GDP曾一度达到美国的76.9%。在技术层面，中国在通信、人工智能应用、高超音速武器等前沿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在军事层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二）国内经济困境的复合性危机。一是联邦债务问题积重难返。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美国政府债务已达到36.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19.4%。二是制造业长期空心化。2012年至2024年，美国的GDP增长了34%，制造业却仅增长了21%。

（三）科技创新增长速度相对放缓。2019年至2023年，美国研发投入的年增长率为4.7%，而中国则为8.9%。在10个前沿行业中，美国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显示技术这四个行业的优势地位即将被中国赶超。

（四）国内外交政策建制派的阻力减弱。一是政府内阁成员建制派色彩明显减弱。二是原有外交决策机构功能受到削弱。三是民主共和两党对美国大战略亟须调整的共识不断显现并加强。

五、对国际秩序的四重冲击

（一）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动摇。美国不再认为“开放、自由、非歧视”等原则是值得维护的目标，而是将其视为威胁国内产业安全和中产阶级利益的负担。美国接连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公然蔑视国际制度约束。

（二）大国战略关系重组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美国从全球部分地区进行收缩的同时，与主要竞争对手的竞争烈度和广度反而不断增大。

（三）权力真空下地区力量结构失衡加剧国际体系动荡。美国开启战略收缩后，地区中等强国主动性增强，急于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区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随之加剧。

（四）美国外交内政化趋势增加国际秩序不稳定性。美国通过强制性外交政策夺取他国资源强化自身实力，由此成为掠夺性霸权。外交内政化趋势叠加政治极化现象，使得美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更鲜明的党派色彩，其重要外交政策因此失去了应有的稳定性。 

结语

在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并不仅仅是其国力断崖式下跌后的实力衰退，也不是类似一战前孤立主义的回归，而是一场深刻、复杂且充满内在矛盾的战略再校准。其核心逻辑是在清醒承认自身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更具选择性的“低成本”竞争手段，重新优化资源配置，以期在与主要竞争对手的长期博弈中，占据更有利、更可持续的竞争位置。

不过，美国此轮战略收缩仍有其限度。2026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对美军撤离欧洲施加限制，不允许美国放弃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一职，并要求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得少于7.6万人。驻韩美军人数也被要求不得少于2.85万人。这表明国内建制派抵制战略收缩的阻力依然十分强大。

总之，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动态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长期过程。这一调整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美国一家独大的全球秩序的正式终结，虽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大国关系缓和，但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地缘政治回归、大国竞争加剧、而与此同时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战略风险更加不确定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