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统治阶层占筮活动的经验集成，《周易》意在展现当时领导者应当掌握的各种现象性知识及其所蕴含的自然与社会运行之机理。也就是说，《周易》 的符号与文字体系具有强烈的知识象征意义。《周易》的卦爻象与系辞作为人的认知表达，构成了对实际经验与现象的再塑造，使对象的存在性质产生了意义投射，成为具体的人的视域下具有特定意义的知识剪影。《易传》以圣人、君子作为理想认知活动的典范，完整展现了他们认识世界、建构和运用知识、教化百姓、开创人文世界的伟大历程。《易传》作者对具备这样的认知能力的主体表达了真诚的推崇，对人类充分发挥自身认知智慧创造文明的认知活动进行了极致的赞美。由此可以确认，认知是《易传》的核心主题。
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认知受生存需要刺激而不断突破进取，其底层逻辑是为生存服务的。在远古时期，面对强大而未知的自然力量与随时可能发生的生存竞争事件，专注于族群的生存与发展必然是当时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而人类赖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特质中最具自然竞争力的只能是认知能力。可以说，认知是早期社会生活朝向秩序化、合理化展开的原点。
作为统治阶层占筮（预测性认知）活动的经验集成，《周易》意在展现当时领导者应当掌握的各种现象性知识及其所蕴含的自然与社会运行之机理。也就是说，《周易》 的符号与文字体系具有强烈的知识象征意义。《周易》的卦爻象与系辞作为人的认知表达，构成了对实际经验与现象的再塑造，使对象的存在性质产生了意义投射，成为具体的人（文化族类）视域下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知识剪影。《易传》以圣人、君子作为理想认知活动的典范，完整展现了他们认识世界、建构和运用知识、教化百姓、开创人文世界的伟大历程。《易传》作者对具备这样的认知能力的主体表达了真诚的推崇，对人类充分发挥自身认知智慧创造文明的认知活动进行了极致的赞美。由此可以确认，认知是《易传》的核心主题。
知识的构建
《系辞下传》 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传》的知识体系蕴含着天道、人道与地道，深刻揭示了世界的本质——人类认知所建构的知识世界。
状态认知是《周易》把握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这里所谓状态，是指一个时空及各要素充盈的存在境遇中存在者的当下性存在。状态是存在的一个片段，存在是动态的，状态也是动态的，但又具有静的性质，可以理解为构成此状态的存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表征均维持在当下。在《易传》中，关于状态的描述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其中，既有物的状态，也有人的状态，还有道的状态。状态的本质是存在，因此人类的状态认知具有普遍性。在《周易》经传中，状态认知的结果就是“象”，它是基于长期观察产生的人文化的构象，这种构象混合了人类具身性认知和价值需要。总之，状态认知所获得的“象”本质上是人类之“意”把握到的对象的动态存在，所以关于“象”的知识，我们可以称为意象知识。在《周易》经传所呈现的知识体系中，状态认知所得到的意象知识具有奠基性意义，而状态认知作为认知方法更是深层次地影响着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
意义认知是体现人类认识本质的认知活动，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本质都是赋予对象意义。在《易传》中，圣人对于世界的看法是基于万物之“情—实”而主观地赋予其意义的结果。“情”与“实”的联结表明人类主观认知的参与。因为“情”与“人欲”相关，与“实”对应的“情”标识了人类最初的意义认知，这一意义认知的最初形态与“实”的接近程度是最高的。真正的“实”在中国文化中被悬置起来，而“情”才是认知展开的现实基础。意义认知起源于“情—实”与人的主观感受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个体主观感受普遍化、社会化的结果。对上古人类而言，对所遭遇的事物或事件作出利生或害生的判断是最基础的意义认知。利生或害生显然不是现实世界本有的性质，而是人类在生存活动中因其遭遇而产生的心理感受与意义赋予，所以属于意义认知得到的价值性知识。
人类的认知是依赖于感觉器官的，在所有的感觉器官中，视觉又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视觉，想“象”就不可想象，所有基于视觉感受而进行的文化活动也都不可能。但知识生产并不只是个体之见的结果，个体所见只有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被认可为具有共同指向的内容时，该内容才有可能成为知识。知识依赖于指示性的认知活动才能得到确定。指示认知是一种基于交流的认知，立象就是一种指示，它的作用在于引导人的关注，从而开启认知过程。指示是用于交流的，交流本质上是信息的互动，因此指示认知就是对指示信息的接收和解读。在《易传》中，指示信息有几类：一是“几”，也就是“征兆”；二是天生神物，即自然界中某些被认为具有特殊指示性的事件或具备指示功能的事物；三是符号，包括数字、规则性图案、被指定的事物、声音、文字等。对这些指示物的认知会形成相应的知识，这类知识所具有的指示性是人为赋予的，必须通过语言加以规定和明确。《易传》说的圣人（文王、周公等）对卦爻所作的系辞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来整理指示认知以生产知识。我们称这类主要由语言来揭示对象所包含信息的知识为概念知识或观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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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提供了一种认知观，将（去）认识与知识的应用统归于认知活动。这种将知与行视为一体性认知，以行为知的自然因应的认知观，可称之为“大认知观”。将已经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对象，使对象发生改变，本质上是认知过程的持续展开。由于应用认知直接面向实际境遇，只有那些真正掌握了知识，而不只是掌握了某种具体情境下的知识的形式的人，才有可能贯通地、灵活地将知识应用于新的情境、解决新的问题。所以《易传》 强调通变、变通。应用认知是巩固或修正知识的关键认知环节，经过应用认知最终获得的知识属于“格物”之知，这些知识既有具体性也有普遍性。就具体性而言，这种知识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物或事的合理应用；就普遍性而言，这种知识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该物或事与其他物或事之间的合理关联。应用认知是加深物（事）理认知的必经环节，只有经过这一环节，才能生成对于物（事）之理更加深刻的知识，并且对于物（事）之间的关系也有更加充分的认识，由此才有可能在进一步的生存活动中因时而动、因地制宜、尽利而不害生、成己成物，平衡好人的生存需要与万物生长之间的关系。
从认知视角来看，《易》可以视为一种思维范式（或思维方法）。思维范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语言的范式，二是应用的范式，三是造物的范式，四是预测的范式。作为思维范式的《易》，其本身并没有具体定向，它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只有当人面向问题，从而展开认知活动时，《易》的思维范式才会发挥作用。圣人凭借其所掌握的《易》的思维范式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由此可见，《易》的思维范式所映射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原理机制，就是大化知识。在《易传》作者看来，对于思维范式的认知（包括应用）是人类最高级的认知，以这种认知为基础，人类不仅能够把握天地万物大化流行的本质（知识），而且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合理的应用。
知识的校验
《易传》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认识论，它不仅涉及认知及知识生产，而且提供了关于知识校验也即认知的真理性判断的标准。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认知与存在构成了互证循环。《易》作为人类认知成果是对齐于天地这一认知对象的，因此它能够包容天地间万物的生成演化之道。这里的天地并不是独立于人特别是人的认知之外的对象，而是人置身其中同时又被人的认知活动所涵摄的对象，即《易》所对齐的天地，乃是人的认知活动展开的时空。在《易传》中有形上与形下两个方面的认知对象，道属于形上，而用属于形下。这个“形”规定了人类认知可及的边界。人类只能认识用，只能由用及道，道本身是不可知的。也就是说，天地之道本质上是人的在世存在所关涉的知识，是一个被人的认知建构起来的知识及其体系。正是由于天道与人的认知之间是一种建构性关系，因此人的认知的持续推进就形成了对天地之道的不断证成，这种证成反过来看则是人的认知对存在本质的全面占有，或者说全面塑造。
《易》所获得的知识是建立在无数成功的认知经验之上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获得的最接近于存在本身的真知。对于掌握了这些知识的人来说，《易》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具有明确可靠的生存指导意义。这就为我们展现了知识的校验路径，即以应用（行）的效果彰显（校验）认知的真理性。效果积极则证明认知合理准确，反之就证明认知尚未至于“精义入神”，因而“致用”不当。《易传》阐明，建构一种良好政治关系的基本逻辑是保民悦民才能得民而有（守）位。保民悦民对准的就是民生之望，而民生之望无非是“安身”，这种安身不仅是指保养身体，也包括安顿心灵。也就是说，使民得以安身的千方百计都是圣人君子必须掌握的知识，而千方百计地提出和落实同样依赖大量合理的知识储备。所以能否利用安身是对一种知识真理性最直接也最深刻的校验方式，它揭示了人类一切认知活动与知识建构本质上都是以安顿人的在世存在为目的的。
《易传》思想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行德”的重视。在认知视角下，德与行就是知与行，德就是知，行就是因知而行。知行是显道的路径，知行一贯，完备之知一定体现为完善之行。《易传》作者将知行一贯及其实现程度作为检验知之完备程度的一条切身路径。就主体而言，其知而行能、谋而成能的知行一贯性及其程度是诚明的。人在“行”的过程中同时经历着内在性的反向认知，这种内在认知“自动”实现着与外在所行的对照，从而构成了知识的切身性校验。就他者而言，判断一个人是否知以及知的程度，也是通过其行来推断的。这个行既包括身体的姿态、表情等生理性的“自活动”，也包括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及其影响，同时语言表达也是一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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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知活动以主观性、内在性为首要特征，因此知识的校验不可能只通过一种方式或标准来实现。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真知，必须以多种方式在不同境遇下进行多次考察，才有可能得到最接近于真实的答案。但总体来看，在《易传》中作为参照的标准具有实在性根源，人类的认知活动只是为了去发现符合人类需要的客观秩序及其形成机制，并将它们规定为构建社会生活的基点或准绳。这是本文区别于将《易传》之“德”道德化并以德统知的传统观点的一个新认识。
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
《易传》乃至中华传统意义上的“知”（动词性）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狭义的与实践相反对的“认知”，而是指运用我们的认知能力，只要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生命存在，这种知就持续进行。因此可以说，人的一切生存活动本质上都是认知活动，而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则是基于认知经验的积累与价值的指向性规定实现的，即遵循经验逻辑与价值逻辑。
人的存在就是持续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起始于有意或无意的探索，经过不断重复的内反馈、再确证等，形成关于此探索的认知积累，再通过重要性关联和意义赋予的方式对积累的认知进行价值规定，由此完成知识体系的建构。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一种知识的拓展或新知识的生产，是通过还原认知过程来实现的。我们称这样的知识生产逻辑为经验逻辑。《易传》通过解释《易经》卦爻辞来帮助提供认知情境还原，构造生动的认知经验，使认知者借助语言得以想象和体认其所提供的认知背景下的人的存在状态，从而获得相应的感性知识。总之，经验逻辑重在营造某种可供想象的事实空间或情境状态，当认知者借助某种媒介（比如语言）而进入此种状态时，其认知的自然展开就会生成相关的知识。
价值逻辑是指人类赋予某种事实性知识以价值意义，并以此为起点建构一个具有价值合理性的知识体系。在这一知识体系内，知识之间的通达与新知识的生产遵循价值合理的逻辑。在实际的认知与知识生产中，价值逻辑，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更深层次的逻辑，成为认知经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经验逻辑的价值化形态，其既需要尊重经验逻辑，又需要对其超越和规定。《乾·文言》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就是一种价值的预先规定，然后依据此价值规定，将君子的行为与此相比照，使二者之间在价值意义上构成正相关关系——即所谓“足以”，最后元、亨、利、贞被识别（规定）为君子的德行要求。
综上，价值逻辑虽然从根源处讲，必须依托于认知经验，但是它一经产生便成为与经验逻辑并行的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对于知识的生产而言，二者共同作用必然产生的影响是，知识的真理性质只可能是相对的，从而知识的生产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面向。
结语：围绕认知构成的知识体系
《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事实上，将人喻为天地之心，已经蕴含着将认知作为建构天地概念及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的观点。从认识论的视角来定位，《易传》围绕认识活动的各个要素、认识过程的各个环节及其影响等构建了一个完备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受自然科学领域进化论的启蒙，以及受西方文化传统对存在的实体性解读的影响，国人形成了一种片面的“进步观”。这种观念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除了现实的复杂因素之外，毋宁说是因为符合了人类对于确定性的永恒追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确定性才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人类相对于其他生命在认知方面的优势恰恰在于认识到自身这一根本特征，并立足于此而追求确定性。追求确定性不仅体现了人类对于秩序之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而且更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认知能力的发现和证成。前者导向知识建构与价值规定，后者则导向对认知包括行动的赞美甚至崇拜。
基于这样一种立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周易》，可以发现在认识论层面，作为对《易经》 最早且完整的哲学表达，《易传》具有十分完备的认识论体系，值得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易传》至少对以下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认知主体的划分；其二，认知方式的区分；其三，认知目标决定认知内容；其四，认知表达方式及其作用和限度；其五，人的存在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以上概括绝不是全面的，仔细研读《易传》会发现其更丰富的层次。
张志宏，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