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记事重要者犹不过十分之一，甚嫌纸短幅小，而又无暇详记为憾，可知古人记事有不能记载与不便记载之处矣，其用心更苦矣。”蒋介石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他的日记也成了历史研究者探究他本人以及民国时代历史的重要材料。不过，在这则日记中，蒋介石却道出了记录者本身的苦衷：即便是最精心的记述，也难以穷尽当日所历所感于万一。纸短笔拙，既不能尽言，又常有难以言说之隐。此种矛盾，恰是日记乃至所有书写中最常见也最难解的困境。记录者既受制于外在条件，亦受内心波澜牵动，使得日常书写常常成为艰难的取舍。
正因此，对于日记材料，史学界一般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日记的个人性、主观性、随意性常常成为质疑日记可靠性的重要因由。这种质疑的确有充分的根据。不过，从日记使用的实践看，过多的担心大可不必。没有任何史料是完美的，即便是最受重视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也不是没有可訾议之处。比如，同样是档案资料，价值就不完全一样。一般而言，会议记录、审判笔录、现场报告、户籍材料、赋税文书等类型的资料，由于其即时性和客观性最为珍贵。而档案中大量的总结报告，虽然也具有相当价值，但由于多为事后的书写，撰写者不可避免地会根据时势选择性地使用和解读材料，已经不能再被视为纯一手材料。从这个角度看，近现代生产的档案中大量出现的总结报告并不一定比日记更具现场感。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学术研究讲求的是挑战性，日记这种不完美的材料，或许更能激活研究者的探求欲。材料和研究者的共振，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常态。
一、日记的连续性和未知性
作为一种历史材料，日记具有独特的优势，即日记的即时性和连续性。日记一般是逐日记载，记下当日的经历或感想，记载当时，日记的主人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这就避免了后见之明。日记记载的内容、方式、视角是写作者当时的感受和判断，即便这里面有选择，有避讳，但起码不是事后的解读。日记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能够在流动的时间中展现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及其经历和性格，比之档案材料常常出现的有头无尾、零敲碎打，有望呈现一幅更完整、更系统的画面。
连续性不等于一贯性，连续性恰恰可能是跌宕起伏的。正是这种跌宕起伏，体现的是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抉择的艰难和不确定。蒋介石日记书写的对苏关系，可以说是日记即时性和连续性价值的一个例证。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入侵，蒋介石对苏俄态度复杂。1933年1月17日，日军开始压迫中国长城一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与派兵入热河二事。而其志在得热河，建筑要塞，以防中俄将来联合攻满也。我第一步对俄复交，乃与以第一打击。”这时他考虑的是联苏对日。然而，1933年6月，日苏两国在东京谈判出售中东路问题，觉得苏俄出卖中国的蒋介石愤然写道：“倭寇仇我而惧我，如顺之则可交也；赤俄敌我而恨我，其目的不仅倒我，而且必欲灭亡我国也。……倭寇仅为仇国，而赤俄实为中国惟一之敌国也。”这时苏俄又变成首要敌人了。仔细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一时期他对苏、日的态度经常颠倒反复，对方的态度常常成为他判断的依据。实际上，这比较符合人类的思考和行事逻辑，双方的关系总是在互动中不断变化。
和日记中的颠三倒四相比，蒋介石在1956年写作《苏俄在中国》时，表述的对苏态度则是一以贯之的坚定：“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绝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读过他的日记后，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坚定只是书写的产物，事后的回忆和日记相比，价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连续性和即时性的好处是可以看到过程、看到变化、看到未知。1949年，后来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野苹南下时发现：“群众是懂策略的，群众反对保长，却选出一个流氓来任副村长，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既不怕穷人，也不怕地主，反对保长很积极，但是，上台后，表现很不好。我们问群众为什么要选他？群众笑着说：‘没有他出来，就夺不倒李保长，如果你们站稳了，我们自然会把他换掉的。’”这就是历史当时会有的曲折。大历史的书写或许不会在意这样的曲折，因为，大历史更多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可是，对于普通的历史书写而言，过程和细节恰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个体历史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常常充满诱惑。1945年底，作家陆地在东北偶遇了一个姑娘：“在县妇联发现一位姑娘，一下子把人给慑住了！人长得那样俏丽，仿佛清晨的早霞，满天灿烂；又好像是含苞待放的栀子花蕾，纯洁清香；看那水灵的秀眼，可是黎明的启明星，充溢着青春的魅力。乍见，胸襟为之净化，情不自禁打心眼里喊一声：人生可真是那样美好呵！”这个姑娘是朝鲜族，叫朴明霞。陆地对她展开追求，其日记记下了这个过程。我们会看到他忐忑不安地给朴明霞写信，看到接到复信后的狂喜，看到双方试探式的交往，再看到战争环境下的颠沛流离，最后两人失去了联系。陆地的日记也因战争的紧张环境而中断。当几年后陆地恢复写日记时，他日记中写到的妻子，并非那个曾经喜欢的姑娘朴明霞。这就是生活中处处会有的遗憾，也是日记材料的魅力。日记所提供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未知性，正是满足人类好奇心的最重要的元素。历史书写面对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越重要的事实越被人们熟知，因而常常缺乏未知性这一引人入胜的砝码，所谓倒放电影就是对这一遗憾的经典概括。日记所提供的未知性，有可能弥补这样的遗憾。
二、日记的情感性和生活性
人的研究始终是以人文学科自命的历史学关注的重心。近年，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呼唤历史学要面对人，但是历史学真正能呈现人的其实还是少之又少。这里的人不是概念，不是集合体，不是被历史进程裹挟着的没有灵魂的傀儡，这里的人应该是有血有肉、具有主体意识的自主的历史行动者。不可否认，在大历史的书写中，由于对结构、趋势把握的需要，主体的人相对会被忽视，特别是在更多依靠档案文献展开的历史书写中，材料本身就阻碍着个体的、有性格的人的呈现，起码在中共革命的研究中，现在开放的档案文献基本很难有细致的个体性材料。
在人的回归的书写浪潮中，日记有望提供重要助力。日记个人化、私密化，具有情感性、生活性等一系列鲜明特征，不少日记主人会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喜怒哀乐，研究者可以从中看到当事者的情感变化，体会到当年人们的所思所想，从中窥探历史中的人们的思想脉络，并发现每个不同个体的性格差异，这是通常的客观化材料无法提供的历史维度。
举个例子，抗战时期三五九旅干部王恩茂的日记记录了他的恋爱，里面就很可以见出个人化的色彩。王恩茂红军时期入党，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有一定文化的老干部，一直没有女友。按照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说法：“我的年龄到1940年已经28岁了，开始到了我不得不去想我从来没有想的事情。1940年4月底5月初，我从晋西北师政治部参加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回来，回忆师部不少的女同志都已有了爱人，又看到了由延安来的女大工作团的不少女同志，兴起了我恋爱活动的思想。”当然，之所以到了28岁终于着手恋爱结婚，不一定是之前不想，而是纪律不允许。
1940年6月，八路军女干部骆岚出现在王恩茂的日记中。6月28日，王恩茂给骆岚写了封信，亲自“送给了骆岚同志，并与她正式提出了问题，她答应了‘七一’下午要我去拿她的回信”。这应该是希望确定关系的信件。几天后，骆岚给出答复，结果并不圆满，她以生活习惯不同为由，婉拒了王恩茂。
几个月不联系后，骆岚突然和人一起来找王恩茂，把另外一个女士介绍给他。王恩茂拒绝后，骆岚等反复劝说，“但我始终没有同意她们的意见”。骆岚为此“竟写了一封不能令人卒读的信给我，说她们不愿与老干部结婚，尤其是军队中的老干部，我如果不要这位同志做爱人，将会真的做革命的和尚的”。应该说，骆岚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王恩茂在日记中不无愤怒地写道：“昨天回给了人家一封信，反对那种侮辱、轻视老干部的观点。今天接到了她们的回信，接受了错误，并到这里来会见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封接受错误的回信，我真是要骂她一顿。”
从常理看，骆岚的行为的确有些突兀。她表现出的这种对王恩茂的责任感乃至压迫性，无论如何，不是两个仅有数面之缘的青年男女会有的态度。不过，如果想到另一种可能，骆岚的想法并不是那么不可理解。此时骆岚对婉拒王恩茂或许不无后悔，主动牵线帮王恩茂介绍恋人，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试探。王恩茂越是不同意，骆岚越是起劲，乃至要求王恩茂一定要同意她推荐的人，实际上体现的是潜意识里对王恩茂的支配欲和权力感，只是出于年轻女性的敏感和害羞，实际做出的举动则是把对方往远处推。这种女性的微妙心理，当时王恩茂当然无法了解，就连骆岚本人，对自己的举措大概也会感到莫名其妙。从事后的发展看，一年之后，骆岚主动给王恩茂写信，双方恢复联系，并在1942年初顺利结合，那么上面的这种推断就不能说纯属想象。如果不是有日记，王恩茂和骆岚间这种隐微的情感大概会被永远埋藏。
日记材料确实有更多隐微情感的发掘可能。竺可桢和徐光耀日记中称呼的变化，或也可显示情感微妙的流泻。1949年6月，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上海见到了数年未谋面的女婿胡鸿慈，他在日记里写道：“余询梅在何处。鸿慈云已物故矣。惊骇莫名。余最后接梅一信在去年四月间寄平儿照片，函中[约]和平后再相见，不图竟成永诀。余为泪涔涔者久之，鸿慈亦泣不成声。据云，渠等自山东荒灾后去大连……七月四号又举一女（名思梅），嗣后频发气喘，竟于去年九月六日中午十二点在大连身故。呜呼哀哉！……余于1938年丧妻及子，1948年又丧女。忧患馀生，又安能再受此打击耶！”惊悉自己的女儿已于前一年辞世，竺可桢哀伤不已。半个多月后，竺可桢再次去见胡鸿慈：“至上海医学院办公室军管处联络员晤胡鸿慈。渠方在作函与其妹妹，并交阅山东青州寄来其新夫人张女士（大连人，小儿科医生）及思梅、渴平等合照相，并给予思梅五个月时摄影，甚肥硕。余阅之又不胜感慨也。”
竺可桢和女婿胡鸿慈的两次见面，称呼有微妙的变化，第一次见面，对胡鸿慈的称呼是鸿慈，这符合中国人的称呼习惯，省略姓氏以示亲近。第二次见面则用了全名，显得非常正式，这一般会被认为是显示距离感的用法。相信竺可桢不会是刻意的，但是从亲缘关系来说，他和女婿之间最大的纽带是女儿，女婿续弦，意味着这根纽带已经成为过去，一种不期然的疏离感很可能有意无意左右了竺可桢的情绪，并让他在下意识中改变了对女婿的称呼。
无独有偶，在徐光耀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有意无意中的称呼变化。徐光耀是《小兵张嘎》的作者。1976年，他的姐姐于唐山大地震中罹难。次年，他“接姐夫瑞祯同志来信，说他在老战友及同志们劝说下，已转好弯子。因有一谷志森同志，50岁，全家原7口人，震亡6口，只剩她孤身一人，人很正派，脾气也好。同志撮合许久，已打算办成。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一则他本人生活有保障；二则也可解除孩子们的负担；三则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安慰。因此，今晚回信，表示完全同意，并予祝贺！”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徐光耀对姐夫的再婚给予了极大的理解，日记里专门写了值得高兴的理由（细究起来，高兴需要理由，本身就值得推敲），但他对姐夫的称呼还是显示了内心的另一种情感，“姐夫瑞祯同志”这种不合常情的用法，微妙传递了他得到消息后不由自主的疏离感，这其实恰恰是人之常情。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解读且不论是否有过度解读的嫌疑，即便解读是对的，对历史认知又会有什么影响？确实，这种情感的解读未必能对大历史的构建有什么太大助力，可是，历史不应该仅仅只有大历史，历史中的人，他们的生活、情感、喜怒哀乐，同样可以是历史研究了解的对象。历史就是生活的写作版，人类生活中那些隐秘的角落，常常可能是个体最珍惜也最长久记忆的部分，历史学者没有理由将之拒之门外。
毫无疑问，政治史、社会史、观念史这些硬核的基础性的研究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是深入了解中国过往乃至现实的必由之路。但是，学术研究不必只有一条路径，研究的目标也不必只是面对宏大问题，学术材料是多元的，学术的取向也可以是多元的，既不要用日常生活否定宏大叙事，也不必用宏大叙事排斥日常生活，这些其实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日记就是日常生活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日记常常有关于日常生活的记载，从中可以发现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包括物价的起落、衣装潮流的变迁、饮食结构的变化、方言世界交流的手段等，这些都是档案资料中不容易看到的。中共是个流动性极强的政治力量，人们经常会关心中共经过长距离流动后，根据地南腔北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话，这些问题在日记中便可以发现一些线索。戏剧家皇甫束玉在参加土改调查时发现：“有一个困难是说话听不懂，你费了多大劲这样比划那样解释，和老乡谈了半天，他们也侧着耳朵，全心全意的听了半天，结果他才哈哈一笑说：‘我不老懂你说的啥！’”八路军女干部林以行是湖北襄阳人，她记下在山西兴县与房东交流的情景：“她的口音、土语我听不懂，我的口音说的话她也听不懂，但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边说边比划加上猜测，有时大笑起来。她说的主要意思是羡慕我识字，又能当兵，真好！”当然，也有些人可以很快适应并学会新的口音，陈伯钧记有：“途中又遇游击时代之小通讯员彭健，现在已满口北方话了。”这些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当年可是影响着千百万人的日常。
三、日记的个性和私密性
日记里面，常常可以看到主人公的性格。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巨大灾难带来的恐惧压迫下，防范余震成为华北地区人们的一件大事。灾难造成的不安全感，使谣言因此盛行。当年地震科学普及程度有限，震惊于唐山惨状的人们，既需要通过传言释放恐惧，又在传言中不断放大恐惧，面对各种各样的传言，文学家俞平伯和叶圣陶就表现出很不一样的应对方式。
人人自危时，俞平伯却泰然处之。俞平伯住的是楼房，被认为最应警惕，但他震后和夫人照样住在楼内，甚至楼下半夜有人发出警告，也置之不理：“晨三时又有人呼召，未应。”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个人安全也是集体责任的一部分，单位、组织、同事不能对俞平伯坐视不顾。他们关心俞平伯的安全，出面做工作：“李凤林来说，在附近学部大帐篷为我设一行军床，美意也。”虽然肯定组织的美意，但俞平伯并没有听从劝告住到外面，反而天天在家里打桥牌，这更让组织和同事忧心。同事、友人或出于关心，或出于单位的布置，前来劝说。8月1日，文学所的“朱寨、董易、张白山三人来，劝我们出外住宿，以我二人均病实不能出外，坚却之。是夕，人均外宿，只我与耐圃在家，又仿佛东岳村居茅舍时也”。
俞平伯留在室内，并不是盲目大胆，而是有自己的判断，此时，对于地震尚难做出准确预报，屡屡出现的某日某时地震这样的警讯，本身就缺乏科学依据，十分可疑，实际是被大地震惊吓后的非理性反应。正因此，即便发现“我们住房二间，顶上均有裂纹，前未及注意”，俞平伯仍然告诉妻子：“与环谈，我以为可预卜无事安居。”
叶圣陶和俞平伯是至交。和俞平伯一样，叶圣陶也不断收到警讯：“晨四点许，老田来呼起，令各至庭中。于是诸人拥被而出。夜间有雨，幸此时已停止。候至六点过，无恙，乃照常入室洗脸。后询知不知谁传来消息，谓动物园中之动物有异常反应，故互相传告云。”几次三番的示警，令叶圣陶疲惫不堪。如果说地震之初，叶圣陶还多是配合、随顺，那么此时他也和俞平伯一样，开始不再为频频而来的警讯焦虑。不过，各种各样的提醒和警讯，都是抱着好意而来，生性平和、饱经世事的叶圣陶知道该如何接下这些好意：
午后刘皑风、韩志明来访，亦劝近时尚须警惕。去后越一小时有余，韩志明再来，送来芦席二张，木条六根，塑料布、铁丝若干，意为供余搭篷之用。而其时至善、永和、兀真、调云已为余重移行军床于庭中，架起蚊帐。余之出此，盖不欲辜负他人之好意，他人既相劝，自不宜不听。
一直到12月份，人们仍在延续着地震的传言，叶圣陶也继续被好心的人们关照：“徐仲华屡次向至善、满子进言，我家总须作防震之准备。今日下午又来。彼言须用材料，彼有可以借到之处，且有相识工人师傅可以于假日来相助构架。余感其意，表示愿意接受盛情。”不过，叶圣陶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接受大家的好意，与其说是出于对地震的担心，不如说是不能不承受“为你好”之重：
余以为我寓系平屋，木结构，苟非强烈之地震，不致坍塌。又以为一般所谓防震设备，无非抬高床铺，睡于床下，或于床上搭架子，上铺木板，以防震时砖瓦打着身体。然地震不一定发生于夜间，苟于并非睡眠之时发生，仍有受伤之虞。故于卧铺上设防，目的唯在安慰自己，不致因担心而失眠耳。而余则无此担心，夜夜入睡如常，故于设防不感兴趣。今日领受徐仲华之盛情，尚有他故。街道居委会时来嘱咐，须注意设防，关心我家之友好亦常不以我家之若无其事为然。今我床上设防，即可以对答各方面之关心者，以示并非不领受关切之美意。此亦处世之道也。
组织和友人出于关心屡屡相劝，拒不接纳就显得不领情。有没有地震危险是个科学问题，对大家的劝告持什么态度，则是人情世故。选择什么样的应对方式，背后支撑的是不同的个性，而在那个时代，不同的个性通向的则可能是不同的命运。日记里人的命运，何尝不是时代的命运。
日记具有私密性，既可能藏有个人的秘密，也可能记录下更大空间内的秘密，这样的秘密在日记中存录、流传。从秘密流传的时间和反应，既可以看到权力关系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众人心理的趋向。1976年，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秘密抓捕及其消息的传递，就可以在日记中看到踪影。
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十余天后，消息才公开发布。在此期间，讯息已逐渐流出。叶圣陶作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信息源相对灵通。10月8日，“四人帮”仅被逮捕两天后，他就得到消息：“临睡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之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息逐渐公开化。18日，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听传达，“要点即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之种种反动行为，又有彼辈之爪牙迟群、谢静宜，现皆扣留，隔离审查”。叶圣陶说：“余八日所记之可惊消息，即指此事。”
相对而言，夏鼐和徐光耀的信息没有那么灵通。11日，夏鼐在日记写道：“接学部通知，今日整天学习党中央二个决定，昨天两报一刊社论及中央第15号文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只是正面的消息，“四人帮”被逮捕的情况，他含糊记了一句：“今天所中听到消息，详节尚不清楚。”注直到20日，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向全体群众传达时，夏鼐才明确写道：“下午全所传达华国锋同志10月7日讲话，及中共中央16号文件，实则许多人都已知道此事。”
夏鼐是复出工作的干部，他的身份使之态度更加谨慎。相比之下，当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的徐光耀显得更直接，他在1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及晚上，人们纷纷传说，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逮捕了。人们都喜匆匆的，奔走相告，包饺子、喝酒庆贺。果真如此，真是大快人心！”12日，“四人帮”垮台在北京这样的消息灵通地区已经广泛传播：“消息越来越多，说北京已经买不到酒，全被人们抢光了。”等到消息落实时，“人们的心情已按捺不住。建国昨日买了鞭炮，以便到唐山去放。他还说，妈妈要活着，不知该多高兴呢”。冯牧在这天写给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信中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写此信时，我心情特别兴奋。我们日夜盼望的事，终于实现了……我这几天好像年轻了二十岁，似乎病也没有了。”他反复提醒：“你们这几天仔细看报了没有？要细读，认真读。可惜我不可能在信中说个清楚，以后再说吧。”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及信息传播条件，远离北京的外地讯息传递要慢得多。13日，在南京的作家陈白尘才得到消息：“早晨6时，尚未起床，刘纪元突来报喜，语焉不详，全家鼓掌称快。”这也是陈白尘的日记在天安门事件后中断数月、重新恢复的日子。当天，“小组会上，两组长似已有所闻，但未敢透露。组员间虽未说明，但均相视而笑。前日部队中已传达到团一级，概都已略有所闻矣”。
随着讯息的传播，一种难以言喻的欣喜，于时人日记的字里行间流出。多年后，结果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后世的读史者很难体会当年人们面对这个关键抉择的心情。此时，当事者的记载，可以说是帮助后世的人们逼近历史现场的最好媒介。经由当事人当时的记载，触摸到一个时代的欣喜，聆听千千万万人们内心的呼唤，历史研究者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只属于历史学的幸运。
四、历史的趣味
当然，如同所有历史资料一样，日记作为历史资料也有其局限性。日记都是个人撰写，而就普遍的人性看，隐恶扬善是天性，即便是寂寂无名的普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日记中也会刻意选择记和不记什么，甚至会有意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记载，如果单凭个人的日记了解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应该存在相当的风险。其实，历史叙事本身就是竞争性的，每个研究者都在提供关于自己研究对象的解释，这些解释在研究者、读者之间不断碰撞，逐渐可能形成凝聚最大公约数的“共识性框架”。在此过程中，无数个体、群体的经历与记忆往往会以材料的形式参与历史叙事，日记材料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个人的历史书写既不是历史叙事的终结，所使用的材料也不是历史解释的终结性证据，从这一角度说，研究者和读者对材料大可以抱持宽容一些的态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严谨客观的态度，而是强调可以用更包容、多元的态度对待历史解释和历史材料，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解释，和历史一样，都是流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叙述的一部分。人类永远在路上，历史和历史叙述也在路上。
同样是日记，不同的日记价值也大相径庭。一般而言，如果我们从日记中读到完美的个性、一以贯之的行事方式、特别符合逻辑也特别符合日记主人判断的事件发展路径，多半就要抱有警惕，因为生活本身总是复杂多变的。正如前述蒋介石日记所呈现的，无论对于一件事还是对于一个人，颠倒反复，比之一以贯之更加符合现实生活的轨迹。过于完美的记载，通常都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追求完美是人类的天性，可是完美永远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无论是对日记，还是对日记中的人和事，我们都大可不必求完美。有经验的阅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恐怕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
对完美的追求，既来自于人的天性，也和学术的逻辑化要求相关。学术脉络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讨论深层结构、机制运作、潜在逻辑等问题。确实，历史和人生中间存在诸多偶然性，但历史与个人的命运相当程度上仍然是可以掌握的。在多数情况下，决定结果的并非偶然的机遇，而是趋势及其背后的结构。关注趋势与结构，是当下较为符合学术要求的研究路径，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然而，不应忽视，近年的学术研究出现了高度同质化的趋向。无论讨论何种问题，论证思路与分析方法大同小异，更多是用不同的事例，循着相同的路径，证明大同小异的结论。在学术生产的逻辑下，研究者追求提炼出稳定的结构，一个去除了杂质、复杂性与异质性的结构，以此捕捉通约的、具有更强覆盖力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当整体历史学都在强调概念、方向时，个体的特殊性、异质性被遮蔽，历史学强调的差异性、特殊性消淡了，人和事都被化约成由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目标所涵盖的符号，而这些学术目标在知识权力笼罩下，又如此相似，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历史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无须回避的是，和社会科学的渗入大有关联。历史学者应审慎看待社会科学对于历史学的影响，要面对随着社会和研究不断进步，学科分工总体而言越来越精密化这一大趋势。在学科分工中，历史学的长处是揭示特殊性、差异性，强调收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其在意人和事件，但这些和问题化的要求是有一定距离的。社会科学习惯以话语、概念为文章定调，但历史研究很难如此。所以，很多历史学者会对高度概括的理论和概念持谨慎态度，不愿意轻易作出概括。因为一旦需要作出概括，几乎不可避免会损失历史中的那些复杂性与特殊性，历史学者会有不忍人之心。但问题在于，即便历史学者可以与社会科学保持距离，却无法和学术保持距离，研究者毫无疑问需要在学术框架、学科体系之中书写、研究。这里面就有一个两难。
可不可以设想，历史学在问题化的研究之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取向，即历史的趣味。趣味本来就是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问题化的导向下，趣味越来越被边缘化。历史学面对的是人生百态，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与故事，这些在学术化的导向下常常被排斥，即便有，也需要服务于某个宏大议题，成为更大议题的调料。其实，展现生活百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本身也可以是历史的一个面相，不是所有的生活和历史都一定要寻找宏大意义，生活世界有时就属于生活本身。历史写作既要面对蓝天白云，也不必无视一地鸡毛。
结构和趣味，人类生活离开任何一个，都会显得失衡。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日记的确是通向趣味最有益的材料。
作者简介：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