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亚太经济体历经30余年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打造融合发展格局；推行独具特色的“APEC方式”，为亚太经济合作注入持久动力；构建多层次的亚太数字经济合作网络，绿色产业合作呈现显著的“中国驱动”特征。亚太经济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主要表现为“逆全球化”对亚太区域合作架构造成冲击，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呈现“意大利面碗”效应，地区内部诸多结构性矛盾加剧。作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坚力量，中国可加强发展理念引领，凝聚亚太经济合作新共识；推动各类经贸合作机制规则整合，提升区域产业合作效能；发挥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优势，促进亚太经济合作实现普惠包容发展。
关键词：亚太经济合作 亚太经合组织 亚太共同体 全球治理倡议
亚太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经济合作进程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演变。当前，亚太经济合作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经过几十年发展，亚太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合作路径，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另一方面，大国博弈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区域经济一体化陷入制度困境，地区结构性矛盾难以缓和，对亚太经济合作形成制约。如何破解亚太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推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成为地区各国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
亚太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
随着一系列地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亚太经济合作逐渐深化。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立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盟“10+3”经济合作机制成立，拉开了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序幕。进入21世纪，亚太涌现出大量区域和双边自贸安排。在30余年经济合作进程中，亚太逐渐形成独特的合作模式，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一，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打造融合发展格局。习近平主席指出，“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亚太发展靠的是开放包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而不是对立对抗、以邻为壑、‘小院高墙’。”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形势下，亚太国家大多坚持以“开放的区域主义”方式推进区域合作，形成了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为代表的多种区域贸易协定，合作议题不断拓宽与深化，延伸到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供应链韧性等领域。正是由于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亚太地区经济才能够保持强劲增长，得以创造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以APEC为例，其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从勾画亚太自贸区蓝图到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引领亚太走在全球开放发展前列，助力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在“开放的区域主义”指引下，亚太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例如，RCEP通过统一关税承诺、原产地规则、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及其他贸易规则，最大限度整合区域内27个贸易安排和44个投资协定，有效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发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为区域互联互通合作规划了清晰的路线图。在“一带一路”倡议等相关机制推动下，亚太各国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和人文交流的“心联通”为三大支柱，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区域互联互通网络，为实现亚太开放与融通奠定坚实基础。202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预计，2025年亚太经济增速为4.5%，继续领跑全球。事实证明，坚定不移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无疑是亚太持续繁荣与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推行独具特色的“APEC方式”，为亚太经济合作注入持久动力。APEC是亚太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之一。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开创了灵活、渐进的“APEC方式”，为激发亚太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提供有力支撑。“APEC方式”的特点是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一方面，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既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涵盖中国、泰国、智利等发展中经济体，“APEC方式”最大程度地尊重和包容各成员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灵活务实等合作路径，降低了参与门槛，充分保证各成员平等参与合作，并根据自身国情调整步伐。
APEC坚持以经济合作为主线，但其关注的议题正逐渐从传统的经贸合作向构建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区域合作架构演进。1995年，《大阪行动议程》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合作的“两个轮子”。从1994年制定的“茂物目标”到2020年达成的《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可以清晰地看出APEC的目标日趋丰富多元，即在之前的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基础上，又拓展为创新和数字化及可持续增长。近10年来，APEC更多关注创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2023年发布的《2021—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结构性改革强化议程》（EAASR）中期审查报告强调需要加大力度提高包容性、加强妇女经济赋权、弥合数字鸿沟及促进向绿色经济转型。202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为“共建可持续的未来：连接、创新、繁荣”，强调需关注数字与人工智能转型、能源和粮食安全、人文交流等领域。这表明，APEC的议题设置不仅聚焦经济发展与合作这一核心领域，而且回应区域面临的共同挑战，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更加灵活务实的区域合作架构。
第三，构建多层次的亚太数字经济合作网络，绿色产业合作呈现显著的“中国驱动”特征。数字经济和绿色产业成为亚太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并形成独特的区域合作模式。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亚太区域构建起多层次合作机制，旨在整合区域数字治理标准与规则，驱动区域数字化转型与发展。APEC将数字经济列为推动亚太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涉及数字贸易、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标准和规则制定、数字互联互通等，完善战略规划、运行机制和组织架构，为亚太数字经济合作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个专门的数字经济治理协定，其成员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专业化程度高且覆盖面广，树立了全球数字治理新范式。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首次设立数字经济专章，为构建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奠定基础。与欧盟强调规则输出不同，亚太合作更加注重寻找成员间利益契合点，以求同存异和互惠互利为原则，通过多层次合作机制形成符合亚太实际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在绿色产业合作方面，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引领绿色技术创新等优势，在实现自身绿色发展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引领亚太绿色合作。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打造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加快构建亚太绿色合作格局，让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将绿色理念融入区域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澜湄合作机制等框架下，通过经验分享、经济和技术援助、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有效对接亚太国家绿色发展需求。例如，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平大海上风电项目，是越南海上风电从零起步的重要里程碑。中国通过技术输出和人才培训等方式，有效帮助越南风电建设提升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得益于中国绿色投融资体系和多边合作倡议，亚太周边国家逐步构建起具有内生驱动力的绿色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绿色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拓展了与世界经济绿色发展大势同频共振的能力。
亚太经济合作面临的现实挑战
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亚太经济合作也面临挑战与困境。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地缘博弈加剧对区域合作架构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的制度困境和地区内部诸多结构性矛盾制约相互合作及地区发展。
第一，“逆全球化”冲击亚太经济合作和地区贸易体系。当前，“逆全球化”势头愈发猛烈，地区个别国家将经济合作“泛安全化”，将关税政策“武器化”，给亚太经贸体系带来严重冲击。一是亚太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2025年7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5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指出，美国滥施关税是导致亚太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预计亚太发展中经济体2025年经济增速为4.7%，2026年增速为4.6%，分别较4月预测下调0.2和0.1个百分点。其中，越南与柬埔寨遭遇的冲击最为严重，2025年两国出口萎缩幅度预计分别高达19.2%与23.9%，远超亚太6.4%的平均水平。二是亚太发展中经济体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显著下降，工业化升级进程受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为1.3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约8.4%。受此影响，其他国家向亚太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产业转移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诸多国家工业化升级受阻，被限制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三是亚太产供链受阻甚至断裂风险加大。亚太国家尤其是东盟内部产业链深度融合，为规避美国制造的关税壁垒，一些国家不得不将产能转移，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大幅下降，企业生产成本明显上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显著下降，长期形成的亚太产业链分工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供应链不得不进行重组。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呈现“意大利面碗”效应。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亚太国家签订一系列双多边自贸协定，建立了多层次、自主性的自贸体制，但也存在“机制过剩”的现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数量远远超过推动区域合作的需要，彼此竞争甚至相互制约。这种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称为“意大利面碗”效应，意指双边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的不同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相互重叠交织形成的复杂状态，其原因在于不同行为体通过制度竞争的方式，争夺地区经济主导权。虽然RCEP全面生效能够有效整合重叠的规则，但亚太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差异大，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统一的、主导型的规则与制度，在诸多双边与多边机制共同作用下，反而形成了一套“制度复合体”。亚太权力结构复杂导致未来区域制度整合障碍重重。区域内一些国家仍存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导致相关国家战略互信不足。东盟作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虽然以“东盟中心”的方式维持了区域合作的基本框架，但囿于自身实力，形成“小马拉大车”局面，难以协调大国之间复杂的制度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基于地缘战略考量，推动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经济合作政治化、工具化，进一步加剧制度竞争复杂性，严重冲击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削弱亚太各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第三，亚太各国发展不平衡和诉求不一致，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结构性矛盾。亚太国家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例如，在东南亚，最发达的新加坡2024年人均GDP为90674.1美元，而最不发达的缅甸人均GDP仅为1359.3美元。一些发展中国家欠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很难从中获益，大大制约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性和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深入。数字化时代，亚太抓住机遇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数字鸿沟加剧了亚太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例如，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亚太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差距，美国、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处于领先地位，有些国家由于布局不完善、缺乏资金等，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人才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无法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充分享受红利。此外，亚太经济体众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合作的诉求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美国推出IPEF等机制是为了主导构建新的亚太经贸规则并遏制中国。日本推动签署CPTPP则是为了争夺地区经济主导权，提升自身影响力。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利益诉求则是实现自身发展、提升国际话语权并完善全球治理等。亚太国家发展诉求不一致导致很多规则与标准难以统一，加剧了贸易规则碎片化。
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角色与路径
30余年来，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角色经历了从融入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深刻转变，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区域经济走向开放与繁荣，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1991年，中国加入APEC，以融入者和学习者的姿态，熟悉区域经贸合作的多边规则，逐步扩大市场开放，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1996年，在菲律宾苏比克召开的APEC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与会各方确立了代表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利益的“APEC方式”，为捍卫平等互利、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等区域合作原则作出重要贡献。2001年，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达成《上海共识》，进一步凝聚区域经贸合作共识，明确了未来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向建设者转变。特别是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出系列重大理念主张，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擘画亚太合作蓝图。中国为此采取一系列务实行动，以自身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成为维护亚太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中坚力量，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为区域合作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提出并描绘了“亚太命运共同体”路线图，倡导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亚太合作注入强劲动能。二是推动完善区域经济机制建设。在中国推动下，APEC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为推动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经济新格局奠定了基础。中国高质量实施RCEP经贸规则，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升级，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传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至数字、绿色合作等新领域。中国积极申请加入CPTPP和DEPA，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三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亚太互联互通。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通过一系列基建项目推动亚太“硬联通”，通过规则对接和制度创新推动亚太“软联通”，并通过促进人员往来、人才培训及人文交流等，增进亚太“心联通”，为实现亚太开放融通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针对当前的挑战与困境，中国可通过多种路径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第一，加强发展理念引领，凝聚亚太合作新共识。针对亚太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顽瘴痼疾，中国可着力推动四大全球倡议首先在亚太落实落地，进一步推动完善亚太区域经济治理。其中，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全球安全倡议着眼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倡议锚定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和路径。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从不同角度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更强推动力。这些理念有助于对冲“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亚太经济合作的冲击，切实维护亚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亚太各国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利益诉求及文化传统差异较大，以理念引领凝聚合作共识，将为亚太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使亚太各国能够在尊重彼此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平等参与亚太事务，在关切彼此核心诉求的同时寻求最大“公约数”，汇聚亚太经济合作强大合力，推动亚太经济增长与和平稳定。
第二，推动各类经贸机制规则整合，提升区域产业合作效能。针对亚太现有经济合作机制存在的制度碎片化和规则重叠等问题，中国可通过持续推进RCEP落实落地，推动整合区域内的双多边合作机制、自贸协定、投资协议等，使之彼此相融、有效衔接；加快加入CPTPP步伐，推动形成规模更大、紧密度更深的产供链体系，提升区域内产业合作的广度、深度和便捷性，带动各成员石油、农业、教育服务等行业获得增长新机遇；积极推动RCEP、CPTPP等规则互补，重塑亚太经贸格局，维护亚太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以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引领，逐步拓宽与地区国家合作的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提升产供链韧性，对冲一些国家所谓“离岸”“近岸”“友岸”产业链政策影响。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就是中国与东盟面对供应链重构压力，在区域经济治理层面的一次重大突破。中国可通过持续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到实处并发挥示范效应，降低贸易成本，破除区域市场壁垒，推动区域市场进一步融合，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提高供应链资源配置效率及风险预警能力，协同应对供应链中断等问题，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区域供应链体系。
第三，发挥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优势，促进亚太经济合作朝普惠包容方向发展。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利马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2025年11月，在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强化数智赋能”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亚太合作等重要建议，为进一步激发亚太经济增长动能、破解亚太发展赤字指明方向。目前，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亚太经济普惠包容发展。一是通过共建共享数字基础设施，支持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和利用数据跨境流动促进数字经济增长，倡议域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弥合数字鸿沟和治理能力差距。二是构建绿色技术合作体系，推动绿色技术普惠发展，加大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联合研发与应用推广力度，依托区域平台深化协同合作。三是创新合作模式，在为亚太国家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分享在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实现地区普惠包容均衡发展提供经验支持。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11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