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人的左转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遍现象。杨静远的日记，提供了知识人左转的具体案例。从一个具有自由倾向的普通大学生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杨静远走过的路，似乎并不复杂。亡国的担忧，民众的苦难，对执政者的不信任，引致当年知识界不断左倾。杨静远的左倾，更多是在这种大趋势下的顺流而下。杨静远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记下了和思想引导者的对话，展现了一个倾向共产党的普通知识人对共产党的期冀、接纳及其间不可避免的疑虑，这可能也是很多走向左翼的知识人的共同心路历程。左转的知识人，普遍具有理想主义的特征，正由于此，国人的苦难在他们心中挥之难去，可以说，他们对中国苦难的承担，是左转的基础性原因。
关键词：左翼知识人；杨静远；武汉大学；心灵史；共产主义运动
1948年，当美国人韩丁来到山西潞城的张庄时，戚云是他的翻译。韩丁对这位出生于沿海大城市、大学毕业的中共女干部印象深刻：“戚云那和蔼的圆脸庞上，每一个细小的部分都不怎么漂亮，可是综合在一起，就显出了女性的魅力。她对衣着和发式并不讲究。每天早晨，她总是把柔美的长发卷起来塞到软沿帽底下，只有几绺刘海还露在外边，使自己严肃的面容上稍带一点妩媚。”最打动韩丁的不是戚云的长相，而是她在乡村艰困环境下的从容：“我常常想，象戚云这样一个女人，在城市里度过一段比较优越舒适的童年生活之后，到贫瘠的华北农村来过这种艰苦的革命干部生活，一定会感到难以忍受。可是她对寒冷、疲劳、虱子、跳蚤、粗糙的食物和坚硬的木板床似乎都毫不介意。” 1 韩丁进而观察到：“知识分子的干劲远远要比地方干部高得多，……他们怀着满腔热忱，急不可待地深入到农村里的事务中去，对他们同胞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认识，跟那些在学术生活中决不会接触到的人们建立崭新的、有意思的友谊，并且把随之而来的艰苦生活看做是一种历险，看做是为将来的革命工作而锻炼自己。” 2 知识人习于营造氛围，让观察者浸润于他们刻意展现的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韩丁的观察难免被设定，但他对知识人在中共革命中全心投入的描述，确实是那个时代引人注目的现象。以此，无论是韩丁还是后来的论史者都难免会发出一个追问，这些当年家境远在普通人之上的知识人，为什么会成为倾向共产党人的左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有多种途径，答案也一定多种多样，心灵的转变隐秘微妙，勿论旁观者，就是当事者自己也未必能清楚把捉。试图进入当年当事者的内心世界，通过公开发表物进行探索是一种途径，这更适合于大的观念史的书写 3 ；另一种可能则是通过日记、书信等私人材料，经由他们自己的述说，设法打开一扇窥探的窗口。日记能说多少，会说多少，是否说非所想，这些当然都大可怀疑，不圆满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底色，学术研究自然也是如此。在困难和局限中尽力而为，是生活也是研究的不二法门。
一 墙里墙外
《让庐日记》的作者杨静远当年是武汉大学学生，抗战后期杨静远的思想开始左转。 4 1949年后，她一度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后成为翻译家。晚年，杨静远整理出版了自己的日记。虽然日记删去不少内容，仍然不失为了解那个时代青年人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借镜。从日记中可以看到杨静远左转时心灵的激荡，提供了就近观察那一代青年人左转过程的第一手材料。
杨静远的父母杨端六、袁昌英都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均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作为家中的独女，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又受到那个时代完整的教育，杨静远基本接受了当时时代的主流观念，即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开放、包容、尊重个人自由的思想传统。这一点，在杨静远的一则日记中颇有体现：
上纪念周听杨东莼讲“谈生活”。听的人真多，许多人没位子坐，站在旁边。他讲得很短，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论点，不过很动听，穿插一些逗笑的句子，叫人不得不笑。听完和张韵芳、刘琅一同下来，张说他好像没讲出什么来，可是实际上是讲出来了。我补充道：“他不下定义。”她说是的。我笑着说：“下定义是不容易的，很危险。”张大笑道：“对的，危险，这两个字用得好极了。” 5
杨东莼是左派学者，他的讲演应该会有倾向性 6 ，但在杨静远看来，他的优点却在于“不下定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杨东莼是不是下定义，而是杨静远把下定义视为危险，并得到同学的高度认同。所谓不下定义，就是对事物保持开放、包容、自由的态度，所谓下定义危险，就是警惕用下定义封闭认知和选择的多元性。左转之前，杨静远的日记很少直接谈观念、谈政治，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表态，却也能体现观念的自然而然的浸润。所以，杨静远把杨东莼和父亲杨端六观念上的差异解释为社会科学和文学的分野，前者是“社会性的”“制度性的”，后者则是“个人性的、本能性的”。 7 杨静远显然坚持的是后者。
不过，用开放的态度解释一个实际具有倾向性的左派学者，本身又显示了杨静远观念的暧昧和含混。20世纪上半叶，在席卷世界的左倾大潮中，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左倾观念盛行。中国青年党的李璜和左翼思想分道而行，他发现到处都可以看到左翼的书籍：“除非你不买新书看便罢，如果你去买，十本总会碰着六七本的。……你看久了，眼睛便会花了，真觉得时代的巨轮在那里转，你便也上了转轮；虽然自己并非工农，总得自命为无产阶级，觉得才合革命潮流。” 8 在这样具有笼罩性的思想潮流下，个体的观念常常会被不由自主地规定。杨静远有自由传统的思想底色，但又不可避免受到左倾观念的影响。起码在1943年左右，她还不想在这中间做出抉择，以此，用自己的思想底色消融强大的流行观念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然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能不面对两者的内在冲突，思想底色在流行观念面前，并不一定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当然，如果没有特殊的刺激，杨静远这样的兼容并包可能还会持续更长时间。一直到1944年初，杨静远和左派还是保持距离。她的日记记录了和同学考昭绪的对话，“我们谈到当前党派问题，我毫无忌讳地说自己的意见：左右各有缺点，现在一派也不加入，等到以后自己见识深了，看得清楚，再做打算。他承认他曾经差点儿走到左的路上，后来看出左派也有缺点：太重群体，抹杀个体。” 9 此时，杨静远对考昭绪的这个断语仍有同感。个体的凸显，是新文化以来中国新观念不断蕴蓄的重要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被消解的。不过，这一时期，内心的波动和挣扎已经开始显现，杨静远跟朋友交流后体会到：“我常自觉有两个‘我’在心里斗争，一个求骚动的‘大我’，一个求安乐的‘小我’，将来不知谁战胜谁。现在‘小我’常掩住‘大我’。”杨静远自己解释：“这里‘大我’是指工作、事业、责任等，是硬性的；‘小我’是爱情、艺术、罗曼蒂克精神的俘虏等，是软性的。” 10 杨静远说的“大我”和中共说的集体不完全一样，但当她将更大范围的目标、责任，与个体的爱情、艺术精神相对应时，已经在崇奉个体的观念里打开了一道缺口。
杨静远日记记下的对左翼观念的第一次动心，是和冼群谈话之后。冼群是左翼话剧团体“中华剧艺社”导演。1944年4月，冼群随中华剧艺社到武汉大学战时所在地乐山巡演。冼群的胞妹冼岫是杨静远同系好友，因为冼岫的关系，杨静远和冼群有多次深谈。此前不久，杨静远刚刚在陈铨主办的《民族文学》上发表了一篇爱情小说。陈铨有亲政府的政治背景，杨静远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遭到冼群的批评：“现在我们用不着站在任何立场，还是维持你个人独到的见地，择杂志就该择比较中性的。”当杨静远问什么杂志比较符合中性立场时，冼群回答：“《中原》，郭沫若编的就不错。”杨静远很清楚：“其实《中原》就是左派文人的大本营。”面对冼群这种号称中性，实际并不中性的回答，一向自信且直率的杨静远“没作声”。她没有由此怀疑冼群发言的倾向性，相反陷入了自疑之中：
我烦恼极了，因为我现在被迫面对我一向所逃避的问题。是的，我不应该永远逃避下去。我既有疑惑，为什么不自己去寻找解答？只因为一个习惯上的隔绝，使我陷在自欺自愚中。为什么不钻进我所不敢信任的东西里，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决定它是正是误？这正是检验自己站稳足跟的机会，我不去研究它，怎么肯定它就是我不能采纳的？我一方面存着戒备心理，怕和冼群接近，怕自己失去平衡；另一方面存着冒险的心理，想插足一个新的人群、新的见解，再把我所得和已有的对照一下。 11
杨静远的自疑，表明她已经跨出关键一步，杨静远明确感知到冼群的左派立场及表达的刻意性，却并不产生怀疑，事实上她已经在心理上倾向信赖冼群。之所以如此，因为冼群的声音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流行性倾向，杨静远很难抗拒这样的力量。以此，冼群的瑕疵被选择性忽视。当杨静远在日记中说想要跨出时，事实上她就已经跨出。
追根溯源，杨静远对左翼观念的兴趣或远在和冼群接触之前。同班同学谢菁观念左倾，虽然并非共产党员，但杨静远觉得她有一点赤化，很愿意和她交往。谢菁自视甚高，视杨静远为娇小姐，不愿意跟她交心。一般来讲，那个时代走向左倾的学生，都追求理想、崇高、改变、反抗，排斥庸凡和顺从，谢菁正是这样的学生。她对杨静远的优越感完全出于本能。这对杨静远形成很大刺激，几次三番遭到冷落后，杨静远暗下决心：“我以前太信任她了，我把一切关于我的事都和她谈，和她商量。她几时也回报我？她几时对我表示一种由衷的同情？没有！我再也不伤心了，再也不痴心了。……我永远不会走进他们的‘队伍’，也不希望他们闯入我的天地。” 12
杨静远被冷落、疏离后的表态，恰恰可以理解为走不进去后的逆反。她期待融入谢菁的世界，却不得其门而入，由此产生的反作用越大，越证明她的愿望之强。和谢菁一样，杨静远也自视甚高，先后有几个男孩走近她的世界，包括蒋炎武、朱明、考昭绪，但都没有通过她的检验，其中的关键就是无法真正形成思想上的对话。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她是如何重视谢菁，其实与其说重视谢菁，不如说重视谢菁所代表的观念。左倾观念的影响力，从下面这则材料中可见一斑。有人回忆：“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书’是在初中二年级，学的动机是为了搬弄名词写文章，显示自己是一个有学问的左倾分子，在教员与同学之间抬高自己身价。” 13 虽然这一说法或不无夸大，但左成为一种时髦，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现象。
除了左倾观念强大的影响力外，杨静远对左翼观念的好奇，还和她的生活、学习环境关系颇大。抗战爆发后，中共抓住知识人群体左倾化趋势，着力加强对知识人的争取。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报告显示，1942年青年组一共拥有关系252人，其中大学生82人，中学生92人，大学教师4人，中学教师14人，文化新闻界11人，医生6人，小学13人，技术人员15人，这些都来自知识界，知识界之外的只有工人7人，商人两人。 14 知识界成为大后方中共新血液的主要来源。武汉大学的左倾学生也颇众。按照中共的说法，1943年下半年，武大进步社团成员在150人以上，占全校同学十分之一以上。 15 1945年的报告称，武大校内“进步分子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文法学院”，“特别是历史、外文两系”。杨静远当时正是在外文系。女生又是武大中共地下党工作的重点对象，女生宿舍“共有一百二十多人，除四十名新同学外，其余八十名同学，有三十个参加了文谈、课余谈、海燕、政谈、风雨谈等团体，……女宿舍独立的女自治会，完全由进步女同学控制。” 16 在这样的氛围中，杨静远难免不被左翼的新思想所吸引。
左翼青年包括杨静远都有一个共同点，不会止步于个人的生活欲望，有更大的抱负和追求。杨静远在自己的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说：“热和光，蕴储在我里面，当用得着我时，我会随时供献它们的。” 17 这可以视为杨静远对这个世界的承诺。不过，自身的热和光具体贡献给谁，起码在走向左翼之前，杨静远并不明确。文学梦可能是个出口，但杨并不以此为满足。杨静远和冼群的妹妹冼岫非常要好，甚至有段时间陷入特殊的精神爱恋：“发狂似的想着冼岫，很久兴奋得睡不着。” 18 但是，冼岫是个很生活化的女子，杨静远和她很难有深入的精神沟通：“我对岫的情感完全是passion〔热情〕，我对她不能严肃，或说一句正经话。我变得可笑地嫉妒。可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又没有多少话可说。”偶然的机会，杨静远倒是和此时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同学常绍温获得精神的沟通：“温和我斜对面坐着，似乎有某种灵性触动，她找我谈起来。我们平时很少谈话。可是世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可思议，似乎我们之间有种自然的了解，虽然话很简短，各人都能深切地领会对方。也许她，正是我灵魂所要求的同伴！” 19
其实，选择过好自己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错，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在19世纪世界性的理想主义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人，尤其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很难限于自我满足。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求学的青年人乔秋远在给父亲的信中说的：“青年不可没有志向，甘为时代的落伍者，必须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要彻底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一番事业。” 20 要站到时代的潮头，冼群对杨静远的褒和贬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冼群对杨静远说：“有些人把艺术和实际人生分开，艺术家是超凡人，现在你已经认清这一点是错误的。你说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医生，不错。可是你没有把这个观念发挥，你没有指出怎样做才是一个医生。” 21 面对如此千疮百孔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拯救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冼群肯定了杨静远。当她认识到“咱们国家是个营养不足的国家，不但在物质方面，同时也在精神方面” 22 时，已经肯定了医治这个病态社会的必要，这和一年前不下定义的杨静远不一样了。但在冼群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要求杨静远不仅要有医治社会的认知，还要懂得医治社会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当然只有他所信奉的体系才能提供。
和冼群的谈话，对杨静远刺激很大：“回到宿舍，我心头烦闷，忧虑，有点儿怕，有点儿勇敢。”当她一直期盼的那股力量真的向她靠拢时，她既有欣喜，也有忧虑：“我觉得我正面对一堵墙，墙上一个洞，我的身体站在墙这边已经习惯了，这儿我被经年的情感、教养、平顺的已往的记忆维系着；而墙的那一边是另一个世界，粗犷，艰难，可是丰富。这堵墙已关不住我的心，可是还限制着我的身体。……要是我闭上眼迈过去，我将被直到现在还视为正统派的人们遗弃，而且将失去我最可贵的温情——不含渣滓的天性之爱。”杨静远用天性之爱来约束自己，可是当她确定那是一个新世界时，这样的障碍很难真正阻挡她的脚步。她判断：“从历史的观点看，墙外的世界是应该应时而起代替墙里的世界”，所以，谈话的结果让她“只好跨在洞口，同时冒着被双方拒绝的危险”。不过，这种拒绝如此无力，她自己也承认：“我不能逃避，逃避不能根本解决，只是拖延时间。我非迎面相对不可。” 23
此后一段时间，日记里留下杨静远密集参与政治活动的记载。在一些学习英文的师生小型聚会上，“讲到战后的党政问题，陈、朱一致认为中国不能再来一次社会革命，否则必定亡国，胡也附议。女同学闭口不谈。我极想知道菁怎样想，因为她保持着一种坚忍的沉默。难道她看不到这点危机？无论立场怎样不同，这共同的存亡利害应该是每个中国人所关心的。” 24 看得出来，杨静远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已经不能同意教授们的见解，她希望听到谢菁的声音，因为她知道那个声音可能更符合她内心的呼唤。
二 试探
抗战末期，起码在知识界，不满的声音占据主流，对权威的反抗和批判，本身就源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何况此时的当权者又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杨静远的日记记载了两则信息，可见知识界的不满程度。第一则信息是她参加左翼学生组织壁联总会的活动，从师生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左倾观念在学生群中的巨大影响力：
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缪朗山，其次是彭迪先，都是骂政府骂得最凶的。总理诞辰纪念会题目总离不了总理，讨论他的政治理想、革命精神，拿我们今日国家的一切和他的主张相比，以及我们应怎样奉行他的遗教。左派分子现在是借孙总理和三民主义做幌子来宣传。余炽昌说，我们所以落到这地步，是全体的责任，不是哪一部分人的责任，而现在唯一的挽救方法就是意志集中。很明显这是指我们在目前必须服从现政府。所以，这番话引起学生中的反应。一个同学说，我们应该有自主的创造的精神，不能把别国的东西笼统搬过来用，这话也在听众中引起一片不以为然的反响。 25
强调中国要有自主精神，却引起一片不以为然的反应，这就很有意思。在当年中国的语境下，关键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言说背后的逻辑。在倾向于左翼的学生看来，讲中国的自主精神，实际是反对被认为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种主张会激起嘘声，而这一片反对的声音后面，体现的是左倾观念在学生中具有的覆盖性的统治力。
第二则信息是杨静远和来自西南联大一位女生的谈话。这位女生路过乐山，说到西南联大的情况：“联大先生许多都很激烈，常公开演讲骂现状、骂政府。学生也有很多活动，开会，出壁报，热闹极了。这次Wallace〔华莱士，美自由派政治家）来，到昆明时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他诉说政府的过错。她又说学生中三青团愚蠢的活动，和其余学生对他们的不齿。我兴奋得很，觉得她可爱极了。” 26 杨静远认为这位女生“可爱”的评价，是她情感上认同批评政府的体现，而谈话中显示的西南联大学生的态度，确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向。
知识人本身就具有批评的特性，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越来越表现出的疲惫、颟顸更强化了这样的特性。批评的畅快及其包含的责任感、勇敢尤其让人兴奋。杨静远说的“可爱极了”，就代表着这样的情绪。这一时期，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的发酵。
1944年4月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面对这次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出动兵员最多的一次大会战，中国方面准备不足，战力衰退，出现崩溃性的局面。日军兵锋直逼川黔边境，大后方也为之震动。杨静远听到父母很小声地商讨：
如果日本打到四川来，我们怎样图生存。……爹爹在房中间来回踱着，像被困的囚徒。妈妈说我们要拿出一些钱来投资做点儿小生意或别的，到哪一天日本鬼打进来，可以隐名埋姓暂时混过难关，不然学校一解散，只有死路一条。爹爹说行不通，最大的问题是看不清形势。 27
不是亲身经历者，大概很难理解当时人内心的惶惑。杨静远写道：“宜山已失守，军队丝毫不能抵抗。想到国家前途的黑暗，感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什么工作也没心做了。” 28
好在日军最后止步于川黔边境，大后方的人们包括杨静远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看到我军克复六寨消息时，我觉得有无穷的快乐。生命像吃了一剂仙丹，突然变回年轻、光明、希望。中国有了希望，我可以有地方发奋努力了。”但是，这次经历造成的刺激没有消退。杨静远说：“经过这一次精神苦难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的国家意识是人为的，是自己强迫灌输进去的，我无时不想到自我、不为一己打算。现在我把自己看得轻淡多了，我已不在乎替自己追求幸福，我要把自己献给我的国家，我对她的感情已不复是种模糊的、时现时隐不可捉摸的。” 29 20世纪的中国，国家权力不断上升，国家的主宰力量和民族国家意识的上升同步，共同推动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强烈的民族危机尤其催化了人们的国家认同，这在关注民瘼的知识人中尤其明显。民族国家造就的国家和个体的紧密感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越来越关联个体的生存和提升，国家的危机空前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真是每个人的啊！”这是杨静远强烈的感受。
对国家、对民众怀着深切的爱，精神上追求崇高，近代以来，愿意选择走改变之路的人，大体都是如此。杨静远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识字班，教授学校当地的女性识字。当识字班开课时，杨静远心中升起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感：
我伏在桌上，让幸福抚慰地流过脑子。在意识渐渐恢复清醒中，我听到不远处传来音乐，是Hockin家放唱片哩！不知道是什么交响曲，想必不是宗教性的。可是为什么在我心里引起一种近乎宗教的感觉？那是人生：崇高，圣洁。这也是人生：卑贱，蒙昧。一切在平日好像油水不能调和的东西，这时化为一体了。……她们高兴地笑着，我却直要下泪。我正站在笑与哭之间的波动情绪的刀口上。我忍受不了，借口屋里太闷，溜出去透透气。那不绝的音乐吸引我走向墙根下。黑暗，微微的寒冷，夜变成一个庄严的灵魂。生命的无比神圣在我眼前展开了。 30
更早的时候，杨静远曾经因为目睹住校同学的窘境，决心也去住校，和同学们共甘苦。结果遭到父亲的批评，认为她“愚忠愚孝，害了自己救不了别人”。对此，杨静远“感到真正的sharp distress〔强烈的苦恼〕，并不完全是自怜，因为我渐渐由自己的痛苦想到别人的痛苦。我可怜一切人，同情一切人，愿意安慰一切人。当一阵怒潮过后，渐渐平缓过来，我的self-devotion〔自我奉献〕的意志又加强一层。……我要在痛苦与悔悟中锻炼崇高美丽的坚强灵魂！不这样，我永远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31 杨静远的自我奉献是真诚的，或有人会视之为民粹，但关心他人的命运，本应为人类自我振拔的途径。何况，杨静远的同甘共苦，落到最后是成为伟大的作家，拯救他人的崇高感和神圣感，仍不无自我满足的成分，拯救他人是成就自身的桥梁。近代中国的革命者，从辛亥到五四，大体都经历了这样的思想历程。
杨静远的奉献、牺牲不一定和中共的理念完全相合，却是和中共结合的媒介。中共党组织显然注意到杨静远情绪的变化以及她的努力，对杨静远的争取工作逐步升级。历史系出身的学生胡钟达开始频繁与杨静远接触。他告诉杨静远：“我们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级就是一般知识分子。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主张是儒家的自上而下，就是知识分子渗入统治阶级里去，然后设法为下层阶级谋利。可是这方法从没有成功过，所以现在一派学说就主张学者渗进劳苦大众阶层里，和他们一同向统治阶级斗争。苏联就是实行这种方法，不过至今还没有建立一种学说体系。” 32 看得出来，胡钟达的表达颇为老到，他把知识分子巧妙结合进共产主义的阶级理论，知识人成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外的关键第三者，这显然是给像杨静远这样的知识人量身定做的话语，通过肯定重要性激发其历史使命。定位自己宣讲的理论为一种学说，旨在强化自身的旁观者角色，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不确定杨静远到底会不会成为同路人，同时也有助于提升说服力，避免形成灌输的印象。尤其最后一句“没有建立一种学说体系”的批评，更形成一种似乎置身事外的距离感，彰显其客观性；而没有建立学说体系这样的缺点，又无伤大雅，丝毫不影响之前讲述的力量。
不过，胡钟达或许低估了杨静远接近左翼思想的热情。胡钟达的谨慎将事，连杨静远都感到有些不耐：
他是极深沉的，轻易不露自己的心思。我也并不浮躁，我能以同样的冷静偿还他暗中的观察。当他提到联合政府问我的意见时，我只推诿说没有意见，因为我现在还在学习观察时期，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有时我也稍稍除去忌讳，我问他，同学中是不是许多人同情共产党。他迂回地肯定了，并且说他自己半年前还不赞同《新华日报》的观点，现在渐渐同意它的许多见解了。我说我觉得中国政治问题根本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人事问题。他说虽有人事问题，可也不完全是人事问题。我明快地问：“那么你觉得共产党主政会不会好些呢？”他慎重地笑笑，斟酌着说：“这个很难说……”随后丢开不谈，倒去谈蒋委员长的个人长短。如果我坚持要得到回答，我可以再追问，可是这有什么益处呢？这种互相提防、互相侦察的谈话是没有效果的。 33
如果杨静远对中共的地下工作有了解，她应该更能理解胡钟达的循序渐进。其实，关于蒋介石个人长短的谈论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三 追问
随着接触的逐渐深入，胡钟达开始借给杨静远一些出版物。通过书刊传播革命理念，发展潜在追随者，是共产党人的惯用办法。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陈野苹回顾自己发展党员的经验道：“空洞的一整套的大道理，有些群众不仅不会接受，而且不感兴趣。……我便和他从报纸杂志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引到抽象的理论上去，他便逐渐喜欢读书，由《新民主主义理论》而逐步阅读与研讨社会科学的名著。我发现他了解得比我们学生出身的人还要快些。” 34
杨静远从胡钟达这里，首先拿到的是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赵超构是重庆《新民报》的主笔，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写下了《延安一月》访问记。赵超构的记载冷静客观，呈现了一幅延安工作和生活的精准画面，这对不太了解延安状况的大后方学生，有很大的信息量。而赵的书属于合法出版物，借给杨静远这本书，几乎没什么风险。杨静远读完这本书的感想符合胡钟达的期待：“从胡钟达处借到《延安一月》，看得非常有兴趣。赵超构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托出共产党内幕（也许该说外幕），时时加上他个人主观的感想。他供给我许多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东西。我相信和我同样情形的读者都从他那里找到一个苦寻久觅的谜底。” 35
杨静远的态度让胡钟达更有信心，接触进入实质性阶段。胡钟达借给杨静远《西行漫记》，杨静远在日记中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 36 阅读《西行漫记》，对杨静远冲击极大：“不能不感动于共产党的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二万五千里长征简直是奇迹，岂像是人的意志所为？但是什么使他们有这种非人间的意志？真是‘真理’吗？”杨静远坦承：“去年5月间冼群来时那一度激动又回到我心上，但这一次深沉得多了。这一次是慎重地摸索我的路了。究竟他们是对还是错？即令他们成功了，对于中国真能有益吗？还是从一个动乱的深渊落到另一个？我的主意打定了，谁对中国的复兴有益，我就为谁服务。” 37
从杨静远日记的书写看，她似乎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看完《西行漫记》后的感想一言难尽，总之是一种信疑参半，时热时冷的复杂而不安定的情绪。除开对这书的意见，它给我的影响是重新鼓起我的勇气和生命热情。一个计划展现在我眼前：美国念两年书后，一面做事积点钱，从欧陆游历回来，目的是考察各国，特别是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再自己来判断中国未来的途径。” 38 杨静远说的“信疑参半，时热时冷”，十分传神，可以说是观念转变时的常态。杨静远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选择，面对一个并不熟悉的新事物，虽然情感上已经有倾斜，但理性告诉她不能匆匆忙忙全盘接受，何况中共的价值系统如此独特，审视和质疑乃题中应有之义。赵超构就发现，中共生产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与外界几乎处于两个逻辑系统中：
凡是依我们标准认为缺点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优点。我们认为这种教育限制了个性，他们倒觉得唯有如此，才能为群众服务。我们认为它太功利化，他们却以为这是“学用一致”。我们认为理论水准太低，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
这种标准化的精神生活，依我们想象，是乏味的。但在另一方面，也给予他们的工作人员以精神上之安定，而发生了意志集中行动统一的力量。 39
这种价值观的巨大转换，是杨静远不能不认真面对的。几天后，杨静远和胡钟达进行了一次长谈，其中涉及一些核心价值，可以看出杨静远心灵震荡的程度。胡钟达问杨静远读《西行漫记》的感想，杨静远说：“有这样一种感想，就是共产党，无论他们的主义是否绝对真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相信的。他们的信念热诚到不像中国人。”杨静远“不像中国人”的评断，精辟而又锐利，准确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摆脱传统中国思维和行为习惯，全面和新世界接轨的大关键。不过，杨静远的这种理解和中共的自我定位显然存在距离。因此，胡钟达并没有顺着杨静远的思路说下去，而是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思路——和农民大众结合：“胡说，他认清要中国强盛，非提高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物质精神水准不可，这工作就有待我们深入民间去做。而这种深入民间和农民共处的生活，就非革除我们一向所习惯的布尔乔亚作风不可。而且很明显，那将是一种极暗淡的生活。他自己一直还有许多矛盾，一方面觉得应该牺牲，一方面又舍不得。他说如果生在20年前就合适了，那是一个从帝制压迫下争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时期，那时是需要个人自由与建树的，可是现在时代要求抹杀个人。” 40
胡钟达最后一句话颇有意趣。他后悔没有生在反抗帝制、争取民主的自由主义时期，声称自己在是否牺牲个人上也有矛盾，无论这是不是说服杨静远的话术，都显示了那一代知识人的普遍想法。正如韦君宜所说：“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41 当这些知识人左倾时，他们并不认为自由主义错了，而是强调时代需要牺牲个人，自由主义的基因还在，只是在时代的大潮流下融进了共产主义的熔炉。画家胡一川在根据地参加竞选大会后，由衷地感到幸福：“因为这是民主的现实的重要生活之一啊！参加了今天的竞选大会以后，我更加感觉到每一张票的意义和价值了，而这种兴奋、活跃、愉快才是人生过程中最幸福的生活之一啊！” 42 自主选择可以释放胡一川心中的梦想，造成他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有意思的是，当年大后方的共产党人也并不排斥自由主义。中共地下党关于武汉大学的一份报告说：“武大的创校份子，如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皮宗石、李四光等，都曾是北大的教授，因此形成武大一贯自由主义的学风。”在地下党看来，这样的风气有助于中共力量的发挥，只是由于校内进步分子工作上的缺陷，“武大一贯的自由主义的学风，便没有经由进步分子的主观努力发扬到可能的高度”。 43 在那个时代，自由主义营造的开放氛围毋宁说给共产主义提供了保护色，而从信奉自由主义到走向共产主义的也不乏其人。只是一旦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终究需要面对另一种价值观。这也就是接下来杨静远要讨论的个人和集体、个性与党性的问题。
像杨静远这样的知识人走近共产党，尤其是整风后的共产党，如何看待个人和集体、个性与党性的问题无法回避。围绕这一点，杨静远与胡钟达之间，有相当深入的对话。杨静远提出：“像延安那种个性完全服从党性的要求，是我们所难以忍受的。”对此，胡钟达的解释是：“个性与党性并不一定非互相敌对不可，对于一些人，党性仿佛是一道夹墙，在中间走，还是可以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骑墙的说法难以说服杨静远。她认为，在党内环境下成长的人或许不会有冲突，“但对于一些人，已经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生长的，如果要他适应党性，就必须放弃他既有的个性”。对此，胡的回答是，既然某种主义是真理，就可以牺牲自己感情上一些旧有的东西。杨静远进一步问：“你是说党性是经过理性承认了的，只是感情上不能与它调和。可是假如理性上根本就不能调和呢？”胡钟达回答：“要是对主义没有信心，根本说不上什么党性了。”胡的这个回答是有力的。杨静远不得不退一步再问：“假如在基本原则上承认这个主义，但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不能同意呢？所有的人都公认为正确的某点，你认为是错的，然而在舆论制裁下，你就不得不放弃己见，服从众见。” 44
对于强调民主集中制，尤其经过整风的共产党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个人固然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必须服从组织。杨静远针对的就是这种无条件服从的组织性，在新文化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认为自由、个性是值得珍视的价值，绝非轻而易举可以放弃的。就连胡钟达面对这一问题时，也这样表态：“不过要是我真正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会反抗一切的。” 45 不知道胡钟达这样说，是出自真心，还是只是为了劝说杨静远投向左翼阵营的求同存异策略，更可能的是，这里面既有劝说的策略，也有内心立场的真实体现，像胡钟达这样一个一直生活在大后方的青年人，即便已经左倾化，仍然会有自己的坚持，毕竟，整风对他们太遥远了。胡钟达在这一点上的回答，显然让杨静远满意，然而，细细思量，仅就这一点言，后来他们在中共党内的命运，似乎已现端倪。
和赵超构一样，杨静远也关心延安倡导的普及及提高的关系：
我说：“他们现在是专务普及，把高峰抛开，是不是也可以两者兼顾呢？如果只求一般地提高水平，把原来在上面的也拉下来去适应大众，恐怕到后来普遍水平提高到一个程度，就上不去了。”胡说：“那倒不至于，你不必替他们担心上不去。”我说像丁玲这样的人，现在完全撇开个人的文艺不写，去干普及教育工作。其实赵超构说得不错，她们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的动态、感受，都是极可贵的材料，然而她们丢弃不写，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永远失去了。胡也承认这是可考虑的。
1943年，杨静远和同学聊到音乐，有同学说托尔斯泰恨贝多芬，因为贝多芬的音乐让他感动。对此，杨静远大不以为然：“音乐是人类最高灵性的发泄，为什么不把人类从一般物中提高出来？为什么抑制自然的倾向，而使每个人成为一式一的钢铁模子？嫉恨世界上最美、最高尚的艺术杰作，而强使人类平庸，为了什么？如果托尔斯泰活到现在，我要问问他。” 46 这时候的杨静远显然是对提高投赞成票的。1945年初，在学习英文的师生讨论会上，杨静远再次由中国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谈及人类的精神生活：“朱说中国会走向社会主义。陈认为那太剥夺了精神生活。我说，在那种情形下，现在少数人会减少一些精神生活，可是完全没有精神生活的大多数就可以分得一点儿。”杨静远的态度已经开始向普及倾斜。当天晚上，杨静远又和父母讨论到这个问题，“妈妈赞成美国的方法：保留文化高峰和一般水平的距离，由高峰提上一般水平。爹爹给我解释了很久，说这完全是见地不同。美国的政策如同一个家庭特别优待一两个子女，让这一两个子女出头以后再提携其他子女。苏联的政策是机会均等。中国不论采取哪种，如果做得不好，都有流弊”。 47 看得出来，杨静远的父母持开放、中立的态度，但双方见解的差异也显而易见。不过，当杨静远和胡钟达谈话时，她并不赞成过分倾向普及的做法。这里似乎有两个杨静远，面对父母和面对胡钟达时不同的杨静远。仔细分析，这是处于选择时期的人们的心理惯性，因为还没有形成定型的看法，和不同观点的人们交流时，往往会向着和对方形成讨论的那一方面倾斜，辩驳不一定是反对对方，有时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服自己。当然，杨静远跟父母及与胡钟达对话时，其目的有微妙的差异，跟父母的辩难是在有意无意传递中共的观念，因为她知道终究要过父母这一关；跟胡钟达的讨论，则更多的是希望对方拿出更有力的论据说服自己。
和胡钟达的谈话最后归结到现实政治：“我问他们是否觉得国民党已腐化到无可救药，要中国复兴，必须由另一党来执政？他们一致肯定。我问：假如共产党真正上台，它会不会也很快腐化起来？胡笑着说：‘这个就难说了。’不管怎样，他们肯定地认为国民党在战后非下台不可，不然中国永不会有办法。” 48
无论有多少质疑，当话题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对国民党的不满又成为共识。无论是贫穷，还是丧师失地、社会腐败，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都要概括承担，而抗战的消耗，使整个国家千疮百孔。和胡钟达谈话后第十天，杨静远和恋人顾耕在河边散步，触目可见的贫穷和苦难突然让她情绪失控：
我抬头就见那一长行褴褛的拉纤夫，四肢着地，爬在那条竹索下，“哼唉哼唉”有节奏地唱着。多半是小孩子，爬在地上远看就像一排挂着破布条的猴子。那声音悲惨地在我耳里响着，一处未了，一处又起。终于我忍不住眼泪。看看眼前这种非人的人生，我还能只想到自己吗？我还能存任何自私的念头吗？我还舍不得牺牲吗？我深深地觉醒了。 49
应该说，身在乐山的杨静远不可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当年的大渡河边，这些现象可谓司空见惯。之所以杨静远此时会受到如此大的触动，很大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有了献身于某项可以救国救民事业的想法，从而感动于自己的感动。为了苦难的民众，她下决心选择无私和牺牲，杨静远所说的觉醒就发生于此刻。十天前的讨论至此尘埃落定，杨静远用觉醒确定了自己左转的道路。这次目睹惨象形成的转变契机，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悲惨的民众给了杨静远选择的理由。实际上，当她如此认真地讨论那些问题时，她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显，苦难刺激并强化了她选择的正当性。
当然，杨静远的苦难感受绝不是无病呻吟。阿英曾在日记中写下他目睹的场景：“路经贫民屋宇，入内察视，其苦异常。屋甚低矮，穷者并被亦无，以芦花编织成片，藉以覆身，据云亦甚‘暖适’。农民之贫，至此辈可谓已极，此实前此所绝未闻知，而亦未能置信者，然事实竟如此！” 50 谢觉哉在铁路边散步时，看到贫民栖居的场所：“山边有篾棚数具，用一?复地作半圆形，高二三尺，长丈余，中藏卧具、灶具，一中年男子、一少年悬辫，一赤膊女孩坐地做玩具。”谢觉哉感叹：“同是人类而所享受的生活，相差总有百千万级。吾辈生活可谓俭矣，在吾上者姑无论，在吾下者，其级数也非一时所能数尽，天定欤？！人定欤？！吾心殊怦怦然动。” 51 心怦怦然动，谢觉哉传神地写出了苦难对这些知识人深刻的刺激，有使命感的知识人不可能面对苦难无动于衷，不能不说，这是近代中国人寻求改变的基础性原因。至于它何时生根，何时发酵，何时如杨静远一样爆发，则在不同时代，不同个体中会有不同的因缘际会。新四军干部杨思一谈到自己的入党动机时说：“主要是由于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不满意，对帝国主义压迫与国民党的暴政不满，同时受了当时革命浪潮与进步书籍的影响，想追求合理的生活、合理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追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52 这应该代表着一代知识人走向革命的共同心路历程。
四 美丽和灰色
从杨静远日记看，左转的不仅仅有她本人，一年前还在质疑左派抹杀个体的考昭绪，此时也开始重新思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在和袁昌英、杨静远谈话时，考昭绪提到：“对左派文人们的牺牲精神诚心佩服，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为大众的利益忘掉个人？他承认这样做确是伟大，只是太难了。妈妈说不必，太不自然，不自然的总不能持久。”袁昌英的评断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理路，此时杨静远显然已经和这样的观点有些疏离，相反倒是因此“对考的印象好转了些，他比一年前在思想上有进步。以前他不曾费过脑筋思索这些，现在人生态度似乎严肃了一点儿”。 53
当然，转变还在进行中。胡钟达给了杨静远两份文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她把两份文件拿给父母看，引起父母的担忧和劝说。杨端六一边解释一边教训地说了两个钟头：“他说不提哪方面对错的问题，现在摆在面前的是个实际问题，这就是无论我将来会走哪条路，无论将来政局会怎样变化，至少在目前，我没有插足任何一方的必要。我分辩我根本没有要参入哪边，不过要和他们多接触、多了解。他说这是梦想，他们的真正秘密，不会让我知道的。可是在接触一步步深入时，就不容易摆脱了。”尽管此时杨静远内心已经倾向共产党，但她也深知卷入政治斗争的风险，她记下自己对父亲劝说的反应：“我起先是愤愤然，渐渐平静后，觉得这话对我是很有益的。它冷静了我的头脑，使我客观地去学习，不致给刺激得盲目冲动起来。爹爹一句话说得很有意义，他说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我想到我在恋爱上已证实了他这话，可见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党派不是不可能的，我必须警戒。” 54
现实的风险可以遏阻组织上的参与，却不能阻挡思想的脚步。抗战结束前后，杨静远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为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她先去重庆，后到南京，又到上海，1946年7月赴美国。正是在这段时间，她最后确认了自己思想上左派的身份，设想回国后到“共区”工作，但“绝不加入党”。 55 在上海的时候，她针对社会阶层的差异说道：
中产阶级如免去佣人也无法生活，抗战中大多数人都体会到这种苦了。问题是，将如何解决？公厨？托儿所？洗衣房？瞧！这不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原来别人早已摸索了老久，寻出这条路来。别人好心好意指着这条路叫我们走，我们偏不肯盲从，人总是相信自己的经验啊！为什么不毅然决然走这条捷径，却要兜着历史的圈子？其实哪里是人们看不清，而是少数人看清了这种根本的改革只是把自己享有的特权分让给没有的人罢了，而恰好这少数又是有能力造成这个改变的人。于是，“进化”不成，就逼出“革命”这条路来。这不是人类的悲剧吗？ 56
之前杨静远一直担心共产党人倡导的集体主义、公有制会不会抑制了个人表达和自由生活的空间，现在她开始赞颂社会主义。有意思的是，到美国后，这个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并没有改变她对苏联的向往 57 ，反而更加深了她对资本主义的恶感，如她所说：“我在想，人类社会中是否应当保存这种文明？我说，是的。艺术本身并没有罪过，我们不应夺去一切美化人生的东西。但，在我们有余力美化人生以前，必须先做到每个人都有能力享受它。如果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看，这情形就是一部分人的超过生存必需以上的享受，夺取了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必需条件，因此这种享受就成了杀人的刀，就是罪恶的。” 58 杨静远认为一部分人的享受意味着另一部分的失去，享受就是罪恶的杀人的刀，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思维。持有相反观点的人会认为，人和人之间存在着能力、职业、环境上的诸多差异，如果是合法所得，他们都应拥有享受生活的权利。相信更早时候的杨静远会接受这样的辩解，但此时她大概率会对此嗤之以鼻。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常常就是排他的。
其实，杨静远所在的中国留美学生群体，政治倾向总体上和左倾观念保持着距离。杨静远观察到，美国的中文报纸主要有两种，《纽约新报》是国民党的，《华侨日报》是中共的，“前者似比《大公报》还温和一点，后者则继《新华》之风，好狠！”自然，杨静远倾向后者。 59 不过，其他留美学生则不然：
每次去总有几个中国男学生坐着看。我注意到他们主要看《民气日报》和《三民主义日报》，都是水准极低的党报。偶然也把《华侨日报》放在旁边，我想那是为了“倒看他们说些什么。”一个女学生走过来，伸着脖子往架上瞄一眼，见是《华侨日报》，扭头就走，去把那边两种报抽下来。
所以，糟糕的是，他们对于中国现状完全“无知”，就如同5年前的我一样。在他们中间，我非但不能教给他们什么，首先还得尽量谨慎，以免他们见了我害怕。 60
杨静远倾向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听讲座时也有体现。她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演讲，演讲人是政治系的专家。在杨静远看来，这位专家的观念和美国的主流价值是一致的：“对于“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一点上，他只看着于‘政治民主’的德行，而不提‘经济民主’。他们都是这样，每碰到自己的弱点时，就轻轻放过去，好像那不足以大惊小怪。” 61 杨静远讲的“经济民主”，实际就是苏联由政府调配资源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对当年的中国知识人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如果说科举给了传统中国知识人一条确定性的道路，废科举之后，中国知识人被推向了选择和被选择的境地，这让习惯了确定性的知识人惶恐不安，所谓的烦闷、无奈、不满和这一点都不无关系。计划经济的出现，等于重新提供了确定性，这是计划经济在当年中国受到欢迎的很重要的心理因素。从上海到苏北根据地的画家吴联膺谈到，到根据地后，“吃的是大伙房大家一样的伙食，按时发被服，……在上海使我为之困顿的职业问题，生活问题，孩子问题，就一下子彻底解决了，这供给制真好！” 62 当年吴联膺的感受绝不仅仅是个案。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杨静远激烈批评这位不提“经济民主”的专家。她引用这位专家讲的一句话：“我们的办法不是阻止一个人无限制地赚钱，而是让他尽量赚，然后抽他重税，用这些税，再去办免费学校，免费医院，给那些经济能力薄弱的人以健康和求学的机会。”“我们政府的作用，是一个协调经济阶层间冲突的作用。”然后她批驳道：“一方面鼓励造成扩大阶层距离，一方面就设法去弥补。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也只有这些‘专家’们好意思理直气壮地申辩。” 63
看上去，杨静远的确抓住了这位专家的漏洞，杨静远也很为此骄傲。然而，道理有时候并不是单向的，这位专家其实也有自己的思考逻辑：社会应该给每个个体提供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发展空间，个人创造力的发挥会给个人带来财富，也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否认。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64 ；另方面则憧憬个人充分发展的理想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65 同时，这位专家表达的另一层的逻辑是：在鼓励个人发展的前提下，国家应该合法地调节社会财富，征税就可以部分达到调节社会财富的目的。可见，杨静远指责的自相矛盾，在另一部分人看来，恰恰是两全其美的选择，既尊重了个体选择，调动了社会活力，又不至于完全流于放任，国家充当调节资源的角色。这位专家的说法未必就是事实，有时可能也只是一种说辞，关键是，用自己的思维否定其他的可能性，这种一元论的逻辑如此深入杨静远的思维，意识形态的力量真是让人惊叹。
不过，思想确定化了的杨静远尚不完全教条。在纽约逛街后，她感叹：“纽约不愧为世界第一大商埠，店铺外观真漂亮，极尽宣传能事。看到他们在这上头所用的心思，所投的资本，有时使你惊叹。我有时奇怪：这群满脑子生意经的俗人，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审美能力。”由此，她想到了自由竞争和计划经济的区别：“广告艺术本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假如依照国家统制计划经济的办法，这些美好的东西不都消灭了吗？我不知道苏联的市容是怎样的，想像起来好像是刻板的灰色的。假如世界失去这些美丽的东西，不也很可惜吗？”可见，杨静远对计划经济的弊病其实有所了解，她怀疑：“假如每个人的生活都印在一本配给券上，是不是太枯燥呢？”关键是，在杨静远看来，“目前当人们的享受是这样地不公平时，用国家的力量来分配均匀是必要的。” 66 杨静远这一代知识人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他们在各种利弊之间权衡，自身处于社会上层却为底层民众的苦难痛心疾首，为了更多人的生活宁愿放弃美丽而选择刻板灰色。每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其实都在做着艰难的选择，低估他们的思维能力，给他们套上各种思潮的帽子，可能太过唐突前人。只是杨静远后来应该会了解，计划经济的问题不仅仅是刻板，还会扼杀社会的活力，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的抛弃，就是中国经过长期实践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但这一切，杨静远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结语
1949年前，知识界的左转是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延安整风时，生产了一批革命者的自传，颇能见出左转的普遍性思路，其中有一篇说到自己左转的原因：
最大最有利的是我好读书，清高，有节操，羡慕英雄志士的事业。这一种英雄志士的思想，在我未参加革命前，曾是鼓动自己向前进步和在黑暗、腐败、落后的环境里，抵抗贪污、腐化、颓废、苟安的一种很大的力量。……自己在社会上大事找不下，小事自己又不想干，生活时时迫着自己，深感社会上不平等，和人心的奸险，世情的冷炎。在这种种原因之下，使我非常痛恨旧社会，思想遂倾向革命，羡慕红军，羡慕共产党，……以后正值革命高潮到来，西安事变，七七抗战，时代推着自己走，遂坚决离开西安到云阳青训班受训，后在延安参加了党。这是自己生活历史，促成了自己思想革命。 67
生存环境的恶劣，社会的腐败和不公，使青年人充满不满和反抗的情绪，左转很容易成为人们的选择。除开现实因素外，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和号召力，求新、求变作为近代国人思想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提供的想象的力量，都是引致青年人左转的重要原因。中国长期积贫积弱造成的普遍的苦难，更刺激着具有理想精神的青年人的神经。作为一个个案研究，杨静远日记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左转过程中普通人心路历程的记录，尤其这样的历程有时还以辩难的方式展开，更可以切近窥探当年青年人的想法。可以发现，当年青年人关心的问题，诸如国家、集体、个人、民众，在杨静远的日记中均有触及，而杨静远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强烈的悲悯态度，既可能是左翼青年共同的思想底色，也不无她自己的个人色彩，这是一个大时代下，普通个体走向左倾的心灵史。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救亡压倒启蒙，在杨静远的个案中，更多看到的则是启蒙和救民的共振。启蒙造就了一批愿意为国为民承担的理想主义者，提升了对未来的追求和希望，在时代的大潮下，这批理想主义者挺身而出，怀着对民众深切的同情，走上左倾的道路。这虽然未必是启蒙最初的希望，却可能更是历史的常态。
种瓜得豆，历史面对热血沸腾，总会冷峻地抛出自己的答案。
脚注
1. 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01页。韩丁（1919—2004），英文名William H. Hinton，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来到中国。1947年，以联合国救济与重建总署技术员身份再次来华。1948年作为北方大学外籍教员，以观察员身份实地观察革命后的中国农村，写下1000多页的调查笔记，后来整理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出版。
2. 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第302页。
3. 采用这一途径进入该研究的论著众多，主要包括，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卢毅：《试析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左翼化倾向及其成因》，《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唐小兵：《民国时期中小知识青年的聚集与左翼化——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等。
4. 关于杨静远日记及其左转过程的研究，有刘星、王明亮的《少爷小姐为什么倾心革命——以民国女大学生杨静远为个案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刘洁的《抗战期间大学生政治思想转变研究：以武汉大学学生杨静远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2期）等研究。
5.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3年4月19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9页。
6. 《武汉大学校史》认为杨东莼“到武大后利用担任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机会，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因此被蒋介石点名追究。参见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7.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3年5月12日，第143页。
8. 李璜：《论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国论》第2卷第10期，1937年6月15日，第1250—1251页。
9.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2月26日，第217页。
10.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3年10月9日，第173页。
11.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4月30日，第237—240页。
12.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3年3月26日，第132页。
13. 照：《从一篇稿子反省自己的思想》，《晋绥学讯》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96页。
14. 《南方局青年组1942年工作报告（摘要）》，1943年3月25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15. 李肇英：《乐山武大学运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洪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洪江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126—133页。
16. 《关于武汉大学学运工作的报告》，1945年4月，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第150—151页。
17. 杨静远：《萦》，《民族文学》第1卷第4期，1943年12月，第22页。
18.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1月23日，第208页。
19.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3月20日，第223页。
20. 《于暗夜中找寻微光：乔秋远日记·家信集》，1932年12月6日，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309页。
21.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4月30日，第238页。
22. 杨静远：《萦》，《民族文学》第1卷第4期，1943年12月，第21页。
23.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4月30日，第240页。
24.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9月12日，第274页。
25.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11月12日，第304页。
26.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8月11日，第268页。
27.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10月14日，第283页。
28.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11月19日，第309页。
29.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12月12日，第318页。
30.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3月18日，第356页。
31.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3年5月25日，第148页。
32.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4年11月28日，第312页。
33.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3月21日，第357页。
34. 陈野苹：《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转变》，1946年10月5日，《陈野苹文选》，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35.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3月25日，第358页。
36.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2日，第362页。
37.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7日，第364—365页。
38.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9日，第365页。
39. 赵超构：《延安一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145、75页。
40.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12日，第366页。
41.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42. 《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41年10月8日，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
43. 《关于武汉大学学运工作的报告》，1945年4月，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第143、147页。
44.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12日，第366—367页。
45.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12日，第367页。
46.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3年5月24日，第148页。
47.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1月31日，第335页。
48.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12日，第367页。
49.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4月22日，第370页。
50. 阿英：《敌后日记》上，1943年1月17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6页。
51. 《谢觉哉日记》上，1921年11月19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52. 《杨思一自传》，《青松集——纪念杨思一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53.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7月17日，第389页。
54. 杨静远：《让庐日记》，1945年6月21日，第381—382页。
55. 杨静远：《写给恋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56.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47页。
57. 此时她热忱地学俄语，甚至引起周围人的侧目。
58.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79页。
59.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79—80页。
60.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91页。
61.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107—108页。
62. 吴联膺：《从苏北美术工场到华中美术工场》，《乌扎拉日记六十年 1933—1950》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92—493页。
63.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108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第46页。
66. 杨静远：《写给恋人》，第85页。
67. 琪：《个人英雄主义的克服过程》，《晋绥学讯》第6期，1943年5月31日，第13页。
黄道炫（1966—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5期，第193—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