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6年第7期。
由于日记的非虚构性和相对简略性，持“纯文学”观念的研究者长期将它排除在文学作品之外，最多视为一种边缘文本。事实上，日记文本一旦超越纯粹的信息传递功能，具有某种形式意味、心理功能、情感价值或审美魅力，就具有了“文学性”。反之，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观察日记，其功能和意义也会发生变化。那么，该如何“文学地”研究日记？兹从文体学及叙事学角度略陈浅见。
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文学之“体”包含四个含义：文学体裁、形式体制、题材类别与文体风格。“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牢固观念。今人对著述意义上的日记体式已形成广泛共识，认为其包括六要素：私人撰写、自身视角、先标日期、次记天气、杂记叙事、定期写作。这六要素在北宋赵抃《充御试官日记》与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中已臻完备。各要素容有缩减或变化，从南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七《日记式》为修身进学日记制定撰写格式，到清人王贤仪倡导日记内容应随手即记与慎勿率记，再到20世纪初胡适一再修订日记条例、改造书写形式——日记文体的演变贯通研究仍有待加强。体式明确之后，我们对传统日记的起源、发展、定型过程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以扬州西汉墓出土材料为例，考古简报将其中写有日期和事件的木牍称作“日记牍”，断为“私人记录”，推测很可能是王奉世入狱后“对前往探望（营救）他的人的记录”（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学界视之为最早的私人日记，习称“王奉世日记”。其实，该木牍并非私人日记，而是官员处理诉讼案件时的工作记录，性质属于官方文书。由此可见，日记研究当以“辨体”为先。
吴承学主张古代文体学研究应“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其说对日记的形式体制研究也富有启发性。关于制度与日记体式的关系，日本学者指出，历日（历书）的广泛普及与形态发展，为北宋各种日记的出现创造了环境；宋代行程历、各类文书及账簿“历”的流行，也促进了私人日记的勃兴［岡本不二明「宋代日記の成立とその背景——欧陽修『于役志』と黄庭堅『宜州家乗』を手がかりに」（『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18号，1992年）83—95頁］。中国学者则结合修史制度，揭示从中唐到两宋的官修日历对日记的兴起深具影响（邓建：《从日历到日记——对一种非典型文章的文体学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犹可补充的是，两宋各级官府均设有财务收支历，按时间顺序每日登记钱物收支，书写格式为“日期+事件”（方宝璋：《宋代的会计帐籍》，《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此外，宋朝采纳沈括的建议，建立“候簿”，每日观测并记录昼夜天气与气象变化，为制订可靠历法提供依据。各级各类官吏皆了解财务收支历和“候簿”，而日记正是在宋代定型并走向勃兴的。宋代日记强调记录气象变化与地点所在，二者之间有无联系？迄今无人措意，值得深入探索。
宋代以来的日记实物即稿本日记，是最可靠的一手材料，其中早期稿本尤为珍贵。现存最早的私人日记手稿是元代郭畀《云山日记》，通行本出自清人抄录的副本，多有舛误。其真迹影印本有《郭天锡手书日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收录52叶，另有14叶存于首都博物馆，知者甚少。将二者合并，既可窥见早期日记的形制及书写形态，也可纠正通行抄本与刻本之误。至于从文本发生学角度探讨稿本日记的特殊意义，张剑《稿本日记与情境文学史建构——以中国近现代稿本日记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已作论析，足资参考。利用实物研究日记的物质性，解读其纸张、笔墨、添削、涂改、符号、留白等信息，分析作者思维与心态的变化，区分稿本、抄本、刻本等不同载体对文本结构的制约，正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题材类别的分析可为日记研究提供一个秩序化视角，在日记—作者—世界—读者四者之间搭起沟通桥梁。从共时角度看，日记未必是时代精神之精华，但必然是该时代社会状况和个体经验的反映。宋代朝政类日记盛行，即与当时日趋激化之党争直接相关，此类著述成为作者在党争中有效保护自己的手段（顾宏义：《校点说明》，曾布著，顾宏义点校：《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4页）。事无巨细、“琐屑毕备”的日常化日记在宋代兴起，又与“宋学”的发展存在关联。宋人扩展了“诗史”的含义，认为记录时事、融入评论、记载岁时、书写日常之类的作品皆可称为“诗史”；同时，他们普遍认同“道”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道”，衣食住行、劳作玩乐之中也寄寓着忧思感奋，足以起到兴观群怨之作用。据此，一切题材的书写皆有“史”之价值、是“道”之体现，作为日常生活记录的日记，其地位遂变得崇高。宋诗大规模地从“写日常”转向“日常化”，日记的内容更是如此。通过与其他文体和著述相对比，题材类型学研究还能判定每部日记的史料价值和使用边界，破除“真实幻觉”，并有助于分析各题材类型的叙事模式和文体特征。
从历时角度看，宋代日记从官修日历这种史书发展而来，起初题材主要就是朝廷政事，但因为要逐日记录所见所闻、所做所思，下笔时自然会触及多个领域，如科举活动、行旅见闻、日常生活等。士人修身治学讲究“日课”，又发展出修身进学类日记。题材类型在后代续有拓展，至近现代蔚为大观。今人将中国日记文献分为14类：记事备忘、工作、学术考据、宗教人生、游历探险、使行、志感抒情、文艺、战难、科学、家庭妇女、学生、囚亡、外人在华［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史学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分类标准虽稍欠严密，但已足见日记在题材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发展。日记题材的多样性，反映了作者身份的复杂构成，而类别能被分得越细，说明题材越丰富繁复。明末贺复徵曾总结日记的文体特点是“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六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么只要作者面向生活本身，日记的题材就会自由扩展，随着社会和时代而发生变化。同样的题材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分类，如宋代的使辽、使金日记属出使行记，而金中期王寂《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属境内公务行记，金末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则属跨境行记，从类别转换中见出国家、民族、时代的大变局。而对于同样的类别，不同时代的读者和作者态度也不同。明王慎中赞赏欧阳修《于役志》曰“此公酒肉帐簿也，亦见史笔”（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1页）；清中叶张问陶日记自序亦称，“家居从略，出游则琐屑必书。日积月增，滥如市侩间酒肉帐簿。……余亦恐岁月易迁，浮迹难定，聊藉此以留之而已”（吴庆坻撰，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卷五“张问陶日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3页），所记与欧作类似；而晚清俞樾《春在堂日记》则说，“余自来湖上。以食物馈者甚多，然不可书，书之则为酒肉账簿矣”（赵一生主编：《俞樾全集》第2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10页），尽量避开同类题材。可见日记既是再现现实世界之镜，也是表现心理状态之灯，还是呈现历史变迁之窗。通过梳理日记的题材谱系及在不同时代的接受情况，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可阐释的关系，找出紧贴文本的叙事线索，散乱琐屑的日记个体就会出现有序的脉络，日记作为近世中国社会转型、心态革命、文学演变的“显微镜”作用也逐渐清晰。
题材类别研究是解决日记“说什么”的问题，文体风格则是分析“怎么说”，即语言的使用问题。常见做法是分析日记中的语言风格，或将日记与其他文体对比阐释。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其实密不可分，如果紧扣日记作为叙事文本的特性，从叙事学角度切入，或可兼顾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试以南宋周必大的八部日记为中心展开讨论。
第一，叙事视角和自我建构。日记是一种自我书写实践，其中的“我”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了三组自我——“当下的我”与“回忆的我”、“当事的我”与“反思的我”、“现实的我”与“期待的我”，每组之中的“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彼此面对，作者在这些“多重自我”中建构了自我形象和身份认同。周必大在八部日记里呈现出良好的个人形象，这是他苦心营造的结果。他在每部日记前都写了长短不一的序言，还留下了补记的痕迹。如《归庐陵日记》乃记癸未年（1163）事，五月十九日载陈惇等人言行，正文后有小字注，称“后十二年，岁在乙未，三月七日被召，过玉山，陈君相送于此”（王瑞来：《周必大集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484页），足见他事后对日记予以整理，而且写作时预设了期待的可能读者。自宋至今，作者对日记作出修改者不乏其例，根本原因在于日记都有隐含的读者，作者写作日记即使真是为了留下历史证据，事实上也是在建构自我。
第二，叙事时距和行文节奏。叙事时距指事件时长与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日记通常每日一记，但有些日子和事件被详细记录，有些被一笔带过，有些被完全省略，分析其时距变化独具价值。侯体健指出，同是奉祠归乡行记，《归庐陵日记》中的作者是目光向外的健游者，《南归录》中的作者则是执着于内心的“抱愁者”（侯体健：《祠官的风景：奉祠生涯与周必大行记的多重风貌》，《文艺研究》2024年第11期）。这种差异也可通过分析时距变化加深认识。叙事顺序与时间节奏相关联。周必大日记大部分以顺叙为主，兼用倒叙、插叙和补叙，纪行日记《奏事录》却只有一两处使用了插叙和补叙，此外全是顺叙，从而产生一种“同步幻觉”，让读者感到正在与叙述者同时经历事件，增强真实性、渐进性和切身体验感。同时，单一顺叙固化了叙述者的单一视角，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当日的认知局限来理解事件，这种限制性视角可以制造一种悬疑效果。全书对风景的叙写不多，却能吸引人持续阅读，原因即在于这种“不知后事如何”的强烈期待。加之行文明快，该日记呈现了蛰伏近八年的周必大渴望尽快抵京、重返政坛的心理。可见时距和节奏的变化反映出事件对作者的意义差距。
第三，细节选择和叙事留白。《思陵录》卷下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的日记省略甚多，今人发现本月周必大援引朱熹入朝，朱遭弹劾：初四，周将孝宗要朱入对的意愿传与朱，但日记不载此事；十一日，周又参与讨论林栗对朱的弹劾，且援助朱，但日记亦不载，连日期都未曾记录（代天才：《周必大日记的版本及价值考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1期）。按朱熹入朝事极为重要，周在己巳日记里却不记对朱的私下传话，只记议事时本人的奏对、皇上的“笑曰”和当日官员的磨勘情况；又，本月里许多日期没有记下，有些日期有记事，但重要的事件并未记录。周必大用安全的细节充实叙事空间，规避对己不利的信息，构建起一个高度可控的叙事世界。可见日记中的细节选择和叙事留白，虽是史料价值的缺损，却是其核心叙事特征和文学价值的体现。
第四，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日记叙事本是“独白体”，周必大《思陵录》却大量记录了他和多位当事人的对话，展现他与王淮的相权之争及王淮的罢相过程，塑造了自己严谨客观、恪守臣道、深孚众望的叙事人格。“对话体”通过直接再现对话场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从而创造一种即时感，强化了叙事的“真实在场效应”，既推动了叙事，也塑造了人物性格；既隐藏了作者叙述的主观性，也暴露其主观建构的本质。日记从“独白体”走向“对话体”，则是走向对人物形象、戏剧性和现场感的捕捉和创造，无疑发展了日记的“文学书写”。此外，中国近代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一向被认为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其实传统日记中存在大段的内心独白、心理活动尤其是矛盾心理的描写，研究日记中的心理描写能更新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认识。
至于日记的语言风格，一方面，受古文传统的影响，作者多使用“雅洁”文言，但也有多样的面貌，如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往往笔势流利，《南归录》笔调则平缓凝重。另一方面，历代日记都有夹杂口语白话或“近代汉语”的作品，如北宋沈括《乙卯入国奏请（并别录）》记录与辽朝官员的对话，保留了当时的口语词汇和语法，是研究汉语史的珍贵材料；南宋詹初《日录》使用的是类似《朱子语类》那样的文人口语，也是早期白话的书面记录。这些作品的语言呈现“文白夹杂”的状态，为观察中国文学的语言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库。这方面的研究较为阙略，亟待开展。
学者在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时，把日记和书信汇于一编，称二者是“反映心身的文学体裁”（郑逸梅、陈左高：《反映心身的文学体裁——〈书信日记集·导言〉》，《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卓有见地。从更广的文体视野看，日记与书信都属于“生命写作”的类型。日记逐日叙事，记录个体的生命轨迹、思想情感和时代的大小变化，与书信一样，都是生命的当下私密文献，二者共同留存记忆、拒绝遗忘，是“微观史”和“个人生命史”的核心载体，倘能合观映照，通过研究其叙事而抉发生命表征，当可成为触及人类本质和行为的重要因素，“边缘”文体将不再边缘。
李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著有《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