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波，男，安徽舒城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外交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组织。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4期
摘要：在航天技术加速突破与外层空间活动规模持续扩展的背景下，外层空间正由传统国家战略的技术支撑领域，转变为权力竞争、规则博弈与秩序塑造的重要政治空间。以地球表面空间为分析核心的地缘政治理论，在空间属性、权力形态与制度生成等方面的基本假定，已难以充分解释外空政治所呈现出的多层级空间结构、系统性权力运作与竞争性制度建构特征。围绕这一理论张力，从概念与机制层面对"外空政治"进行系统界定，论证其在空间逻辑、权力基础和秩序生成机制上的不可还原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以空间属性、技术结构与制度环境为核心维度的综合分析框架，揭示三者在外空政治中相互嵌套、动态耦合并共同塑造权力结构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外空权力不再主要体现为对物理空间的直接控制，而更多表现为对技术系统、运行网络与规则制定过程的结构性优势；外空秩序亦并非既有规则的线性延伸，而是在技术实践与多主体互动中持续生成的动态结果。
关键词：地缘政治；外空政治；空间权力；国际秩序
自19世纪末以来，地缘政治始终是解释国际权力结构演变与国家战略行为的重要理论路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地理空间对权力分布的结构性塑造作用，从早期基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到冷战时期围绕陆权、海权与空权展开的战略分析，均将空间视为国际政治竞争的核心变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一理论范式为理解国际冲突的生成机制、大国战略互动以及国际秩序演变提供了重要解释框架。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运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航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突破人类活动的空间边界，外层空间逐步从国家战略的支持性领域转变为权力竞争的重要前沿。卫星系统、空间通信、导航定位与各类太空资产，已深度嵌入国家安全、经济运行与社会治理体系，其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国家综合实力与战略自主性。在此背景下，围绕外空资源利用、技术体系构建和规则制定的竞争持续加剧，外层空间的政治化趋势日益显现。
外空实践的发展，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经典地缘政治隐含的基本前提在于：权力竞争主要发生在地球表面的有限空间之内，空间控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主权国家是权力博弈的核心主体。然而，外层空间在物理属性、利用方式和治理结构上均显著不同于传统地理空间，其权力竞争更多体现为对技术系统、运行能力与制度规则的掌控，参与主体亦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使得以领土、位置和地理距离为分析核心的地缘政治框架，在解释外空相关政治现象时逐渐显现出解释张力。从既有研究看，学界对外空问题的关注持续上升，但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主要大国外空政策、外空安全、军备控制、外空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等具体议题。这种以议题分析为主的研究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依托"理性人"假设将外空视为既有政治逻辑的延伸对象，往往局限于单一变量，整体上仍是依附于现实主义或制度主义等既有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缺乏对"外空政治"本身的系统概念化与理论整合，未能充分揭示外空作为一种新型政治空间所蕴含的结构性权力机制。如果简单沿用传统地缘政治框架分析外空政治，不仅难以充分解释相关现象，也可能在战略判断和制度设计层面产生一定的认识偏差。本文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采用概念建构与理论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空间属性、技术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内在关系进行结构化分析，揭示外空政治中权力生成的基本机制。
一、地缘政治的理论逻辑及其解释边界
1.1 地缘政治的空间假定
地缘政治理论自诞生之初，便以空间作为理解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家战略行为的核心分析维度。无论是早期拉采尔强调自然地理条件对国家发展的制约，还是马汉、麦金德等人围绕海权、陆权所展开的战略论述，其共同出发点在于：国家权力的生成、扩展与竞争，根植于对特定地理空间的控制与利用。空间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可测量且具有明确边界的物理存在，是国家战略行动的基本舞台。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普遍假定地理空间具有稀缺性与排他性，国家通过控制关键地理区域、交通通道或战略要地，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持久性优势。这一空间假定在陆权与海权竞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将欧亚大陆腹地视为决定世界权力格局的关键区域；斯皮克曼则强调边缘地带在制衡陆权扩张中的战略价值。这类理论均以地球表面空间为分析对象，将权力竞争理解为围绕有限空间展开的零和博弈。即便在冷战时期随着航空与导弹技术发展，空权被纳入战略分析，其在很大程度上仍被理解为对地表空间控制能力的延伸。传统地缘政治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调整分析重点，但其核心空间假定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冷战结束后，批判地缘政治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决定论倾向。相关研究更加关注地缘政治话语的建构过程，强调权力如何通过叙事、符号与认知框架塑造对空间的理解。然而，即便是在这一研究路径下，空间依然主要被理解为地球尺度上的政治想象对象，其分析对象和问题意识仍然局限于陆地、海洋及其延伸领域。换言之，无论是经典地缘政治还是批判地缘政治，其理论基础均建立在"地球空间中心主义"的前提之上。
正是这一传统空间假定，使地缘政治理论在解释外层空间问题时逐渐显现出结构性局限。外层空间既不具备传统地理空间的稳定边界，也难以通过领土占有形成排他性控制，其高度技术化、系统化和多层级特征，使得地缘政治赖以成立的空间逻辑面临挑战。
1.2 外层空间对地缘政治的挑战
与地球表面空间相比，外层空间在物理属性、利用方式与治理结构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首先，在空间属性层面，外层空间难以被纳入以领土占有为核心的权力逻辑之中。外空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边界，轨道资源的使用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共享性，国家无法通过简单的"占领"行为实现对特定空间的排他性控制。其次，在实践层面，外空活动高度依赖复杂的技术系统。进入外层空间并维持稳定运行，需要雄厚的技术能力、产业基础与组织体系作为支撑。国家对太空的利用与探索实力具有"技术性级差空租"的特征，技术不仅决定国家是否具备参与外空活动的资格，也直接影响其在空间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制度塑造能力。再次，在治理结构层面，外空制度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与滞后性。一方面，现有外空法律和规则主要形成于冷战时期，其规范对象和技术假设已难以完全适应当前外空活动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航天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外空实践不断超出现有制度的调控范围，使规则本身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制度不仅发挥约束作用，也逐渐成为权力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部分商业主体技术能力已接近甚至超越国家能力的"太空2.0"时代背景下，外空制度的滞后性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趋势日益凸显。2026年2月，埃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向美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申请，拟在近地轨道部署由多达100万颗卫星组成的系统，构建轨道数据中心网络。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商业主体对轨道资源规模化占用的技术能力，也凸显出现有外空制度在轨道容量分配、空间环境保护与战略稳定问题上的规范稀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外层空间对传统地缘政治逻辑与治理框架的结构性挑战。
上述特征共同决定了外空权力竞争的表现形式与运行逻辑，与传统地缘政治存在显著差异。在外空领域，权力竞争往往并不主要体现为对特定"地点"的直接争夺，而更多体现为对关键技术节点、系统优势以及规则制定权的掌控。如果仍然沿用传统地缘政治的分析逻辑，将外空政治简单理解为地理空间的纵向延伸，容易忽视外空领域权力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不仅难以解释外空实践中的复杂现象，也会遮蔽外空政治所蕴含的理论创新空间。因此，有必要在反思地缘政治空间假定的基础上，对外空权力运行逻辑进行重新概念化，为构建外空政治的独立分析框架奠定理论基础。
二、外空政治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
2.1 外空政治的提出及其必要性
将"外空政治"作为独立的分析概念加以提出，并非意在取代或否定地缘政治理论在解释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而是回应其在新技术条件下面临的解释边界。外空政治之所以被单独提出，关键不在于外层空间只是竞争的"新场所"，而在于其已经形成区别于地球空间的权力运行机制：外空的空间条件、技术结构与制度环境共同推动国际权力逻辑发生重组。
在权力逻辑重组的背景下，若仍以地缘政治为唯一分析框架，则将难以解释外空权力运作的结构特征，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其不可还原性加以辨析。第一，空间逻辑的不可还原性。外空权力并不建立在对特定空间的排他性控制之上，而是通过对轨道系统、运行网络和空间节点的嵌入式掌控得以实现，难以被还原为传统地理空间竞争。第二，权力形态的不可还原性。外空权力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与系统性优势，而非直接可见的强制能力，其影响往往通过技术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机制长期显现，超出了地缘政治关于权力可见性和即时性的基本假定。第三，制度生成机制的不可还原性。与权力形态的结构性转变不同，制度层面的不可还原性体现为，制度并非权力竞争的结果性确认，而是权力互动本身的组成部分，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成为核心竞争对象。这种制度生成方式，与传统地缘政治中"先有空间控制、后有制度确认"的逻辑存在显著差异。这三项不可还原性共同表明，外空政治并非地缘政治的功能延伸，而是技术深度嵌入条件下权力逻辑重组的理论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外层空间的空间属性并非绝对无限或完全非排他。无论是近地轨道与频谱资源的分配，还是未来围绕月球、近地小行星等天体资源的开发利用，均呈现出明显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特征。在特定稀缺场景下，外空政治呈现出有限的地缘政治化倾向，但这属于情境性机制，而非主导性逻辑。本文并不否认这一现实，而是强调，在更为普遍和长期的意义上，外空权力的获取与维持并非主要依赖对某一空间"占有"，而是依赖对轨道系统、运行网络与技术节点的持续嵌入式控制，外空政治的空间逻辑呈现出与传统地缘政治不同的主导机制。
2.2 外空政治的概念界定
在明确提出外空政治的理论必要性之后，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界定。综合既有研究成果并结合外空实践的发展特征，本文将外空政治界定为：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在外层空间活动中，围绕技术能力、空间资源、制度规则与安全秩序展开的权力互动及其结果。这一界定强调外空政治并非单一议题或特定政策领域，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权力关系结构，其内涵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之中。
第一，空间维度的超地表性。外空政治的首要特征，在于其运行空间突破了地球表面的物理限制。外层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延伸"，而是一个由轨道层级、技术网络和运行机制共同构成的复合空间。权力不再依附于固定地点，而是通过对空间系统的嵌入和控制得以实现。这种超地表性使外空政治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和系统性，改变了传统政治空间的基本形态。
第二，权力基础的技术依赖性。在外空政治中，技术能力构成权力的核心基础。航天发射能力、卫星运行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以及空间安全保障能力，直接决定行为体在外空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技术不再只是权力运作的工具，而是权力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优势能够转化为制度话语权和规则塑造能力，从而在长期内塑造外空秩序的基本结构。
第三，行为主体的多元复合性。与传统地缘政治以国家为中心不同，外空政治的行为主体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趋势。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权力主体，但商业航天企业、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以及跨国技术网络在外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上升。这种多元主体结构，使外空政治不再是单一国家间的博弈，而是多层级、多主体互动的复杂过程，对传统国家中心主义分析框架提出了挑战。
第四，制度生成的竞争导向性。外空政治中的制度并非既定约束，而是在权力互动中不断生成和演变的结果。不同主体通过技术实践、规则倡议和规范叙事等方式，争夺制度合法性与解释权。制度生成本身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领域，外空政治在制度形成过程中展开。
整体来看，外空政治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形态，体现了空间、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耦合，不仅拓展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更在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反思权力的空间形态与技术基础，有助于揭示技术时代国际权力结构演变的深层逻辑。
三、外空政治的理论重构：分析框架的提出
外空政治的兴起，不仅在经验层面拓展了国际政治的活动空间，也在理论层面提出了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传统理论范式大多形成于地球空间条件之下，其核心假定、分析变量与因果逻辑，均以内陆、海洋和空域为主要背景。随着外层空间逐步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场域，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外空政治现象时，既表现出一定的延展潜力，也显现出难以回避的解释边界。因此，有必要在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外空政治进行理论重构，并提出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
3.1 现实主义视角的延展与修正
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的基本判断，在外空领域并未失效。外层空间同样缺乏一个具有强制力的全球治理权威，不同行为体围绕安全、优势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展开博弈，这一现实使外空政治呈现出明显的权力竞争属性。从这一意义上看，现实主义仍然是理解外空政治的重要理论起点。然而，与传统安全竞争相比，外空领域的权力运作方式呈现出显著差异。现实主义经典理论通常将权力理解为军事力量或物质能力的直接对比，强调威慑、对抗与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作用。但在外空政治中，权力更多体现为一种系统性优势，而非可即时转化为强制力的对抗性能力。外空权力往往通过技术体系、运行网络和制度安排加以实现，其影响具有高度间接性和长期性。
在外空领域，直接军事对抗的成本极高，风险外溢效应显著，因而行为体更倾向于通过维持技术优势、控制关键节点和塑造规则环境来实现战略目标。这种权力运作方式，难以用传统现实主义关于"力量对抗"的分析工具加以充分解释。因此，若要将现实主义延展至外空政治领域，必须对其权力概念进行修正。此外，在外空领域，国家能力往往通过商业航天企业等市场化组织形态加以外化，并嵌入制度与战略框架之中。由此形成一种"国家—商业嵌套型权力结构"：国家并非直接控制外空系统的全部运行，而是通过对关键技术节点与制度接口的掌控，实现对系统运行方向的结构性引导。外空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权力逻辑并未消失，而是在网络化与制度化条件下完成形态转化。
同时，外空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也呈现出新的形态。随着太空系统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广泛应用，太空力量的运用普遍面临一种"能力—脆弱性"悖论：一方面，卫星系统极大提升了国家在通信、导航、侦察和精确打击等方面的战略能力；另一方面，其高度集中化和技术依赖性又使其成为潜在攻击的关键节点，一旦遭受破坏，可能对整个军事体系产生连锁性影响。传统安全困境多源于军事能力的不透明性和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外空领域的安全困境则更多体现在技术用途的双重性和系统依赖性的加深。一方在提升外空能力以保障自身安全时，可能被他方视为破坏空间稳定性的行为，从而引发连锁反应。这种困境并非源于直接威胁，而是源于系统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外空领域修正的必要性。因此，现实主义在外空政治中的有效运用，需要从"对抗型权力"转向"结构型权力"，从关注即时军事均势转向关注长期技术结构和系统依赖关系。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现实主义才能继续作为解释外空政治的重要理论工具。
3.2 制度主义的解释力与局限
与现实主义相比，制度主义在解释外空政治的合作维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外空制度的存在表明，即便在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仍可能通过规则、规范和机制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从《外层空间条约》到一系列多边准则与行为规范，外空领域并非完全缺乏制度安排，这为制度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分析素材。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信息透明度和稳定预期方面的作用。在外空政治中，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行为体的极端行为，为空间活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可预期性。然而，外空实践的发展同时表明，制度并未消解权力差异，反而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场域。
外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深受技术分布结构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具备技术优势的行为体，往往在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制度设计本身可能固化既有优势。因此，制度并非中性工具，而是嵌入权力结构之中的政治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生成并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谈判。随着外空技术体系的扩展和商业航天的发展，制度生成逐渐呈现出多主体参与的特征。
部分商业航天企业通过技术实践不断触及既有规则边界，其运行标准、技术规范与行业惯例在实践层面形成某种"准制度"形态，并可能对后续正式规则的制定产生路径依赖。若制度主义仍以国家为唯一制度主体，容易低估制度生成早期阶段的权力嵌入方式。
此外，外空制度体系呈现出碎片化与协调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缺乏有效整合，规则覆盖范围有限，执行机制薄弱。制度往往并非先于权力互动而存在，而是在竞争过程中不断被塑造和重构。制度主义在外空政治中的解释力，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将制度理解为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调节机制。
3.3 技术政治视角的引入
相较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技术政治视角为理解外空政治提供了最具创新潜力的理论工具。外空政治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技术政治的高度融合，二者之间已难以区分清晰界限。技术不仅塑造行为体的能力结构，而且深刻影响规则制定过程和秩序演变方向。在外空领域，技术系统本身即具有政治属性。轨道选择、系统架构、运行标准等技术决策，往往蕴含着明确的权力意图和秩序偏好。技术一旦成为广泛采用的基础设施，其所内嵌的规则和逻辑便可能转化为事实上的制度安排，从而对后续参与者形成结构性约束。
商业航天企业并非边缘行为体，而是技术政治逻辑展开的重要载体。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系统部署，参与塑造外空技术结构的现实形态，其技术实践在国家战略、安全政策与国际规则之间形成中介性连接。外空秩序的早期形态往往并非单纯通过协商生成，而是在技术实践过程中逐步固化。在外空政治中，先行者优势尤为明显，早期技术布局可能对后续秩序产生长期影响。
技术政治视角有助于解释外空权力竞争为何更多表现为对技术标准、系统架构与运行规则的争夺，而非直接对抗。同时，它弥补了传统理论在解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互动方面的不足，揭示技术如何成为权力重组的重要机制。
3.4 外空政治的综合分析框架
在对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技术政治视角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一个用于理解外空政治运行逻辑的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以空间属性、技术结构与制度环境为核心分析维度，强调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与相互嵌套关系。
首先，空间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权力运作的基本条件。与地缘政治所依托的地球表面空间不同，外层空间具有显著的超地表性、多层级性与系统性特征。外空政治中的权力运作不仅受政治意图驱动，也受到空间物理规律的结构性约束。外空并非由连续可占有的领土单元构成，而是由不同高度轨道、运行周期和功能分区所组成的复合空间体系。权力竞争更多围绕对关键轨道资源、空间节点和运行通道的持续使用与控制展开。这种空间结构使权力运作呈现出高度间接化和系统化特征。同时，外空空间属性的非排他性与高度关联性，使单一行为体的行动往往产生跨域影响。例如，对某一轨道的密集使用，可能对其他行为体的卫星运行安全构成系统性风险。这意味着，外空权力竞争并非局限于双边或局部层面，而往往具有整体性和外溢性。空间属性在此不仅为权力互动提供舞台，更通过其物理和运行特征，对权力行为的方式、边界与后果施加结构性约束。
其次，技术结构构成权力的直接基础。在外空政治中，技术能力并非单纯的工具性资源，而是决定行为体能否进入、参与并塑造外空秩序的关键条件。航天发射能力、卫星系统运行能力、空间态势感知能力以及系统抗毁性，共同构成外空权力的核心要素。技术结构的分布状况，直接影响行为体的战略选择空间和行动自由度。更为重要的是，外空技术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早期技术选择和系统布局，往往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和网络效应，对后续发展形成锁定效应。这种技术路径一旦确立，便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固化既有权力优势，使后来者面临更高的进入门槛。由此，外空权力竞争更多表现为对技术体系、系统架构和关键标准的争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力量对抗。技术结构在外空政治中，既是权力生成的源头，也是权力持续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再次，制度环境反映并固化权力关系。外空制度并非在权力竞争之外独立运行的规范体系，而是在权力互动中不断生成和演化的结果。制度一方面通过规则和程序对行为体施加约束，降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为行为体提供塑造秩序的工具，使规则制定本身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在外空领域，由于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定型，不同行为体通过技术实践、规则倡议和规范叙事等方式，争夺制度合法性与解释权。制度设计往往反映技术能力分布和战略偏好，其结果可能在长期内固化既有权力结构。这使得外空制度既具有合作功能，也具有明显的竞争属性。制度环境因此不是权力运作的外生背景，而是权力关系得以稳定化和合法化的重要场域。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空间、技术与制度"分析框架，并非对既有研究变量的并列整合，而是一种强调三者内在耦合关系的解释结构。在外空政治中，空间属性并非中性背景，而是通过技术系统被持续建构；技术结构并非单纯能力变量，而是制度生成和权力固化的关键媒介；制度环境亦非外生约束，而是在技术实践与权力互动中不断被塑造和重构。正是在动态耦合过程中，外空权力结构得以形成并维持。
四、从地缘政治到外空政治：范式转向的理论意义
外空政治概念的提出，并不仅仅是对既有概念体系的简单更新，而是在技术深度嵌入国际政治的背景下，对既有理论假定和分析逻辑的一种延展与调整。这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由地球空间向外层空间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国际关系理论在分析空间、权力与秩序问题时作出相应修正。从理论层面看，这一转向主要体现在空间分析、权力理解和秩序生成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4.1 空间分析：由平面政治向多维政治的拓展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以地球表面空间为核心分析对象，其空间想象主要呈现为二维或准二维结构。陆地、海洋以及由其延伸出的空域，构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竞争的基本舞台。空间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具有相对稳定的边界，权力的运作逻辑与地理位置、距离和通道高度相关。外空政治的兴起，打破了这种以地表空间为中心的分析范式。外层空间并非地球空间的简单延伸，而是一个具有多层级、多轨道和多系统特征的复合空间。权力不再依附于单一地点，而是通过轨道网络、技术系统和运行规则在不同空间层级之间流动。这一变化要求国际关系研究在空间分析上实现从"平面政治"向"多维政治"的转向。从理论意义上看，多维空间分析不仅拓展了地缘政治的研究边界，也促使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空间不再只是权力竞争的"场所"，而成为权力生成和分配的内在机制。
4.2 权力理解：由物理控制向系统优势的转变
权力概念的演变，是从地缘政治到外空政治范式转向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地缘政治通常将权力理解为对物理空间的控制能力，强调军事力量、领土占有和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权力竞争表现为对有限空间的直接争夺。相比之下，外空政治在权力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外层空间，权力更多体现为对技术系统、运行网络和关键节点的掌控。这种权力并非通过直接占有空间实现，而是通过构建和维护复杂系统来发挥作用。系统优势成为外空权力的核心表现形式，其影响具有间接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特征。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由物理控制向系统优势的转变，意味着权力分析需要更加重视技术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作用。权力不再仅仅是资源或能力的简单加总，而是通过系统设计和规则嵌入得以放大或固化。这一转向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外空政治中，竞争往往表现为技术标准、运行规则和制度话语权的争夺，而非公开的军事对抗。
4.3 秩序生成：由既定规则向竞争性建构的演化
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理论通常将秩序理解为权力分布的结果，强调强权国家通过确立规则和维持均势来塑造国际秩序。规则多被视为既定约束，行为体在既有制度框架内展开互动。外空政治则呈现出不同的秩序生成逻辑。由于外层空间制度体系尚未定型，规则本身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对象。行为体不仅在规则之内竞争，而且围绕规则的制定、解释和实施展开博弈。秩序不再是权力竞争的终点，而是竞争过程本身的产物。这种竞争性建构的秩序形态，使外空政治呈现出高度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从理论意义上看，外空政治促使国际关系研究重新审视秩序生成的机制。秩序不再仅仅由权力强者"设定"，而是在多主体互动和技术演进过程中不断被重构。这一转向提示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把制度生成过程本身纳入解释变量，而不仅将制度作为外生背景。
4.4 范式转向的整体理论意义
综合来看，从地缘政治到外空政治的范式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对技术时代政治现实的主动回应。这一转向不仅拓展了地缘政治的空间边界，也推动了权力和秩序概念的理论更新。外空政治作为一种新型分析范式，有助于揭示技术、空间与制度深度耦合条件下的权力运行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范式转向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种跨越传统理论分野的整合路径。在当代技术快速演进背景下，通过将空间分析、技术变量和制度过程纳入统一框架，外空政治研究有助于打破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工具、问题意识和分析方向。
五、结论
随着航天技术的持续突破与外空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层空间的政治化进程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结构与全球治理格局。外空已不再只是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的技术支撑领域，而逐步演化为权力竞争、规则博弈与秩序塑造的重要政治空间。这一现实变化，对以地球空间为中心构建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本文侧重于外空政治的理论建构，对具体国家外空战略的经验分析尚有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对外空政治现实运行机制的检验力度。未来研究可在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外空政治的权力结构和制度演变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分析，从而进一步检验和丰富相关理论判断。此外，随着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外空事务中作用的持续增强，外空政治的主体结构和互动模式仍将不断演变。如何在理论上更好地解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对外空秩序长期走向的影响，是未来研究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外空政治与网络空间、深海极地等其他新兴空间政治形态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技术时代空间政治整体特征的认识。
202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完善包括外空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随着中国外空活动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外空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正由参与者逐步向重要建设者转变。如何在坚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原则的同时，系统理解外空权力结构、制度竞争机制与技术路径依赖，对提升中国参与外空治理的理论自觉具有重要意义。从更广泛的学术视角看，围绕外空政治展开的理论探索，有助于深化对技术时代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认识，也为理解空间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新形态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