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伍尔夫日记参与了她每部小说的构思、修改到出版的整个过程，为小说提供素材、规划框架、构思场景。综观伍尔夫日记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互文关系，可以发现在小说创作的早期、中期到晚期，随着日记对小说的指导作用日益加强，伍尔夫小说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强。伍尔夫在创作《远航》和《夜与日》时，在日记中很少讨论小说创作，因此这两部小说是伍尔夫最具现实主义特征、研究最少的作品。直到第三部小说《雅各的房间》的发表，她才逐渐有意识地将日记与小说创作相结合，并日渐体会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伍尔夫中期小说的《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的写作过程中，日记为她磨炼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到了她创作生涯的晚期，日记与文体杂糅小说《奥兰多》《海浪》《岁月》和《幕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探索传记小说、诗化小说、散文小说和戏剧小说写作的可行性。伍尔夫正是通过在日记中对小说缜密而严肃的思考，将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推向了高峰。
关键词：伍尔夫日记 / 伍尔夫小说 / 互文性
一、引言
伦那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在其编辑的《一位作家的日记》（A Writer’s Diary, 1953）的序中指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除了记录日常生活、对生命和宇宙的思考之外，其最主要的文学价值还体现在日记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日记写作更是她作为一个作家与艺术家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日记里，她潜心思考关于正在写或准备写的作品，讨论日常生活的情节结构、形式、特征及其解释，当这些问题被反复思考、想象和构思时，就成为她的每一部小说的内容。”从少女时期直至去世，弗吉尼亚·伍尔夫以日记记录了她对一系列小说的思考、酝酿和创作到修改再到出版的整个过程，承载了她创作过程中的苦与乐。伍尔夫通过日记写作使小说技艺日益精湛和完善，日记见证了她如何走上现代主义小说家的文学之路。
杰拉德 ·普林斯认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编、回忆、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可以理解这个文本。任何文本都有其他文本的痕迹。“影响研究是一种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重视事实材料的考据”,涉及的对象有作家日记、游记、创作手记、备忘录等一手资料。伍尔夫日记作为研究其小说的第一手资料，与小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日记影响、指导小说的创作，具体体现在日记记录小说的进展、设计小说的框架、提供人物原型和场景，等等。本文试图阐释日记如何成为伍尔夫小说不同创作时期的实践场所，并剖析小说在日记中从萌芽、构思到创作，再到出版以及被评论家和读者接受的全过程。通过分析日记如何帮助伍尔夫完成一部又一部现代主义小说的艰难创作过程，以论证日记在其创作生涯的重要作用。
二、日记与传统小说
（一）《远航》：日记中的经历写入小说
伍尔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 1915）从创作到出版，历时八年之久（1907—1915）。虽然在《远航》创作期间，伍尔夫在日记中很少直接提及小说的写作，但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成长经历交织在一起。《远航》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女主人公的经历与作者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雷切尔（Rachel Vinrace）来说，这次远航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同时象征着伍尔夫本人在浩瀚无垠的文学海洋中开辟新航线的首次航行。女主人公从英国到南美的航行路线与当时伍尔夫从封闭住所搬到自由开放的布鲁姆斯伯里的经历相似，都暗示了二者渴望摆脱束缚之地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并且两者对社会、政治、两性关系、婚姻等都曾处于懵懂状态。雷切尔的死使得《远航》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部失败的个人成长史。对雷切尔命运的认同暗示同样处于过渡时期的伍尔夫在嫁给丈夫时的矛盾心情，以及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恐惧。
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认为，《远航》最后定稿的题目源自1905年4月10日伍尔夫给迪肯森（Violet Dickinson）写的信。信中她描述了她在意大利的地中海之旅，“尽管我们发现出海之后忘记订回程的船票，但整个旅程都非常顺利。”由此可以推定，这部小说的缘起是她的这次旅行。1905—1909年，伍尔夫随亲人分别到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地旅游，并坚持写旅行日记。李斯卡认为，伍尔夫的旅行日志多多少少影响到《远航》的写作，因为两者都是关于出行，并且日记的影响在小说创作的1908年、1909年这两年到达高峰。显然，伍尔夫在日记中记述的旅途中遇到的人、风景和事物都直接影响到小说《远航》中人物的塑造、景色的描写和事件的叙述。
旅途中伍尔夫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她把所接触到的人物以肖像画的形式记录在日记中,并将积累的素材通过加工运用到《远航》之中。她在1909年的佛罗伦萨旅行日志里记述了一个下午茶会，领头举办聚会的是一位文学评论家的太太。这位太太因出身贵族而盛气凌人，在聚会中有意显示自己的主导地位：“她命令我坐在她身边，当来了新客人时，又会不客气地让我挪地方。”《远航》中同样刻画了一位强势的贵妇人弗拉欣太太，她在一个下午茶会中强力游说旅店客人去丛林深处探险，弗拉欣太太的行为与日记中的那位贵妇人同样强势。 “尽管大家有一定的距离，仍然可以看出，是弗拉欣太太主宰着这个聚会。她正自豪地正襟危坐在那里，隔着老远和海伦交谈着。”这一时期，伍尔夫已经开始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了。例如在1908年的意大利旅行日记中，她在旅店和其他游客攀谈时，一直在观察大厅角落里坐着的一位老妇人：“可怜的老妇人整日坐在那里，不是织毛衣就是给她的老朋友写信……”伍尔夫不满足于对她的外部描写，她继续发挥想象开始挖掘描写对象的内心活动：“对于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来说，度假也许是最合适的生活方式了，我猜她来自某个没落家族。瞧，她开始跟人闲聊起来，想用自己的理论驳倒众人，于是周围的人闭口不言，她感受到不友好的气氛，嘀咕了一阵子又恢复沉默。她的心情大概很糟糕，只有食物能够安抚吧。”《远航》中同样有这样一位到度假胜地养病的老妇人佩利太太，作者这样描写她：“老太太被放在阳光可以斑驳地洒在她身上的地方，这样看上去她就像是网里的一条鱼。”可紧接着视角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佩利太太感到打哈欠时没有必要把她那没有牙的嘴张得那么大，尽管旁边并没有人。”尽管伍尔夫在写旅行日记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日记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练习写作的场所。 如果没有旅行日记所积累下的大量素材，她恐怕难以产生创作《远航》的冲动。
（二）《夜与日》：日记规划小说创作进程
《夜与日》（Night and Day,1920）是伍尔夫嫁给伦那德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思考成为小说着力表现的主题。刚回归日记写作的伍尔夫开始有意利用日记来服务于小说创作：记录每天的工作量、规划写作进程。伍尔夫第一次在日记里提到《夜与日》是在1915年1月2日，她在开始新日记的第二天规定自己“每天写4页埃菲的故事”。埃菲就是小说里凯瑟琳·希尔伯里最初的名字，伍尔夫打算以姐姐凡妮莎为女主人公的原型。在与丈夫关于某些问题的争论中，她“总是将话题引向自己的小说人物埃菲身上”。并且伍尔夫提醒自己“为了《第三代》的创作，要记得了解19世纪60年代的社会风貌”。
用日记记录小说的写作进程开始成为伍尔夫日记的一大特点。在1917年的一则日记里，伍尔夫写道：“《时代文学副刊》今年没有让我写书评，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夜与日》了”。直到1918年12月，她才又提到《夜与日》：“《时代文学副刊》每周寄给我两三本书，写书评的时间占用了我写《夜与日》的时间。”1919年3月7日，《夜与日》完成，即将交付给她哥哥杰拉德· 达克沃斯（Gerald Duckworth）的出版社，她写道：“《夜与日》马上就要寄给杰拉德了，它就要面临那些吹毛求疵的、令人厌烦的批评和修改 了。”遗憾的是，从1917年到1919年，关于《夜与日》的创作过程，日记里并未留下更详尽深入的记录。
1919年年初，《夜与日》即将出版。3月27日，伍尔夫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道：“伦那德今天早上对此书发表了意见，他的评价令我开心。在我看来，《夜与日》比《远航》更成熟，更完整，更令我满意。我会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任何评价和修改。”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随着小说的完结，伍尔夫记录下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复杂心理：每完成一部小说，伍尔夫总要先向伦那德咨询他对作品的意见，后者认为作品不错；接着她一会儿为他的肯定而欣喜，但一会儿又怀疑伦那德是在敷衍自己。这种自我意识的对话和交锋、自信与自卑的反复冲突较量，反映出伍尔夫的矛盾心态，而且这种心态伴随了伍尔夫以后的每部作品。
《夜与日》情节曲折而充满着偶然性，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笔和丰满的人物形象，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它毕竟没有摆脱前人的窠臼，在艺术形式上缺乏创造性和趣味性，因而使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感到失望。对此，伍尔夫并不感到气馁。她在1919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新的答案还未被确认时，急于将旧的东西抛弃就有点悲哀。”新的创作方法的建立，总是植根于传统的基础。相对于其他小说，伍尔夫很少在日记里讨论《夜与日》的创作过程，这也间接导致这部小说成为她众多小说中最少被研究的一部。被朋友贴上“传统作家”标签的伍尔夫，在积累了前两部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开始准备探索新的写作方式。
三、日记与实验小说
（一）《雅各的房间》：日记探索小说写作的新技巧
1922年7月26日，伍尔夫在完成其第一部现代主义长篇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 1922）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能在小说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说明《雅各的房间》是她小说创作的转折点，从此她在日记里开始同步探讨小说的写作技巧。《雅各的房间》讲述了年轻人雅各·弗兰德斯在伦敦求学、到欧洲大陆游历、最后在一战中牺牲的短暂一生。按照伍尔夫在日记中对“新小说”的写作要求，小说没有采用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框架，而是用若干生活片段将雅各的一生拼凑起来，并设计出一个精巧的意象网络，通过一系列象征再现雅各从童年、少年、青年到最后阵亡的整个生命旅程，体现了作者对自由与民主、生命与死亡、战争与和平等主题的思考。
从《雅各的房间》开始，每当新的想法出现之后，伍尔夫总是先在日记中记录下来，日记成为她孕育和储存新观点的容器。1920年4月10日，伍尔夫正式提到这部小说的名字：“我计划下周开始写《雅各的房间》。”但对《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的回顾评论打乱了小说的写作节奏，使她对小说的进度感到力不从心。 “在创作一部新的小说之初她会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和创新，可写了一段之后不禁产生疑惑：我怎样才能实现那个设想？就像一个人走路，远远地看到美丽的风景，但他必须要走很远的路。小说要表达的是我感兴趣的，但写作的过程总是非常艰辛。”伍尔夫在日记中不断反思作品该如何进展，将如何实现她的预想。
在日记里伍尔夫写道：“尽管我们不知道外界的公众如何评论，但我相信我找到了自己独有的语言表达方法，即便没有外界的肯定也能继续写下去。”在这一刻，伍尔夫已经十分确定她在小说领域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雅各的房间》是伍尔夫在探索艺术形式的道路上成功迈出的第一步，她在1922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我以为《雅各的房间》的创作是达到了自由地创作的境地。我必须心平气和地用这一页纸来制订好工作计划。”伍尔夫对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的探索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为她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也更加激起了她的创作热情。
（二）《达洛卫夫人》：日记为小说提供人物原型和场景
《雅各的房间》面世之后，伍尔夫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并将小说的第一章命名为“家或派对”（At Home：or the Party）,后来以短篇小说《邦德街上的达洛卫夫人》的形式发表在1923年7月的《日晷》（Dial）上，这便是后来的《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 1925）。《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个人写作风格日趋成熟的标志，讲述的是1919年夏议员太太克拉丽莎·达洛卫夫人（Clarissa Dalloway）从准备到开办晚宴这一天的活动和感受。
这部小说最早的萌芽和人物原型首先被记载在日记里，至此，伍尔夫日记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保守党议员的夫人基蒂·马克西（Kitty Maxse,1867—1922）是伍尔夫在年轻时代的朋友，赫西认为，她正是《达洛卫夫人》里华丽端庄的贵妇人克拉丽莎·达洛卫的原型。达洛卫夫人像基蒂·马克西一样，整日为了丈夫的仕途而奔波着。后来马克西在家中不小心翻下栏杆摔死了，伍尔夫听到她的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一整天我都在想着她—白色的头发—粉红的脸颊—她笔直地挺身而坐—声音像舞台演员念台词—家里蓝绿色的地板—她亲手刷的；她的耳环，她的快乐与忧愁；她的聪慧，她挂在脸上的泪水。她幽默风趣，魅力极大。”再看伍尔夫对达洛卫夫人的描写：“她带有一点鸟儿的气质，犹如碧绿的鲣鸟，轻快、活泼，尽管她已五十出头，而且得病以来变得异常苍白了。她待在路边，身子笔挺，等着穿过大街……”伍尔夫将基蒂的性格特点融入达洛卫夫人的塑造之中，两者从外貌到内心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们风度优雅却浅薄偏执，慷慨仁慈又庸俗势利，喜欢社交又独善其身，感情细腻又偏于理智，行为举止带有年轻人的活泼，脸上依稀可见的皱纹饱含世事沧桑，知识贫乏却富于直觉，热爱生活，厌恶上流社会的腐化、虚伪与自私。1922年10月14日，伍尔夫继续写道：“基蒂下葬的消息打断了我的写作。我正想着我的小说。基蒂翻栏杆摔死了。我感到难过。”人们怀疑基蒂是自杀身亡，这也正是伍尔夫为达洛卫夫人设计的最初结局。
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彼得的原型则是伍尔夫的表兄哈里 · 斯蒂芬（Harry Stephen）。1918年5月，哈里·斯蒂芬来访，伍尔夫在日记中如此描写他：“他仍然随身携带一把大型折刀，时不时拿出来把玩，慢慢打开刀片，又立即合上。”哈里“手玩折刀”的癖好成为彼得的习惯动作，这个细节有助于塑造彼得的性格，并且这个情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当彼得时隔多年后与克拉丽莎重逢时，伍尔夫用“手玩折刀”这一动作来表现他久别重逢的激动情绪；当他在伦敦城里尾随一名陌生女子时，“折刀”的意象暗示他意欲侵犯女性的冲动，体现出他对女性的控制欲。另外，伍尔夫在日记里曾提到的俄裔芭蕾舞演员莉迪娅·洛普科娃（Lydia Lopokova）是小说里雷西娅 ·沃伦（Lucrezia Warren）的原型。莉迪娅由于俄裔的特殊身份而不为本地人所接受，一直无法融入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而雷西娅在小说中是移民到英国的意大利人，与英国社会格格不入。笔者认为，《达洛卫夫人》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伍尔夫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的某一个侧面塑造的，甚至在一个人物的身上可能集结了多个侧面。
《达洛卫夫人》经历了几次换名风波和情节的重大变动 ,而日记记录的事件后来多次被作者改编成这部小说中的场景。1915年2月1日，她在日记里描写了自己和丈夫在伦敦城里散步的情景：
我们从南向北走——伦那德要去伦敦图书馆。 我们穿过格林公园，突然听到圣詹姆斯街传来一声巨响，引得附近酒吧的人纷纷跑出来驻足观望。由于没有发现飞艇或飞机从上空飞过，所以我猜大概是汽车爆胎所发出的巨大声音。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本能，这么大又突然的声响，大部分人会认为是空中飞行物所发出的，甚至联想到德国的空袭，幸好无人受伤。
这一真实事件被伍尔夫写进了小说，小说中克拉丽莎在花店选花时突然听到旁边邦德街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一辆轿车爆胎。之后她看到花园上空一架飞机用尾气拼写字母为太妃糖做广告，把周围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作者以爆胎事件为中心，以多视角交替描写多个人物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反应，从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切换到另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把同一时间不同人物的意识碎片连接到一起。
（三）《到灯塔去》：日记设计小说框架
《到灯塔去》的故事情节看似平淡无奇，但却内涵丰富。此书描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个房客在海边别墅的生活经历。小说以伍尔夫儿时度假地康沃尔的泰兰德别墅为背景，那里曾留有她在襁褓里最初的记忆。这部小说大概是伍尔夫所有小说中最具自传性质的作品。
伍尔夫在1925年1月6日说明了创作《到灯塔去》的缘起：“母亲的影响渗透到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有一天，我在塔维斯托克广场散步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在匆忙之间构思出了小说《到灯塔去》。”小说的大体轮廓很快成形，四个月后，她在1925年5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这部作品将相当短，要写出父亲和母亲的性格，以及圣·伊夫斯群岛，还有童年，以及我通常试图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等等。但中心将是父亲的性格。他坐在一叶小舟上，一边背诵着：‘我们死亡/每个人独自地死亡’，一边将一条垂死的马鲛鱼碾死。但我必须抑制自己。我得先写些短篇，让《到灯塔去》酝酿成熟。”《到灯塔去》便成为伍尔夫第一部早期构思和最后成书基本一致的小说，写作过程非常顺利，几乎一气呵成。
也许是具有自传性质的原因，《到灯塔去》的写作一开始思路就十分清晰。伍尔夫在1925年6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要让海浪的声音一直在小说里回响，我要用一个单词来概括小说，但是什么呢？挽歌？”她在1925年6月20日的日记中构思出小说的基本框架：“这部作品或许会包括所有沉淀下来的人物，还有童年，随后还有这与人无关的东西……光阴的流逝，以及接踵而来的结构连贯性的打破，（我设想它分为三部分：1.在客厅窗口；2.七年过去了；3.航程。）时光流逝那部分令我很感兴趣。”伍尔夫让“时光流逝”这部分成为连接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桥梁。在构思完成之后，伍尔夫便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在1926年2月23日的日记中伍尔夫写道：“我以一生最快的速度、最无拘束地进行着创作，比任何作品都写得快速而淋漓酣畅——超过以往的20倍。”《到灯塔去》的写作过程看起来非常顺利和迅速，仿佛所有的想法都在她的脑子里，可以直接转换为文字。伍尔夫关于《到灯塔去》的构思和写作之所以如此顺利，一方面是因为她借助了日记的设计，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书中所描写的都是她最熟悉的和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和事件。
四、日记与文体杂糅小说
伍尔夫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提出，未来小说的艺术形式应该具有综合文体，并且她在其后期作品中进行了各种综合性实验，试图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将传记、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形态都融入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之中，形成有效的杂糅，从而“大大拓宽了小说这种体裁的容量和内涵”, 使小说吸收其他文类的优点，以继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伍尔夫通过跨文体写作的探索和实验，创作出一系列多种文体杂糅小说：传记小说《奥兰多》、诗化小说《海浪》、散文小说《岁月》和戏剧小说《幕间》。而日记始终陪伴着伍尔夫的小说创作，进一步推动了她对综合文体小说的实验。
（一）《奥兰多》：一部具有革命性质的传记小说
国内外相关研究认为伍尔夫的小说有非常强烈的传记色彩，题目明确的就有《奥兰多》（Orlando）、《罗杰·弗莱传：一部传记》（Roger Fry: A Biography）、 《弗勒希：一条狗的传记》（Flush: A Biography）等，这些作品体现了伍尔夫对事实与虚构关系的不懈探讨。 伍尔夫的传记作品被称为“新传记”，因为她力图打破维多利亚时期以来传统传记的写作模式，在花岗岩般的历史事实之中融入彩虹般的艺术想象。传记作者不再刻板地记录传主的陈旧史事，而从艺术真实的角度展现传主的人生。《奥兰多》是伍尔夫新传记的代表作品，她在日记中也进行了传记小说写作的理性思考。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3月，伍尔夫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写成了《奥兰多》。奥兰多的原型是薇塔·萨克维尔 - 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一位出身贵族的女诗人，继承了驰名英国的华宅“诺尔”（Knole）。薇塔与伍尔夫是亲密的朋友，她美丽聪明、热爱艺术、行事泼辣、喜欢易装，具有男性气质，是当时有名的“双性恋” 。伍尔夫在1927年10月5日的日记中首先写道：“想创作一本名叫《奥兰多》的传记，从1500年写起直至今日，以薇塔为原型，唯一的不同是性别将发生变化。”伍尔夫写这部小说的初心就是还原对薇塔的印象，希望借此来挽回她们之间的友情。伍尔夫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在朋友的有生之年写他们的回忆录应该十分有趣。关键是如何创作。薇塔就是奥兰多，年轻的贵族。传记必须真实，但要充满想象。”伍尔夫以薇塔的家族史《诺尔堡与萨克维尔家族》（Knole and the Sackvilles）为依托，塑造了奥兰多性格多变的人物形象。
伍尔夫在日记中探索传记小说的理论建构、衡量其可行性。 伍尔夫在构思《奥兰多》之初曾在1927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曾想在这部作品中有机地融入虚构成分。”她认为，传记家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同样可以创造出艺术的真实性，这才是传记本身应该达到的目的。因此，伍尔夫呼吁传记文学应该像小说一样，利用想象去创造这种虚构的真实，体现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奥兰多这个人物虽然有原型，但她在时间上穿越前后四个世纪，在空间上跨越欧亚大陆，性别从男性变身女性，身份从贵族到政客再到家庭妇女，如此不顾自然规律和生理科学的记述，单凭“传记”这种文体是无法掌控的，必须依靠小说的想象。
《奥兰多》出版后，伍尔夫在1928年11月7日的日记中评价并肯定了其创新性和文体价值：“《奥兰多》当然是部闪光的非同一般的作品……《奥兰多》教会我……如何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写一出幻想传奇，我想要描写出事物滑稽的一面。我想以同样的笔触写历史剧，比如说纽纳姆学院的历史或者妇女运动。”虽然从形式到内容《奥兰多》看似一部名副其实的传记，但它融入了艺术的想象，意图模糊传记与小说的界限，实现传记文学的革命。传记研究家艾拉·布鲁斯 ·纳德尔认为，伍尔夫“和谐了传记形式、创造发挥以及生活素材三方面的对话”。伍尔夫将传统传记融入小说的元素，积极探索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奥兰多》的实验是成功的，因此她认为应该将小说革新继续下去，以《奥兰多》为起点，伍尔夫开始进行新的小说实验即文学种类的融合与杂糅，例如小说与散文、诗歌、戏剧的结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复杂性和多变性。在此之后的诗化小说《海浪》、散文小说《岁月》和戏剧小说《幕间》便很好地践行了她的小说创新理念。
（二）《海浪》：一部优美的诗化小说
《海浪》是一部奇特而艰深的小说，标志着伍尔夫实验性小说的创作顶峰。因此她在写作过程中更需要日记的辅助，而《海浪》与日记的充分互动也说明伍尔夫对日记的使用达到了极致。伍尔夫早在1927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就提出了将其他文体引进小说的设想：“为何不发明一种话剧的新形式…… 远离了细节，不受羁绊，然而场景相对集中，既是散文也是诗歌，既是小说也是戏剧。”之后她在散文《诗歌、小说和未来》中具体阐述了日记中的设想，提出未来的文学样式应该是诗化小说，所谓诗化小说的特征是语言带有诗的节奏和韵律，内容具有诗的意蕴，意象富于诗的象征，是一出气势恢宏的古典诗剧。早在《奥兰多》完成之前，伍尔夫就预计“接下来要创作一部严肃而神秘的诗作”。因此可以推断，将《海浪》（The Waves, 1931）定义为交响诗（Tone poem）的种子早已破土萌芽了。 之后伍尔夫在日记中确定：“它应该是一部戏剧诗。”《海浪》已经超出了一般意识流小说的范畴，发展为一种诗小说。
从1930年12月12日的日记可以看出，伍尔夫认为，《海浪》是“一段韵律而不是一个故事”，应该由海浪的韵律将这一系列的戏剧性独白组接起来。她从贝多芬的四重奏中汲取灵感，通过对小说节奏的控制获得整体音乐效果：“我可以把所有插入的段落融进伯纳德最后说的一段话里，并用独白结束全文；因而可以让他把所有的场景融合在一起，不必再有停顿。这也是想说明主题的力度，是主题的力度占了主导地位。 …… 可我对其艺术效果没有把握，因为各部分的协调最后需要海浪的介入才能结束。”在日记的指导下，在《海浪》中伍尔夫刻意营造合唱和个体声音的交融，这一点从她对人称代词“我”和“我们”的运用可以得到证实。在小说结尾，伯纳德的总结性发言代表了六个个体声音的合声：“我一直在谈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我等于是他们全体合而为一么？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突出的么？…… 我和他们是分不开的。当我这会儿在说这些话时，我就觉得‘我就是你’。”但下一段伯纳德的讲述则从第一人称复数转为第一人称单数：“我在这儿用自己的双手来塑造我一生的故事”，合声又变为个体声音。虽然伍尔夫无法把五线谱搬进小说中，但她还是创造出了多层次的音乐结构，让“海浪之声贯穿始终”。她用诗化语言将多种声音同时并置，例如在小说结尾，伯纳德说：“多么宏大的一曲交响乐啊，包括它里面的和声和不谐和音，它的高音清亮，低音重浊，接着又昂扬激越起来！每个人奏着他自己的曲调，用小提琴，长笛，小号，定音鼓，或者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乐器。”《海浪》注重这整台音乐诗剧中每个跳动着的独特音符和每种艺术形式对一部作品的呈现，更注重每个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它不仅在技巧上融入诗歌的节奏、让小说的语言带有诗的韵味，更重要的是其内容具有诗的意境，内涵蕴藏着诗的哲理。
（三）《岁月》：一部散文式家族编年小说
1931年1月，伍尔夫应邀为劳动妇女协会做了一次演讲，随后她一直思索着写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随笔。在1932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她兴奋地写道： “我要写一部散文式小说——《帕吉特家族》（The Pargiters）。将网罗从1880年至今所有的社会问题：两性、教育、艺术、历史和政治！我想从细节的写作和对无以计数的细节的拥有中，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帕吉特家族》将顺利地把我的创作带入下一阶段——散文小说阶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伍尔夫开始直面长久以来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对立的问题，并希望通过《帕吉特家族》创作出一部散文式小说。该日记还展露出伍尔夫要创作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鸿篇巨制的雄心，要用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艺术观探讨一系列社会重大问题。
《帕吉特家族》最初的设想是由描述帕吉特家族生活的章节组成，中间穿插着关于女性地位的论文。伍尔夫在1933年2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写完了第一章。我会将散文部分融入小说章节中，写一个日期的索引，这主意不错吧？”原小说的内容分为六篇论辩性随笔和五个小说章节，这些穿插在小说章节中的随笔直接面对读者，逐一解释她创作每个事件和人物的深层动机，同时阐述造成这些事件背后更复杂的社会原因，并且告诉读者故事的发展方向。《帕吉特家族》的写作手法化解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对立，但这样大胆的创新并未为伍尔夫赢得预期的效果。对伍尔夫将“花岗岩（事实）”与“彩虹（想象）”相融合的创作手法不熟悉的读者，往往会对她在同一作品中混用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做法感到困惑。在这些读者看来，伍尔夫的这种文体创新其实并不能真正展现女性的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在《帕吉特家族》创作的初始阶段伍尔夫就预知将会遇到重重困难，因此，她最终放弃随笔部分，将小说部分发展为现在的《岁月》（The Years, 1937）。
尽管后来伍尔夫删除了原小说中的随笔部分，但《岁月》仍然是一部散文特征鲜明的散文式小说。《岁月》讲述的是伦敦中产阶级家庭帕吉特一家三代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前后近60年的生活历程。这虽然是一部家族历史小说，但伍尔夫并未采用传统家族史的线性写作手法依次叙述每个阶段的发展进程，而是采取羚羊跳崖式不连续的记录，她在1933年1月5日的日记中的解释是：“按一种奇怪的、不相称的时间顺序写，一系列长长的对话则用平直而严密的叙述段落来衔接。”《岁月》中章与章之间的年代跨度有长有短极不均匀，比如第8章“1913年”紧接着的是第9章“1914年”，而第10章“1917年”之后是第11章“现在”（1936年），两章之间横跨了近20年。因此，小说无法向读者提供帕吉特家族完整的生活全貌，我们只能把握某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且伍尔夫对每个年份的描述只限制在其中的某一天，没有过多的人物和情节记叙。散文的零散化叙事让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块块生活的碎片，和一张张并不十分清晰的人物面孔。但看似间断松散的人物关系却能够凭借个体人物的意识、回忆和联想相互联系起来，达到散文所谓“形散而神不散”的境界。
尽管当时的评论界并不看好小说与散文的联姻，但伍尔夫对这种现代主义文学体裁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正如伍尔夫在小说结尾的设计，作为帕吉特家族最年青一代的两个孩子，在聚会的尾声用大家都听不懂的语言唱了一首歌。即使孩子们的声音聒噪刺耳，他们的脸庞始终浮现着笑意，大人从最初的费解到后来的会意，表示能够理解代际之间的差异，并表现出宽容的一面。
（四）《幕间》：一部炮火催生出的戏剧小说
伍尔夫在创作《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41）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德国法西斯持续不断的空袭使整个英伦三岛都陷入一片火海。包括伍尔夫夫妇在内的伦敦市民不得不四处逃难，以躲避德军的空袭。这种流离失所和担惊受怕的生活自然给她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干扰。 赫西指出，“伍尔夫当时清醒地认识到，之前的美好生活将会随着战争一去不复返”。《幕间》是伍尔夫在逃难的过程中写成，在隆隆的炮火中呱呱坠地，成为她的绝唱。同《达洛卫夫人》一样，《幕间》的所有情节都被压缩在1939年6月的一天，主要讲述了奥利弗一家及村民们观看由拉特鲁布女士指导的露天戏剧的前后情景。
1938年4月26日，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了对小说框架的初步设想：“《波因茨邸宅》……有一个中心，把所有的文学与真实、琐碎、不和谐生活中的幽默结合在一起来讨论。”波因茨邸宅象征着英国的中心，那个露天剧场的舞台把所有的人聚集到一起。小说中的人物既代表某一类人，又象征着由诸多因素构成的人类整体。瞿世镜先生认为：“伍尔夫的后期小说所要表现的，决非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普泛观念，是全民族、全人类的理想和梦幻。这是一种远距离的、宏观的、抽象的概括。”波因茨邸宅象征着英国古老的历史和面貌，而拉特鲁布女士导演的露天戏剧则包含了英国的全部历史，每个村民演员对应不同的历史人物，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他本人，又是祖先们集体意识的继承者。
1938年5月，伍尔夫打算将《波因茨邸宅》写成一部戏剧，不久又决定在小说中通过一出完整的戏剧表演来表达主题。伍尔夫试图在这部小说中继续她的小说革新，打破小说与戏剧之间的壁垒。早在1927年2月21日她就在日记中提出：“为何不发明一种话剧的新形式……场景相对集中，既是散文也是诗歌，既是小说也是戏剧。”伍尔夫通过戏剧小说特殊的时空设置将历史与虚构的人物并置，展现宏大的英国历史。法赛尔发现，伍尔夫正是用戏剧结构来设计《幕间》，“让小说叙事与戏剧叙事互为间隔”。
小说的题名和结构都具有象征意义，“幕间”指两场戏之间的休息时间，这样伍尔夫就把台上与台下联系起来，把舞台上的戏剧与舞台下观众的生活等同。 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创作中，伍尔夫都将注意力放在历史剧幕间休息时观众的反应上。对伍尔夫而言，台下的这些观众才真正是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在1931年6月的日记中，伍尔夫描述了一位夫人观看《破坏者》时的表情，“在幕间我观察艾阿顿夫人的神情”，仿佛她才是台上的女主角。日记中出现的这个短语最终成为伍尔夫最后一部小说的题目——《幕间》。伍尔夫正是在当年观看史密斯戏剧《破坏者》时从幕间休息时观众的反应中受到启发，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幕间休息时舞台下的场景。当拉特鲁布女士的露天历史剧演到高潮时，小说叙述视角转向台下的观众：“贾尔斯把脚缩进椅子底下，坐得像箭一样笔直。曼瑞萨太太拿出小镜子和口红，涂抹着嘴唇和鼻子。”拉特鲁布女士的历史剧演到最后一幕时，台上的演员们手持形状各异的镜子跑到观众之间，反射出他们的面貌，观众与演员之间的鸿沟消失了，原来的观众成为书写历史剧的创作者。如果我们将剧作家史密斯和小说中的拉特鲁布女士联系起来，并且意识到不论小说内外伍尔夫都将舞台上下的情景并置，就不难发现，她力求消解作者权威、解构主客体二元对立以达到颠覆父权专制的良苦用心。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伍尔夫日记之所以是典型的作家日记，除了其日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本身特有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伍尔夫将日记写作与小说写作同步进行，利用日记来指导规划小说的具体实践。伍尔夫绝大部分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过程都与她的日记息息相关。日记写作对于伍尔夫一生创作如此重要，因此也成为后人研究伍尔夫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资料。伍尔夫日记对其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日记是伍尔夫文学创作的素材库，伍尔夫会把日记里的生活片段和人物素描经过改编加工后移植到小说中；这种关系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小说中；其次，伍尔夫用日记来记录并规划小说的写作进程，督促自己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写作目标，提高写作效率；再次，伍尔夫利用日记对多部小说进行框架的设计和构思；最后，伍尔夫借助日记探讨新小说的写作技巧，探索传记小说、诗化小说、散文小说和戏剧小说创作的可行性。
综观伍尔夫日记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在小说创作的早期、中期到晚期 ,随着日记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小说的创新力也越来越强。早期日记中对前两部小说《远航》和《夜与日》的讨论比较少。随着第三部小说《雅各的房间》的发表，伍尔夫才逐渐有意识地在日记中加强了对小说创作的指导。中期小说《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的写作过程与日记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她在日记中不仅记叙了小说思路、写作进度和所遇到的困难，而且探讨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到了晚期创作《奥兰多》《海浪》《岁月》《幕间》的阶段，伍尔夫将重点转向文体杂糅，因此，小说与日记之间更加紧密，几乎每一篇日记都涉及当时正在写和准备写的小说。正是她在日记中对小说创作缜密而严肃的思考，帮助她将现代主义小说技巧推向了高峰。随着伍尔夫小说革新的脚步，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到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再到文体杂糅小说，小说与日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日记对小说创作的辅助作用也不断发生着改变并且越来越明显。
作者简介：何亦可，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伍尔夫文学创作。
本文刊载于《传记学研究·第二辑》“书信、日记中的传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