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实现从“重要思想”到“思想体系”的质变性跃升。这一跃升体现为话语层级、逻辑形态与理论身份的三重进阶。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核心主轴，搭建起以“十四个坚持”为理论主体的完整科学体系，涵盖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与方法路径五层递进逻辑，形成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有机整体。该思想立足长期执政历史方位，通过原创性理论拓展、系统思维重塑和范式守正创新，提炼出一系列标志性概念，实现了从本土治理实践向自主政党理论的根本性转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跃升至全新历史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经历了一个稳步迭代演进的历程。从确立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到明确长期执政政党建设时代命题、部署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再到202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凝练“十三个坚持”，形成实践催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完整发展脉络。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深刻阐明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复兴的内在逻辑，是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升级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只是话语表述调整，更是新时代党建理论由一般论述、重要思想迈向成熟系统化思想体系的标志性理论跃升。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演进逻辑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确立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实现了从实践探索到体系建构、从重要论述到思想体系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它在理论演进中完成了话语层级、逻辑形态与理论身份的三重跃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符合理论演化的一般规律
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通常要经历从重要论述到系统观点、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概括、从工作部署到学理表达、从内容展开到概念命名的过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正是这一理论发展规律的典型体现。它并非一般的党建经验总结，而是党在长期执政历史方位下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系统集成与原创性发展。
从理论渊源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源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而言，该思想始终恪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自觉。同时，它并未停留于经典作家的既有结论，而是聚焦于经典作家较少充分展开论述的“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何管党治党”这一现实课题，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问题域拓展。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而言，该思想并非被动地承接文化传统，而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自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取舍与升华。将“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转化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价值理念，将“慎独自省”的修身传统融入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将修齐治平的伦理格局升华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实践路径，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获得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依托“两个结合”，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从实践根基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部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深层次矛盾，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雷霆之势纠治“四风”顽疾，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这一思想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中渐次成熟，同时汲取了我们党百余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品格决定了它并非书斋中的纯思辨产物，而是始终保持着对实践问题的敏锐回应与对实践发展的前瞻引领。一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的上升轨迹清晰可见。
（二）理论形态从一般论断向系统化概念体系的转变进程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演进，并非若干零散论断的简单汇集，而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中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分到合的持续跃升过程。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发展进程，可以清晰辨识出一条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概括、从局部要求到整体布局、从核心论断到概念体系的递进轨迹，其理论形态的每一次升级都对应着管党治党实践的深化。
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立足当时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确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总基调，以出台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突破口，集中整治“四风”顽疾，破解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这一阶段的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针对现实问题的具体举措和原则性要求，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性表达，处于以实践突破带动理论生成的起步阶段。2014年，党中央从治国理政全局出发，创造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管党治党从一般性工作安排上升为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的战略高度，理论形态实现了从具体论断向战略定位的初步提升。
2017年，党的十九大立足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系统构建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党建总体布局。这一阶段将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通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党建理论不再停留于若干分散的原则表述，而是形成了覆盖全面、相互衔接的体系化框架，标志着党的理论形态从局部要求向系统布局的关键转型。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同时明确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推动管党治党从单项突破、重点整治转向系统集成、整体推进，从实践层面和哲学层面同时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何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根本问题，理论形态由工作体系进一步升华为具有内在逻辑的制度化、常态化运行架构。
202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首次系统概括出“十三个坚持”，从多维度集中凝练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标志着新时代党建理论从丰富实践中提炼出初步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实现了理论表达的体系化凝练和规范化跃升。2026年，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立足“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领域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十三个坚持”基础上深化拓展，正式确立“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完整理论标识，形成“十四个坚持”核心内容。至此，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框架、核心概念、实践体系全面成熟定型，完成了从一般论断向系统化概念体系的根本性转变。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跃升体现话语、逻辑、理论三重进阶
第一，话语层级完成从“重要论述”到“思想体系”的递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侧重于对既有重要论述的阶段性总结与概括，而“习近平党建思想”则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标识、独立学术品格和系统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形态。“思想”的命名意味着这一理论不再依附于一般性论述的框架，而是具备了自主的理论身份和独立的学术地位。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进一步确认，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关键地位，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根本指引，是我们党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第二，逻辑形态完成从一般论述向完整结构性框架的转型。此前，关于党建的诸多论述更多的是围绕具体问题、针对具体领域的观点表达，而“十四个坚持”的形成，使这些论述按照内在逻辑关系整合为一个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从逻辑结构看，“十四个坚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第五至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分别涉及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各维度的建设任务，涵盖制度保障与反腐败斗争等关键环节；最后一个坚持也是管总的，是有力保障。这一框架形成了由最高原则、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构成的完整逻辑链条。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不能把“十四个坚持”理解为十四句话的简单排列，而要理解为一个有根有魂、有纲有目、有体有用的科学体系。其核心在于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强国复兴之间的内在联动，实现了党建理论从“散点式”论述走向“体系化”建构。
第三，理论身份完成从规范化理论到专属鲜明标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依托“十四个坚持”所构建的系统框架，集中展现了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突出问题意识、勇担时代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善用科学方法等鲜明品质，真正做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内在贯通、理论原则与实践要求的有机融合。它既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为何建党、为谁治党”的根本价值问题，又系统明确了管党治党“怎么建、如何治”的实践路径。理论身份的跃升意味着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建党学说对话、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演进历程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上树立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界碑。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完整科学体系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正式提出，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从“重要思想”迈向“思想体系”的质变。这一质变不仅是概念的凝练，更体现为思想内在逻辑的体系化建构。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重大时代课题，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要义，搭建起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完整科学体系。
（一）“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统摄全局的核心主轴
任何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都有一个统摄全局的核心命题。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主轴，就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这一核心主轴的形成既源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现实挑战，也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要求。
第一，“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贯穿始终的理论主线。我们党在百余年奋斗进程中，革命时期侧重武装斗争条件下建党，建设、改革时期侧重巩固政权、服务发展的执政党建设。新时代，我们党执政七十余年，党员数量过亿，治理体量全球独有。长期执政带来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持续叠加，原有党建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决长期执政衍生的深层次矛盾。习近平党建思想将“长期执政”作为贯穿全部内容的红线，把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生存、发展、巩固作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其一，在理论根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属性不动摇，明确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属性，长期执政不能淡化、弱化马克思主义底色，必须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二，在价值逻辑上，把长期执政的根本依托锚定于人民立场，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阐明长期执政的最大风险是脱离群众，管党治党的一切举措最终服务于夯实执政根基。其三，在实践路径上，以自我革命破解长期执政历史周期率，跳出治乱兴衰循环，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提供全新解决方案。其四，在制度设计上，所有党内法规、监督体系、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均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进行顶层设计。从党的建设总要求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到反腐败战略部署，每一项理论创新都紧扣长期执政这一主线，形成一以贯之的理论叙事链条。
第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时代课题的核心设问。重大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构成新时代党建领域的总设问，精准回应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三重变革带来的现实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全球意识形态博弈持续加剧，西方政党轮替、短期执政模式暴露内生缺陷，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政权不等于永久执政，长期执政必须依靠持续自我革新。从国内发展看，中国式现代化任务艰巨，改革“深水区”利益矛盾交织，各类风险挑战传导至执政层面，要求执政党具备长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综合能力。从党内自身看，在长期和平执政环境中，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容易滋生，权力长期集中运行极易诱发腐败。如何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如何持续提升执政能力、如何持续巩固领导地位，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之问。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统筹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自身建设两大核心命题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内含不可分割的两大维度。具体而言，一是夯实党治国理政的全面领导地位，二是推进彻底有效的自我革命与自身建设，两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
第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锚定党的全面领导外部维度。作为整套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立党的领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系统回答长期执政政党如何牢牢把握各领域领导权、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从政党执政规律层面回应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党“领导什么、怎么领导”的重大领导命题。
第二，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管束党的自身建设内部维度。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门聚焦党内自我革命，系统部署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以及管党治党责任落实等全部任务，解决长期执政“建设自身、管好自身”的内部治理命题。坚持管党治党，搭建起从引领事业到锤炼自身的过渡桥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等内容，明确党领导现代化事业的价值遵循与根本准则，为党的领导划定初心边界；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等要求，推动党在引领治国理政进程中同步夯实群众根基、强化思想凝聚，倒逼全党持续深化自我建设。整个理论体系充分证明了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一切事业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是维系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内在支撑。引领事业发展与深化自我建设双向赋能、不可分割，完整回应长期执政党内外双重建设的现实需求。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建构起有序严谨的逻辑框架
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主轴，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理论载体，构建起一个从最高原则到战略方针、从价值追求到工作布局再到方法路径的严密逻辑框架。它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其一，最高原则锚定政治根基。这一思想鲜明回答了“党的建设由谁领导、遵循何种准则”的根本问题。“十四个坚持”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置于首位，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同时将“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准则，并确立“两个维护”的根本政治要求。这两条最高原则具备统领全局的决定性作用，使所有管党治党工作不得偏离这一政治底线，从根源上确立党建体系的政治属性，为后续逻辑的展开确定根本方向。
其二，战略方针贯通治党全程。这一思想鲜明回答了“依靠何种总体方略推进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连接最高原则与具体实践的关键枢纽，明确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的核心内涵。“全面”覆盖主体、领域、周期全部维度，“严”体现为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治”则落脚于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的协同发力。这一战略方针承接最高政治原则，向下统领全部党建工作布局。
其三，价值追求锚定初心使命。这一思想鲜明回答了“推进党的建设最终为了谁、坚守何种初心使命”的价值问题。“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锚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立场，内在层面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外在层面以人民满意与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根本标准。这一层逻辑为全面从严治党划定价值边界，确保治党与为民的有机统一。
其四，工作布局构建系统矩阵。这一思想鲜明回答了“从哪些领域同步推进党的建设”的时代课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各板块功能清晰、协同联动。政治建设定向领航，思想建设凝心铸魂，组织建设夯实骨架，作风、纪律、反腐败建设净化肌体，制度建设提供刚性规范。该布局补齐了过去碎片化实施的短板，形成系统施治的完整工作矩阵。
其五，方法路径确保长效规范。这一思想始终聚焦“依靠何种制度、机制、手段持续推进管党治党”这一实践问题。“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善督查、考核、问责机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巡视巡察等常态化手段。整套方法立足长期执政和长效治理需求，构建起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形成从原则到方法、从价值到实践的完整闭环逻辑链条。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原创性理论贡献
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以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实现重大创新发展。这一思想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在理论层面完成了从阶段性、局部性探索向体系化、整体性建构的历史性跃升；在范式层面实现了以“长期执政”为核心坐标的理论框架重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新境界；在实践层面依托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执政经验，完成了从本土治理实践到自主政党理论的根本性转换，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具有普遍借鉴价值的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实现整体跃升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经典作家与历代理论成果多聚焦特定历史阶段的局部问题，或侧重革命政党组织建设，或探索短期执政条件下的治党举措，始终未形成一套专门面向长期执政的、体系完备且逻辑自洽的完整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跳出碎片化、阶段性理论建构局限，以原创理论拓展、系统治理思维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完成体系化理论跃升。
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理论拓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立场、基本原理，在坚持守正前提下全面开新，提出一大批经典作家、以往党建理论未曾系统阐释的原创性重大论断。其一，原创性揭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内在本质关联，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马克思、恩格斯阐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和“党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领导力量”两大原理，但并未将党的领导上升至社会主义制度内在本质属性的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理论升华，把党的领导嵌入社会主义制度本体，将“两个维护”确立为坚持党的领导最高政治原则，系统构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从根本上深化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理论的认识，拓展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内涵边界。其二，原创性重塑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确立党的政治建设为根本性建设。以往党建理论将思想建设置于首位，侧重不同时期的思想统一需求；新时代直面长期执政带来的政治弱化、立场偏移风险，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全部党建工作，构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全面推进，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一体推进反腐败斗争的“5+2”总体布局，重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结构逻辑，拓展党建布局理论。其三，原创性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一体推进“三不腐”、伟大建党精神、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一系列全新理论命题。上述概念、论断、方略均为新时代的理论独创，覆盖长期执政政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全领域，填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长期执政政党管党治党、权力监督、精神谱系、组织治理等领域的理论空白，完成对建党学说全方位、多层次的原创性拓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系统思维推进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习近平党建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观念，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全主体的系统治党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维方式的重大革新。一是统筹“治党”与“治国”双向系统逻辑。明确党是治国理政的核心主体，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一体贯通，以党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以现代化事业检验党建成效，打通党内自我治理与国家社会治理理论壁垒，突破以往党建、治国分置研究的局限，形成“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完整系统逻辑链条。二是构建全面从严治党闭环系统。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覆盖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五方面，实现管党治党对象全覆盖、领域全贯通、责任全链条、制度全配套，改变以往管党治党碎片化、阶段性、运动式治理模式，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系统治理理论范式。三是统筹短期整治与长期整治、治标与治本辩证关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兼顾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觉悟三重维度，实现治标利剑与治本根基有机统一；同步推进集中性教育与常态化理论武装、专项整治与长效制度建设，构建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系统治理方法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辩证思维。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成了建党理论范式的守正创新
在知识创新维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提炼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原创性的理论概念集群。在政党本体层面提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自我革命”“伟大建党精神”等全新概念，重构了党建理论的叙事起点；在管党治党方略层面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概念工具；在辩证关系层面提出“两个伟大革命”“两个确立”等理论分析框架。这批原创概念蕴含全新理论内涵与价值逻辑，共同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专属知识谱系。
在理论创新维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搭建起一套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治理为核心参照的完整理论范式。整套理论体系以“十四个坚持”为理论主体，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框架分层递进：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立“两个维护”为顶层政治原则；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方针；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价值根基；依托“5+2”的新时代党建总体布局作为实践载体，推进政治铸魂、思想育人、组织筑基、作风塑形、纪律约束、制度规范与反腐整治多维度协同；以制度治党、自我革命、全链条监督与责任闭环为长效运作方法，构筑起能够长效稳定运行的治理实施路径。
在方法创新维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其一，坚持以鲜明问题导向驱动理论创新，系统梳理长期执政衍生的深层矛盾，将问题意识贯穿理论创新全过程，实现问题导向由表层向根本性难题深化。其二，坚持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动态治理方法，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动态变化，摒弃静态化、教条化治党思维，针对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党组织的差异化问题制定分类治理举措，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实事求是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其三，坚持统筹矛盾主次、治标治本、当下长远的辩证方法，运用矛盾分析法区分长期执政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既聚焦反腐败、作风整治等突出显性问题，又深耕制度完善、理论武装、组织固本等治本工程，实现短期整治与长效建设协同推进。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从本土治理实践到自主政党理论的根本性转换
习近平党建思想依托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变革性实践，立足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长期执政独特经验，既系统回应了执政党建设的时代课题，又构建起具有独立解释力的中国自主政党理论体系。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新时代的理论跨越。
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力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其一，破解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防范脱离群众、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统筹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双重路径，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健全群众路线常态化机制与党内自我净化制度，内外协同筑牢执政根基，完整回答了如何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一根本问题。其二，破解了大规模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实现统一集中、组织有序的难题。针对党员规模庞大、组织结构复杂的现实，提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民主集中制配套制度，构建覆盖中央、地方、基层的三级治理架构，有效解决了大型政党统一治理的世界性难题。其三，破解了权力长期集中运行下如何根治腐败、实现自我监督的难题。原创性地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贯通各类监督形式，有力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依靠自我革命能够实现刀刃向内、自我纠错，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监督理论。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全球各类政党治理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一是提供了坚持政党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国家治理合力的方案。针对西方政党极化对立、内耗严重、政策短期化弊病，阐释坚强领导核心、统一政党意志对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作用，为各国破解政党撕裂、治理低效难题提供思路。二是提供了依靠政党自我革命、自主清除腐败弊病的方案。打破西方“只有外部对立政党才能监督制衡”的理论偏见，证明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内部制度、自我革命能够实现常态化反腐、自我净化，为各国政党根治腐败、巩固民众信任提供全新路径。不少发展中国家引入党内监督、常态化作风整治机制。三是提供了政党扎根人民、以人民立场巩固执政根基的方案。针对全球政党普遍遭遇的民意下滑、信任危机，阐释党群一体化建设、为民服务常态化机制，摒弃西方政党竞选式短期笼络民众模式，构建长期稳定的政党群众联结纽带，为全球政党巩固群众信任提供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及应对策略研究”（23ZDA12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分别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