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惠栋是清代乾嘉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晚年专注于《易》学，通过总结《易》学之义例，进而探求《易》学中传承的七十子之大义与孔子之微言，指出《易》之大义在于赞化育，并将上古制度与未来理想相融摄，提出自己的政治设想，即明堂之法与禘祭之礼，意图重构经说系统，使圣人之道得以彰显。通过考稽新发现的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可知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其余经书的认识，大量批校语呈现“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这与他中年撰作的《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佚、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这也是目前鲜有人知的地方，可谓千山宗岳，万流入海，终归于《易》也。
关键词：惠栋 以《易》解经 融通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时期，涌现出众多大家，成就斐然。其中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著述遍及群经，开启乾嘉复兴汉学之势，引领一代学术风尚，堪称卓有成就的宗师级人物。钱大昕盛赞云：“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即惠栋）绪论。”[1]江藩亦推崇云：“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2]惠栋最为突出的学术成就集中于《易》学领域。他斥责王弼扫废象数之学，以致千百年来汉《易》尽失，流弊甚深，故倾其毕生精力，辑佚孟喜、荀爽、虞翻诸家古注，训解古音古字，考索汉《易》源流，试图运用象数体例解《易》，重建汉代象数《易》学的宇宙图式，以达圣贤之意。凌廷堪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惠君生千余年后，奋然论著，专取荀、虞，旁及郑氏、干氏九家等义，且据刘向之说以正班固之误。”[3]在惠栋“复兴汉易”思想的影响下，张惠言、焦循等一批象数《易》学家相继而起，使得早已没落的汉代象数《易》学在清代重新兴盛起来，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学界关于惠栋经学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4]，然由于无人全面整理惠栋的所有著述，至今未见材料穷尽式的惠栋全集出版，目前仅能依据几种常见的惠栋著作进行研究，如《易汉学》《周易述》《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左传补注》等，数量十分有限，以致许多问题仍然模糊不清。近来，笔者陆续发现一批尚未有人关注的新材料——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包括《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春秋左传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书内保存了大量不见于他书的惠栋不同时期的研经治学笔记，内容丰富，实属稀见材料，学术价值之重要不言而喻。[5]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曾见过这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并指出：“先生（即惠栋）群经注疏校阅本，虽多已采入所著《九经古义》，但《九经古义》为早岁所编定，晚年续有心得，皆随手笺记于书眉，实为精诣所在。”[6]据此可知，惠栋在完成《九经古义》之后的数十年间，仍在继续批校《十三经注疏》。《九经古义》撰作于惠栋中年时期，其内容是训诂字词、辑录古注，不涉及思想方面。而这八种惠栋批校本中存在诸多惠栋晚年的批校语（数量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不少涉及其《易》学思想。笔者认为，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十三经注疏》的认识，呈现“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本文即对此作一探析，亦期望由此推进惠栋经学思想的研究。
一、惠栋晚年《易》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乾隆十五年（1750),54岁的惠栋在给他人的一封书信中总结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易解》，反覆研求，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7]
惠栋自幼承袭家学，长闻庭训，陆续撰作《九经古义》《左传补注》《古文尚书考》等著作，训诂语言文字、辑佚汉儒古注、考据典章礼制，逐渐建立起精研训诂、尊古崇汉的治学宗旨。惠栋治经多尊崇汉儒古训，诸经之中最认可《毛诗》郑玄笺、《三礼》郑玄注、《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尚书》伪孔传与《春秋左传》杜预注虽不是汉儒之作，但是前者多采马融、王肃之说，后者根本贾逵、服虔之注，其源头仍是汉儒故训，仍受到惠栋重视。但对于《周易》之汉学，他深不以为然。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推崇魏晋人王弼的注解，王弼义理化的解《易》方法与汉儒的象数学迥然有别，故而受到惠栋的严厉批判。由此，《易》学成为惠栋后半生用力最多的领域。漆永祥指出，“惠学以中年为界，前期泛览杂取，后期特别是四十岁以后专明汉学，尤致力于汉《易》”[8]。惠栋经过“反复研求，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通过汉儒之师法不仅疏通经文训释，更在于总结《易》学之义例，进而探求《易》学中传承的七十子之大义与孔子之微言，重新建构经说系统，使圣人之道得以彰显，《易》学研究亦终成惠栋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特色。
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9]，惠栋晚年《易》学思想之精华可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惠栋试图通过汉《易》恢复先秦七十子之大义、孔子之微言，主要著作包括《周易述》《易例》《易大义》《易微言》。惠栋最重视虞翻的象数《易》学，尤其是其爻变说，即以乾坤交通成六十二卦，其不正之爻皆当变而之正，以成既济卦。惠栋认为此即《中庸》“致中和、赞化育”的象数表达，指出《易》之大义就在于赞化育。而其微言见于《易微言》诸字目，以“元即太极”之说为根本，主张乾坤合于一元，乾坤交通万物化生（即成既济)奠定基础。圣人作《易》，始于幽赞（微言），终于赞化育（大义）。二是惠栋所谓“《易》之大义在于赞化育”，最终要通过效法天道的政治设计来实现，需要落实到合于天道的组织结构中，即明堂制度与禘祭之礼，主要著作是《明堂大道录》与《禘说》。惠栋的明堂之法与禘祭之礼以《易》学理论为基础，将上古制度与未来理想相融合，从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设想，这也是其与他人的明堂研究区别之所在。
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其对其余《十三经注疏》的认识，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批校语侧重于思想解读，呈现“以《易》解经”的特色，这与他中年撰作《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录、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学界亦鲜有关注，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分别探究。
二、惠栋所揭示《易》之大义与微言
惠栋探求《易》之大义与微言之努力散见于各书批校语。如《周礼注疏》卷十八《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惠栋批校云：
此“《易》大义”也。天交乎地，故以天产作阴德，在《易》为五，五为中，故以中礼防之；地交乎天，故以地产作阳德，在《易》为二，二为和，故以和乐防之。在天为中和，在人为礼乐。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也。[10]
惠栋认为：其一，中属礼，和属乐，依据《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11]，故有中与礼、和与乐的相配。其二，礼属天，乐属地，而在《周易》中天为五，地为二，由此推出中为五、和为二。其三，《周易》中九五、六二两爻阴阳相应叫作“和”，既当位又相应，所以称“中和”，即“二五为中，相应为和”，意味着乾坤相通，坎离相交成既济。其四，惠栋以坎离既济、六爻皆正为《易》卦运动所朝向的目的，故云“二五为中和，圣人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故能赞化育也”[12]。惠栋认为《中庸》“致中和”即《易》成“既济”之理，指出《易》之大义在于“赞化育”。
《春秋公羊传注疏·定公六年》传云：“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何休注云：“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所以长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惠栋批校云：
《易》“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此文致太平也。《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此文致太平也。“文致太平”之语，何氏当传自七十子，当时经师已亡，不知其义也。
此条批校语，惠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批校语的第一句又见于惠栋《周易述》“屯之六三，君子以经论，是文王演《易》，文致太平之事”[13]，是说周文王被商纣王拘于羑里，无法真正去践行太平，然其通过演《易》重新显明伏羲之道，亦有太平的功效，堪称“文致太平”。其次，批校语的第二句表明惠栋认为子思知孔子之道在万世，故作《中庸》以述祖德，《周易述》云：“孔子当春秋之世，有天德而无天位，故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14]《中庸》谓孔子作六经为“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其功不在尧、舜、文、武之下，亦是“文致太平”。最后，惠栋征引公羊学家何休的观点并加以发挥，阐述孔子删述六经是为后世制法，《春秋》非现实历史的演变记录，而是借事明义，故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故谓“文致太平”。经过惠栋融通发明，《周易》《中庸》《春秋公羊传》所述孔子之道便有了共通之处，俱表赞化育与致太平之意。
《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传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云：“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惠栋批校云：
夫子学《易》之后而著《春秋》，其法一依乎《易》，当时丘明之徒亦未之知，子思《中庸》始畅其理。
惠栋既已知晓《周易》“乾坤相通成既济”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相通，又于此进一步悟得“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惠栋另著有《易大义》一书，包括《中庸注》与《礼运注》两种，与《春秋公羊传》“致太平”一致，都是七十子之大义、孔子之微言之所在，因此孔子作《春秋》也是赞化育、成既济之举，故云“其法一依乎《易》”。
《周礼注疏》卷二十四有惠栋批校语：
筮始于巫咸，则伏羲作《易》非为筮也。后人以《易》为卜筮之书，妄也！
不少学者从占筮的角度来解读卦爻辞，将《易》定为占筮之书，如朱熹云：“《易》本为卜筮而作。”[15]惠栋《易例》“伏羲作《易》大义”反对此说：
伏羲用蓍而作八卦，而筮法亦由之而始。后人专谓筮法者，非也。作八卦者，所以赞化育。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赞化育之本也。[16]
惠栋将《周易·系辞传》“大衍筮法”章与《周易·说卦传》“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章相互发明，认为蓍草的主要功能是为生卦而用，大衍筮法并不是一个占算的过程，而是六十四卦生成的过程。伏羲最初通过蓍草成卦，只是为了法象天地化育万物，即《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而非朱子所谓的卜筮。
《礼记注疏》卷五十二《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惠栋批校语云：
以《易》况之，“隐”“微”即乾之初爻也，隐必见，微必显，故云“莫见”“莫显”。初乾为积善、慎独之义，自一乾以至三乾成，故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惠栋用其《易》学思想来解释《中庸》此句。“乾之初爻”即《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又称作“乾元”，此是所有卦爻的开始，从时间上而言是万物之始，从空间上而言难见形迹，所以是隐、微，惠栋描述“乾元”亦云“初为隐、为微，隐微于人为独”[17]。而从乾元始，想要达成既济的理想境界，惠栋认为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依赖于“积善”，积微成显，积渐而成，其《周易述》亦云：“乾初为积善，自一乾以至三乾成，积善成德，故乾为德。”[18]此段中的“隐”“微”“乾元”“积善”“慎独”是《易微言》的主要内容，亦是惠栋《易》学的主要观念。
《左传·僖公十六年》传云：“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杜预注云：“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故曰‘吉凶由人’。君问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对。”惠栋批校云：
乾积善，坤积恶，仍是阴阳。杜不知《易》，妄言祸福耳。
《周易·文言传》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杜预注解来源于此。依据虞翻的象例“乾为善，坤为恶”，故乾阳积累为积善，坤阴积累为积恶，惠栋认为这是阳、阴积累的结果，仍属于阴阳的问题，从而批评杜预不通《周易》，妄言祸福。
《毛诗·周颂·天作》：“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郑玄笺：“《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惠栋批校云：
康成精于《三礼》而独疏于《易》，注《易》最后，为袁谭所逼，至元城乃注《易》，匆匆草创，止用爻辰、六子，而不及他说也。六子者如初九为震爻、初六为巽爻之类，爻辰之说详予所撰《易汉学》。
惠栋评价郑玄虽然精于《三礼》，但《易》学尤疏，仅使用爻辰、六子之说，认为自己的著作《易汉学》论说更为详尽。此类批评又见《周礼注疏》卷四十《考工记》“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郑玄注云：“古人之象无天地也。为此记者，见时有之耳。”惠栋批校云：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即天地也。乾为衣，坤为裳，即《皋陶谟》“予欲观古人之象”衣服十二章也。谓“古人之象无天地”可乎？郑氏精于《三礼》，而疏于诸经，《易》学尤疏，故言有缺误。
郑玄认为“古人之象无天地”，而惠栋则主张乾坤就是天地之象，并引《易传·系辞下》“制器尚象”章与《尚书·虞书·皋陶谟》“予欲观古人之象”章加以反驳。
除以上具体论证外，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语还有许多简洁短小之句，亦涉及惠栋所揭示“《易》之大义与微言”，如“‘精微’二字唐人已不识其义”“《礼记》皆出自七十子之徒，微言未绝，大义犹存”等，足见惠栋晚年批校《十三经注疏》之《易》学特色。
三、以《易》学思想为基础的明堂禘祭论
惠栋研《易》，关注卦爻的符号运动变化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明其大义，并开展效法天道的政教设计。惠栋谓“庖牺画八卦，以赞化育，其道在明堂月令”[19]。而如何理解惠栋的明堂之法？其于《礼记注疏》批校云：
夏时明堂之令，乾坤易简之理，皆大道之寄也。
明堂之制，详于《冬官》，《冬官》亡而明堂之制亦亡，太史职犹存，一则可证。
惠栋并不认可《考工记》，指出上古社会的明堂制度已经随着《周礼·冬官》篇的亡佚而无从得知。然值得注意的是，惠栋对明堂制度的研究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基础而展开的，而这一政治设计，是一种理想建构，这与其他众多清代学者如戴震、孙星衍、焦循、阮元、黄以周等人主要以考古还原细节的探讨存在根本区别。惠栋的《十三经注疏》批校语中有大量关于明堂制度与禘祭的内容：
南面而听天下，明堂之法，而《正义》不详，古法之亡久矣。（《礼记注疏》卷14/6b/4)
四学在明堂四门之外，舜宾四门，流四凶族，故《左传》曰“四门穆穆，无凶人也”。（《礼记注疏》卷13/2b/5)
祖庙即明堂大庙，守藏、顾命所陈是也。明堂有六天，故称天府。（《周礼注疏》卷20/18a/9)
太庙、太学、灵台、辟雍，虽异处而同在大教之宫，故皆谓之明堂。谓太学即太庙，固非；谓太庙、太学非一处，亦谬。（《毛诗注疏》卷16.5/4a/8)
诸侯于宗庙，天子于明堂，郑氏不识明堂之制，明堂即天子之太庙。（《礼记注疏》卷31/2a/3)
禘为配天之祭，在太庙。郑氏谓禘为配天是也，谓圜丘与郊亦为禘祭，是混禘、郊为一，宜来后人弹射矣。（《毛诗注疏》卷19.3/12a/3)
此禘谓五年大祭。春秋，时禘；丧毕，吉禘也，皆行之于明堂。郑注混禘于郊，非是。（《礼记注疏》卷34/1b/6)
惠栋认为明堂既是一组礼制建筑群，又是一种政治制度，国家的主要功能皆在其中进行，其《明堂大道录·总论》云：“明堂为天子太庙，禘祭、宗祀、朝觐、耕籍、养老、尊贤、乡射、献俘、治历、望气、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故为大教之宫。”[20]具体到上引各条，第一条惠栋依据《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认为南面是人君之位，天子南面而听天下，便是取其向明而治之义。第二条惠栋提出四学在四门之外，近于四郊，亦称郊学，因靠近辟雍之水，又称辟雍，此观点不同于颖容、蔡邕等以四学在门塾内之说。第三、四、五条，惠栋云：“明堂者，天子之太庙也。……上天甚神，故不曰太庙，而曰明堂。”[21]他主张明堂即太庙，亦名大教之宫、太学、灵台、辟雍等，虽异处而同在明堂之内，而郑玄认为明堂为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并非天子之宗庙，明堂、宗庙、太学、灵台等不在一个地方。第六、七条，惠栋主张的祭祀体系分为明堂祭祀与郊祀两大类：明堂祭祀六天系统，又可分成圜丘之禘与五帝祭祀，大禘在圜丘，吉禘、时禘、祖祀、宗祀在明堂；郊祀在南郊，每个王朝祭自己的感生帝。而郑玄认为大禘就是郊祀，提出禘、郊合一，此观点为惠栋所不取。
又如《礼记注疏》卷十四《月令》“律中大蔟”，孔疏云：“铸之为钟，名曰大蔟之钟，是大蔟之钟。元生于大蔟之律，是律在于前，钟生于后。故《律历志》云‘黄帝使伶人氏，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阪竹之解谷，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凰之鸣，其雄鸣则为六律，雌鸣则为六吕’，是律生在前。蔡氏以为大蔟钟名，先有其钟，后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钟，其义非也。”惠栋批校云：
天王将铸无射，谓之非钟可乎！蔡氏《章句》远胜康成，康成不通明堂之义，故注《月令》最劣。
郑玄、孔颖达解释“大蔟之钟”时认为先有乐律，后有乐器钟，而蔡邕则持相反观点。惠栋援引《春秋左传》“天王将铸无射”，既然是铸造，那么“无射”就是乐器之名，赞同蔡邕的观点。蔡邕《月令章句》是惠栋明堂之学的重要来源，《十三经注疏》批校语中有大量征引蔡邕之说的实例，如《毛诗注疏》卷十六之五《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惠栋批校云：
蔡邕《月令论》曰：“《礼记》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合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庙、辟雍、太学，事通文合之证也。”栋案，《大戴·盛德篇》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助祭，观德于明堂之中，而无不化矣。
郑玄主张明堂、太庙、辟雍、太学等位置与功能各异，明堂只是位于南郊的祭祀之处，惠栋则持相反观点，援引蔡邕《月令论》与《大戴礼记》之说，指出太学、辟雍、灵台、四门、太庙等共同构成一组有意义的礼制建筑群，总称为明堂之法。
又如：
感生之说，郑引以解祖之所自出，于是祭天有禘之名，盖曲说也。（《周礼注疏》卷20/27a/2)
祖谓后稷，祖所自出谓喾也，盖禘喾于圜丘。而以稷配之感生之说，吾所不取，或曰“万物本乎天，祖之所自出则天也”。（《礼记注疏》卷25/2a/8)
郑玄与惠栋都主张六天说，但存在诸多差异。郑玄虽然认同圜丘禘天，以喾配，但是他最重视的是在南郊祭祀感生帝，而惠栋的《禘说》则云：
五德之次，开创之主，乘五行用事之一而王，不必言感生，而实天之所笃生也。万物本乎天，远祖、始祖与祖考皆天之所笃生。故喾、稷以下，文、武以上，合以配天，享帝立庙。[22]
由上，惠栋坚持不论是郊禘、吉禘，还是时禘，都须配天，皆在明堂，不存在另外的宗庙，进而提出天人的关键不是某次“感生”，而是普遍地“笃生”，据此则最重大的祭祀便不是周人祭祀自己的感生帝，而是六天皆祭。
再如：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三代无七庙之制。夷王以后，文武之庙不毁，故有七庙，乃晚周之礼，非周公所制也。（《毛诗注疏》卷16.5/4a/3)
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康成不见《古文尚书》，又不信《荀子》“有天下者事七世”之说。（《礼记注疏》卷12/17a/8)
凡称宗者，推以配天，至其庙仍以时毁。庙虽毁，当禘郊时，则仍以配祭也。古止有四庙，至周始有后稷、文、武之庙为七庙。《商书》“七世之庙”乃梅赜妄说，《吕览》引《商书》止云“五世之庙”。（《毛诗注疏》卷20.3/12a/7)
天子七庙，据周法，荀卿法后王，用其师说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8/18b/1)
从以上四条批校语来看，惠栋反复强调上古三代君王禘祭止立四庙，而非后世所说的七庙，同时追溯“七庙说”乃晚周之礼，实源自“荀卿法后王，用其师说”。《荀子·礼论》篇云：“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杨倞注：“‘十’当为‘七’，《穀梁传》作‘天子七庙’。”[23]惠栋认为荀卿是穀梁弟子，故用其师之语，可见此说始自《春秋穀梁传》，后世刘歆、班彪父子、王肃等人皆从之。然传世文献《古文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的：“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如何解释？惠栋依据《吕氏春秋·谕大篇》“《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高诱注“古逸《书》”[24]，指出传世《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是梅赜伪造之妄说。
综上所论，惠栋晚年研究《易》学，哲学思想成熟丰富，对《十三经注疏》的批校亦多从《易》学角度思考，明显呈现用《易》学思想来注解群经的特色，这也是以往鲜有人知之处。
结论
惠栋对《易》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年及以前主要是辑佚孟喜、荀爽、虞翻诸家古注，训解古音古字，疏通经文训释，考索汉《易》源流，建立汉儒之师法观念；晚年通过总结《易》学之义例，进而探求《易》学中传承的七十子之大义与孔子之微言，指出《易》之大义在于赞化育，并以其《易》学理论为基础，将上古制度与未来理想相融摄，提出自己的政治设想，即明堂之法与禘祭之礼，重新建构经说系统，使圣人之道得以彰显，《易》学亦终成惠栋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特色。
本文依据新发现的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通过考稽其中关于惠栋晚年《易》学思想的内容，发现他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对其余《十三经注疏》的认识，大量批校语呈现出“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可谓千山宗岳，万流入海，终归于《易》，这与他中年撰作的《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录、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由于材料的局限，目前学界对惠栋经学思想所涉内容多泛泛而谈，未能明晰其间缘由，我们重新解读清代学术史时，不应漠视这一重要问题。
注释
[1]（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4页。
[2]（清）江藩、方东树撰，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73页。
[3]（清）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39页。
[4]主要成果如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郑朝晖：《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的“逻辑化”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祥辰：《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等等。
[5]参见樊宁：《王欣夫所见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及其特殊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13-125页。
[6]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21页。
[7]（清）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松崖文钞》卷一，苏州图书馆藏《聚学轩丛书》刻本。
[8]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第100页。
[9]前辈学者的成果主要包括：陈居渊：《简论惠栋标帜“汉学”的易学特色》，《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郑朝晖：《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的“逻辑化”世界》；赵敬仪：《惠栋易学研究：以范式转移为视角》，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谷继明：《参赞化育：惠栋易学考古中的大道微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等等。
[10]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今藏湖北省图书馆，属于善本，索书号：经十/1，下文引用于此从略，详情参见拙作：《王欣夫所见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及其特殊价值》，《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8辑，第113-125页。
[11]（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88页。
[12]张涛、陈修亮著：《〈周易述〉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64页。
[13]张涛、陈修亮著：《〈周易述〉导读》，第437页。
[14]张涛、陈修亮著：《〈周易述〉导读》，第264页。
[15]（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20页。
[16]（清）惠栋：《易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本。
[17]张涛、陈修亮著：《〈周易述〉导读》，第276页。
[18]张涛、陈修亮著：《〈周易述〉导读》，第298页。
[19]张涛、陈修亮著：《〈周易述〉导读》，第382页。
[20]（清）惠栋：《明堂大道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21]（清）惠栋：《禘说》卷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经解续编》本。
[22]（清）惠栋：《禘说》卷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经解续编》本。
[23]（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1页。
[24]（战国）吕不韦著，陆玖译注：《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3-404页。
樊宁，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史
来源：《孔子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