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强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尤为重要的是加强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学理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夯实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基础。党的全面领导既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同时也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并作为其支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是阐明国家和政党本质规定性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先进理论，其中有关国家和政党的思想渊源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滋养和思想借鉴，构成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智慧元素蕴含党的领导的深刻道理、党的建设的深厚渊源、党的领导制度的思想根基、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智慧，构成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脉。作为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在催生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较为可贵的理论借鉴和成长养分，构成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支脉。
作者简介：郭庆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6年第9期
引 言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系统集成和逻辑提炼，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而且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非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引领性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党建篇”，与此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又离不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为“用”与党的建设为“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点。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排在首位，其次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建设的其他各项内容，诸如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都为党的全面领导筑牢了基础。基于此，加强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尤为重要的是加强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学理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夯实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基础，既为展现党的全面领导强大的真理力量筑牢观念基础和学理根基，又为解决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问题提供思想武器和科学方法。
从理论上讲，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前者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奠定观念基础，后者为人们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提供根本方法，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但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剧变，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强大的人格力量，前者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后者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作为解决中国问题“金钥匙”的党的创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它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本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并通过所谓的“化学反应”实现“血肉相连”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党的全面领导既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同时也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并作为其支脉。任何新的理论都是在对前人思想精华进行批判性吸收与自主性创新的基础上完成的，如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包括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正是在前者为其提供方法论基础和后者为其提供本体论根基的前提下，才最终形成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人类知识的总和”流派纷呈，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的思想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智慧元素、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中全面梳理并据此厘清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源脉。毋庸置疑，这样的理论溯源，本质上就是将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命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演进史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史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分析，既强化了党的全面领导的不可替代性的理论自信，又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特别是党的领导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一、党的全面领导的魂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是有关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因其揭示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与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从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建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是阐明国家和政党本质规定性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先进理论，其中有关国家和政党的思想渊源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滋养和思想借鉴，构成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魂脉。
（一）国家特殊的公共权力必须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
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性质派生的首要职能，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存在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既对立又统一的博弈之中。不过，统治阶级在运用国家工具履行阶级统治职能，对被统治者的反抗进行镇压和化解时，也要通过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等，将阶级冲突限定在适当的“秩序”范围内，这实际上就是在履行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就是说，国家的两种基本职能就是阶级统治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无论是履行阶级统治职能还是公共管理职能，特别是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以推动经济发展时，统治阶级都必须将国家的公共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此，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这既阐明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又彰显了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绝非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历来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意义，但从不将其视为唯一因素。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仅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公共权力及其应用，而且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需要借助公共权力。无产阶级在争夺国家政权并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中，掌握国家特殊的公共权力尤为重要。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恩格斯特别强调使用公共权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列宁赞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观点，他对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俄共（布）政权持批判性态度。列宁不仅坚持对于打碎国家机器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和目标，而且有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推进。他不仅对于新政权中存在的旧的落后的东西，特别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而且坚决反对并特别强调铲除滋生这些问题的土壤。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防止产生特权阶层、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方面，毛泽东同志立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同样持有一致的见解。总而言之，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特别强调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国家特殊的公共权力，并运用该权力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服务，在掌握国家权力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铲除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等，无外乎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并运用公共权力，为无产阶级统治服务。从本质来看，无产阶级对于公共权力的掌握，为党的领导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贯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和立场，并从方法论意义上指导国家建设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路。从理论溯源来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古典自由主义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唯心主义国家观、黑格尔基于伦理理性体现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理性国家观、鲍威尔基于人从宗教当中走出来体现政治解放思想的国家观，特别是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观等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无产阶级专政不仅重要，而且必须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这个意义来看，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必要条件。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构成这一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也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必须由先进分子组成，必须坚持民主制组织原则，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科学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实现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进而指引思想发展、引领行动自觉，这就是作为精神之“钙”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当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用来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理论必须在本土化、时代化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以保持理论的生机活力。先进分子的先进性就在于其具备彻底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革命立场，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基。民主是先进政党的生命线，民主制组织原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由其阶级属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它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将党员的智慧转化为组织力量，也有利于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巩固其执政基础的关键，无产阶级政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也在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的重要内容全面落实到党和国家建设的各领域和各方面。正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动摇，并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才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辉煌的关键。
（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不仅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立场，而且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先进性、独立性、权威性、统一性特点，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系统且深入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思想。有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先进性，主要根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以及由此树立的远大理想、崇高信仰、革命信念和宏伟目标等，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更加崇高、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革命目标更加明确。有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立场、组织形式与开展运动方面的独立性，如恩格斯认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这就是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基于阶级立场的独立性问题。
与强调党的领导的先进性、独立性特点相关联并作为建立在其之上的体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权威性、统一性特点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特别关注的内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构成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最高原则。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集中体现为“两个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其一，基于组织性原则维护党的中央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高度组织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在纵向组织结构中，维护上级组织特别是党的中央组织的权威性，是组织性原则最重要的体现。可以说，高度组织性与中央权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的必要条件。其二，基于权威性原则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领导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领袖人物在推动历史前进、凝聚民族共识、促进社会进步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基于此，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领导核心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至关重要。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方面，无论是对于党的中央组织，还是对于领袖人物的领导核心作用的维护，都是在理论认识不断提高和实践落地不断矫正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
（四）执政党的领导是全局性、整体上的“总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立者是马克思、恩格斯，而列宁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作出独创性贡献的经典作家，列宁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领导理论同俄共（布）执政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的重要思想，主要包括党的领导是全局性的最高领导，是对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是从整体上进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的间接领导等内容。列宁有关执政党的领导是“总的领导”的重要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理论，而且对无产阶级政党加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和建设现代化国家乃至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等，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有关党的领导是全局性的最高领导，这是从领导地位上强调“总的领导”，本质上就是要求作为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的政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全局性的最高领导不仅奠定了执政党在政治层面的崇高地位，而且使得执政党国家管理的重要职能更为具象化。党的领导作为对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本质上是一种统揽全局的总的领导，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党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全面领导。列宁尤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将经济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首要位置，这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守和运用。列宁也适时提出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些具体举措，比如：由粮食税制代替余粮收集制，改善了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等。此外，列宁还就党对国家机构、文化建设、军事工作等方面的领导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有关党的领导是从整体上进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其在领导职能上体现为“总的领导”，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三重职能的有机统一，旨在确保全党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比如，对于组织领导，列宁特别强调组织路线必须为政治路线服务，关键在于选拔任用一大批能干的人才和干部。可见，从整体上进行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就是要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有机融合，并发挥党的领导的整体效能。有关党的领导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的间接领导，这是从领导方法层面强调“总的领导”，本质上就是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将党的领导系统嵌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并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领国家制度建设和规范运行。列宁特别强调发挥党团组织在国家政权中的影响力以及共产党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对于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特别是列宁有关执政党“总的领导”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独到的见地。
二、党的全面领导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智慧元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而且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智慧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形塑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生不息的价值追求。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的根脉，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智慧元素则构成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脉的主要内容。
（一）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蕴含党的领导的深刻道理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将全体中华儿女凝聚起来，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和引领带动作用。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学说的“孔孟之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与党员领导干部先锋模范和引领带动作用的发挥具有深远影响。常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就是讲《论语》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家国意识、治国平天下的文化意蕴以及为人、为政者的个人修为要求，是治国理政和领导者的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来看，《论语》也是一部领导学著作。最为典型的就是孔子讲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孔子对何为政治以及为政者行为端正重要性的经典解读。儒家文化倡导的政治主张、强调的为官准则、指出的做人格局，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人的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为政之要。与此同时，孔子强调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要求为政者以自身的模范作用和人格魅力彰显为政以德的品性，提倡以道德教化治理国家，以道德示范引领社会。这些对于提高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孔孟之道”蕴含的党的领导的深刻道理，也在儒家思想的后世继承者和传承者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孔子的领导思想集中体现为君子之道理念。“君子”“仁人”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学说备受推崇的思想根基。“君子”既“有德”又“有位”，“有德”才能获得普遍认同，从而“有位”，“有位”则责任重、要求高，必然要求“有德”。因此，“高尚的人”才能成为“尊贵的人”，“尊贵的人”才能成为“治人的人”，这就是孔子一直强调的理想政治形态，是仁人在位、恭己正立，善人为邦、善人教民，为政以德、为政者正。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对于社会明德向善的引领作用，即所谓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里以“风”与“草”寓意领导者德行对民众的示范引领作用。孟子的领导思想主要体现为仁政和王道思想。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更加推崇政治治理中的仁政、善政以及更加强调领导者要以自身修养、尊重民意来获得领导力。何为仁政、善政？在孟子看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是在告诫为政者，凭借武力让人屈服短期有效而长期难以奏效，在治理、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真正的影响力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而是依靠内在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感染人，体现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政绩观的仁政、善政才是感召民众的为政之道。
（二）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蕴含党的建设的深厚渊源
党的领导离不开党的建设，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强调并竭力推动的系统工程。在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并取得积极成效，其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善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所蕴含的党的建设的深厚思想元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确立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源头框架，本节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为例，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所蕴含的党的建设的深厚渊源。
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形成并完善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路线。围绕“解放思想”，《周易》有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论述以及《礼记》有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表述，都强调了思想要不断跟上万物的变化、敞开思想进行创新的要求。围绕“实事求是”，最早出现在《汉书》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指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格，如孔子告诫自己的弟子子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围绕“与时俱进”，《周易》中所讲的“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其中的“与时偕行”强调终日勤勉、永不懈怠的刚性自律，要求人们顺应时势而行事、随着时代而变化，实际上就是要“与时俱进”。围绕“求真务实”，孔子有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强调了其勤奋求知的态度。对于为政者而言，在处理务实与求名的辩证关系时，明代王守仁特别告诫，“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这是对为政者为人务实、不求虚名以及行“实事”、创“实绩”的明确要求。
党的组织建设在新时代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提出并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关键在于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崇德尚贤”的政本思想、“德才兼备”的选任标准等，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培养选拔高素质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优秀人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墨子是“崇德尚贤”政本思想的典型代表，其“夫尚贤者，政之本也”之论，将崇尚、尊敬、使用贤才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由此构成墨家核心政治主张之一。墨子的“尚贤”建立在反对“亲亲”的基础之上，“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就是主张不分贵贱、唯能是举的用人理念。荀子是“德才兼备”选任标准的突出代表，其言“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实则将才德兼备之人视为国家之栋梁，体现了“无德不贵，无能不官”的要求，只有在德才兼备之人的辅佐下，才能成就历史伟业。
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作风建设就是确保群众路线在具体工作中落地见效。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要义，是在群众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确立群众主体地位，并通过群众工作方法，将这一主体性原则贯彻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构成中国古代为政者治国安邦的理论基石和思想基础，并深刻影响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从孔子的“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的“富民、教民”思想，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君民关系”思想等，无不强调以民众为根本的政治伦理以及统治者爱民、亲民的思想理念。与此同时，道家代表人物老子的“贵以贱为本”的民本思想，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础的民本思想，法家代表人物管仲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等，都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蕴含党的领导制度的思想根基
制度所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党的领导制度在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关乎长远、关乎全局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将其划分为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其中，根本制度构成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框架，包括作为根本领导制度的党的领导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思想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作为根本军事制度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等。显然，根本领导制度具有统领性质，从根本上实现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总体上统领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思想制度、根本军事制度等，因此，广义上的党的领导制度也包含其他领域的根本制度，因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制度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至关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特别是发挥统领性作用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并不断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以及“德主刑辅、法明令行”的法治精神等，内在构成了党的领导制度的文化根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这一共同理想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高度契合；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密切关联；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从文化渊源上根植于“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传统观念；有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特别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升能力和发扬斗争精神等内容，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担当要求内在相通；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与“德主刑辅、法明令行”的治理智慧深度契合。
（四）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蕴含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智慧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党的自我革命，本质上就是在自我警醒的基础上对既有场景的扬弃，特别是对错误行为的批判，它体现了辩证否定逻辑，是一种自我超越的、积极的、主动的革命性行为。因此，自省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源泉。
自省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底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强调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观。“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出自《礼记·大学》，儒家的这一传统思想将“修齐治平”与“知识、意念、心思、品性”相关联，并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闭环，将治国理政的大政治与个人修养的小智慧有机融为一体，其背后强调的是修身正己的道德自省意识。正所谓孔子所言的“德不孤，必有邻”，在孔子看来，只有在自省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从孤立到不孤立，从而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参与其中，这正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真谛。
革命精神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标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较早出现的概念。《周易·革卦·彖传》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论述，通常被认为是革命这一政治概念的首次明确提出，亦为顺天应人革命论的思想渊源。推翻夏桀统治并建立商王朝的成汤、推翻商纣王建立周王朝的周武王发动的这两次革命得人心、护人愿并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合理性佐证。汉代及之前，中国古代儒家革命思想经历了长足发展。从“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对去故取新之义的强调，到董仲舒“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异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的提出，再到《纬书》“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者赫赫，非一家之常。顺命者存，逆命者亡”对革命必然性的阐发，这一思想在理论碰撞与王朝兴替中不断得以丰富和深化。有关“革命论是儒家思想的传统论说，出于三代（‘殷革夏命’《尚书·多士》），显于汉代，汉代之后不彰，直到晚清才又成为显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到了明清时期，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唐甄等一大批儒家代表人物对“天下统一于君”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思想基础都进行了猛烈批判，从而系统并深刻地提出了王权更替的政治主张和革除弊政的制度设想。
三、党的全面领导的支脉：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
“人类知识的总和”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素材和理性成果，是由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因此，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有益营养，是一切划时代理论的重要遵循。作为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在催生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较为可贵的理论借鉴和成长养分。与此同时，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展，在遵循现代政党政治与治国理政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统领的同时，也为整合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贡献了重要的理论增量与实践智慧。毋庸置疑，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构成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支脉。
（一）作为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
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并在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与融合发展。无论它起于何时、源于何地、出于何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从不排斥一切真理性认识和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正是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从而开拓通向真理的光明道路。
政党中心主义学说是以政党为核心分析单元，诠释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新的学说流派，旨在区别于传统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政治学者在研究国家政治转型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政党、国家与社会等政治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变量，倾向对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进行比较政治分析，从而得出以下结论：社会中心主义重视行为主义方法论而忽视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中心主义关注国家结构、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制度变量等；政党中心主义可以弥补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在后发国家比较研究中的解释缺陷，有助于解释具有独特的政治转型和发展道路的中国经验，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转型和现代化发展研究中的“政党回归”。“政党回归”后的政党中心主义学说，有助于我们找到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差别叙事逻辑，以解释基于西方经验的既有叙事难以覆盖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实际上，社会、国家与政党本就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分别倾向于社会或国家一方行为主体，容易造成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因此，政党的登场作为整合和表达工具的制度化力量，可以引领和连接社会与国家，从而成为现代化的牵引力量，但政党政治本身在一些西方和发展中国家所表露出来的恶性党争、社会撕裂和政治衰败等现象，却成为民众诟病的问题，这是部分政治学者基于民众普遍的感知痛点而极力批判的现象。现代政党政治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它在整合社会利益、凝聚政治共识、促进民主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使其在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之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沟通角色，并由此成为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进一步看，政党中心主义学说作为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宝贵成果，在解释中国共产党所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时，亦体现出合理的解释力与重要的理论贡献。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政党中心主义学说对于研究政党权威制度、建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动政党自身改革等重大问题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政党权威制度来看，西方既有的政治体制强调以自治、法治、分权与制衡为特征的自由主义理念，其结果是，尽管党派轮流执政不会影响国家的实际运行，但是政党竞争中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因素，可能导致权力核心缺失或权威分散，进而诱发国家治理危机，不同政党的轮番上场所带来的否决政体也会不断加剧该危机，这就出现了“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就出现了衰败”。政党中心主义学说聚焦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并在强调政党权威的基础上，将政党政治嵌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的维度之中，发挥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叙事中的主导作用，彰显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从建构国家治理体系来看，仅将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主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作为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忽视了与国家和社会处于平行地位的结构性力量，即政党在建构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这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先天缺陷，而且在实践上也难以解释众多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现实。从推动政党自身改革来看，无论是建立政党权威制度，还是建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政党自身改革、不断提升政党能力都是必然之举，治党与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应有之义，党内治理法治化、内部治理有序化、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成为政党治理的目标。政党中心主义学说须以推动政党自身改革为实践前提。这不仅在理论层面已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在实践层面构成了各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
（二）政党中心主义学说视野下党的全面领导
政党中心主义学说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的实践历程相对短暂，其真正贯彻于国家治理过程则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治文明源远流长、内涵丰厚，在长期演进中形成了鲜明的本土特色，在世界政治文明格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并且强调“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相对而言，西方在政治经验层面比较短浅。作为政治文明演进的外在形态，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深厚的文明底蕴，而且经历了截然不同的时代变迁，并与历史进程总体相适应。只是中国的大门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日益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不断演化为改革不成、继之革命的局面，革命所建立的共和体制最终徒有其表、军阀横行，加之西方现代化成功道路的强烈冲击与野蛮掠夺式的外来入侵，所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便由此形成。总体而言，中国国家治理从形态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秦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的古代君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近代以军阀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以现代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党的领导正是体现了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在实践上也体现为不尽相同的领导方式和形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适应全面执政和恢复国民经济，乃至后来出于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政治生活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集中体现为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并在政府及其机构内组建党委和党组以加强对行政工作的领导，随后还在各级党委下设与政府工作对口的工作部专门组建党的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行政工作的对口管理。就其本质而言，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现了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它正是通过政党深度嵌入国家政权并深度参与国家建设，从而对国家治理实现全面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是这种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呈现出既有优势又有不足、尚待完善的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这种党政职能分开的改革主张，对于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所出现的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管理缺失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实践中遇到的诸多困难，特别是基层党政难以分开，即使分开也会出现各自为政的乱象，从而在党的领导与民主发展、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等关系上出现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等，都旨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就是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基本形成。
余 论
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最鲜明的时代标志。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说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另一方面通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智慧元素，使得党的全面领导的创新理论更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与此同时，在借鉴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并在政党与国家的深度嵌入中，党的全面领导正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向新时代。
党的全面领导下的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一方面体现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目标是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这是高效实现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特别是明确“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党的建设“5+2”的总体布局，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两个永远在路上”，乃至到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的“治党重心”等，都是旨在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夯实基础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体现为推动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耦合互动，实现政党与国家的相互嵌入、协同运作，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这是实现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的根本路径。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来看，党的全面领导不是事无巨细、包办代替，而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推动国家治理各个单元、各个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运行，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真谛。可以说，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是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统领作用，真正将中国特色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到实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循着理论的脉搏、踩着历史的节奏、回应时代的要求，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并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有益营养，在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缜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根本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当下的国情等多方面来看，党的全面领导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具有特殊地位。对党的全面领导进行学理化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根脉、政党中心主义学说这一支脉来梳理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源脉，本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为同类研究奠定了基础。对党的全面领导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重中之重是加强在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建构与制度路径研究层面的力度，包括在追寻价值取向、根本遵循和内容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在探寻现实关照、问题导向和治本之策的基础上探讨制度路径，已成为学界亟待回应的研究议题。显然，这是对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更具理论深度的研究必然会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呼之欲出并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