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从愿景目标来看，亚太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联结，更是涵盖价值取向、动力机制、发展基础与行为准则的系统工程。亚太共同体将致力于建设成为以普惠包容为价值取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以安全高效为发展基础、以团结协作为基本遵循的开放型、活力型、强韧型、和平型区域共同体。当前，亚太共同体的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成效显著、规则制度“软联通”取得积极进展、人员交流“心联通”不断夯实民意基础，为进一步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亚太共同体建设也面临严峻挑战和多重约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导致合作环境承压，发展鸿沟依然存在制约普惠目标实现，部分领域机制“碎片化”影响区域治理效能，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对区域强韧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应以构建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柱、协调亚太自贸区进程的不同路径、规划区域互联互通的合理安排、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作为实践重点，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向更高层次迈进。
关 键 词：亚太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亚太自贸区；区域合作；发展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亚太地区发展环境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打击、美以伊之间冲突持续升级等地区风险事件，正通过能源价格、航运安全与资本流动等渠道向其他区域传导，对亚太地区的外溢效应愈发显著。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区域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逐渐成为亚太国家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亚太发展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各方的共同愿景。”［1］2026年，适逢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周年，并将举办深圳APEC峰会，为总结亚太合作经验、擘画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关键契机。在“共同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2］的重要关口，中国如何发挥引领作用、促进亚太合作提质升级，如何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如何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亚太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学界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亚太共同体的构建基础。学者们认为，经济利益是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核心驱动力［3］。在APEC框架下，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4］，成为推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重要支撑。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5］、“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独特“APEC方式”的推行与多层次亚太数字经济合作网络的构建［6］等，共同构成了亚太共同体的基础与保障。二是研判亚太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当前，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与大国博弈加剧冲击区域合作架构［7］。一方面，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局限性使亚太安全共同体仍处于初级阶段［8］；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下的“印太战略”干扰、区域经济碎片化及社会治理与文化差异制约共识凝聚与行动落实［9］，美国试图通过“另起炉灶”的方式分化甚至弱化APEC的作用［10］。三是揭示中国在亚太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与策略选择。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在亚太共同体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推动者与引领者角色，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亚太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双循环”格局相结合［11］，倡导中国—东盟合作转向多利益相关方模式［12］，以RCEP和“一带一路”为框架为亚太共同体注入动力［13］，促进亚太地区人民共同富裕［14］。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亚太共同体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为理解其理念内涵与现实价值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相关研究阐释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战略逻辑还不够系统，未能整体贯通式地回应亚太共同体建设走向何方、进展如何、难在何处、怎样行动等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愿景目标、现实进展、困难挑战、实践重点展开分析，为理解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以及完善地区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二、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愿景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秉持亚太合作初心，负责任地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全面落实布特拉加亚愿景，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2］《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以下简称“布城愿景”）提出，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15］。这一愿景不仅是对亚太区域合作长期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也是对未来区域治理结构与发展模式的前瞻性规划，具有明显的现实指涉与规范意蕴。
（一）以普惠包容为价值取向的开放型区域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16］这一重要论述阐释了亚太区域合作应当以何种价值原则为依归，即开放必须以普惠包容性为前提，方能获得持久的社会支撑与发展正当性。换言之，缺乏普惠性的开放不仅难以缓解发展分化，还会因利益分配失衡而削弱区域合作的凝聚力，进而制约共同体的长远发展。
从区域合作的历史实践看，亚太地区逐步形成以“开放的区域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合作范式。这一范式“主张渐进式合作，允许差异化发展”［17］，通过尊重发展阶段、制度模式与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强调在区域整合与全球多边体系之间维持动态平衡。在此框架下，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不断深化，跨国生产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区域内部形成高度依存的经济结构。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构成开放型亚太共同体的重要特征。
然而，仅以效率提升为目标的开放，难以自发实现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普惠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亚太共同体愿景的重要规范维度。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将发展机会的公平性纳入区域合作框架之中，使各方能够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实质性收益。“布城愿景”亦明确指出：“为中小企业、妇女及其他经济潜力未开发的人群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和更多健康福祉，惠及地区人民”，这进一步凸显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导向。
亚太共同体并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与效率最大化的经济联合体，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以开放为显著特征、以普惠为价值底色的区域共同体形态。其本质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包容性机制安排提升发展机会的可及性与分配的合理性。以普惠包容为价值取向的开放型区域共同体，不仅回应了全球经济格局调整背景下对发展公平的普遍关切，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社会基础、注入了道义力量。
（二）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的活力型区域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增长动力从哪里来？毫无疑问，动力只能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从调整中来。”［18］这一重要论述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增长逻辑的深刻转变，即由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范式转换。
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创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能够突破要素禀赋的边际约束，更能为区域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空间。作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亚太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与贸易规模上占据重要地位，其更深层的支撑在于区域内部日益紧密的创新要素流动与知识网络结构。伴随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关联与知识外溢效应显著增强，创新活动逐渐超越单一国家边界，演化为一种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区域性过程。
“布城愿景”特意将“创新与数字化”置于重要位置，实质上确认了以创新驱动塑造区域未来发展形态的基本方向。亚太区域内部呈现出显著的发展梯度与层级互补，这种差异并非单纯的约束条件，反而构成了创新扩散与知识溢出的重要基础。不同经济体在技术层级、产业结构与市场规模方面的互补性，使区域整体具备较强的创新整合能力，为形成具有内生动力的增长体系提供了条件。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创新活动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出更高的联通性与协同性。通过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等，亚太区域有望在数据要素配置、平台经济治理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形成新的共识，进而催生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的活力型区域共同体，本质上是对传统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超越，其关键是确立以知识与技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机制，并在区域层面形成以创新为纽带的经济联系形态，这构成亚太共同体整体愿景中具有引领性意义的动力维度。
（三）以安全高效为发展基础的强韧型区域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19］同样，亚太经济的强韧性也应当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在经济全球化纵深演进的当下，不确定性因素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风险的空间边界已然超越国家疆域，人类正置身于“世界风险社会”［20］之中。亚太区域的风险应对能力正是在危机倒逼中逐步生成的。通过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亚太经济体已经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21］。这不仅推动了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深化，也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密度。
亚太合作体系并非单一中心的制度架构，而是形成了以APEC、东盟等多边机制和各类区域贸易协定为节点的多层级合作网络。这种结构既保证了区域经济的高效运作，也具备机制多元性与路径灵活性，让区域体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依托多节点互补维持稳定运行。然而，区域经济体系的开放性与风险性往往同源而生。合作机制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的持续拓展等也放大了风险传导效应，局部冲击可能经由密集的网络通道迅速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因此，强韧型区域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并非追求风险的彻底消除，而是通过构建合作体系增强系统吸纳波动的能力与恢复速度，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从治理效能角度来看，强韧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吸纳与结构调适能力。“布城愿景”明确提出：“我们将采取经济政策，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增长，以支持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各类环境挑战，共建我们可持续的星球。”这一表述可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强调经济基础与政策合作的协调作用，在面临全球性环境与经济冲击时构筑缓冲机制；二是强调环境与灾害风险的应对能力，推动亚太共同体发展战略纳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韧性建设；三是强调命运共同体意识下的可持续发展导向，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体现对生存发展整体命运的共同关切。
（四）以团结协作为基本遵循的和平型区域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团结协作，勇于担当，全面落实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22］在亚太共同体的愿景体系中，和平不仅是区域秩序的目标，更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要求。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看，区域共同体的和平属性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国家间长期互动中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当成员国对彼此行为方式形成稳定预期，尤其对和平的可靠预期得以建立时，国家间将不再选择以武力解决争端，而是依赖体系化、制度化渠道处理冲突，共同体意识由功能性合作的外溢效应上升为身份认同的内化表现。
亚太地区虽面临领土争议与地缘竞争压力，但在过去数十年间总体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和平格局。这一现象体现了国际合作对冲突的缓解功能，经济互依、社会交往与多层次互动网络的复合结构提高了冲突成本，也塑造着国家对利益边界的认知。从规范演化的深层逻辑看，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意义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决定的”［23］。在持续互动中，亚太国家不仅评估既得利益，还在不断界定自身身份与发展诉求。在此基础上，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共同利益认知为基础的“我们感”，并认识到单边行为的外部性可能经由高度互依的网络反向作用于自身，区域和平稳定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
和平体现了亚太共同体建设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回应。它将区域合作的政治伦理追求与发展愿景融合，使其成为引导行为、凝聚共识、激发责任感的核心价值。这种面向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使亚太共同体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不仅追求区域和平稳定，也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贡献。通过秉持和平发展、强化合作认同、共谋发展利益，亚太共同体致力于将和平从抽象理念转化为成员国家的区域规范与共同追求，形成长期稳定、互信互利、惠及全球发展的合作愿景。
三、亚太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进展
亚太共同体正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地区国家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深耕周边与亚太区域协作，始终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务实行动，为区域合作注入稳定预期与发展动能，助力亚太加快建设为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亚太共同体建设在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领域取得一系列扎实成果。
（一）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成效显著
相较于过去以单一项目、双边合作为主的零星联通，近年来亚太地区的“硬联通”建设，呈现出从地理邻近区域向泛太平洋范围拓展、从双边项目向多边制度对接深化、从传统部门向新兴基建延伸的整体演进特征。
其一，交通基础设施跨境联通实现重要突破。与此前亚太地区较为分散、滞后的交通网络相比，一些国家已基本实现“从通到畅、从畅到快、从快到好”的历史性跨越。以雅万高铁为例，其作为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项目，建成后两城通行时间缩短近2/3，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 000万人次。从航空运输来看，2024年亚太地区航空客运量、货运量增长显著，增速分别达26%和14.5%，成为全球航空业增长的重要引擎［24］。从海运来看，中资承建的秘鲁钱凯港开港，中秘间单程海运时间将缩短至23天，节约20%以上的物流成本［25］。美澳欲合作重建升级莱城港，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的港口援建项目亦稳步推进。亚太交通网络正从东亚、东南亚、北美、南美向太平洋岛国延伸。
其二，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相较于早期以油气单向输送为主的能源合作，当前亚太能源合作正呈现从单向输送向双向互济、从化石能源向清洁低碳转型的发展态势。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力整合项目第二阶段启动，标志着东盟地区电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清洁能源合作渐成合作重点，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水电、风电、光伏项目陆续并网，秘鲁圣加旺水电站投产发电后将缓解上百万人的用电紧张［26］。印尼与菲律宾于近期启动“IndoPhil镍矿走廊”合作，美日等亚太国家签署多项能源矿产协议。这表明能源基础设施联通与关键矿产资源保障正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协同。
其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亚太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正从无向有、从有向优、从连接层面向计算层面深化。2007年，亚太地区固定宽带渗透率为3.5%，移动宽带渗透率为3.0%；2008年，跨洋海缆主要依赖少数几条干线运行。现今已形成多路由、高冗余的网状互联格局，预计2026年有约60亿美元新海缆系统投入使用。华为已为泰国220多个政府部门提供云服务，字节跳动计划在马来西亚增加15亿林吉特投资以扩建数据中心［27］。国际电信联盟联合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太平洋岛屿国家推进“智慧村庄与智慧岛屿”计划。随着算力网络成为数字联通的新方向，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等制度层面的互联互通日益密切，亚太数字治理体系正加速构建。
（二）规则制度“软联通”取得积极进展
从合作机制层面看，多边框架与双边、次区域机制功能互补。从合作程度层面看，亚太共同体已从规则协调走向标准互认。从合作领域层面看，各国关注重点正从传统贸易便利化转向数字治理等新兴议题。
第一，标志性贸易协定落地见效。RCEP于2022年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RCEP生效前，区域内存在数十个双边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各异、海关程序不统一。RCEP通过统一原产地规则、简化海关程序、放宽服务贸易限制等举措，显著降低区域内制度性交易成本。生效四年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全球占比已超30%［28］，我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138 503亿元［29］。2024年，区域内货物贸易额较2021年增长18.7%，占全球货物贸易比重从27.2%提升至29.1%，超过了欧盟内部的市场交易规模［30］。RCEP原产地累积效应持续释放，中间品贸易占比稳步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趋紧密。
第二，亚太经合组织持续发挥引领作用。APEC作为亚太地区首要经济合作论坛和理念孵化器，在其引领下，“过去30年，亚太地区平均关税水平从17%下降至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七成”［31］。2001年通过《上海共识》，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数字APEC战略”。2014年通过《北京纲领》，提出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从2014年至2026年，APEC经济体以接近全球40%的人口，创造了超出六成的全球经济总量和近五成的贸易总额，带动世界经济重心持续向亚太地区聚集。与此同时，APEC在推动数字贸易规则讨论、促进区域内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强妇女经济赋权等领域也发挥着独特作用。
第三，规则标准对接取得积极进展。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早期亚太贸易伙伴之间的原产地管理主要依赖纸质证书和人工核验模式。RCEP生效后，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条款全面落实，中国与新加坡等国实现原产地电子联网，制度成本进一步降低。在技术标准领域，以往亚太不同市场间的技术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成为技术交流的重要壁垒。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允许彼此企业依法参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制定，进一步加强标准合作机制化建设。在数字治理领域，为进一步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等，得到区域国家积极响应。
（三）人员交流“心联通”夯实民意基础
近年来，亚太地区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活跃，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注入了较为深厚的民意基础。
其一，人员跨境流动快速恢复。与2020至2022年的“冰封期”相比，疫情后亚太地区人员往来迅速回暖。2024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达1.45亿人次（接近2019年水平），其中亚太地区占据最大份额［32］。2025年亚太地区接待国际游客3.31亿人次，同比增长6%［28］。签证便利化政策也有力推动了人员往来复苏：从过去中国与少数国家互免签证的“点状布局”，到如今已形成与158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互免签证协定的“网络覆盖”。美国“全球入境”于2025年12月向全体澳大利亚公民开放。RCEP生效后区域内商务流动更加便捷，中国籍APEC商务旅行卡持卡人可免签往来16个经济体，享受快速通关便利。亚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人员流动便利化正从双边互惠迈向多边联通。
其二，文化教育交流丰富多彩。与以往文化教育交流主要依赖政府间协议、活动形式以展演为主的格局相比，当前亚太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内涵和形式不断丰富。“东亚文化之都”活动持续举办，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东盟与中日韩文化城市网络等项目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扎实推进，如中国与柬埔寨合作修复吴哥古迹、与缅甸合作修复蒲甘佛塔等［33］。当代文化交流日益活跃，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热播，文化“新三样”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中国风”［34］。此外，亚太经合组织奖学金、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等项目稳步实施，亚太大学联合会、亚太高校与社会合作联盟等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彰显出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价值。
其三，青年和民间交流广泛开展。以往受基础条件制约，亚太民间交流规模长期受限，如今区域人文交往正呈现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议题广泛化等特点。从早期的“参观交流”到如今的“议题共创”，中国—东盟青年营、亚洲青年领袖论坛等品牌活动持续深化。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向东南亚等国家派遣志愿者，开展汉语教学与医疗救助服务。“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中澳青年对话等为增进亚太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发挥了青年群体的独特作用。智库和学术交流日益活跃，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亚太国际智库等平台定期对话。2026年，中国也将在多个城市举办300多场相关活动，全国多个省市都将参与其中，各经济体成员都有机会作出贡献［35］。
四、亚太共同体建设的困难挑战
在既有合作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亚太共同体建设仍处于整合升级的关键演进阶段，面临的困难挑战兼具叠加性、长期性与复杂性。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发展鸿沟依然存在、机制合作“碎片化”、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四个方面。
（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亚太共同体建设愿景目标提出以来，始终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近年来，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持续升温，尤其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区域合作所依赖的外部环境显著趋紧，成为制约亚太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关键性约束。
一方面，大国战略竞争的强化，对亚太共同体建设形成冲击。美国坚持“本国优先”，通过发动“关税战”“贸易战”等，强化经贸领域的竞争性政策取向。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方对超过5 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出台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一系列打压限制措施，持续炒作人权、涉港、涉台、涉疆等议题，剧烈冲击中美关系［36］。美国通过四边安全对话、五眼联盟、芯片四方联盟等机制强化区域同盟，拉拢日韩英澳等国拼凑“小圈子”，推行集团政治。美国强推“印太战略”，提出“印太经济框架”，试图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形成替代性、排他性制度安排，客观上分化了亚太共同体建设的合力。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使贸易合作成本与不确定性增加，降低了亚太经济体与区域外国家间的价值链关联度”［37］，一些本应基于经济理性的决策被赋予地缘战略考量，区域合作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受到削弱。
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给亚太共同体建设增添了不确定因素。2025年5月至9月，泰柬两国因领土争议在边境地区爆发多轮冲突，多数边境口岸随之关闭。朝鲜多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侦察卫星，韩国与美国则通过密集的联合军演予以回应，朝鲜半岛局势呈现“硬碰硬”趋势。日本政府出台“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明确提出要具有直接攻击的“反击能力”。日本与俄罗斯、韩国在相关岛屿上的领土争端问题也长期未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妄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给国际秩序稳定制造严重风险。这些地区热点问题相互交织、彼此联动，其发展态势不仅直接关系到区域安全格局，也对亚太共同体建设所依赖的稳定预期与互信基础构成持续考验。
（二）发展鸿沟依然存在
区域内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制约了落后国家参与区域合作的能力，也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整体进程。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构成区域合作的不对称基础。从整体看，亚太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较为悬殊。以人均GDP为例，新加坡已突破10万美元，而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却长期徘徊在2 000美元以下，相差逾50倍。这种发展落差导致了各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起点不同、诉求各异、能力不均。高收入国家通常具备更强的产业竞争力与制度供给能力，能够在区域合作中占据主动地位；低收入国家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担心本国弱势产业遭受冲击。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亚太共同体建设进程持审慎态度，担心在“公平竞争”的名义下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二，基础设施差距制约区域经济联通与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进一步放大了发展鸿沟的实际影响。例如，老挝境内原来仅有3.5公里的米轨铁路，直至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才实现与区域铁路网的有效连接。缅甸超过60%的城镇和地区无法得到正常的电力供应［38］，工业发展依然受到严重制约。基础设施的差距直接限制了这些国家融入区域产业链、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使其在区域合作中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红利而逐渐被边缘化，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数字鸿沟加速发展差距的结构性扩大。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区域内数字能力差异正成为新的分化来源。韩国家庭互联网接入率高达99.97%，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整体用户渗透率仅为38%，大量偏远地区仍处于“数字荒漠”状态。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服务可及性上，也体现在数字技能与制度环境等深层因素之中。由于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先发优势容易转化为持续优势，强化“强者愈强”的累积效应。若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数字鸿沟将与既有的经济与基础设施差距叠加，推动区域发展不平衡向更高维度延伸。
（三）机制合作“碎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太面临相同压力，也亟待解决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等挑战。”［39］亚太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并行的区域合作网络。这种多轨并进的合作形态，极易演化为功能重叠、规则分化与路径竞争并存的“制度复合体”，对亚太共同体的整体建构形成掣肘。
第一，多元机制并存导致制度结构分散。在经贸领域，既有RCEP、CPTPP，也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东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协定》等机制。在区域合作层面，有APEC、10+3、10+6、东亚峰会等多边平台。在安全领域，还存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会等机制。这种多轨并进的制度安排为各方提供了灵活参与空间，但也使区域合作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化特征。不同机制之间在成员构成、议题设置与运行方式上存在交叉，缺乏统一的制度中心与协调机制，导致整体合作框架难以形成清晰的层级结构与发展路径。
第二，规则差异与功能重叠提高制度运行成本。以RCEP与CPTPP为例，前者强调发展导向与包容性安排，在规则设置上兼顾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后者则在劳工、环境、国有企业与数字贸易等领域设定更高标准，体现出更强的制度约束性。对于同时参与多个机制的成员而言，不同规则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更高的制度适应成本。对于企业而言，这种差异则表现为合规要求复杂化与供应链安排的不确定性。同时，不同机制在部分领域的功能重叠，也削弱了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使合作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形成“意大利面条碗”［40］效应。
第三，机制竞争削弱区域合作的整体协同。一方面，传统包容性机制在区域合作中长期发挥基础性作用，但随着新机制的出现，部分成员将更多政策资源投向特定平台，客观上削弱了既有机制的吸引力与协调功能。另一方面，不同机制在议程设置与规则导向上的分歧，使成员国在参与过程中面临制度选择压力，难以在区域层面形成一致的合作预期和协同推进的整体动力。
（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持续凸显，正日益成为影响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变量。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复杂性，其影响往往通过多重渠道叠加扩散，对区域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第一，跨国性安全威胁加速扩散，区域风险联动性显著增强。印尼“神权游击队”、菲律宾“伊斯兰国穆特组织”等恐怖组织依然活跃，其影响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通过人员流动与信息传播向周边扩散。同时，网络攻击、数据泄露与电信诈骗等事件频繁发生，并波及金融、能源与公共服务等关键基础设施。美国联合盟友不断发起“中国网络威胁”的舆论攻击［41］，2025年亚太地区遭受的网络攻击占全球总量的27%，区域层面的协同治理需求显著上升。
第二，公共卫生与气候变化风险叠加，放大区域系统脆弱性。亚太地区人口密集、跨境流动频繁，叠加生态环境多样性，对区域早期预警、应急响应与医疗资源协调能力提出持续挑战。气候变化通过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与生态系统退化等途径，对区域安全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受到直接冲击。在更广范围内，气候变化还通过影响农业生产与水资源供给，加剧粮食安全与发展不确定性。这类风险往往具有累积性与放大效应，易与经济社会问题相互叠加，形成系统性冲击。
第三，区域治理机制相对滞后，协同应对能力有待提升。面对不断上升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亚太地区虽已建立若干合作机制，但整体上仍呈现出协调不足与能力分散的特征。一方面，既有机制多以对话与信息交流为主，在危机情境下缺乏高效的决策与执行能力。另一方面，区域层面的资源整合与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尚不完善，不同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与治理能力上的差距，也制约了合作效果的发挥。此外，非传统安全议题在部分合作框架中的优先级仍相对有限，难以形成区域内的快速联动、协同响应。
五、亚太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重点
“亚太共同体概念提出已有几十年时间，但这一概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局限于愿景中。”［35］为此，要充分把握深圳APEC峰会的机遇，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明确优先领域和实践重点，推动形成一系列务实成果。
（一）构建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柱
为了实现构建亚太共同体这一目标，需要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42］的亚太。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柱或将以上述四个方向为锚点，回应“何以立基”“何以运行”“何以持续”“何以凝聚”等关键问题。
一是以繁荣稳定构筑共同体根基。构建这一支柱，首要在于维护战后形成的区域秩序格局，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防范地缘政治冲突对区域合作大局的侵蚀。此外，应将其从传统的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拓展至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金融稳定机制建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等新议题，使“软性协调”发挥“硬性约束”的功能，为共同繁荣稳定奠定根基。
二是以开放融通激活共同体动能。以“开放的区域主义”为基石，在APEC框架下建立定期审议制度，对成员体的贸易投资壁垒进行同行评议与透明度监督，以软性约束维护开放共识。建立亚太跨境资本流动协调机制，保障长期投资自由配置。设立亚太“开放保障基金”，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覆盖范围从货币互换拓展至供应链稳定、能源粮食保障等领域。
三是以普惠包容夯实共同体认同。重点关注中小企业的参与度与获益能力，建立亚太中小企业数字赋能基金，推动供应链向其倾斜。着力缩小区域内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差距，将能力建设、技术转移、基础设施援助纳入区域贸易协定的核心议程。要通过数字技能培训、普惠金融服务等方式，让经济增长红利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生活改善。
四是以和衷共济引领共同体行动。建立常态化区域风险预警与联合应对机制，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领域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与应急物资储备网络。培育区域身份认同，通过教育交流、智库合作等工程，将功能性的利益捆绑升华为价值性的命运认同。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共同利益最大化为决策基准，使和衷共济从政策性呼吁转化为常态化行为要求。
（二）协调亚太自贸区进程的不同路径
亚太自贸区提出以来，引发了学界关于其多维实现路径的广泛讨论［43］。总的来看，主要在于妥善处理CPTPP与RCEP两大机制间的关系。
一是确立“多层并存、动态趋同”的总体原则。承认CPTPP与RCEP作为两条并行的轨道长期共存，在APEC层面搭建一个“伞形协定”框架，使各成员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的轨道参与区域一体化，同时通过机制化对话推动两大轨道在关键领域的规则逐步协同。CPTPP作为高标准规则的“试验田”，RCEP作为广泛参与的“包容性平台”，两者在APEC框架下形成“高低搭配、功能互补”的制度生态，为最终实现FTAAP预留渐进演化的空间。
二是以“软硬结合”的议题分层推进规则协调。可将亚太自贸区的谈判议题划分为三类，分别采取差异化的协调策略。第一类是贸易便利化、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电子商务等具有较强技术中立性的议题，可率先启动CPTPP与RCEP的规则对标与互认工作，在APEC层面形成统一操作指南。第二类是服务贸易、投资准入、政府采购等涉及核心利益调整的议题，采取“最低标准+自愿升级”模式，在APEC框架内设定基础门槛，允许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安排向CPTPP标准靠拢。第三类是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条款、国有企业等具有较强价值观色彩的议题，暂不追求统一规则，通过建立政策对话与能力建设机制，利用CPTPP成员的经验逐步缩小认知差距，同时尊重RCEP成员的发展阶段差异。
三是以CPTPP扩员与RCEP升级为双轮驱动。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与参与度，可推动CPTPP有序扩员，吸纳符合条件的APEC成员以及相关发展中国家加入，使高标准规则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设立“FTAAP能力建设基金”等，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逐步适应CPTPP所代表的下一代贸易规则。推动RCEP的持续升级，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服务投资等领域引入更高标准，逐步缩小与CPTPP的规则差距，为FTAAP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
（三）规划区域互联互通的合理安排
2014年北京会议提出的《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要在此基础上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推动制定升级版蓝图。应建立统一的互联互通规划协调框架，实现物理联通、制度联通与人心联通的同步规划、实施与评估，形成资源配置最优、交易成本最低、社会认同最强的综合效益。
一是以空间均衡与可持续为导向，优化硬联通的物理布局。遵循亚太各经济体所处地理环境的空间逻辑，优先建设覆盖主要增长极与欠发达地区的关键通道，着力解决跨境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瓶颈。在项目布局上，建立基于综合效益评估的优先级排序机制，兼顾经济效率、区域公平与战略韧性。创新公私合作模式，充分发挥亚投行等的杠杆作用，引导长期资本投向具有正外部性的互联互通项目。
二是以规则对接与制度开放为核心，深化软联通的协调机制。在贸易与投资领域，探索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协调，形成“小多边”与“大多边”互为补充的合作网络。在标准互认层面，聚焦交通、海关、检验检疫等关键节点，推广单一窗口、电子认证等便利化措施，构建可操作的技术标准体系。建立常态化的政策协调与争端解决机制，增强制度安排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坚实保障。
三是以人文交流与身份认同为根基，厚植心联通的社会土壤。系统性支持教育合作、智库对话、文旅交流等项目，将民间交往从补充性活动提升为战略性支撑。打造共享的知识共同体，围绕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等共同议题，建立联合研究平台与能力建设机制。在此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发挥次国家行为体、社会组织（学会、协会、商会等）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联结网络。
（四）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
以创新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是APEC成员经济体新的增长点，也是实现亚太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三大转型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亚太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
第一，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伙伴关系，打造开放创新生态。推进《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落实落细，设立常态化联合研发计划，围绕数字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发布年度合作清单。推动建立“亚太联合创新基金”，重点支持跨经济体产学研联合项目，并明确知识产权共享与收益分配规则。建设区域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平台，推动专利信息互通、技术标准对接与创新资源共享，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向亚太集聚。
第二，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推进跨境电商、数据流动与智慧海关等务实合作。探索建立“亚太跨境电商便利化框架”，统一分类标准、通关流程与税收规则，推进电子证照互认规则的区域扩展。构建分层分类的数据流动机制，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并通过数据沙箱等技术手段降低监管不确定性。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动成员间在风险评估模型、货物追踪系统与监管数据接口方面实现技术对接，提升查验效率与风险预警能力。
第三，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凝聚人工智能治理与应用共识。推动建立区域性人工智能治理协调机制，逐步实现风险分级评估、算法备案与伦理审查的规则衔接。开展“AI+产业”示范工程，在制造业、农业、医疗等领域遴选一批跨国合作项目，形成可复制的应用模式。实施区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计划，加强教育合作、职业培训与公共科普。构建底线约束与灵活创新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使人工智能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区域整体福祉。
第四，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矿产与环境保护提出更多合作倡议。在清洁能源领域，可倡议实施亚太清洁能源协同发展计划，推动技术标准互认与跨境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在绿色矿产方面，提出建立亚太绿色矿产合作伙伴关系，完善资源开发标准与循环利用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推动亚太海洋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强化跨境治理协同。
六、结语
亚太共同体建设既是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的历史逻辑延伸，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选择。“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这一愿景目标，正通过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积极推进不断走向现实。亚太共同体建设面临的困难挑战具有明显的叠加性、长期性、复杂性，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推进支柱构建、互联互通与发展转型。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引领议程设置提供了难得良机，也为APEC成员经济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够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中国应以举办深圳APEC峰会及相关配套会议为依托，统筹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衔接，优化区域互联互通布局，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协同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应进一步倡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其转化为亚太区域治理的价值共识与行动框架，在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安全、应对共同挑战中不断凝聚区域认同。亚太共同体不仅是区域合作的未来形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亚太区域的重要实践平台。以APEC“中国年”为契机，中国有条件也有责任在推动亚太合作提质升级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为构建亚太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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