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本全球化主导的世界历史诉诸资本增殖逻辑得以展开，资本的自由与劳动的不自由形成了鲜明对比和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促使资本全球化的消退和劳动全球化的实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在经济层面协同发展和纵向深化的产物，而不是各个国家经济基础的简单相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了全球市民社会的内在逻辑，推动全球善治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良性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结构重塑的建构性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智慧，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不懈追求的真理性。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性实践；资本全球化；劳动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方向和定位的精准把握，其建构性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切。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指明不同主体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形式在世界历史推演中的发展趋势，呈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构建的基本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保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以经济发展为引擎，在全球善治秩序的发展与完善中确保全球经济态势平稳有序跃迁。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唯物史观的思想视野和理论范式中，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维度，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性实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不懈追求，能够在回应历史现实中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思想智慧，彰显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自觉。

一、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产生以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普遍性交往为前提。资本的全球化促使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以资本增殖逻辑为基础的生产实践与交往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被组织和建构，正如法国学者雅克·阿达所说，“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从表面上看，资本的全球化意味着人的劳动突破地域局限性而实现全球化的联合，但实际上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人在全球范围内的不自由境地形成了鲜明对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蕴含劳动全球化的意向，而劳动全球化恰恰是对资本全球化的历史性超越，是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表现。

资本之所以能够“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源于其自身无限增殖的属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求永无止境，但它的增殖条件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存在限度，只能产生有限的剩余价值。随着资本有步骤地展开扩张运动，地域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即“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民族国家内部，资本将所有劳动形式变成雇佣劳动，清晰地展现资本增殖与扩张的本性。对于那些接受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入的国家而言，资本全球化意味着破坏、瓦解以及驯服原始的生产方式，以达成推广、传播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的目的。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扩张运动被描述为具有可视化空间特征的“四个从属于”——资本“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事实上，“四个从属于”就是从剥削劳动这一根本形式衍生出的资本主义“四种剥削形式”。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实现了人与人的广泛交往和普遍联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渴求’促使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直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塑造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与扩张本性主导的国际社会关系。”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生产虽已取得世界生产的形式，但其本质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并以雇佣劳动为内容的过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仍然受到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剥削和压榨。由资本关联起来的工人劳动只是一种物理上的“结合劳动”，而不是具有本质关联的“共同劳动”。马克思指出，分散的工人被资本统一在一起进行劳动，“工人们作为共同劳动只是自在地存在着，这仅仅是就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为资本劳动这一点来说的，——由于这一点资本成为一个中心，——但他们并未共同劳动”。工人通过资本实现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结合，人们在资本之外无法获得实质的交往和联系，在资本之内又被迫从属于资本，同样不存在人的交往关系。工人作为单个的人分别同资本发生关系，他们在劳动之初存在一定的协作，但一旦进入具体劳动过程，他们就不再从属自己而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也没有彼此之间的关联。在资本促成人与人之间广泛交往的表象之下，也暴露了人与人之间实质性分离的本质。

交往联系是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个体必然是在共同体和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展开交往。在资本逻辑中展开的社会交往活动，根本上是由资产阶级特权利益和权力结构塑造而成。恩格斯指出：“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当以资本为基础的个人交往上升至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交往，人必然越来越趋于“异化”状态。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交往一旦植根于资本逻辑，总是附带“以利相交”“以势相交”或“以权相交”的性质，出现“利尽则散”“势败则倾”和“权失则弃”的状况，造成人或共同体在客观上相互联系吸引和主观上相互隔绝排斥，以及形式上相互依赖而本质上分散分离的矛盾境地，最终形成“宗主—附属”“中心—外围”“主导—依附”“自我—他者”和“统治—被统治”的二元对立型世界体系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的劳动基础上强制性地建立其支配地位和从属关系，甚至在经济全球化中造成对人类的奴役和生存权利的侵害，不断阻断人类解放所必需的生产力条件。

与资本的全球化恰恰相反，劳动却没有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同等或同步的全球化。实现劳动全球化是人类的迫切追求，“劳动的全球化直接意味着劳动者的全球化，进而意味着人的全球化，意味着人类自由的普遍化。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全球化的缺位也就是人的全球化的缺位”。归根到底，资本的全球化与劳动的全球化相互排斥、难以兼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和人在全球范围内的不自由，体现了全球范围内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和臣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受资本主义的主导、推动和支配，资本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处于统治地位，劳动则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因而资本的增殖无须在商品中附加任何形式就能获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全球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同时也加深了资本对劳动的现实统治，使得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形式附属转向实际屈从。资本全球化主导的世界历史建立在人、劳动、物的等差化基础之上，在国际交往中，民族国家及其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的等差化具有典型性，“能源大国”“劳动力大国”等诸如此类的话语标签毋宁说是以“隐蔽”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揭露了这一秘密。资本逻辑不仅将资本视为私有财产，而且对其所雇佣的劳动者具有绝对统摄权力与主导地位，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工人生产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沦为维系资本支配劳动关系的手段，劳动本身创造财富的价值只能被遮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推动劳动全球化的意向，劳动全球化构成了对资本全球化的历史性超越，致力于将资本的全球化逐步转变为人的劳动的全球化。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时，已经指明劳动全球化的未来前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资本全球化消退的过程本身也是劳动全球化的实现过程。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联合起来的个人将自觉驾驭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一切社会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等物质力量，复归劳动的自由自主属性。

劳动全球化将剔除资本全球化的工具性准则，消除民族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等差化，恢复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走向共建共赢共享。劳动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促使人们冲破资本的虚假“自由”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以资本为纽带，世界交往不再作为一种手段而成为一种目的，劳动全球化将褪去商业交往的“外衣”，兼容道义内容，不再“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早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析中，就已经预见到世界交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揭示了民族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的基本规律，明晰了广泛的物质交往和商业交往在世界交往中的演变特征，科学认识到世界交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积极承担大国责任、贡献中国智慧。“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抓住了人类社会生产和交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从“狭隘”到“广阔”的必然规律，始终关注世界交往的方式是否朝着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方向趋近，竭力促成人类走向多元文化和多样民族共存的开放交往体系。伴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物质内容”即劳动全球化成为现实，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特殊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对立”将得以消除。

二、从全球市民社会到全球善治秩序的社会结构重塑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市民社会向全球市民社会的转变必然导致国际治理秩序突破以往陈旧的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推动了国际治理秩序朝着全球善治秩序的方向发展，但全球市民社会与全球善治秩序始终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其根本指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动规律，有助于深入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动力。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极具现代性意义，他将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阐明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状况，同时也将现代社会中公民与市民间的矛盾公之于众。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存在主要体现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单一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原则，即单个人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要求和标准，尤其是获得财产所有权；二是不同个体通过与其他个体交往而实现自身目的的普遍性原则，即要通过在满足其他个体需要的同时达到自身的目的，因而，普遍性原则构成了特殊性原则的前提，市民社会由此发挥着中介作用。黑格尔指出：“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成其概念的两个理想性领域，即家庭和市民社会。”尽管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作为家庭和国家的中间环节并理解为“单个人的联合”具有“深刻”的一面，但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单纯依靠思辨逻辑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明确市民社会的旧唯物主义立脚点并将其与人类社会划清界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回到现实的物质生产，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时代最紧密的生产环节或经济基础相联结，厘清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真正关系，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剖析和解密。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的视角转向从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的视角阐释市民社会内部的呈现过程，尝试勾勒人类历史中未来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劳动辩证统一的图景。马克思借助唯物史观阐明了“市民社会”的真正意蕴，为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球社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末，伴随冷战的结束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经济全球化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市民社会体系更加成熟，东方国家中出现市民社会发展现象。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人类危机以及克服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弊端，构建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同主体的共同需求。基于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变革，当经济全球化逐渐深入，“全球市民社会”也随之产生，并登上人类的历史舞台。

关于“全球市民社会”，有学者从普遍意义上提出“市民社会延伸说”，认为“全球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延伸，它们没有严格的界域，市民社会自产生的那一刻起，其构成形态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连接，决定了它会发展成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超民族的世界市民社会”；有学者提出“领域说”，将全球市民社会理解为一种独立于国家之上的领域或空间，认为“全球市民社会是指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间，在国家之上和之外运作但又与国家互动互补的非政府的网络和领域”； 也有学者从公共交往理论出发，将全球市民社会界定为由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构成的组织，并认为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还有学者将全球市民社会视为一种“力量”或者“革命”等。这些见解尽管尚未达成统一，但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全球市民社会的“理论在场”和“现实存在”。

基于现有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相应地概括出全球市民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全球化的产物”“跨越国家的国际联合”和“基于全球人民共同利益”等。全球市民社会的提出和发展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为全人类憧憬的公正合理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全球市民社会是历史性范畴，其产生植根于世界市场的现实基础，既与以往一切市民社会具有类似的特征和功能，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形态。全球市民社会不受任何国家的控制或国际权威的垄断，而是基于平等、自愿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开展行动，能够抵制强权政治和资本垄断的增殖逻辑，促使国际政治经济向更加开放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转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在把握全球市民社会生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推动自身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充分展开。全球市民社会的发展面临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等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面对全球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和现存的畸形国际秩序，要实现全球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并在全球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较大的挑战性。但全球市民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新的全球善治秩序的形成和完善，有助于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能量。辩证审视并精确把握全球市民社会的现实存在样态，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理念，这一科学理念有利于在具体的构建实践中形成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和各民族国家协同共进、多领域共建的发展格局。

切实推行全球善治秩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党的二十大报告谈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时，就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善治”概念，无不表达了对实行法治、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诉求，这也构成了“善治”合法性的来源。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序幕，但与此同时，全球性的治理危机也日益暴露在世界历史面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等对人类的生存现状敲响了警钟，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彼此相连意味着任何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都无法独善其身，寻求化解全球性治理危机的有效方案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期许。“每一次全球治理危机的爆发与应对，不仅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契机，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契机。”全球治理的当代困境主要表现为，其既受到旧的国际秩序和分工方式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体系化知识的制约。当全球治理内蕴的人类整体思维和共同利益观被消解时，多元主体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对话的要求则将日益凸显出来。旧世界秩序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应对治理危机的乏力呼吁人们必须构建新的治理秩序，以化解全球性风险、破解现代性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破解世界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国际交往的主体间性，是一种新型的建构性世界观，旨在建立推促世界形成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新世界秩序与治理体系，这恰恰是全球善治秩序的具体呈现。全球善治秩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协商和安排，这种密切的相关性和交互性在不同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得以统合，而诸多主体国家之间的价值理念共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冲击着现有秩序，促使全球治理体系和交往秩序的调整和转型。

全球善治秩序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和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包括以全球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恩格斯曾在给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分析，为如何处理全球市民社会和全球善治秩序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必须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促使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加剧竞争的同时也推动了各世界主体开启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全球市民社会的形成催生了世界治理秩序的形成，而良好的世界治理秩序则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社会互助等提供价值规范与权益保障。全球善治秩序对“善治”原则的践行，能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隔阂，打破南北经济交往的贸易壁垒，明确社会主体的权责范围，开启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流与平等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需要维持和推动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发展，以经济发展作为全球善治秩序运行的引擎，在全球善治秩序的发展与完善中确保全球经济态势的平稳行进。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并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不懈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则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不竭动力。西方现代化在创造巨大成就的同时蕴含不可化解的自我矛盾和危机，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为人类开辟了通往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对世界历史和现代性发展的理性反思，深刻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内在统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不懈追求提供了思想依据。

西方现代化具有“创造”和“破坏”的两面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全球性浪潮，正在经历现代化的非西方世界该如何选择？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三种选择摆在非西方世界面前。一是出于对资本现代性潜在病症的恐惧和焦虑，直接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重返“前现代”社会，但这也意味着违背历史趋势，终止对现代化物质文明或制度文明的探索。尽管21世纪的人类文明和全球治理体系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国际社会“丛林法则”的本质从未彻底改变，未经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或是成为几个大国争相蚕食的目标，或是沦为某一现代化强国的附庸。二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方案积极主动加入资本主义现代化阵营。这一选择将遭遇两种可能：要么在尚且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现代化就已经“胎死腹中”，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起步的初始条件，如资本主义精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通过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所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等，非西方世界并不具备；要么在付出沉痛代价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前提下成功跨入现代化的大门，但需要承担资本现代性带来的一切苦难和矛盾冲突。三是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条新型现代化路径，其与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差异在于，决不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积极投身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并创造现代化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承认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进行结构性调整，通过逐步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消解和抑制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文化思潮，进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体性隐匿和工具理性滥觞的困境。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视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内涵，形塑了以经济交往为基础、其他领域协同并进的发展格局，促使现代化进入自身的合理性建构进程，超越由资本主义渗透并控制人类社会历史的运作路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理论上矫正了片面的现代性思维，在生活世界中具有现实可行性且业已为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所证明。

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成就的同时，也对其产生的问题进行了诊断。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展开分析，将当时就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性话语加以发生学考察与特殊性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全盘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就，而是通过把握资本主义现代化“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性维度，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强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创造性潜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步耗尽，“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两个基本因素来阐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揭露了受到资本主义支配的现代化模式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实现价值增殖而无偿占有劳动和生产资料，其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积累中不断激化矛盾，内在地孕育了现实解放的潜能。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动刻画资本主义现代化逐渐走进“死胡同”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神话”的祛魅。

以资本逻辑批判为切入点，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进行了结构性、分层化的分析和处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探索提供了思想启迪。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理念是启蒙现代性的内核，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具体批判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理念，斩断启蒙现代性的合理内核与资本逻辑的联姻，结合当今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客观实际，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又时刻警惕西方将个别的价值理念作为“普世价值”进行全球推广。西方现代化积累的“物质内容”可以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财富的“社会形式”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使用价值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积淀，本身不具备意识形态属性。充分“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启蒙现代性的“自我筹划”走进“死胡同”，不代表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理念的潜能已经耗尽，也不意味着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病症已经“无药可医”。我们没有必要像“告别古典、中世纪”那样“告别现代性”，而需要挖掘问题的真正根源，即启蒙现代性的“自我筹划”依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运行机制。“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在这个“新时代”是主导一切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权力。启蒙现代性与资本逻辑的联姻，导致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理念——人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个体与类、自由与平等——产生混乱、对立、矛盾和冲突。资本自我运动、自我增殖的主体性特征决定了必须将人从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抽离出来，从而实现占有自然、征服自然的目标。资本的增殖以对劳动的宰制为前提，资本的独立性以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丧失为条件，政治解放允诺的普遍权利遭到私人利益的侵蚀，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被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所取代，一部分人的自由以绝大部分人的不自由为代价。在马克思的理论叙事中，异化成为描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重要概念，被用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组织原则与价值取向。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人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被迫屈服于工具理性，导致了“单向度”的现代生活方式。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目标决定了资本逐利与资本扩张的永恒性，资本使得原本展现人的丰富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沦为纯粹的金钱关系，使得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劳动”退化为谋生的手段，而走向片面化或异化状态。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标志，各个国家历尽艰辛不断探索现代化模式和推动现代化进程，推进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处理了权力逻辑、资本逻辑与劳动逻辑三者之间的关系，成功解决了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难题，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人类世界发展的新图景，丰富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发展模式也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思想启迪和现实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懈追求，蕴含着追求劳动全球化和全球善治秩序的理性发展方案，其建构性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智慧，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不懈追求的真理性。中国式现代化将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整体性进步贡献更大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4&ZD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杭州，310058。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