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龚为纲，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数据研究院传媒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计算社会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先后求学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等高校，主要从事计算社会学、数智社会学与智能社会学等相关研究，具体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 for Social Sciences，网络舆情、社会态度与社会心态、数智社会等相关研究。在The China Journal，《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新华文摘》《中国人口科学》等SS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计算社会学的方法与实践》等多部学术专著。

［摘　要］当代青年在网络空间呈现出“我们很好”但“我很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与其现实处境和认知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2019—2024年的微博大数据，从社会认知、情绪、价值和行为倾向四个维度对青年人群心态进行分析发现，宏观发展叙事与个体生活经验之间的落差是构成此种心态的重要起点。这一落差在情绪层面表现为烦躁、愤怒及对生活意义的持续追问。为此，青年群体逐渐由“改造外部世界”转向“疗愈自我”，并重构其奋斗观与社交关系，在行为模式上呈现出更为功能化与场景化的取向。上述发现有助于突破既有的标签化青年解读框架，为构建更具共情能力与制度回应力的青年政策提供经验依据。

［关键词］青年；社会心态；微博大数据；社会认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引言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意识形态斗争和社会心态引导的主战场。社交媒体在被使用者塑造的同时，也深刻地塑造了使用者本身。作为网络空间的主要使用者之一，青年群体便身处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之中。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日益成熟使网络空间发生诸多新变化，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的活动轨迹亦随之发生悄然转变。网络空间在改变青年群体生活方式、重塑青年群体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心态问题。据此，本研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微博等青年群体使用频率较高的网络平台获取海量数据信息，基于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算法，对青年人群心态的变动趋势进行总结归纳，阐释社交媒体对青年思想影响的深层机制，谋划网络空间青年群体心态引导的对策建议。

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具活力的群体，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情绪基调与行为倾向不仅直接映射当下社会系统的发展预期与稳定性，而且关联着社会未来的动力与韧性。当代青年置身于一个加速变迁、价值多元且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其既有观念体系与行动范式的有效性正不断受到挑战。现实和预期的不对等使青年社会心态呈现出明显的矛盾面向。许多青年在教育、就业和日常生活中不断给自己加压，明知自己身处高强度竞争，却仍难以退出。与此同时，“躺平”又成为他们抵抗绩效压力的一种话语和姿态。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社交生活中，青年通过“打卡”“晒图”等方式呈现一个更理想的自我，但这种展示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联结，反而常常伴随社交疲惫和情感疏离。在公共议题上，他们并非缺乏判断力，许多人对社会问题保持着敏感和批判意识；但面对难以撼动的结构性约束时，他们又容易转向“关我月薪3000元什么事”式的自我调侃。

这些矛盾心态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个人情绪的忽高忽低，它们更像是在社会变化落到日常生活之后，在青年身上留下的痕迹。青年常被说成“社会的未来”，但他们身上的迷茫、焦虑和自我调适，也说明社会整体正在经历某种共同困惑。因此，需要解释的不是“内卷”“躺平”这些标签，而是为什么这些看起来互相冲突的心态会同时出现，且又在不同处境里互相转换。只有厘清这一点，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当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也才能更好地思考社会应如何回应未来发展中的结构性压力。

二、分析框架

2018年后，关于青年社会心态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者们侧重于讨论在阶层流动速度放缓的大背景下，青年因宏大叙事失灵而产生的种种新心态，其中不乏如“45°青年”“空巢青年”“佛系青年”等形象概括。学者普遍观察到，青年心态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深刻的悖论特征，如既“躺平”又“内卷”，既“断亲空巢”又“搭子社交”，既“想生”又“不想生”。为统合这些看似矛盾的心态现象，有研究者试图从认知层面统合这些矛盾的心态现象，认为“以己观世”，重视个体感受^〔9〕是年轻群体认知结构中最重要的特征。

然而，尽管已有研究针对当前青年心态作出了广泛的刻画与理解，但大多研究仍停留在对青年行为与情绪表征的经验性归纳与碎片化描述层面。由于未能建立起系统的理论结构与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普遍缺乏对青年心态内在维度的关联机制分析，并因此退而求其次，将青年心态简化为一系列孤立的“标签”或“症候”。这种以现象命名代替机制分析、以叙事替代结构的研究取向，难以揭示个体心态背后的社会心理逻辑与生成机制。因此，如何构建整体性分析框架，捕捉青年心态在真实社会互动中的动态结构是现有研究需要突破的难点。

在理论层面上，社会心理学为理解社会心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王俊秀认为社会心态研究应该从变动性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稳定性社会心态和超稳定社会心态四个层面进行剖析，并提出由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构成的社会心态指标体系；而马广海则认为应该从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尽管现有研究在维度划分和分析重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都将社会心态理解为一种复合结构，而不是某种单一情绪或观念的直接呈现。它同时包含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如何感受社会、如何判断价值，以及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取向。基于这一理解，本文结合既有研究，将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四个维度作为分析青年社会心态的基本框架。

在方法层面，由于社会心态本身具有隐秘性、情境依赖性，既有研究多停留于现象描述或理论推演，缺乏扎实的经验证据支撑，制约了结论的解释力。较少部分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分析研究，则面临着数据可靠性的质疑：一方面由于问卷调查的正式访谈形式，被访者极有可能受社会赞许性偏差（即被访者倾向于给出“政治正确”或符合社会期望的答案）的影响；另一方面，调查的结构性问题设置方式与青年心态的内在特质存在错位，问卷通常将复杂心理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项（如“你是否认同努力奋斗？”），隐含着个体态度应具有一致性、清晰性的前提。但如前文所述，青年社会心态本身并不稳定，也并不总是以一致的方式呈现。问卷等传统定量工具能够提供较为清楚的测量结果，却也容易把复杂心态压缩成若干固定选项或指标。这样做有助于比较和统计，但难以充分呈现青年心态中的矛盾、摇摆和变化过程。由此，如何在传统定量研究之外，捕捉青年在日常表达和自然语境中的真实心态，并进一步解释其变化逻辑，成为相关研究需要推进的关键议题。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微博是国内青年人群使用规模较大的综合性社交平台，是观察青年社会心态的重要窗口。《2024微博用户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微博月活跃用户为5.87亿，其中90后和00后用户占比分别为48.5%和30.2%。从用户结构看，青年群体在微博中占很高比例，这使微博具备了研究青年社会心态的现实基础。

与问卷和访谈相比，微博文本更多产生自用户的日常表达。用户在平台上记录情绪、回应事件、参与讨论，研究者可以从这些自然生成的文本中观察青年心态的具体呈现。这样的数据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调查，但它有一个明显优势：表达过程较少受到研究情境的直接干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社会赞许性偏差。与此同时，微博并不只是私人情绪的出口。作为具有公共讨论属性的平台，它还承载着公共议题的扩散、争论和再解释过程。也正因如此，微博数据既能呈现个体层面的情绪与态度，又能帮助观察青年心态如何在公共议题中被聚合和放大。研究者由此得以识别不同议题背后的话语变迁轨迹及其数据特征，进而揭示社会共识形成与个体心态表达之间相互塑造、动态互动的关系。

本研究共采集2019—2024年所发布的近500万条关于“青年”“大学生”等关键词的微博博文，包含青年人群微博账户15万个，从中筛选与青年心态相关的微博博文150万条开展本研究的分析。各年度所采集、筛选的博文数量见表1。

微博文本本身较为松散，既有大量口语化表达，又常夹杂情绪、立场和价值判断，不像问卷数据那样天然对应固定变量，因此很难直接纳入传统定量分析框架。为处理这一问题，本文引入大语言模型，辅助完成主题提取和文本标注。

近几年，大语言模型开始被较多地用于社会科学文本研究，尤其是在大规模文本的归纳式编码、数据标注和情感分析中，其语义识别能力相较于传统机器学习方法更具优势。本研究具体选用通义千问系列中的Qwen3-32B和Qwen3-235B-A22B模型，对微博文本进行初步加工。经人工抽样复查，在零样本（Zero-shot）和小样本（Few-shot）提示条件下，模型能够较稳定地完成主题识别与数据标注任务。

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对每条数据均参照上述社会心态指标体系进行结构化处理，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由于各议题需要分析的问题不同，针对识别出的具体主题，我们另外分别设计相应指令，如表3所示。

四、研究发现

（一）社会情绪

社会心态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中多数群体的情绪、认知、行为意向和社会态度变化的总体状况。其中，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的关键维度。那么近年来青年群体的情绪表达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从总体趋势看，近年来青年群体的公开情绪表达呈现出以正面情绪为主、整体波动较大的基本格局。自2020年以来，青年群体2019年58.25%的普遍乐观情绪亦遭受一定重挫，并在随后四年间稳定维持在41%—44%区间，反映出青年群体在多重社会冲击叠加影响下的普遍情绪低落与心理承压状态。2023年以后，积极情绪占比出现阶段性回升。虽然这一比例尚未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但已经显示出一定的情绪修复趋势。负面情绪的变化则更为清晰：2020年后，负面情绪占比达到阶段性高点，随后几年逐步下降，到2024年已基本回落至2019年的水平。

在具体情绪类别的分布上，“快乐”“平静”“关心”等正面情绪构成了青年日常表达的主体，而“烦躁”“生气”“不解”等负面情绪加总后所构成的比重也占一定比例。尽管青年仍倾向于在公共社交空间中呈现积极、有序的自我形象，维持“日常分享”的乐观表象，但从五年间的占比变化来看，弥散性、结构性的压力与存在性困惑已悄然渗透至其内在情感结构。

（二）社会认知

青年群体的情绪状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与他们理解社会现实的方式密切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当代青年的社会认知呈现出较明显的“宏观认同”与“微观压力”并存的特征。面对国家发展成就、文化传统延续等宏大叙事时，许多青年表现出较强的认同感、自豪感和积极预期；但一旦话题转向学业竞争、就业前景、住房压力、婚育成本等与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他们的认知又呈现为谨慎、焦虑，甚至悲观。这说明，当代青年并非简单地乐观或悲观。他们在宏观国家想象和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存在明显的认知张力。从原始微博文本中的议题分布来看，青年对宏观事件的积极态度，主要集中在文化自信、政治认同和社会信心三个方面。

1.文化自信

与过去主要依靠国家叙事传播和历史教育积累形成的文化认同相比，当代青年的文化自信呈现出更强的主体意识和实践取向。他们并不只是接受既有的主流文化叙事，也会在全球化语境中主动参与文化表达、解释和再生产。

近年来，《哪吒2》在全球市场取得票房突破，《黑神话：悟空》也在海外玩家社群中引发关注，为观察青年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场景。《哪吒2》全球票房升至22.67亿美元，进入全球影史票房前列；《黑神话：悟空》在Steam多语言评价体系中也获得较高认可，并在多个语言区保持较高好评率。国产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强化了青年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投入，也引发了他们关于“中国故事如何被世界理解”的讨论。

不同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导，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那种防御性民族情绪，文化自信是一种在全球对话中确认自我、在跨文化比较中肯定本土的认同形态。相较于将文化认同视为一种消极的责任，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将文化认同转化为一种积极、鲜活的个人化的文化表达和交流。青年不再仅仅相信中国文化有价值，而是通过亲身参与、传播与再诠释，以自发行动定义中国文化的价值。对青年群体来说，文化自信已经不只是抽象的口号，也不只是对本土文化的情感归属。它正在进入日常的数字实践之中，体现在转发、评论、翻译、二创和跨平台讨论等具体行动里。若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意味着青年文化认同的生成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认同不再主要来自外部叙事的灌输，而是在持续参与和互动中被不断确认、调整和表达出来。

2.政治认同

在家国认同、中美关系等重大政治议题上，青年群体也展现出鲜明的国家立场与爱国主义取向。其所呈现的政治认同可能并非单纯的群体性宣泄或对官方话语的机械复述，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国家战略话语的主动理解与诠释。以抗战胜利80周年的网络讨论为例，统计数据显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构成了该话题的主导性社会思潮，分别占72.12%和18.93%。青年群体在讨论中主动选用了如“铭记历史”（4.96%）、“捍卫主权”（1.43%）、“保家卫国”（1.15%）等大量关于主权与保卫家国的历史符号与话语。对于当代青年而言，这种面向历史的回望并不只是对既有集体记忆的仪式性缅怀，更是通过对过往集体记忆的主动调用，重新确认自身作为国家公民与社会成员的身份坐标，并在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完成自我意义的锚定。

在有关科技、贸易争端的讨论中，青年群体表现出较明显的理性政治认知。相比于简单诉诸民族主义口号，或把问题处理成阵营之间的情绪对立，许多青年更愿意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全球多边秩序”“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理性看待脱钩风险”等角度展开表达。这些话语既包含价值立场，又带有对现实处境的判断。由此可见，当代青年在此类议题上的政治认知，并不主要受即时情绪支配，而是在价值判断和现实考量之间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理解方式。

3.社会信心

尽管近几年经济压力增大，个体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但当代青年在总体上仍然对国家发展保持信心。这种信心并不只是来自抽象的家国情感，也与他们对具体社会现实的观察有关。经研究发现，“社会事件”是青年乐观情绪最集中的来源，主要包括具有正面导向的公共热点事件、重大科技突破和国防现代化成就，例如乡村振兴、国产AI、探月工程等。通过对这些议题的分析发现，青年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来自诸多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建立在对宏观社会进程的积极评估，而非个体生活境遇的直接改善。

我们一旦把分析视角从宏观的国家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经验上，青年群体的认知状态就不再呈现出同样的方向。2019—2023年，青年对宏观叙事仍保持较高认同，但他们对个人未来的乐观预期在下降。对这一群体而言，社会结构变化并不只是带来关于发展和上升的想象，也带来了更切身的风险感。就业、收入、竞争压力以及生活安排中的不稳定因素，逐渐进入日常经验，并转化为一种持续存在的未来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个体层面的希望感不断被侵蚀，并进而体现在教育回报、职业发展、婚育选择等人生关键议题上的压力持续加深。与此同时，就业压力、学业压力、经济压力感知在此期间也明显强化。

图3展示了青年群体对未来前景的感知。2019年以来青年群体对前景的感知也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总体而言，从2020年开始，青年群体对未来前景的乐观预期和感知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在2020、2021、2022、2023等几个年度持续恶化，直到2024年，这种预期才逐步止跌回升。在青年群体乐观预期下降的同时，悲观预期在2019年到2022年间也在明显上涨，尽管涨幅较小，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2023年后才逐步消退。

图4展现了青年人群对压力的感知情况。从学业压力的情况来看，青年群体在2019—2024年所感知到的压力变化的总体态势是，从2019—2023年，学业压力持续增加，而到2024年这项压力才逐步缓解。从博文讨论来看，学业压力是青年群体面临的首要压力，无论是常规性的考试，还是中考、高考以及考研、考公、出国留学等，都给青年群体带来心理上的动摇与困扰。而从2019—2025年的具体情况来看，一方面，2019年年底疫情暴发，给正常的教学活动带来冲击和挑战，大量的教学内容只能以网课的形式进行，网课互动性不足、学习环境碎片化及教学反馈机制的缺失，导致实际的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显著提升了学生对自身学习成果的不确定性，从而直接加重了学业负担。另一方面，随着2019—2025年间持续升级的国际战略竞争紧张局势，地缘政治压缩了国际留学通道的空间。大量原本计划出国深造的学生被迫滞留境内参与选拔，间接加大了国内升学竞争的压力。与此同时，从青年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2019—2025年，原本在人口增长期出生的“Z世代”正处于升学竞争的高峰期，这种总体的大气候增加了青年群体升学竞争的压力。

从就业压力来看，就业压力较为严峻的时期是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就业压力有所缓解，而从2024年开始，就业压力又开始抬升，很显然，2020年的就业压力主要是由疫情引发的封锁隔离和经济社会停摆导致的，而2024年以来就业压力的增加，则是因大国博弈、贸易战引发的经济下行，给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压力。另外，从2023年开始，人工智能强势崛起，在各个领域对劳动力形成替代，导致就业压力增加。

（三）价值观与行为倾向

宏观的社会现实印象与微观的周遭环境感知差异使得青年开始对旧有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进行反思，并在日常实践中体现为一场实用主义式的重构。青年不仅开始审视关乎其个人发展路径与职场竞争模式的“奋斗观”，亦在重新反思影响其核心人际关系与传统责任的“交往模式”。情绪体验、社会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变化，最终都会进一步投射到青年的行为意向与现实选择之中。因此，对行为层面的考察，也就成为理解当代青年如何将内在心态转化为具体实践的重要落点。

1.奋斗观

青年群体对“奋斗”的理解在这几年出现了明显变化。一个重要态势是，他们不再简单地接受传统奋斗叙事，而是开始追问努力是否总能带来回报，竞争是否还有合理边界。在这样的讨论中，“内卷”“佛系”“躺平”等词汇被不断使用，也逐渐成为观察青年心态变化的入口。

2020年以来，“内卷”概念在公共讨论中迅速扩散。它最初更多用于描述职场中过度竞争的状态，后来延伸到行业生态、教育竞争以及日常生活安排之中。对许多青年来说，“内卷”已经和学习、求职、晋升等经历紧密相连，用来概括他们所感受到的结构性压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青年群体接受了“内卷”本身。相反，他们更多的是在批判这种竞争逻辑。统计数据显示，在涉及该议题的76116条微博中，明确表达反对立场的内容占56%，认同或支持“内卷”逻辑的仅占16%。

不同于“内卷”表达出的竞争焦虑，“佛系”作为一种与之相对立的社会心态，近年来在中国社会也在不断蔓延。根据对“佛系”进行的语义计算，网络空间中“佛系”大多强调淡然处世的生活状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博文表现出了消极应付、被动接受、随波逐流等负面色彩。

从青年群体对“佛系”的态度来看，在相关讨论中，明确表示赞成的占41.8%，明确反对的仅为11.21%。这说明，“佛系”虽然还谈不上是压倒性的主流价值取向，但其整体接受度已经明显高于反对声浪，并且很多青年在讨论中尤其强调“佛系”在缓解情绪波动、维持心理稳定和保护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

青年群体谈到“佛系”时，并不一定是在认同这种消极价值观。在更多情境下，它被视为一种应对方式：当外部环境一时难以改变、继续高强度投入又未必能换来相应回报时，降低期待、减少内耗，成了维持心理平衡的办法。也就是说，“佛系”背后并不只是放弃，还包含着对现实压力的适应。

通过语境分析可见，不同于“内卷”“佛系”等相对稳定的语义内涵，“躺平”作为饱受争议的网络热词，呈现出多重但高度关联的意涵。具体来看，这种态度可以分为几个相互关联的面向。首先，与传统奋斗伦理拉开距离，常见表达包括“放弃努力”“不再进取”等，带有一定的消极抵抗意味。其次，重新安排生活节奏，更强调休息、放松和低压力的日常状态，体现出自我照护的倾向。再次，在职场中，它往往表现为降低投入、减少参与，甚至以“不作为”来回应过度要求。最后，这种态度还会延伸到更广泛的生活选择中，形成低欲望、低预期、维持现状的取向，并影响青年在婚育、消费和家庭角色上的判断，例如“不婚不育”“全职儿女”“拒绝职场内卷”等实践形态。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语境中强调“放弃奋斗”的“躺平”占了绝大多数。虽然这可以被理解为不具有深层含义的抱怨和牢骚，但其负面的舆论导向需加以关注。

在“躺平”相关讨论中，近半数青年网民明确表示赞成。这说明，“躺平”已不只是网络上的调侃用语，而是在青年群体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共鸣。不过，这种共鸣不能简单等同于青年主动选择消极生活。结合前文的语义分析来看，青年对“躺平”的认同，往往不是在否定奋斗本身，而是在回应“努力无效”“付出与回报不对等”“上升通道变窄”等现实感受。也就是说，赞成“躺平”更多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当路径不清、预期落空时，青年承认自己暂时难以继续按照原有奋斗逻辑行动。

同时，图5比较两类议题分布可以发现，“内卷”和“躺平”相关议题的占比变化并不同步，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接续关系。前一阶段，“内卷”更多用来描述青年对高强度竞争的感知。随着这种竞争压力被反复讨论，一部分青年开始转向“躺平”，把它作为缓冲压力、调整行动预期的方式。由此看来，从“内卷”到“躺平”的话语转换，反映了青年应对结构性压力的变化过程：先是表达“卷不动”的疲惫，随后转向“不想卷”的选择。

2.交往行为

青年价值观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影响了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以婚姻和家庭议题为例，数据显示，青年对婚姻、家庭的关注度长期偏低，并且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与此相关，恋爱、亲密关系和情感生活等私人议题的讨论热度也在减弱。这并不意味着青年不再需要亲密关系，而是在就业、收入、住房等现实压力面前，婚育和情感生活往往被放到更靠后的优先级中。

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关注了近几年讨论较多的“断亲”现象。在相关讨论中，支持“断亲”的声音已达60%，说明这一行为在青年群体中逐渐获得更多话语空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断亲”的对象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指远亲或旁系亲属之间的疏离，也可能指向父母、兄弟姐妹等核心家庭成员。这意味着，家庭作为基本支持单元的功能正在被重新理解。在个体化进程和现实压力的共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从以血缘义务、责任服从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伦理中抽身。

与传统社会中依托血缘、地缘形成的强关系不同，“搭子文化”近几年在青年群体中流行起来。所谓“搭子”，通常是指人们因为共同兴趣、临时需要或某个具体场景而建立的关系，比如饭搭子、健身搭子、旅行搭子等，图6描述了“搭子”的类型分布。它不一定追求稳定而深入的情感联结，更看重能否一起完成某件事、相互陪伴一段时间或共享某种体验。也正因如此，“搭子”关系往往更轻、更灵活，边界也更清楚。

青年群体中各类“搭子”关系高度嵌入具体生活场景。这不仅反映了青年社交逻辑从“关系本位”向“需求本位”的转型，也预示着个体化社会中新型社会联结方式的形成。语义聚类结果显示，最常见的就是生活搭子，占比42%，其他的搭子类型实际上都是生活搭子的具体体现，比如说旅行搭子、游戏搭子、饭搭子、MBTI搭子、学习搭子、追剧搭子、聊天搭子、运动搭子、追星搭子等。其中旅行搭子、游戏搭子、饭搭子、聊天搭子是比较流行的具体搭子类型。从青年群体的具体生活场景来看，他们需要各种临时的搭子来完成一系列的生活事项，这些事项可能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兄弟姐妹或父母来协助完成，尤其是在独生子女的时代，如何寻找同伴群体、如何建立生活的附近，是一个关键议题。

断亲蔓延和网络搭子这两种现象几乎在中国社会同一时期出现。这两种现象实际上折射的是社会关系模式及社会功能的变迁。在农业社会中，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建构的社会连接是社会关系的主导形态，亲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社会流动性增加了，基于业缘关系的兴起，但是这时候的社会连接依然是有限的和实体性的。只有到了数字社会和网络社会，社会连接的形态发生变迁，基于数字平台的泛在连接出现。数字平台及其所形成的泛在社会连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传统基于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等机制建构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替代。尤其是在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往往基于兴趣、爱好和认同所形成的社会连接以及各种虚拟社群，构成了其社会认知和情绪价值供给的核心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搭子比亲戚关系更加重要，因为网络搭子满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而且拥有相对更低的成本。网络搭子以及基于数字连接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对基于血缘的亲戚关系形成了功能性的替代。亲属关系遭遇挑战，断亲潮的蔓延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形态的一种深刻的变迁，即社会关系的核心机制变化，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实体性的机制转移到基于数字平台的泛在社会连接。断亲潮的蔓延、网络搭子的兴起，实际上就是社会连接机制在社会交往领域的一种集中体现和反映。

3.“迷茫”的盛行

研究发现，在当代青年的行为表达中，“迷茫”等行动倾向的特征相当突出（见图7）。这可能说明，青年群体在意识到个人发展受到结构性限制之后，并非完全走向彻底退缩，也没有一味投入更激烈的竞争，而是进入了一段重新判断方向、寻找应对策略的迷茫期。

作为一种消极行为模式，“迷茫”状态的历时性演变轨迹刻画了青年群体在研究周期内心态变迁的脉络。图7显示，“迷茫”状态的表达占比在2019年尚处于5.88%的相对低位，但在2020年却跃升至10.41%的峰值，增幅近一倍。这种变化指向2020年初的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它作为一次强烈的外部冲击，打断了许多青年原有的人生安排，也削弱了他们对未来稳定性的预期。很多人由此进入一种方向不明、暂时悬置的状态。此后，“迷茫”的占比虽从峰值回落，但在2021年至2024年间始终保持在7.46%以上，明显高于2019年的基线水平。这说明，“迷茫”已经不只是突发事件后的短期反应，而逐渐变成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心态。它不再由某个单一事件触发，而是来自前文所说的“认知断裂”。一方面，宏观叙事仍提供乐观的未来想象；另一方面，个体发展路径却在现实中不断受阻。二者之间的落差持续反映在青年的行为表达中。因此，“迷茫”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无所事事。更准确地说，它是一段痛苦的探索期。旧有的奋斗逻辑，如“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已经受到挑战，而“躺平”等新的生活方式又尚未被完全接受。在二者之间，青年仍在寻找可以安顿自身的位置。这种高位盘旋的“迷茫”，正是当代青年“怀有希望，却找不到路径”这一核心困境的重要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表达，本身就构成当代青年最普遍也最核心的社会行为之一。研究中分析的150万条博文，并不只是承载社会心态的“数据容器”，其发布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具有明确指向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传统社会支持系统功能相对弱化、个体原子化趋势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面向公共平台的线上表达，已经逐渐成为青年进行自我调适、情绪释放与社会联结的重要机制。因而，本研究所使用的微博数据不仅是青年心态的“镜像”，更是青年心态实践的“现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寻求心理支持”的诉求如此突出——因为发微博本身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持续进行的、旨在寻求支持与重建意义的集体行动。

五、讨论

基于2019—2024年微博数据的分析，本文考察了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在认知、情绪、价值和行为层面的变化。研究发现，青年心态并不是几个流行“标签”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网络情绪的短期起伏。更准确地说，它呈现出一种相互牵连的变化过程。宏观发展叙事与个体日常经验之间的落差造成了认知层面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持续积累后，表现为焦虑、愤怒以及意义感削弱等情绪体验。随后，青年开始通过价值重估来重新理解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行动取向也相应地从改变外部环境，更多转向自我调适与内部疗愈。由此可见，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也折射出社会转型过程中更为隐蔽的情感结构。

（一）“我们很好”与“我很难”的认知断裂

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代际经验差异有关，可概括为一种“结构性认知断裂”。这一代青年成长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时期，并没有亲身经历改革开放初期普遍存在的价值迷茫与文化失序，也较少共享如20世纪80年代“潘晓来信”所呈现的那类时代困惑。这种历史经验上的差异，使他们在理解国家发展与文化认同时，形成了不同于前代人的心理基础。

这种认知可能不只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而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沉淀为较稳定的社会认知框架。其基本逻辑是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想象：社会被理解为从贫弱走向富强、从落后走向先进的累积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则被看作这一历史逻辑在本土语境中的具体展开。由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便成为青年群体理解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依据，也支撑了他们对“国家持续繁荣”的基本信念。

在此认知范式下，青年群体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等宏观成就，理解为国家沿着既定发展轨道稳步前行的证据。这使得青年对国家未来抱持一种制度化的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尽管社会现在可能面临暂时困境，但整体社会仍处于不可逆转的上升通道之中。

然而，当认知视角从宏观集体层面的“我们”转向个体生活中的“我”时，青年群体心态中便显露出明显的断裂与张力。在宏观层面，许多青年接受并内化了“国家前途光明”的线性进步叙事；但在微观层面，他们又要面对高强度学业竞争、不稳定的就业预期，以及不断加重的阶层流动焦虑，对个人未来往往保持审慎，甚至带有悲观判断。也就是说，“宏观乐观”与“微观焦虑”并不是简单并列，而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认知失调，即青年群体所认同的宏大社会叙事，与其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出现了持续脱节。网络上常见的调侃“这都不是月薪3000的人该考虑的事”，正好说明了这种心理机制。它表面上是一种自嘲，实际上是在把个人生存压力与宏观理想主义责任暂时分开。教育和就业市场的内卷、社会流动空间的收窄、生活成本的上升，都被青年群体以一种去政治化、去责任化的方式重新表述。这样才在宏大叙事所要求的集体责任感，与个体在现实处境中的无力感之间，获得了某种可以承受的缓冲。

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指出，当个体同时持有两种在逻辑上难以兼容的信念时，就会产生心理不适，并倾向于通过调适来恢复认知一致性。放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看，青年群体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宏观叙事，也没有完全臣服于个人困境，而是在二者之间维持着一种带着裂纹的平衡。

（二）压缩的“快乐”与放大的“焦虑”的情绪极化

认知层面的结构性张力进一步影响青年的情绪状态。自2020年起，微博中关于“快乐”“满足”“希望”等积极情绪的表达明显减少，并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变化说明，微观生活领域中持续累积的压力，正在压缩青年日常经验中的积极情绪空间，也不断消耗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韧性。

与此同时，青年群体负面情绪所指向的议题也发生了变化。2019年以前，青年情绪表达更多围绕突发社会事件展开，带有较强的外部指向和一定的集体动员色彩。此后，情绪关注逐渐向个体处境收缩，更多集中在“就业困境”“职业发展受阻”“未来路径模糊”等现实问题上。这些问题直接关联个体的生存机会与价值实现。也就是说，当代青年群体情绪压力的主要来源，正在从对公共秩序的外部评判，转向对自身生活处境的反复审视。

同时，社交媒体在其中也产生了影响。当代青年群体的信息获取高度依赖个性化推荐算法，多样的内容推送亦使青年群体持续受到各种来源各种观点的信息影响。一方面，这种算法能精准推送如科技突破、国家实力展示等符合主流叙事的宏大成就内容，强化其“我们很好”的宏观自信；另一方面，又会将如“35岁裁员”“考研失败经历分享”“消费降级”等引发焦虑的个体困境内容推送到有相关倾向的用户面前，强化其“我很难”的微观焦虑。因此，媒介技术本身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生产和再生产着这种认知失调。

正如付宇等所指出的，当代青年秉持“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总是以个人的预期、经验、感知与价值为起点，去衡量外部世界是否“平等”“合理”“值得信任”。当宏观发展叙事无法有效转化为个体可感知的生活改善时，青年群体便不再将情绪关注点放在抽象的社会秩序，而是回溯至“我为何无法实现应得的人生”这一内向性追问。由此，青年群体的负面情绪重心，开始由对“社会不公”的外部性抗议，逐步转向对“自我价值能否被承认”以及“努力是否仍然具有意义”的持续性焦虑。情绪重心的内移意味着青年心态正在由较强公共参与取向的外向表达，转向以个体生活机会与现实处境为中心的自反性审视，并进一步呈现出一种更加个体化、经验化、以自我感受为重要尺度的意义建构逻辑。

（三）从“关系本位”到“实用本位”的价值重构

面对宏观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的断裂，青年群体长期处在认知失调和情绪消耗之中。对此，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承受，而是通过重新理解自我、成功与生活意义，来调整自身的价值坐标。这种价值重构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性策略，其目的在于在现实压力中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自洽。

一是青年群体对“奋斗”的理解可能发生了明显变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分配逻辑下，个体劳动对财富积累的边际作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增长至上”的发展观又常常把失败归因于个人能力或努力不足。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内卷式”竞争越来越难以获得青年群体的认同。“佛系”“躺平”等原本被视为消极的态度，反而被部分青年用来表达对无序竞争的拒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奋斗本身，而是试图重新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奋斗、为谁奋斗，以及奋斗到什么程度才是可以承受的。

二是当代青年的亲密关系与社会联结的价值观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导向趋势。面对当代社会中高成本、高风险、低可控性的生存现实，青年群体不再将亲密关系视为一种天然正当的道德义务或人生必经阶段，而是将其重新置于“是否有助于个体生活稳定与心理自洽”的价值天平上加以衡量。例如在对婚姻的态度方面，面对高成本与高风险的生活现实，青年群体衡量的不再是“应不应该结婚”，而是这段关系能否让“我”更稳、更安心。在当代青年群体看来，情绪成本与心理边界，而非道德义务或社会期待，才是其社交行动的根本诉求。

具体来看，这种价值重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的调整。首先，由义务导向逐步转向效用导向。青年群体在关系与选择中的判断标准，越来越倾向于是否能够以较低的心理成本满足现实需求，而不再优先强调长期责任的维系。其次，由终身承诺转向风险规避。青年群体对家庭议题的相对低关注，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情感淡漠，更多体现为对个体生活可控性的现实衡量，即当生存压力本身持续累积时，家庭责任往往会被感知为额外且难以预测的负担。最后，价值重构表现为由关系嵌入转向边界自守，个体在亲密关系与社会联结中更加重视自我边界的维持与情绪安全的保障。青年高度珍视心理边界与情绪舒适感，对可能带来情感卷入、道德绑架或资源索取的关系保持警惕，将“自我感受是否被尊重”作为关系存续的首要标准。

（四）从“改造世界”到“疗愈自我”的行为转向

在认知失调、情绪内耗与价值重构的共同作用下，青年的行为重心同样发生了改变。相比过去那种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改变上的想象，现在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先把自己的日子稳住。处在“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状态里，青年并不是完全失去行动意愿，而是很难再把大量精力投入到集体性的外部改造之中。当宏大叙事不能直接缓解就业、收入、关系和未来预期带来的压力时，个体注意力往往会先回到自己身上——想办法让情绪不失控，让生活还能继续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表达成为一种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方式。本文分析的百万级微博文本，本身也是观察青年行为的一种材料。对不少青年而言，发微博、吐槽、转发和评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方式门槛较低，也不需要太多组织成本。人们在这里释放压力，寻找相似处境的人，交换信息，也通过回应和互动确认自己并不是孤立的。在现实支持有限、个体越来越分散的处境下，它更像是一种被慢慢摸索出来的自我保护方式。

前文已经提到，在各种诉求中，青年对心理支持和压力缓解的需求十分突出。外部结构性问题很难靠个体在短期内改变，转向自我调适，增强心理承受力，就成为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当然，“疗愈自我”不仅是退守，而且包含着一种主动性——当很多事情都不可控时，先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情绪边界和基本秩序重新搭起来。

这种变化在社会交往中看得很清楚。青年开始接受“断亲”，并不等于要否定亲缘关系，而是想从一些长期消耗自己又很难沟通的关系里退出来。亲戚关系原本被认为天然重要，但如果它持续制造压力，那么青年群体就会重新考虑它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搭子”文化的流行则是关系的另一种选择。相比于固定而深度绑定的亲密关系，“搭子”关系更轻，也更具体。吃饭、运动、学习、旅行，都可以因为一个明确需求临时结成关系。这种关系稳定却边界清楚，投入成本低，风险也小。对许多青年而言，这种关系既刚好能提供需要的陪伴和支持，又不会带来太多额外负担。通过这样的筛选和重组，他们为自己留下了一个更可控的社交空间。

因此，当代青年群体的行为转向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退出行动。其逻辑更有可能是，他们调整了行动的方向。他们从面向宏大社会议题的外部介入，转向个体生活中的自我修复和秩序重建。持续性的情绪表达、对心理支持的寻求，以及对社交关系的重新安排，都说明青年正在发展一种更偏向内在调适的生存策略。由“改造世界”转向“安顿自我”，可以作为理解这一代青年行为变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由此看来，当代青年心态呈现出复杂特征。它既有宏观压力留下的痕迹，又有个体在压力中努力维持生活的努力。他们的焦虑不一定只是脆弱，也可能来自对现实处境的清醒感知。他们追求自洽，但不等于退缩，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寻找一种还能承受的生活方式。就很多青年而言，改变世界不再是唯一的行动指向。怎样与这个时代相处，在有限空间里把自己安顿下来，是更现实的问题。

附 本 文 题 录

1. 龚为纲：《在断裂中生长：网络空间青年社会心态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4期。

2. 龚为纲.在断裂中生长:网络空间青年社会心态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微博大数据的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26(04):9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