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其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系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世界政党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方案。习近平党建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又立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全面领导的现实条件，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全新体系建构，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有助于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进入新时代，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承担的使命任务和面临的风险考验发生深刻变化，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全局，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又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全面领导的现实条件，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亟须从时代实践、理论谱系与世界视野等多维度展开系统审视。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重在厘清其直面大党独有难题、破解长期执政时代课题的生成逻辑；回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理论脉络，重在明晰其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演进逻辑；放眼全球政党的比较视野，重在阐释其超越西方政党治理范式、具有世界性借鉴意义的辐射价值。
一、在回答长期执政大党建设时代课题中形成原创性思想体系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原创性思想体系，以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理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滋养，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现实基础，以“十四个坚持”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大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一）长期执政大党建设时代课题的现实展开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首先源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深刻把握。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中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作出的系统概括。会议还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长期执政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优势，也使自身建设面临更加复杂的重大考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长期执政并不只是执政时间的延续，更意味着必须在长期掌握执政权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组织上的凝聚力和行动上的战斗力。如何防止理想信念弱化，防止组织体系松散，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防止权力运行失范，防止在长期执政中滋生精神懈怠和政治惰性，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正面回答的深层问题。
这些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而具有特殊重要性。党领导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发展阶段。目标越宏大，任务越艰巨，越需要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建设不只是党内事务，也不仅是组织管理问题，而是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指向。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首先体现在问题意识的转换上，即在长期执政、全面领导、强国复兴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思考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党如何始终保持政治本色和组织生命力。这里所要回答的，不只是党如何管好自身的问题，更是党如何通过自我建设更好地领导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问题。正因如此，党的建设被置于治国理政的全局中加以把握，强党与强国、治党与治国、党的自我锻造与民族复兴事业之间形成了内在贯通的逻辑关系。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的多维逻辑支撑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来源、历史文化根基和实践基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论断说明，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理论承继、文化滋养和实践创造的统一中形成的科学体系。
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这一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人民性和组织性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纪律强党等一系列重要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在这一理论传统中展开的。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属性，又面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新问题，对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和责任落实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从历史文化逻辑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和价值资源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正己、为政以德、民惟邦本、居安思危、慎独慎微等思想，蕴含着关于政治伦理、权力约束和治国理政的丰富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统摄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严明纪律规矩、保持清正廉洁、坚持人民立场，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质，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治政和民本治理的深层积淀。
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的现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总体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政治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持续推进，组织体系更加严密，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深化，纪律建设全面加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对党进行系统性革命锻造的过程。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形成了相互支撑的整体结构。理论逻辑保证马克思主义方向，历史文化逻辑赋予中国根基，实践逻辑提供现实支撑。正因如此，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也没有停留在对既有经验的重复表达，而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实现了理论上的系统化和创造性发展。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的精髓要义
习近平党建思想成为原创性思想体系的重要标志在于以“十四个坚持”形成了内涵丰富、结构严密、层次清晰的理论框架。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明确概括了“十四个坚持”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一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
“十四个坚持”是围绕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形成的有机整体。前四个坚持主要回答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地位。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的是长期执政大党必须保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步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体现的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自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则从价值根基上回答党从哪里来、为了谁、依靠谁、走向何处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十四个坚持”进一步展开党的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实践路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党性锤炼、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构成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体内容。政治建设居于统领地位，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思想建设解决理论武装和理想信念问题；组织建设关系党的肌体是否严密有力；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腐败斗争则直指权力运行和政治生态问题。
“十四个坚持”的其他方面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突出出来，使党的建设从原则要求、实践路径进一步走向制度保障。长期执政党的建设不能只依靠思想动员和道德自觉，也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而必须依靠制度体系、纪律规范和责任机制来保证落实。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使党的建设具有稳定的制度支撑和明确的运行边界。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则把党的建设要求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实际责任。“十四个坚持”形成了从根本原则到重点任务，再到制度保障和责任落实的完整链条。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性体现在把党的建设放在党的领导和强国复兴的全局中加以理解，既回答了党自身如何建设的问题，也回答了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更好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在这一根本定位基础上，把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和民族复兴事业贯通起来，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严密内在结构的思想体系。
二、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发展，表现为围绕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形成了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以党的领导回答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确立并实现领导权的问题，以人民性回答长期执政党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以总体布局回答党如何系统建设自身的问题，以权力监督回答党如何防止权力异化的问题。这既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党兴党、治党治国的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理论的制度化发展
政党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党人看作无产阶级中最坚决、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权源于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对人民根本利益的自觉代表和对革命力量的组织能力。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主要形成于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期，而对于长期稳定执政以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实现领导、如何把政治领导转化为治理效能，经典理论没有充分展开。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长期领导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领导权问题更迫切要求如何实现全面领导、有效领导和制度化领导。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把党的领导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并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把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道路选择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这一论断进一步说明，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和治理机制体现出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治理层级复杂、发展任务艰巨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党的领导只有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组织运行，才能真正形成国家治理效能。
因此，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理论的发展，体现为领导权理论向治理逻辑的推进。这一理论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理论进入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治理领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关于政党领导地位和领导方式的理论视域。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理论的时代化展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通过其代表谁、依靠谁、为了谁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但这种阶级性并不是狭隘的集团属性，而是同人民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方向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定位本身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人民立场和民族使命统一起来。长期执政以后，政党人民性会面临新的考验。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掌握公共权力，承担治理职责，组织体系和行政体系高度复杂化。党员干部一旦陷入权力运行的自我循环，就可能出现脱离群众、忽视群众感受、以行政指标替代人民评价等问题。人民性如果仅仅作为历史叙事和价值口号存在，就难以持续支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质上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夯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根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让初心使命在党员干部思想深处扎根。这里的关键在于把人民立场转化为长期执政党防止自我封闭和价值偏移的内在约束。从理论上看，人民性不是党的建设之外的道德要求，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依据。党是否先进不能仅仅依靠组织规模、执政时间和制度地位加以评判，还必须看它是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否能够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转化为治理目标，是否能够通过人民评价不断修正自身行为。人民群众既是党的力量来源，也是检验党的建设成效和执政成效的最终主体。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人民性理论的深化，还在于把群众路线从革命时期的工作方法推进为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治理机制。群众路线不只是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方式，也是党发现治理偏差、打破权力惯性、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机制。人民性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的价值范畴，而是转化为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标准。它回答的不只是党为何而存在的问题，也回答了党在长期执政中如何防止自身异化的问题。
（三）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理论的结构性建构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先进性的论述，还是列宁关于先锋队政党的建党原则，都高度重视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思想建党、组织建党、纪律强党的优良传统。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自身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能力和政治纪律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理论的重要构建，集中表现为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推进到政治统领的高度，使党的政治建设充分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
政治建设之所以具有统领意义，是因为党的建设各方面问题往往都具有深层的政治根源。理想信念动摇，根源在于政治信仰发生偏差；组织涣散，要害在于政治纪律松散；作风不实，本质在于党同人民群众的政治关系疏离；腐败滋生，深层原因在于权力失去约束、政治生态受到侵蚀。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把握党的建设方向。政治建设不仅是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列的组成部分，更是贯穿和统领各项建设的根本轴线。思想建设要服务于政治信仰的巩固，组织建设要服务于政治功能的发挥，作风建设要服务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巩固，纪律建设要服务于政治统一和行动统一，制度建设要服务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规范化运行。因此，党的建设是在政治建设统领下具有内在结构的系统工程。
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看，这一建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它表明长期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核心不只是维持组织存在和组织效率，更是通过政治建设保证党的性质、方向和使命不发生偏移。党的建设突出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并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行系统性建构，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
（四）执政党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理论的系统性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公共权力，是为了实现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但权力一旦脱离监督，就可能发生异化，进而侵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腐败不只是个别干部违纪违法的问题，还是公共权力是否偏离人民属性、党同人民群众关系是否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基础是否受到侵蚀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反腐败和权力监督问题上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一理论创新突破了把反腐败单纯理解为个案查处或纪律惩戒的思路，而把它提升到长期执政党权力治理和自我净化的层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分别对应权力治理的不同环节。不敢腐强调惩治震慑，通过高压态势提高腐败成本。不能腐强调制度约束，通过监督机制和制度规范压缩腐败空间。不想腐强调思想根基，通过理想信念、党性教育和廉洁文化增强内在自觉。三者共同构成腐败治理的完整机制。只有惩治没有制度，腐败土壤难以清除。只有制度没有思想，制度可能被规避。只有思想教育没有监督惩治，廉洁要求也容易软化。三者贯通起来，才使反腐败发展为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
这一理论创新与西方政党监督理论有不同的问题导向。西方政党理论往往把监督制约主要建立在党际竞争、权力分置和外部制衡之上。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关键是在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形成党内监督和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监督体系。其核心并不是排斥外部监督，而是将党的自我监督、人民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纳入统一治理结构，使权力监督成为长期执政党自我净化和制度运行的重要机制。
从理论上看，这一创新强调权力监督外在约束与自我监督的统一。监督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而是保证党的领导始终不偏离人民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条件。反腐败也不只是清除腐败分子，而是修复政治生态、规范权力运行、维护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系统工程。强调反腐败的系统治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监督理论在新时代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在丰富世界政党政治文明中彰显原创性世界意义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仅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还体现在为世界政党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方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治党经验，为世界政党观察和思考自身建设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破解了世界政党建设难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党普遍面临组织涣散、价值失据、群众疏离、腐败蔓延、治理低效和现代化领导能力不足等深层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在回应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背景下，以崇高的价值取向、独特的思想魅力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政党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主张、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提供长期执政党自我革命的中国经验
长期执政是许多执政党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检验政党自身建设能力的重大考验。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掌握的公共权力和政治资源不断增加，组织体系日益庞大，治理事务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权力运行也可能产生组织惰性、利益固化、纪律松弛和脱离群众等问题。一些政党由兴盛走向衰落并不完全由于外部竞争力量发生变化，也同自身缺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和革除积弊的能力密切相关。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政治本色，防止权力异化和组织退化，成为世界执政党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实际，把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到关系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形成了依靠党的自我建设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鲜明思路。它强调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必须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巩固。政党过去先进并不意味着永远先进，曾经取得成功也不意味着能够自然延续成功。只有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主动清除损害党的健康肌体的消极因素，才能避免长期执政条件下出现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和权力失范。
这种自我革命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坚定理想信念能够防止政党在长期执政中发生价值偏移，严密组织体系能够克服组织涣散和行动乏力，强化纪律约束能够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进制度治党能够使管党治党摆脱随意性，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则为党发现问题和检验自身建设成效提供了根本尺度。各项建设相互联系，使党的自我革新由政治要求转化为经常性、制度化的治理实践。
习近平党建思想还把自我监督同人民监督贯通起来，使党的自我革命建立在内部约束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基础上。长期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既要依靠自身组织体系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也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和监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实际感受，是检验党员干部履职情况和党的建设成效的重要依据。将人民立场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有助于防止权力运行陷入封闭循环，使党能够在回应人民要求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身行为。
这一经验的启示在于政党的政治生命力不能仅靠历史功绩、组织规模和执政资源维系，更取决于其能否形成稳定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哈萨克斯坦人民党主席叶尔特斯巴耶夫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复杂国际环境和深刻社会变革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表明长期执政党必须把解决自身问题作为保持政治生命力的基础，把自我革命转化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党建设能力。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世界政党认识和应对长期执政条件下的组织退化、权力异化与群众疏离问题提供了中国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参照。
（二）开辟非西方政党发展新道路
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发展观主导着政党理论叙事。其核心逻辑在于将竞争性选举、党派轮替和议会制衡等特定历史与文明土壤中产生的制度形式，抽象为政党发展的唯一标准与终点。这种“历史终结论”式的迷思忽视了各国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简单移植西方模式后，陷入党争不休、社会撕裂、治理失效的泥潭。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现代化建设领导能力，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范式的实践样本。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在于其系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锻造强大领导能力、有效承担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使命的内在逻辑。在风险挑战频发、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要实现稳定发展和现代化转型，需要政治领导力量具备高度的组织整合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依托严密的组织体系、统一的意志纪律和高效的决策执行机制，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的深层基础在于党对全国各类资源的权威性配给能力，依托政治引领、组织嵌入与制度安排，党能够打破社会利益藩篱，将分散于社会各领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迅速整合起来，投向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领域和紧迫性任务。无论是脱贫攻坚中的全域动员，还是重大科技攻关中的协同突破，抑或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统一调度，都体现了这种整合与动员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当代许多国家政党所不具备的，如有的政党受制于选举周期和党派博弈，难以形成长远战略；有的政党缺乏深入社会的组织根系，无法实现有效动员；有的政党面临碎片化的利益格局，整合能力严重不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由此成为各国政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学习借鉴的重要资源。
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这一论断与政党建设道路问题深度贯通。在许多国家，政党正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其领导能力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成效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千篇一律，政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方式同样不可能只有一种制度形态。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民主集中制、新型政党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机制等独特的组织制度形态。其制度合法性与治理有效性根植于中国本土实践，而非对标西方标准的“去异求同”，这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政党建设与治国理政道路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范例。
因此，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政党理论的普世性神话，证明一个政党能否有效领导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并不取决于是否采用竞争性选举和党派轮替的形式，而取决于其能否形成强大的政治权威、组织体系和整合动员能力，能否切实回应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发展诉求。这种从“西方中心”到“道路自主”的范式转换，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外部教条的束缚，重新认识并珍视自身的历史主体性与文明特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最适合自己的政党建设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一种超越制度偏见、尊重发展多元性的新理念，使“自主而不封闭、借鉴而不照搬”的政党领导国家治理新道路成为现实可能。这无疑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一项深远的具有原创意义的政治文明思想贡献。
（三）推动新型政党关系的范式创新
政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也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动者。长期以来，西方政党外交深受意识形态对抗、阵营划分和制度输出逻辑的影响，政党关系往往被理解为价值竞争和政治影响力扩张的工具。在这种逻辑下，不同政党之间的交往常服从于地缘政治利益，文明差异也容易被转化为制度优劣评判和意识形态对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在于其与中国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相衔接，为超越零和博弈式政党关系提供了新的理念基础。
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蕴含的政党交往理念超越了制度优劣评判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桎梏，倡导以求同存异、互学互鉴取代零和博弈，为推动全球政党交往从恶性竞争转向文明互鉴提供了思想指引。这一价值导向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全球政党交流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同世界政党的交流，本质上是以互学互鉴为基础的共同讨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这一论述把政党关系置于全球治理和人类现代化进程之中，拓展了政党外交的理论内涵。从世界政党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关系的核心意义在于改变政党交往中的等级化和排他性。不同政党之间可以有不同意识形态、制度背景和治理方式，但并不妨碍它们围绕国家发展、人民福祉、腐败治理、社会稳定、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等共同议题开展对话。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为政党之间以文明互鉴方式开展交流提供了更宽广的价值基础。
新型政党关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政党之间不存在分歧，也不意味着不同政党制度可以被简单调和。其理论价值在于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合作的可能，在反对制度霸权和价值强加的基础上扩大交流的空间。习近平党建思想所体现的治党经验，正是在这种互学互鉴的框架中获得世界意义。它不是要建立某种单一的全球政党模式，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践说明政党政治文明可以有不同形态，政党关系也可以摆脱零和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束缚，走向更加平等、开放和建设性的交流合作。
一个拥有科学理论指引、掌握自身发展进步规律的党，具备引领社会变革、推进正义事业的强大自觉，具备一往无前、不可逆转的前进势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将推动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更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全面进步。
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岳小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2026年第5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