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在文化、文本与接受三个层面形成三重张力结构：文化脱嵌使文本逐渐剥离其原生的意义土壤，风格平面化消减了文学语言的审美独特性，算法驱动的读者趣味重构则使译者面临系统性的去异质化压力。面对上述挑战，译者的功能定位亟须从“语言转换者”转向“文化与算法的调解者”，以自觉的差异守护实践抵御算法逻辑对文本复杂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压缩。由此，算法时代的文学翻译理论亟待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重新建构，使翻译研究成为审视人工智能时代文学意义生成、文化差异维护与人文价值重申的重要知识场域。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逐步介入文学文本的生产与传播过程，致使文学作品的生成方式、传播路径以及意义结构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语言模型的参与，使文本不再完全由作者意识主导；平台算法的驱动，则使文学作品的传播不再仅仅依赖译者与读者之间的文化沟通，而且日益受到数据结构与推荐逻辑的形塑。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技术伦理、版权归属或人机协作的效率提升，鲜少从文本本体论层面审视算法对文学差异性与可译性的重构；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强调也不免遮蔽美学维度的深层危机。本文以AIGC语境下的文学翻译实践为切入点，试图探讨文本异质性与文化可译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并由此反思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翻译的主体性与审美边界。
文本的异质性：从文学理论到翻译研究的概念演化
文本异质性的核心指向文本内部结构的多重性、意义生成的非统一性以及话语主体的复数性。
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脉络中，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关于复调小说的论述，为理解文本的异质性提供了重要视角。他指出，文学文本并非作者单一意识的传声筒，而是多种社会声音、意识形态与价值立场相互交织、彼此对话的场所。此后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进一步从作者权威、意义生成及话语权力等方面深化了这一认识，文本由此不再被视为承载固定意义的封闭实体，而成为差异不断生成的开放结构。
20世纪后期以来，翻译研究也逐渐由追求“对等”转向正视“差异”。贝尔曼（Antoine Berman）强调尊重原文的陌生性，警惕翻译对异质因素的同质化处理；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则以“归化”与“异化”揭示翻译处理文化差异的不同方式。在这一理论脉络中，文本异质性不再只是翻译需要克服的障碍，而且成为翻译实践必须辨识和维护的重要价值。
在AIGC广泛介入文本生产的语境中，文本异质性呈现出新的形态。一方面，AIGC通过大规模语料训练，其文本生成呈现出高度风格化与模式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平台算法的推荐机制又倾向于强化可识别、可消费的文本风格。由此，文学文本的异质性面临新的风险——不是无法被翻译，而是在翻译之前就已被算法逻辑预处理并淡化。
文化的可译性：从语言哲学到文化政治
与“文本异质性”问题相呼应，“文化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 of culture）构成了文学翻译中另一个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如果说文本异质性揭示了文本内部的差异结构，那么文化可译性则进一步追问文化意义能否跨越边界被理解、如何被理解，以及由谁决定其被理解的方式。
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原理，将此问题推向了一个更根本的层面。蒯因的论证揭示出，“可译性”无法单纯通过语言规则或技术手段来彻底解决，它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始终存在诠释空间的哲学问题。
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跨文化理解不可能。作为对上述困境的回应，阿皮亚（Kwame Appiah）提出“厚翻译”理念，尝试通过附加注释、背景说明与文化阐释等方式，拓展文化翻译的可能空间。这一思路强调，翻译不应以简化或消除差异为目标，而应借助多层次的解释努力，使文化异质性得以被看见、被理解。
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的具体实践中，文化可译性问题呈现出特有的现实维度。具体而言，中国文学文本中承载的历史记忆、社会肌理与审美意象，往往难以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找到现成的对应；与此同时，在国际传播的既有格局中，西方话语长期居于中心地位，中国文化的表达常常被纳入其预设的认知框架内加以理解，导致其丰富的意义在传递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简化或重塑。
值得关注的是，在AIGC与平台算法日益深度嵌入文化传播的今天，文化可译性正在生成新的表现形态。算法不仅深度介入文本的生成与翻译过程，更通过其推荐机制、标签系统与用户画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定“哪些文化内容得以呈现”以及“它们以何种意义被理解”。于是，文化可译性面临新的时代悖论，问题不仅在于文化是否“不可译”，更在于文化在变得“可译”的同时，其复杂性是否被算法逻辑所稀释；差异并非无法被理解，而是可能在抵达受众之前，就已经被算法的筛选机制过滤或定型。
当文化经验被拆解为可计算的数据特征，当复杂历史语境被压缩为可流通的叙事标签，所谓“可译”便不再是理解的扩展，而可能意味着复杂性的预先删减。
AIGC语境下文学翻译的三重张力
在由AIGC技术与平台算法共同形塑的新型传播生态中，文学翻译更要面对由技术逻辑、媒介机制与文化认知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本文认为，在AIGC语境下，文学翻译的关键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彼此关联的维度：文化脱嵌、风格平面化与读者趣味重构。
（一）文化脱嵌：从语境依附到意义偏移
文学文本的意义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经验、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之中。因此，翻译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在目标文化中为文本重建一个能被理解的语境，使其意义获得新的栖身之所。然而，在AIGC主导的新环境下，文本与其语境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AIGC基于海量语料的统计模型生成文本，往往倾向于语义稳定、表达中性和语境泛化的内容，难以充分捕捉细腻的文化肌理。以《红高粱》中的“高粱地里的风声”为例，若仅将其处理为物理环境描写，字面上虽无明显误译，与之相连的乡土记忆、生命激情、苦难历史和民族经验却可能被消隐。文化脱嵌因此不是文化元素从文本中消失，而是它们虽保留了语言形式，却失去了赖以生长的历史厚度与情感质地。
（二）风格平面化：从审美差异到算法均值
从技术生成逻辑来看，AIGC的运作高度依赖对海量语料的概率建模，其译文输出往往追求一种统计意义上的规范与流畅。这种机制虽能确保信息传递效率和语言通顺度上的优势，却难以捕捉和复现文学语言中那些精微的、偏离常规的个性化表达。在AI翻译中，原文富有地域色彩的方言、独特的叙事节奏或修辞变异，常被转化为标准化、趋同化的目标语表达，从而导致原有语体层次被扁平化。
（三）读者趣味重构：从审美经验到算法预期
与文化脱嵌、风格平面化相伴而生的，是读者趣味的系统性重构。然而，在平台化与算法驱动的传播生态中，读者趣味不再是一个预设的常量，而逐渐转化为可被持续塑造与调节的变量。读者的审美取向不再完全源于文化积淀，而是在数据反馈与推荐机制的循环中不断生成与更新，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算法期待视野的形成。
平台算法通过持续追踪用户行为数据，强化特定类型内容的可见度与传播效率，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读者的阅读偏好。读者趣味由此不再仅仅是翻译策略的前提，而且成为平台机制持续塑造的结果。在这一机制下，读者不再仅仅是翻译行为的终点和目标，而且成为算法逻辑运作中的一个环节。译者所面对的“读者”，既是血肉之躯的文化个体，又是被平台逻辑定义的“算法化读者”。
（四）三重张力的结构化关系：去异质化的风险与译者的再定位
文化脱嵌、风格平面化与读者趣味重构这三重张力并非彼此孤立，它们相互关联，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AIGC时代文学翻译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这三者形成的合力，正使文学翻译潜在地滑向一种“去异质化”的轨道——文本丰富的文化特质、风格多样性与审美复杂性面临被系统性稀释的风险。
译者角色：从语言中介到文化与算法之间的调解者
（一）译者主体性的历史演变
在翻译研究的早期阶段，译者主体性长期被遮蔽于“忠实”与“准确”的规范性话语之下。直至20世纪后期，翻译研究才真正开始正视译者主体性的必然在场。韦努蒂通过对“译者隐身”现象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译者从来不是意义透明传递的中性渠道，而是积极参与意义塑造的文化行动者。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则进一步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系统中，阐明译者的每一次抉择，都深受特定诗学规范、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塑造与制约。译者的身份逐渐从被动的意义传递者，转变为意义的共同生产者；翻译本身也因此被重新界定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实践。值得留意的是，这一阶段的讨论仍主要聚焦于“人”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算法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尚未进入理论考察的核心视野。
（二）算法介入后的译者角色
AIGC的兴起为译者主体性的讨论注入了全新的理论议题。在这一人机协同的新模式下，译者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传统意义上独立从事语言转换的实践主体，转变为人机协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与之相应，译者的核心任务也从生成译文延伸至对AI生成文本的鉴别、修正、“社会性赋予”与“创造性再叙事”。
这一转变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追问：当翻译的初始文本来自算法生成时，译者的主体性究竟是被稀释、被取代，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从表象来看，算法似乎接管了部分原本由译者承担的职能；但深入机制层面分析，算法并未消解译者主体性，而是使其表现形式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译者的核心价值，已不再主要体现为基础性的语言转换能力，而且在于对文本异质性及文化差异的敏锐洞察与审慎把握；这种文化判断力在算法时代愈显重要。在此意义上，译者更接近于一位具有文化自觉的意义编辑者。
（三）译者作为文化与算法之间的调解者
如果说前述变化主要涉及翻译生产机制的重组，那么更深层的转向则发生在翻译所嵌入的传播权力结构之中。在AIGC所塑造的全新语境中，文学翻译演变为一个由算法逻辑、平台机制与文化权力共同编织的复杂进程。算法通过其推荐系统、标签分类与用户画像，深度介入并影响着哪些文本得以进入公众视野、以何种方式被解读以及最终被如何接受。
译者不仅需要处理原文与目标文化之间的传统张力，更须直面算法效率逻辑与文学审美价值之间日益凸显的新矛盾。可以说，译者正在转型为文化与算法之间的调解者。一方面，译者需要洞悉算法的运作规则，清醒地认识平台如何筛选、归类并推送内容；另一方面，译者又必须恪守文学翻译的艺术准则，有意识地抵御算法对文本复杂性与多义性的过度简化。
从实践层面来看，算法往往青睐情节突出、情绪鲜明、符合类型标签的叙事，而容易忽略文本中那些精微的语言实验与文化隐喻。译者若全然顺应算法偏好，译文或许更容易获得流量加持，但其文学特质与文化厚度则可能受损；若完全忽视算法的传播逻辑，译文或许能够保全艺术完整性，却可能难以触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这种两难处境，构成了AIGC时代译者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语境下，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亦需被重新定义。传统理论常将其理解为忠实与创造之间的平衡艺术；而在算法深度介入的今天，译者主体性更接近于一种自觉的“差异守护”实践。
从这个角度看，译者的核心任务不仅是让文本变得更容易理解，更是要让文本中的差异依然可被察觉。由此，译者的主体性体现为一种融合了文化判断、审美坚持与伦理意识的综合性能力。
若将译者的职能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可以发现，在AIGC所塑造的传播生态中，译者正逐渐趋近于一种“意义策展人”的角色。当算法天然倾向于推广那些易于归类、便于消费的文本时，译者凭借其专业判断与文化信念，为那些形式复杂、处于边缘却具备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争取被看见、被讨论的可能。
（四）译者角色重构的理论启示
译者角色的重构，不仅是对翻译实践形态变迁的经验描述，更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启示。翻译不再被简化为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被重新界定为文本、算法逻辑与文化权力之间持续协商、动态互构的复杂过程。译作的优劣不再仅由语言层面的准确性来决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如何在算法效率与文化异质性之间进行审慎的权衡与抉择。
（五）算法时代文学翻译的实践应对路径
在译前环节，可强化对文本异质性与文化负载点的预先识别。具体而言，译者不能仅把AIGC当作自动生成工具，而且应在使用之前先行建立异质性清单，明确哪些部分必须保留其陌生感，哪些文化信息需要借助上下文、注释或译序加以厚化。
在译中与译后环节，可建立以“反平滑”为核心的文学性校正机制。译者在译后编辑时不应只关注准确性和可读性，更应主动检查文本是否因算法介入而出现语体趋同、句法均值化、修辞力度减弱等问题。换言之，文学译后编辑不应只是纠错，而且应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复位。
在传播环节，则应重视副文本与平台协商机制的建构。对文学翻译而言，这种副文本建构并非附属工作，而是抵抗文化脱嵌、延缓意义扁平化的重要方式。
结语：走向算法时代的文学翻译理论
AIGC带给文学翻译的并非单纯的工具更新，而是文本意义生成、流通与重构机制的深层变化。文学翻译并未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其重要性，反而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检验场域，用以审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译者在此场域中的工作，远不止于语言转换，更在于对差异的存续与对复杂性的持守。因此，“文本的异质性”与“文化的可译性”不仅构成文学翻译的理论核心，也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必须共同面对的根本性命题。
作者：吴赟，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