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党建思想凝聚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领域的新创见，内蕴重大而深刻的原理性贡献。第一，具有根基性的“人民至上”原理，揭示了党的初心所系与使命所归的根本立场，凸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指向人民的本质意涵。第二，具有决定性的“党的全面领导”原理，系统总结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经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理论，揭示了党的领导的意涵实质，阐明了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关系。第三，具有开创性的“党的自我革命”原理，开创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服务历史使命的新路径，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四，具有统领性的“党的政治建设”原理，揭示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内在依据，阐明了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的全局性意义。第五，具有规范性的“制度治党”原理，明确了党的制度的功能与定位，揭示了党的各项制度在党的建设中的全局性、根基性、稳定性以及持久性作用。这五大原理揭示了对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贡献体系，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原创性理论指引，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总结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成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形成与发展阶段就受到学界的广泛探讨，既有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内在逻辑、时代价值的总体把握，也有对其理论渊源、生成逻辑、科学内涵、理论特质与方法论意义的细化阐释，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专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讲清楚，把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说明白”。从学理性视角出发，我们需要加强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贡献的阐释，要进一步“挖掘事实层面的原创性贡献背后所蕴含的具有普遍规律的原理性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贡献，是指在新时代共产党人探索和推进党的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理论深刻反思与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根本性、决定性、开创性、统领性以及规范性的理论成果，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系统升华。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蕴含“原理性贡献”，在于其不只是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普遍性、规律性问题，能够超越地域范围上升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党治理层面，对科学指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推动全球政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一、具有根基性的“人民至上”原理
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对这种人民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新时代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人民立场的创新发展，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点的深化提升，形成了具有根基性的“人民至上”原理。“人民至上”原理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根基，归结于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维护和发展，从而将政党存续的合法性问题从一般的政治认同提升到战略性高度。“人民至上”由此超越了一般性的思想宣传意义，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党价值立场原理。“人民至上”原理揭示了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根基，回答了人民主体地位何以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之中，进一步明晰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根本性问题，论证了党的政治意志与人民根本利益达到内在统一的必然性。
“人民至上”原理根植于人民立场。立场问题是一个具有本源性、根本性、根基性意义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确立起人民立场，即直面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境遇，来观察、认识和处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重大问题。一方面，近代中国曾深陷国家四分五裂的动荡政治局面和人民水深火热的艰难处境，结束国家分裂并挽救民众于水火成为历史赋予每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时代使命。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热潮兴起，各种政党轮番登台。从客观必然性而言，近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先进政党领导的民众的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而只有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并且一心为民谋利的政党，才能造就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民众，进而发动革命性运动。尽管辛亥革命开启的“以政党领导革命”的尝试并未给近代中国带来实质变化，但毕竟使人们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政党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也凸显了群众基础对于政党成功领导中国革命的关键意义，进而对中国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历史要求，“这个政党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有坚实群众基础和卓越领导才能的政党”。正如毛泽东提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立场的连续性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理论指导并确立了人民立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蕴的“人民至上”原理，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
“人民至上”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品格和人民立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和人民观点的时代创新。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和理论特质，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立场和基本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人民立场牢牢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登上历史舞台并具有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诉求的理论品格。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即最大多数人的根本立场上，它不仅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反而将谋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视为自身的唯一利益。立场决定思想观点、政治倾向和前途命运，正因为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性政党，其从一开始就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自身的使命，致力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要求其必须彻底消灭阶级赖以存在的条件，即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人的理论论述，直接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因，决定共产党人对自身性质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明确自身的立场，并在党的发展壮大中，接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高不高兴、人民满不满意、人民答不答应”的价值标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践归宿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要义。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理想继承与发展了历代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人民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品格和人民立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强调共产党人无论何时都应坚持人民地位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生命至上、人民安全至上，实现了人民立场在高度、广度与深度上的提升。
“人民至上”原理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即党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利益实现之间的本质关联，解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指向谁”的根本问题。党的建设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和为国家谋富强的重大使命，党的建设必须与人民地位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必须将为了人民、服务人民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建设的根基、血脉和力量也在人民。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必须依靠人民来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要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评价作为重要依据，形成科学的党建理念、标准的党建规范、有效的党建机制以及良性运转的党建评价反馈路径。党的建设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从世界百年大党的现实状况来看，如果不能赢得人心，就无法实现长期执政。从人心向背和长期执政的本质关系看，党的建设的本质归宿在于人民，即党的建设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打造“真正革命的党”，在牢牢扎根人民的基础上，同步解决好长期执政的历史性课题。
“人民至上”原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和人民立场的创新发展，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利益、倾听人民意见、接受人民检验的鲜明品格和内在特质。“人民至上”原理之所以具有根基性，在于它将“人民”从一般性的政治话语提升为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本源性坐标，使党的建设每个环节都承载着对人民生存境遇、发展诉求和未来期待的回应。“人民至上”原理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决策中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也要求在制度设计、政策执行和成效评估中，形成人民参与、人民监督、人民受益的机制，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志与人民意志同频共振。“人民至上”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导向，也是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贡献的重要维度。
二、具有决定性的“党的全面领导”原理
建设坚强领导核心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的重要主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接续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史经验。新时代以来，为了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习近平党建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相关理论，与新时代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具有决定性的“党的全面领导”原理，有效解答了如何使全党保持思想、行动和步调一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全面领导”原理将党的领导从政治原则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与发展的轴心法则，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内在统摄性关系，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是与其他制度安排并列的一个要素，而是决定整个制度体系的性质、方向和运行效能的“元制度”。
“党的全面领导”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本身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共产党人若要实现为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目的，就必须以强大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将其联合为一种具有革命性力量的阶级，使无产阶级作为自觉自为自主的主体而存在，这在本质上要求不断加强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实际执政和全面领导的实践有限，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执政后实现领导的内容和要求的论述，却奠定了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基础。”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列宁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理论，明确提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观点，强调共产党应成为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争取自身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的领导者，在执政过程中需要不断克服各种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并不断加强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决不能羞羞答答、语焉不详，决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要求彻底纠正党内存在的关于党的领导的模糊认识，坚决反对弱化党的领导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置于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中心环节，明确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的决定性意义。
“党的全面领导”原理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提炼与系统提升。坚持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权，是近代以来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将自身建设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过程。早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的党的全面领导理念。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通过创立请示报告制度，明确了党中央对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等全部工作的决定权和领导权，进而在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即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历代领导人先后都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行过阐发，如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阐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全面性和全局性意义；邓小平提出“党领导一切，是一切问题根本的根本”，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各项事业的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通过建立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深化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从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角度，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方向。“无论从历史的规定性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处于支柱地位，也贯穿了中国道路的始终。”新时代以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而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挑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党的全面领导”原理，正是在共产党人探索解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应运而生。
“党的全面领导”原理揭示了党的领导的实质内涵，阐明了党的全面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关系。从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关系维度看，“党的领导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党的领导是确保国家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根本保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推进各项事业的首要原则，“党的全面领导”原理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党的全面领导、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在实现党对全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的基础上，把体现正确发展方向、科学理论指导的领导原则、领导理念、领导制度、领导方式转化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彰显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的基本面向。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因为党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赋予了“中国特色”和“党的底色”，进而使其与其他类型的现代化区别开来。“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在坚持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这种领导作用，既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为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主义事业各领域、各环节提供制度保证；又把体现党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保证各项工作科学有序运转的体制机制，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目标，又是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根本依托。“党的全面领导”原理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统一性，明确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高度统一，要求通过完善领导体制机制与提升领导能力，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全面领导”原理强调党的领导必须覆盖各个领域与各个环节，确保党始终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主心骨，为管党治党提供方向引领，为兴党强党注入动力支撑。以“党的全面领导”原理为指导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对于锻造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持续高效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
三、具有开创性的“党的自我革命”原理
“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我革命的理论阐释，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的百年历史进程中，通过揭示“四个自我”及其内在关系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支点，通过阐明“九个以”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这一系统框架涵盖了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根本目的、根本遵循、战略目标、主攻方向、有效途径、重要着力点和强大动力，形成了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原理开创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将“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具体化为制度性、常态性的自我批判与革新机制，从而在避免陷入组织惰性或制度僵化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服务历史使命的新路径。
“自我革命”是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设与改革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无论是开展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都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以革命不断实现自身革新的要求。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这种革命既是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又是以革除自身陈旧、腐朽思想为任务的自我革命，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必须通过自我革命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统一和永葆先锋队性质要求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要时刻注意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这种形势、关系和条件只能而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自我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只有经过自我革命、自我批判，更新革命的理念和方法，才能超越局限于生存条件的自身解救，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对自我革命与历史使命关系的论证，为共产党人确立了自我革命服务历史使命的理论源头，进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和进行自我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我革命的论述的新时代发展，构成对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原理性阐释。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秉持自我革命‘特质’，百年大党因应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需要和自身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牢记初心使命，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思想上的不断自我革命为方法，推进了伟大自我革命的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构建党的建设战略目标的基本定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党要管党”即党管组织、党管干部的思想，揭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明确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即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原则。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问题导向，开辟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丰富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揭示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作为自我革命的根本路径，将正风肃纪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努力构建起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原理。
“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根本目的、根本遵循、战略目标、主攻方向、有效途径、重要着力点和强大动力的内在逻辑，从而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用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党，必须把握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实践要求的内在逻辑。
“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根本保证的内在逻辑，这一根本保证最终指向并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既涵盖举旗定向的认识论，也提供管党治党的方法论，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党的自我革命也需要把方向、讲政治、立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自我革命坚守正确的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以党的历史使命作为自我革命根本目的的内在逻辑。自我革命与党肩负的使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自我革命为完成历史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强大精神动能，并通过政治领航、思想指引、组织领导、作风引领、纪律约束、制度保障等机制决定着历史使命的实践成效。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党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规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明确目标和方向，并确证和检验其成就与效果。“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根本遵循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归根结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思想武器的结果，党的自我革命同样需要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及其提供的“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为根本遵循，实现总体设计、科学谋划和周密部署，提升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陷阱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国家成败的命脉性问题。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以大党独有难题”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主攻方向的内在逻辑。以自我革命破解党内难题是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大党独有难题的呈现以其普遍性与特殊性交织、世界性与中国性并存的特点，成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党的自我革命旨在锻造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强领导核心，锤炼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高强本领，激发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持久动力，并最终检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际效果。“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的内在逻辑。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具有阶段性、连续性并内蕴“长”“常”要求与“破旧立新”使命的革命。要实现“长”“常”要求就必须全面推进自我革命即全面从严治党，要实现“破旧立新”的使命就必须制度化、常态化地全面推进自我革命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着力点的内在逻辑。党的自我革命指向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主体，即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自我革命，实质上就是通过深化思想理论学习、深化理想信念教育锻造政治过硬的队伍，通过形象塑造、责任强化锻造作风过硬的队伍，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锻造能力过硬的队伍。
“党的自我革命”原理揭示了以正风肃纪反腐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的内在逻辑。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构成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其内在依据在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根本一致性。而要将这一监督动力转化为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就必须以正风肃纪反腐为突破口，这是关系党的人心向背和群众基础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因此，必须把从严监督执纪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和锐利武器，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在思想上、作风上、廉洁上、严管上勇于自我革命。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正确履行政党职能，有效发挥政党作用，必须有监督制约机制作为保证。由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根本一致性，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构成了逻辑互补的关系，人民监督推动自我监督、自我监督回应人民监督，两者体现人民利益。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同推进，是科学统筹各类监督形式的题中之义，两者必须整体领会、一体落实，最终实现内外协同、双轮驱动的监督合力。
“党的自我革命”既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具有原创性的重要内容，也是具有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原理性成果，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批判的本性，为建设长期执政、本领高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找到了密钥。“党的自我革命”原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彻底性，它要求党在推进历史使命实现的同时不断审视自身，勇于直面问题，体现了对“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等问题的创造性回答。在实践中，自我革命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推进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等举措，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党的自我革命”原理突破了西方政党政治中外部监督的逻辑，开创了执政党通过内生动力实现自我修复、自我超越的新范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治理提供了全新选择和中国智慧。
四、具有统领性的“党的政治建设”原理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党的政治建设”原理，正是对这种鲜明品格和优良传统的确认与强化，它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靠什么管党治党、凭什么兴党强党”的根本性命题，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纪律贯穿于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从普遍意义上看，政治建设是统领其他各项建设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建设，最终都要以政治方向是否正确、政治根基是否牢固作为首要标准，否则就会陷入技术化、碎片化的误区，失去其作为政治组织的本质规定。“党的政治建设”原理阐明了政治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统领作用，能够促使全党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定力。
政治属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规定了党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取向。“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政党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体现了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与政治诉求。政党与政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体现在：“作为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政党通过执掌国家政权或参政以达到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是有纲领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政治属性是其根本属性。”自从政党诞生以来，其就肩负着各种政治使命，即政党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展现着自身的政治属性，即政党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功能乃至政治符号。作为现代政党的一种特定类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但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往往隐藏其政治属性或阶级性质，以实现其背后的特殊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明其政治属性与阶级性质，将实现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自身的政治使命、目标和追求。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共产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列宁所说的作为“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都将实现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以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作为自身的崇高政治理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形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从党的“二大”章程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的优良传统与鲜明品格。从毛泽东提出以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并强调“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到邓小平把“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江泽民强调在“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内的政治问题上保持清醒状态，再到胡锦涛阐述“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大局，正气是保证”。这些重要论述一脉相承，表明政治建设贯穿于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风险挑战、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把党的政治建设置于统领性地位，强调其根本性作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政治属性和阶级性质的直接体现，又是对党的百年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的时代总结，更是立足新的历史条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新时代提出党的政治建设并赋予其在党的建设全局中的首要作用和统领性地位，这种统领性不限于党的自身建设之内，更辐射乃至贯通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坚持党的政治建设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关联审视，阐明了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统领性作用。“党的政治建设”原理的统领性具有三重指向。
第一，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局中具有统领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首先要突出和强化政治建设，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位、定向和定性。实践证明，要将党建设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保证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也就是必须保证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样需要党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进而确保党的建设方向正确、效果显著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是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的前提。党的政治建设正是为党的建设把准方向、提升效果的根本性举措。
第二，党的政治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统领性。“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赋予党的建设以鲜明的政治方向性，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性意义。党的建设统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体现党的建设方向性和原则性的就是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其他领域，进而以这种统领性推动伟大斗争、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
第三，党的政治建设中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统领性。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最高政治和最大政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那么，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最高政治和最大政治的本质。党的政治建设之所以具有根本性作用、居于统领性地位，就在于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如此，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才能在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上前进。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因关乎党和国家的实质统一，深刻影响着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效与方向。
党的政治建设既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首要方面，也是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统领性原理。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将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首要原则和根本方法论而提出，用以统摄党的建设全局，使党建各领域具有根本的方向性和原则性，确保党的建设始终行进在正确轨道上。“党的政治建设”原理表明，政治建设居于党的各项建设的首位，决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方向与成效。党的政治建设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净化政治生态，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和自觉行动，有效防止了党的建设碎片化、空心化，从而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五、具有规范性的“制度治党”原理
“制度治党”原理是党在制度治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进行深化探索与理论提升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新时代发展，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的约束规范权力运行，防止党的组织和成员脱离群众，确保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有序治理。制度治党不仅是技术性工作，而且是贯穿党的各项建设的规范性遵循。制度载体与保障的不健全容易导致其他各项建设沦为一时一地的软性号召，难以形成持久效能，制度化的程度在一般意义上是衡量一个政党成熟程度和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准。“制度治党”原理表明，制度是党的建设的稳固基石，也是管党治党的硬性标尺，它要求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以制度化手段巩固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其本质上指向发挥党的制度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既要求革新党的制度，又要求让党的制度运转起来。
“制度治党”原理是党在制度治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针对党内破坏纪律和党的团结统一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并“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初步提出了以“党内法规”等制度规范处理党内问题、保持党的统一领导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制度治党进行了深化探索，主张以制度治党“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和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为了破解党在执政时期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特别是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还必须“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作为治党的协同方式予以强调。制度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方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解决制度问题，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推进党的建设，才能保证党的建设不偏离正确的航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党的制度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制度治党，这既是对以往正反面经验的深刻认识，又是基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客观需要，也是针对制度治党的绝对化、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通过进一步提升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制度在党的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制度治党”原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相关思想的发展，是对无产阶级政党也应受到限制与规范的原理性深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党人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必须以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实现物质力量与思想力量的充分结合。但是，提升共产党人的思想水平、坚定理想信念固然重要，规范和引导共产党人及其活动也同样不可缺失。马克思主义政党推动全人类解放的崇高使命需要落实到行动中，共产党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该在一定规则范围内活动，这需要建立和完善制度规约，用制度进行管理。共产党人并非没有边界的抽象自由组织，而是必须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恩格斯还思考过以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以创立党员管理制度和探索干部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监督制度以及党的民主制度等。上述思想构成了制度治党的基本规范和主要内涵。列宁基于俄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执政实践，形成了具有实践性和体系性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他旨在依托领导制度建设锻造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利用组织制度建设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载体和保障，运用民主制度建设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生命力，凭借监督制度建设加强无产阶级的权力制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内蕴的“制度治党”原理，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凝练与升华。
“制度治党”原理揭示了党的各项制度在党的建设中的全局性、根基性、稳定性以及持久性作用。从本质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的“制度治党”，就是要让党的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挥其内在功能。对党的制度的理解存在双重视野：第一重为政治学视野，认为政党的地位、结构和活动规范，反映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其他不同政治主体的关系及其运作机制。第二重是政党学视野，认为党的制度是政党自身政治纲领、组织原则与组织体系等各项制度的总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张的“制度治党”是基于政党学视野的思考，强调的正是党内规章制度的功能。按照政党学对政党制度的功能指向，“制度治党”理应发挥党的各项制度在价值导向、凝聚人心、社会整合和民主建设中的作用。通过这些作用的发挥，党的各项制度对党的建设具有了全局性、根基性、稳定性和持久性意义。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党性质、指导思想、理想信念和纪律要求，使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制度治党即发挥党的各项制度的功能时，在范围、程度和效果等方面都超出了一般政党的基准线，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制度治党本质上指向发挥制度应有的作用，内在包含着对党的各项制度进行建设和改革的要求。
“制度治党”原理的规范性体现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各项制度，并以党章和党内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处理党内各种事务、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面领导，并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刚性约束和制度性保证。制度治党首先必须按照党章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党章起到规定党的性质、保证党始终践行价值宗旨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不断完善、学习和贯彻党章的“依党章治党”传统，皆以实现彰显党的性质、使命任务、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等为目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制度治党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不仅强调党章对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根本依据作用，判断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行为的标准作用，以及解决党内矛盾的根本规则作用，还旨在根据党章对各项制度的规定，明晰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从而形成制度治党的基本格局和层级。具体而言，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制度治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展开，致力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以民主集中制推进制度治党，前提是全面理解其价值、逻辑、规则、运行方式等内涵，同时从理念、体制和机制层面以民主集中制规范党的制度建设和增强制度治党的效果，即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还强调，以“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党的基本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来推进制度治党，以学习教育制度、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干部制度、主体责任制度、巡视工作制度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重要制度的建设与改革来推进制度治党。
“制度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原理性成果之一，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制度规范功能的重视。“制度治党”原理把握了政党治理的内在规律，明确将制度建设置于党的建设的关键位置，实现了治党的常态化。“制度治党”原理要求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党的各项事务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制度治党通过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与约束力，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不留死角、不搞变通，有效防止了“制度空转”，使党的建设在法治化、科学化的轨道上前行，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的制度化水平和规范化程度。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情势、审视世界政党现代化建设普遍境遇、承续党的建设经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相关思想的创新性成果，内在蕴含着揭示无产阶级政党现代化普遍历史进程的原理性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贡献既为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特殊性困境提供科学指导，又为世界各国政党突破具有普遍性的发展和建设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具有根基性的“人民至上”原理、具有决定性的“党的全面领导”原理、具有开创性的“党的自我革命”原理、具有统领性的“党的政治建设”原理和具有规范性的“制度治党”原理，分别从政党价值根基、政党领导轴心、政党进步动力、政党政治属性以及政党治理规范五个维度，共同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原理性贡献的有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推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创新，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因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若干具有一般规律意义的根本命题，而超越地域范围上升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党治理层面，为世界各国政党突破长期执政和发展建设中的普遍性困境提供了具有原则性参照价值的中国方案。
参考链接：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