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一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版图中，历史学处于一种颇为微妙的位置。严格地说，历史学与主流社会科学很难构成真正平等的对话关系。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依托成熟的理论范式、清晰的分析框架与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构筑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它们擅长提炼结构、归纳模式、推演法则，以确定性的结论回应现实问题，在学术生产、资源分配与话语传播中占据绝对优势。相对于庞大而雄辩的社会科学体系，历史学显得形单影只，长期来实际处于边缘的地位，“史料搬运工”是国内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历史学的印象。历史学就像踟蹰在角落里那个粗手大脚的农妇，埋头整理文献、考证史实、叙述故事，缺乏理论高度与抽象能力，历史学者整体属于沉默的一群。

现代学术体系下产生、成长起来的各个学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无论就大的学术体系言，还是就某个学科内部言，水准越高，分工通常也就越精细，所以，学科分工的精密化，本身是学术水准提高的结果和标志。在学术分工精密化这一大背景下，历史学处于学术金字塔的相对底层，打捞和发掘历史事实这一看似朴素的目标，实则需要投入海量时间与精力：沉潜于档案、文献、笔记、口述资料之中，辨析史料真伪，梳理事件脉络，还原现场情境，理解当事人的处境与选择。它不追求快速产出结论，也不依赖标准化流程，更无法用统一模型批量生产知识。就学科间的关系看，为其他学科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材料，本身也可以视作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显然不是靓丽光鲜的高管，而是默默无语的基层打工者。从这一角度说，历史研究者或许可以更坦然地面对其他学科投过来的眼光，毕竟，这个世界，脏活累活总要有人来做。

更重要的是，“基层打工者”同样可以实现“学术逆袭”。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历史人类学等交叉领域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意识到，离开具体历史语境，结构与趋势都会变得僵化空洞。他们主动走向历史，从历史中寻找问题、检验理论、修正框架。作为耕耘在历史第一线的研究者，历史学者天然拥有更贴近现场、更熟悉细节、更理解流变的优势，有条件从历史研究中提炼出属于历史学的智慧。历史学的“逆袭”，不能只是依赖其他学科的靠拢，更不是抛弃史学特质去迎合社会科学，而是以史学方法、历史智慧主动介入学术对话。

历史学和主流社会科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路径和时间观上。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具有强烈的方法论自觉与理论建构冲动，以发现结构性问题、解释普遍法则为核心目标。倾向于在变动中寻找稳定，在差异中寻找共性，在偶然中寻找趋势。对它们而言，理想的研究是超越具体时空，得出可复制、可推广、可验证的结论，以用统一框架解释不同现象。这种追求确定性与普遍性的取向，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科学的解释力与影响力，但如果简单套用到历史学中，容易带来简化过程、遮蔽差异、忽视个体的风险。

历史学不拒绝结构与延续，但不以牺牲具体、特殊与偶然为代价，更为重视的是丰富性、复杂性，是解构结构性理解的反例，是在时间流动中不断呈现的变动不居。历史学的核心特质，是“历时性”与“叙事性”：它在意时间流动中的断裂、变异与转折，强调每一事件、每一个体、每一变迁的不可重复性。历史学重视分期，不同阶段有着异质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与运行规则，而断裂正是划分这些阶段的核心标志。若一味追求历史连续性，将不同时代强行缝合，有可能陷入“以今度古”的认知误区，失去对新事物、新变局的敏感。很多时候，代表时代变动的新并不意味着主流，而是小荷初露尖尖角的那一抹亮眼，历史学需要捕捉的就是这种感觉。统一的理论概括、一刀切的解释框架、缺乏波动的线性连续时间，往往会在丰富的历史细节面前失效。

正因如此，历史学常常表现为“软心肠的学科”。它不愿轻易做出杀伐决断的结论，不愿用宏大概念覆盖具体人生，不愿以趋势之名抹去个体的感受与选择。历史学的基础性问题常常是：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发生？当时如何展开？它关注历史上的生命体及其活动，尊重生命的唯一性、活动性与不可重复性。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每一次社会变迁，都不是单一原因能解释的，背后往往交织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有无数个人的选择。历史学的意义，就是留住这些独特性。以此，对个体、事件及其后附着的一过性、特殊性、复杂性、非常态的珍视，乃至对排除了复杂性、一过性、非常态的“理论”的怀疑，本身其实就是历史学的方法论。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并非绝对对立，而是重心之别。社会科学追求“同”，历史学重视“异”，二者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补共生。历史学在社会科学强大话语下，对特殊性的坚持，既是这个世界多样性的需要，也是学术多样性的需要。事实上，在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体系中，居于绝对强势地位的社会科学逻辑，在不断开疆拓土，历史学所呈现的这一点点多元性，在学科互动的大潮中，在人们趋强本能的作用下，本身已在不断被压缩。坚守史学方法，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学术立场与价值选择。

二

历史学作为一种方法，最核心的价值，是对多元性、复杂性的坚守。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不回避模糊，不简化因果，在细节中呈现张力，在叙事中展现复杂。

历史学在意个体性与独特性。历史学要对曾经鲜活的生命负责。它不把人视为结构的附庸、法则的载体，而是把人当作有情感、有选择、有处境、有局限的行动者。无论是领袖精英，还是普通民众；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底层劳动者，在历史叙事中都应被赋予应有的意义。正是无数个体的选择、行动、挣扎与希望，共同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图景。

历史学坚持竞争性叙述。历史学不提供唯一标准答案，也不追求垄断解释权。同一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视角、不同叙事、不同理解。这些不同叙述之间的对话、碰撞与竞争，恰恰是接近历史的路径。这种开放性提醒我们：理解总是有限的，解释总是视角性的，保持谦卑与开放，才是学术应有的态度。

史学方法的独特价值，或可以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为例予以说明。农民、土地是革命的重心，这一点，不独中国如此，恩格斯在谈论欧洲国家的革命时，就认为像法、德这样的国家，“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虽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民运动，高度重视解决土地问题，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回应马克思主义的消灭剥削要求。不过，具体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做法却并不一致，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前后也千差万别。苏维埃革命时期，从土地国有到允许农民出租、买卖土地，前后就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则将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这一政策变化关乎农村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整，期间事实上也不断有倾向性的变化，每一个变化背后仍然与千百万人生活息息相关。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制定土地政策，开始实施土改，这又是个大变化。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背后，是不断变化和调整着的具体政策，从中很难得出总体上趋于激进或温和的结论，多数情况下，都是随着时势变化的不断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不是简单的“激进”或“温和”可以概括，而是基于时势、战局、社会结构与民众诉求的现实选择。对社会科学式的宏观观察而言，这些细节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历史学而言，这些调整关乎千百万农民的生产生活，关乎革命政党的具体行动，关乎无数个体的命运沉浮。某种程度上，不对这种不同因应给出观察和解释，就没有完成历史学的基本任务。

更有意思的是，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思路下，中国共产党还在关注着更大的目标，即解放农民、建设近代工业社会，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毛泽东在1944年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 （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 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提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长一段时间革命的基地在农村，这实际是多数国家的可能道路。但是，农村并不是革命的目标，到农村开展革命，是对中国国情的顺应，但顺应并不等于接受，革命的目标还有能动性的改变，革命更重要的还是进入城市、建立大工业、掌握机器，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所以消灭剥削只是第一步，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则是革命更重要的目标。毛泽东甚至认为，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这就显示了历史的复杂性，谈论农民土地问题，不能仅仅限于农村本身，这背后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更大的期许。这种“现实策略”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历史的深层复杂。只有进入具体历史情境，细致爬梳政策演变过程，理解革命者的处境与思虑，才能把握其中的微妙之处。而这，正是历史学作为一种方法不可替代的意义。

三

在学科高度分工的今天，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既不必相互轻视，也不必强求融合。融合更多是一种想象，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双向借鉴，才是更现实、更健康的互动模式。

历史学应当保持开放，主动理解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提供的结构性视野、分析工具与逻辑框架，能够帮助历史学超越单纯的史料考证，提升问题意识与解释能力。近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历史学通过借鉴和学习，有能力完成属于历史学的理论建构，比如历史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中层理论做出的探索，就是其中的成功案例。

中层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运用到历史学，即介于宏观整体史观与微观个案考据之间的中观研究范式。田余庆对魏晋门阀士族、陈旭麓对近代中等阶层的经典研究，都具有中观研究的特征。田余庆以门阀士族这一中间层级为枢纽，解释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治格局，从中提炼门阀士族特权传承、皇权与门阀制衡、地域圈层垄断、文化身份固化的运行机制。陈旭麓以中等阶层为切口，解释近代思潮演进、社会风俗变革、维新与立宪运动、思想启蒙的社会基础，从而发现近代中国的变革动能。这种以特定社会中间群体、阶层与集团为核心分析单元，搭建起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历史人事的沟通桥梁，精准阐释特定时空下的历史运行机制，可谓中层理论本土化运用的典范。这一将理论和事实紧紧贴合，两者间毫不违和的做法，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折中且高效的研究范式，是平衡理论阐释与史料实证的重要研究路径。

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互动中，应该警惕的一种现象是，历史学在吸纳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的过程中，过度依赖、不加反思。当历史解释越来越多地借用现成框架与固定概念时，历史原本丰富流动的面貌，正在慢慢流失，历史研究变得平面化、庸俗化、模式化，变动不居的时间感、生机勃勃的现场感、独一份的历史个性，以及历史中人的选择与主动性，都可能在整齐划一的解释中被冲淡、被遮蔽。历史学一旦丢掉对变化、断裂、个体与能动性的敏感，也就失去了它最本真的灵魂。这些年，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历史研究论文越来越平板，越来越同质化，原因当然很多，但一味学习社会科学带来的误区，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居于强势，理论素养深厚的社会科学大概很难有被历史学影响之虞。倒是可以俯首垂听一下来自历史学的声音，被视为“碎片”的历史细节，难以被模型容纳的特殊经验，无法被规律覆盖的偶然事件，可能正是社会科学反省自身、修正理论的重要资源。二者之间，或可形成双向镜鉴：历史学以其不确定性与具体性，为社会科学提供反省的镜子；社会科学以其确定性与结构性，为历史学提供稳定的思想工具，从而发现历史现象之下的历史潜流。历史学不必因自我怀疑而过度自卑，坚守自身方法不是保守，而是对学术多元的贡献；社会科学也不必因确定性而过度自信，正视过程的复杂与特殊，只会让理论更坚实、更贴近现实。

历史学作为一种方法，最终指向的是对人、事实与多元的守护。历史学的价值，并不在于模仿社会科学建构普遍理论，更不是拿经过提炼的社会科学理论生硬套取历史经验，而在于坚守自身的方法论特质：重视个体经验、尊重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直面时间断裂与流变、在确定和不确定中相互发现。历史学当然不能孤芳自赏，主动从更具笼罩性的社会科学中获取思想资源，是历史学继续前行的动力。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历史学还有一条自身的路径，这一路径是生动的、活泼的、充满生命气息的，这是属于历史学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