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专业委员会主任，白鹿洞书院院长，研究方向：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摘 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是对中国德性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在根本上体现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习近平党建文选》凝聚了大国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是中国文明传统所说的见道之言、行道之证。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十四个坚持”体用贯通，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识与宏远的大历史观，是对中国文明大一统的政治优先及纪纲精神的传承发展，是对中国文明的人文政教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对内圣外王之道、圣贤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对中国文明识人、用人的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对古代士大夫阶层严于求己的自身建设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对中国文明的创制精神、典章制度自觉传统的传承发展，在根本上是对中国德性文明、德性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 纪纲精神 圣贤精神 创制精神 德性文明 德性政治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是对中国德性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的《习近平党建文选》，字里行间凝聚了文明大国政治家和人民领袖治国理政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经验、政治智慧和肺腑之言，按中国文明传统的说法，乃见道之言、 行道之证， 需要将其作为政治经典著作不断加以学习、研究和诠释。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体用贯通，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识与宏远的大历史观，在根本上体现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是对中国德性文明、德性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
一、对中国文明大一统的政治优先及纪纲精神的传承发展
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其始终保持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靠的是大一统大国政治的政治优先。“人道政为大”（《孔子家语·大婚解》），政治在中国文明传统中一直以来都是一篇最大的文章。政治优先的本质是以最大多数民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价值优先，而非以少部分人利益、短期利益为优先。政治优先，根本上在于如何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为了共同理想、共同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我”与“我们”的合一，这一切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所深刻揭示。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政治优先在中国古代体现为士大夫政治。中国传统社会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通过科举考试，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中产生，在当时中国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士志于圣贤之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士大夫以上率下，以士风影响、带动在下的社会民风，从而形成良风美俗。士大夫政治在近代以前之所以具有化民成俗的组织动员力，靠的就是政治优先与士大夫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政治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来考虑。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他还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所具有的先锋队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强调对人民的无限责任，正是对中国文明的政治优先、士大夫精神传统在现代更为彻底的体现与落实。
在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视野之下，我们就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党上下要讲政治所具有的文明意义。他说：“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一语，来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深刻地理解讲政治为何如此重要。讲政治就是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中国共产党锻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空前的，这是因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而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开篇，就是强调维护纪纲对于维护中央朝廷权威、维持国家政治秩序的根本作用。中国传统政治得以维系大一统，根本上在于纪纲。《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给为政者提供借鉴，但今人一般不太会注意到司马光是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全书的开篇，更不会去思考其中的微言大义。司马光对三家分晋的历史叙述就是简单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下面，却有司马光本人的长篇议论，议论的开头说道：“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在司马光看来，作为天下之中心的周天子的职分，最重大的莫过于礼，礼就是纪纲，就是名分。中国作为大国能够上下相维，保持统一与长治久安，靠的就是礼之纪纲。晋国韩、赵、魏三家大夫窃权分晋，按王法是要被诛杀的，但当时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仅不能诛之，还任命三家为诸侯，这是奖励奸名犯分之臣，周之亡是亡于自身。《资治通鉴》之所以以此开篇，就是要强调纪纲、名分，这也是礼之最大者。
《资治通鉴》首重名分，是从孔子《春秋》而来。名分也就是《春秋》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春秋大义”。《春秋》的精神就是要“正名”，而“名”之最大者莫过于君臣之名，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而《论语》首篇《学而》论学，次篇《为政》论政，第三篇《八佾》多载孔子批判鲁国三家、齐国管仲等僭礼。《学而》与《为政》自然是《论语》全书之重心，而学与政的核心内容皆为礼，故第三篇批评当时之礼崩乐坏，而欲正名、复礼。孔子强调代表政治秩序的礼乐必须掌握在天子之手：“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天下有道、政治秩序稳固之时，一定是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老百姓不会非议政治，这是大一统之道；反之，天下无道、政治秩序出现危机之时，则权不出于上而移于下。礼之最紧要的纪纲就是最大、最高的政治，是政治之首要原则。没有纪纲无异于太阿倒持，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会逐渐瓦解。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苏轼“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一语来强调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正是对中国文明的纪纲精神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党的规矩”的诸多构成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这是因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分析了“纪律”与“规矩”两者的辩证关系：“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基于规矩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些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将世间的知识分为技术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另一位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也确立了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与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对照。两人分类的意思其实差不多。比如说数学上的“1+1=2”，这是技术性知识，是客观的、规范性的；而像艺术与政治都是实践性知识，“只存在于运用中，不是反思的，也（不像技能）不能被制定为规则”。实践性知识“不是被制定的教条的方法”，“实践知识既不能教，也不能学，而只能传授和习得。它只存在于实践中，唯一获得它的方法就是给一个师傅当徒弟——不是因为师傅能教它（他不能），而是因为只有通过与一个不断实践它的人持续接触，才能习得它”。党内规矩作为政治实践的实践性知识、默会知识，是更内化于心、更深层次的知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内规矩的深刻诠释与高度肯定，既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深入而精微，也在深层次上真正体现了党的高度的制度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建设中新加了“党的政治建设”，并将其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统领性位置。党的政治建设、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三者合而观之，就如同司马光最为强调的“纪纲”。而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习惯于纪纲，不习惯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并在心态上对责以政治纪律存在不理解乃至抵触的心理。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当时鲁国国君权力式微，而朝政被三家大夫把持。三家势强，人们竞相投靠三家，而孔子事君尽礼，人们却反而认为孔子谄媚。诚所谓古今一体，今天讲政治规矩，也就是政治上的识大体，不识大体则无足观。
政治建设、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意义，只有在文明史的高度上才能真正被深刻地理解，而不会歧义丛生。盖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纪纲在中国古代保证了大一统，而今天党对于政治纪律的强调，全党对于中央的服从，也是保证大一统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在古之纪纲与今之政治纪律的连续性上，看到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文明连续性，而文明连续性背后是治道、大经大法的连续性及其所具有的文明原理普遍性。
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在党的政治建设中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引向深入并使之成为党的建设的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政治文化是其中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党内政治文化几个方面的有机构成：“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政治建设、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最终都要形成政治文化，就像中国传统政治的士大夫文化、士大夫精神一样“日用而不觉”。
“两个维护”就是现代的新纪纲，如此一来我们就能从文明史的大历史纵深中深刻理解为何“两个维护”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分析为什么我们党如此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目的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下去”。由此，我们便能深刻理解政治站位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政治站位上去了，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政治站位关乎党的领导力，同时也关乎党的执行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他在批评有的干部等党中央有批示了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的现象时，说道： “我作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作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正是对中国文明大一统、强调纪纲的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
二、对中国文明的人文政教传统的传承发展
大一统的维护需要上下严守纪纲的政治统一，而纪纲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国维系大一统，靠的是政治统一与思想文化统一的高度结合。西周礼乐文明脱离了商代的宗教性文明，而成为人文性文明。“礼”贯穿于政教秩序安排之全体，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分而言之为“礼治”；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分而言之为“礼教”；从制度的层面而言，则是“礼制”；从价值的层面而言，则是“礼义”。在中国礼文化中，政与教合一。统摄于“礼”的政教合一，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政教合一。中国之“教”，乃西周开始从早期宗教脱胎而出并超越宗教的人文教化之文教；西方之“教”，则是宗教。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正是对中国文明传统将政治与文教两者高度结合为一体的政教传统的传承发展，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党始终保持思想统一的不易，他说：“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如何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尤其不易。”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建党。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可谓党的建设的两翼。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专门论述了“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共产党人的重要意义。他说：“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理想信念坚定，就能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方向，顺境、逆境皆能不受影响而保持平常心境，并能经受各种考验，这是大国政治家、大国领袖对于坚定理想信念的极为深刻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分析理论对于政治的紧要性，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并由此提出“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世界上没有其他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对思想高度重视。思想在根本上决定了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将思想与组织、思想建党与组织建党两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组织是‘形’，思想是‘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
三、对内圣外王之道、圣贤精神的发扬光大
中国始终保持文明连续性与大一统，在于中国文明始终坚持德性政治传统。孔子强调“政者，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这又具体落实为汉代以下的士大夫政治及其内圣外王之道、圣贤精神的政治德性。
士大夫作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首，通过科举考试而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中产生，耕读传家由此成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士子从小研读以“五经”为核心的圣贤之书，志于圣贤之道，科举考试则代圣贤立言，中举后则行圣贤之道。可以说，士大夫在当时具有最大的代表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优秀特质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士大夫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天坛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尚书》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成为夏商周三代共同的政治原则、政治原理，并不断发展。汤武革命在根本上也是对背离民本政治秩序者的革命，而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的民本政治秩序。
周武王革命建立的礼乐文明新秩序，更彻底地脱离了商代的宗教性，成为人文性文明，人文性更强化了民本思想。西周初年盛行“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周书·蔡仲之命》）的思想，强调敬天保民，更将民的地位上升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的高度。
《周易》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六经”之首，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其对民本做了哲学诠释。《周易》以阴阳一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为哲学原理。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天、地二气交相感应，天气下降于地、地气上升于天，而后天地交泰、万物创生。乾坤并建，民与国家天下、国君天子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周代的世卿制在春秋战国时代瓦解，秦汉以后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宋以后更是完成了由世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彻底转变。因应这一社会大变迁，作为儒学新形态的宋明理学、心学出现，礼教下移，“良知”的思想道德觉悟从士大夫精英普遍下移到广大普通民众，这正是群众路线在长时段历史中的根源所在。从大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民本思想的历史延伸，更是对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他要求共产党人要“厚植为民情怀”。
士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居于政治运作的核心地位，由于任天下之重，强调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政之道，修身为本。”他连续引用《论语·宪问》所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习近平总书记对“修己”这一中国传统思想做了创新性诠释与发展——“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
中国传统政治以士为中心，而今天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德性政治传统对士大夫同时强调“严于修身”与“严于治吏”的内、外双重约束的统一。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中国德性文明传统强调士大夫以上率下、通过士风影响民风的风化作用。士风败坏、政治失序便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从而带来道德失范、社会失序，最终导致王朝灭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上率下。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的十八大之后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己不正，焉能正人”，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规矩会让“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形象的短短几句话包含了三层意思：给中央领导集体自己定规矩会让自己不舒服；但以上率下，给各级领导干部带好头，形成普遍的良好风气，就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舒适度；结果是提升了广大老百姓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好感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并将党的作风放到空前重要的高度——“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他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语，反复强调“公”以及公私之辨。他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他要求党的干部要“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公”乃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原则，中国传统政治早就强调“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周书·周官》），公、公正更是成为历代官箴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体会和弘扬先人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他专门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觉悟的重要性。他说，“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明心见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觉悟、有觉悟”，“有觉悟的人，有大觉悟的人，才能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甘于奉献”。政治的根本动力源于政治觉悟，依靠每个人自发、自觉的积极主动性来达到政治上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而这种团结与统一，因为是出自每个人的自发的觉悟，因而是充满喜悦、活力与创造力的团结与统一；这种团结与统一是最为有机的团结与统一，这是政治上共同奋斗的最大保证所在。
除了讲觉悟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心，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他提出的“三敬畏”——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诚可谓古今辉映。
在传承发展中国文明“严于治吏”的精神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分析了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他将腐败问题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警醒全党“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反腐败在制度上集中体现在纪检监察制度，而这正是对中国文明无比深厚的监察制度传统的传承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国文明“严于修身”与“严于治吏”的精神传统的传承发展，集中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新时代党的建设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主轴在各方面展开，这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具有创制意义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党的建设提升到伟大工程的高度，提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而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核心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并且强调“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故党的建设这些新内容、新诠释的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永远在路上”的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极端清醒的历史忧患意识，如此方能深刻理解党为何在新时代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种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大学》所言“止于至善”的精神境界、《诗经》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贯穿始终的忧患意识，全面深刻体现了《周易·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古人解释《乾卦》之自强是严于求己、严于律己，今天则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乾卦》九三爻辞所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中国共产党充分自觉、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存在的“四种危险”和“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所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论语》之终篇《尧曰》言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之道统连续性。尧在舜登位时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在禹登位时说了同样的话。商汤则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武王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五帝三王一以贯之的是严于求己的文明传统。不难看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势之所趋，也是理之必然，理势合一。
中国共产党永远的自我革命精神与始终如一的忧患意识放在中国文明的视野中来看，是对中国文明内圣外王之道、圣贤精神的发扬光大。以德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广大党员严格的自我约束，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正如《大学》所引商汤之《盘铭》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条鲜明主线就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明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建构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内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为“外王”。“内圣”是为了“外王”，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最终也要落实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与中国文明的德性政治传统高度契合，是中国文明的德性政治精神在现代的发扬光大，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
四、对中国文明识人、用人的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
中国政治传统的要义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贤能政治、德性政治。中国文明的贤能政治、德性政治传统得以维系有两大保证。一是终身的学习教育与政治实践历练。这就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终身学习“五经”等圣贤之道而不断“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好干部除了要加强学习，还要加强实践。”二是识人、选人、用人及其风向标作用。《论语·为政》记载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道：“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中国士大夫政治传统在士的选拔、任用、考核方面，积淀了尤为深厚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正是对中国文明识人、用人这一传统的传承发展，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人所说“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并强调“选人用人是风向标，直接影响着政治生态走向”。
选好人、用好人，首先离不开前端的知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他强调把好政治关并不容易，要善于识别政治上的两面人。这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察，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种两面人做出精微的分析、画像，使他们无所遁形。他分析道：“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会上信誓旦旦讲‘四个意识’、高调表态，而私下里却妄议中央、不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口口声声坚定‘四个自信’、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稳的人；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而背地里却一遇到个人名誉地位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的人；领导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
对于如何知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精微地指出，选人用人，要“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于如何选人，习近平总书记形成了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系统的识人方法论。他指出：“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这套系统的识人方法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政治家的政治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做出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这套方法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所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 ·为政》）可谓如出一辙、古今一体，这正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突出体现。
五、对古代士大夫阶层严于求己的自身建设传统的传承发展
中国文明的德性政治传统高度重视作为政治主导者的士大夫阶层的自身建设，士大夫以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圣贤精神为志向和宗旨，以关心老百姓疾苦为己任，极端强调严于求己的自身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封建士大夫们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应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扎实做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根本上是对士大夫重视自身建设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
士人口中常说的士习、士风、士俗就是士的自身建设。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言，可谓士大夫自身建设的纲领；宋明理学家从程颐、朱熹到王阳明都非常注重士习、士风、士俗；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更是对历代士风加以省察；而另一位大儒王船山则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无人者，无大臣也”。士由学而仕，可达及“大臣”。王船山乃将宋明理学家之“格君心之非”转向对“大臣”、士人整体之严格要求，“士”成为政治调整的动力所在。以至于他会叹息天下之不治者，在于“有君无臣”，即“君在中材以上，可与为善”，而群臣庸陋， “无能成其美而遏其恶”。“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由此成为王船山史论、经解中极为关键的提法。他在具体的历史中严格辨析“允为大臣”者、“不足为社稷臣”者，并在将之与其他几类士人、臣子的比较以及对后者的批评中，揭示了士人在政治上种种易犯之过失，从而就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成熟对士大夫群体做出评判，同时也在比较中见“大臣”之不易为，见“大臣”之难得。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在政治品格、政治实践智慧方面就有极高的要求。这就是王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持大正；静，简，裕而密；独任；平情。王船山常感叹知“治道”者甚少。
具备“大臣之道”之“允为大臣”者，区别于直谏之臣（“直谏之臣易得，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意气之士、妄人、躁人等臣子、士人的不考虑后果——他们或是出于道德理想主义，或是出于意气，但在不考虑后果上却是相同的。其持大正、平情、静、图远大、养天下之和平，不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害，区别于功名之士（“急于行志而识不远”）、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等臣子、士人的不择手段而坏人心。其独任、密、规之远大区别于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区别于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
“大臣之道”的这些德性正是“允为大臣”者区别于其他各种士、也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他们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品格，显示出责任之重和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大臣之道”是政治品格与政治能力的一体，是至高的政治实践智慧。王船山对士大夫阶层自身建设的思考在中国传统中可谓最为深刻而全面。毛泽东早年受杨昌济影响而精研船山之学，抗战时期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时，专门让八路军办事处给他找王船山的《周易内传》。
六、对中国文明的创制精神、典章制度自觉传统的传承发展
中国始终保持文明连续性与大一统，离不开对典章制度及其传承发展的高度重视，唐代杜佑的《通典》就是其中的典范。典章制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制度体系。典章制度自觉既是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制度意识、制度思维，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核心所在。典章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是官制，也就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之职官。“二十四史”的志书中，最重要的就是“职官志”。中国文明传统的德性政治最终要落实为设官分职的制度安排。
中国文明能够保持连续性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文明意识的连续，另一方面则在于典章制度的连续。当然，“礼，时为大”（《礼记·礼器》），连续中有“损益”，即继承、发展、创新。唐代杜佑的《通典》正是记录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连续、变化与贯通，即损与益、变与不变的一体性。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就是对中国文明的创制精神、典章制度自觉传统的传承发展，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唯有置于文明论和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在根本上意味着“全面创制”与“立国规模宏远”。其“全面创制”之全面性的制度完备、体大思精之要求，一如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礼作乐、两千年前秦朝确立的郡县制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全面创制完成之后，则是追求制度的稳固、持久，进而进入中国文明强调的“典章制度自觉”阶段。
今天我们的制度自信要进入更精微的阶段，即典章制度的自觉意识阶段。典章制度自觉首先要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自觉，然后成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还要成为人文社科学者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所具有的全面创制与典章制度自觉的文明意义，所指向的是中国未来的千年制度建构。千年后视今日之伟大创制，犹如今日视两三千年前西周、秦汉的两次伟大创制。中国共产党的创制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我们只有在千年文明史的历史纵深中才能看清楚新时代全面创制的意义不是一时的，而是具有延展千年的持久意义。
综上所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十四个坚持”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在根本上体现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它是对中国文明大一统的政治优先及纪纲精神的传承发展，是对中国文明的人文政教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对内圣外王之道、圣贤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对中国文明识人、用人的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对古代士大夫阶层严于求己的自身建设传统的传承发展，是对中国文明的创制精神、典章制度自觉传统的传承发展。从根本上而言，它既是对中国德性文明、德性政治传统的传承发展，也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