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为建设更加和平、繁荣、美好亚太提供的方案，而中国主办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活动是进一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契机。亚太命运共同体在地理属性上强调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在目标属性上致力于构建亚太共同体，在路径属性上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开放包容为指向，主要通过多边机制凝聚地区共识，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以实现合作共赢为指向，主要依托“一带一路”平台，积极推动“大基建”项目、“小而美”合作；以实现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为指向，积极推动双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为进一步深化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应加强地区多边机制建设以助力区域合作，主动塑造地区国家间关系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积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以促进地区和平发展。
关键词：亚太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外交实践；多边机制；亚太经合组织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主张，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擘画亚太合作蓝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强大动力。中国将于2026年11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深化亚太合作离不开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持续性构建，而亚太命运共同体也正是中国在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活动时提出的重要理念，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必将成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契机。
一、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亚太地区发展合作不仅关乎地区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与世界和平稳定。亚太地区既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也是大国博弈主要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集中区域。那么，怎样建设更加和平繁荣美好的亚太？中国提出了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方案。
（一）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演进历程
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习近平主席又多次提及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开启亚太合作新阶段，延续亚太地区强劲发展势头，迎接亚太地区共同繁荣未来，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指出：“值此历史关头，亚太地区应该勇担时代责任，发挥引领作用，坚定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目标迈进。”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团结协作，勇于担当，全面落实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详见表1，表略）
（二）亚太命运共同体内涵
亚太命运共同体既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征又具有自身独特的概念内涵，这充分体现在其地理属性、目标属性及路径属性上。
1.在地理属性上，强调“亚太”地区重要性
中国发展植根于亚太整体稳定，也首先惠及亚太地区。“2025年，我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26.29万亿元，占同期外贸总值的57.82%。”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亚太地区对中国发展及世界发展的重要性。“亚太是我们共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是亚太这片大海中前行的风帆。”“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由此可见，亚太命运共同体首先是指亚太地区各国之间所形成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关系。
2.在目标属性上，致力于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
截至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已拥有21个成员，涵盖亚太主要经济体。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明确提出2040年建成亚太共同体。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2026年3月，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由此可见，亚太命运共同体本质是亚太各国的繁荣共同体。
3.在路径属性上，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首先，开放包容是亚太合作的主旋律。亚太国家数量多且政治制度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多元，在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时必然要求开放包容。自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的平均关税水平从APEC成立之初的17%下降到2026年的5%，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正是得益于该地区开放包容的环境。为了推动亚太地区实现开放包容，中国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开放的区域主义等理念。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源于我们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二是共同营造开放型区域经济环境；三是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四是共同推进贸易数字化绿色化；五是共同促进普惠包容发展。其重点也是强调开放包容。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指出：“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推动亚太国家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不让差异性阻碍各国之间开展合作，并通过推动实质性合作携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各国在合作时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30年，我们妥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维护了亚太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靠的就是谋大势、顾大局，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伙伴精神。”
其次，合作共赢是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要求。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与亚太国家合作共赢的决心：“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将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针对如何实现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要强化数智赋能，塑造亚太创新发展新优势，要坚持绿色低碳，打造亚太可持续发展新范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已成为推动亚太地区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既然亚太合作共赢旨在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自然也应以“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地区合作共赢需要打造互联互通网络，有序推动“硬件”连接、“软件”对接、人员往来，这些正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具体目标，APEC成员也已有一半以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最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夯实亚太命运共同体稳定根基。大国承担着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国际责任，亚太地区不仅涵盖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世界中等规模发达经济体，而且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均位于该地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该地区和平稳定的本质要求。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新时代以来中俄关系定位持续提升，合作内涵日益丰富，世代友好理念深入人心，“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中美作为亚太地区两个最重要的世界大国，合则对亚太和世界都有利，斗则对亚太和世界均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近年来，面对美国的系统性战略打压，“如何让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避开暗礁浅滩、穿越狂风巨浪，不偏航、不失速、不碰撞”是中国领导人一直思考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对此提出的方案就是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会见美国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彰显出推动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担当。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指出：“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因此，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大国，只有关系稳定、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地惠及亚太发展和繁荣，从而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二、中国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
实现亚太发展和繁荣，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离不开理念引领，更离不开行动的力量。中国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提倡者，更是积极实践者。中国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始终以共同发展、开放包容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路径诉求为指向，具体体现在多边机制建设、国际平台作用发挥和双边关系经略三个方面。
（一）中国推动建设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为实现开放包容，中国主要通过多边机制凝聚地区共识、推动区域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建设。
1.中国积极参与地区既有多边机制建设
中国高度重视APEC机制在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深度参与《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的制定和落实，推动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积极推动和落实《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推动基础设施、制度和人员往来三大层面互联互通；积极发起并参与《APEC促进互联网经济合作倡议》，推动建设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设立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持续支持区域能力建设项目，特别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减贫、妇女权益和教育培训等领域。
中国高度重视金砖国家机制在推动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合作上所发挥的作用。2006年9月，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09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创始成员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1年4月，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涵盖了亚太地区主要新兴经济体，总人口已超过世界一半，经济总量占全球近三成。可以说，中国在金砖国家机制扩员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上，中国就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合作模式，为扩员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随后，中国又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扩员后的金砖机制合作指明了方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确立以来，国家领导人之间共进行了17次正式会晤和9次非正式会晤，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展，已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经贸、财经和科技等数十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成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中国高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构建亚太地区新型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它超越了传统军事同盟的对抗性思维，确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外交理念，通过协商一致保障大小国家话语权，探索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截至2025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覆盖全球25%的陆地面积和36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超过23万亿美元，构筑起推动地区多边合作的有效机制。作为首倡地和创始成员国，中国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注入了核心动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正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平台机制共建、合作成果共享，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
2.中国积极推动建立新的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一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3年10月，中国首次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行于2016年1月开始运营，现有100个正式成员和10个意向成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以及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
二是，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机制。2014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016年3月，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三亚举行（成员国包括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全面启动了澜湄合作进程。自澜湄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截至2025年11月，已举行4次领导人会议（详见表2，表略）、10次外长会、12次高官会议和15次外交联合工作组会议，在机制建设、战略规划、资金支持和务实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地区发展注入了新的“源头活水”，为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是，建立中国—中亚机制。在中国倡议推动下，2020年7月，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以视频方式举行了中国—中亚外长首次会晤，并宣布建立定期会晤机制。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了《西安宣言》，标志着中国—中亚机制正式升级定型。2024年3月，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在西安成立。两年多来，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额增长35%，“西安愿景”正在转化为实景。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以‘中国—中亚精神’为引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朝着命运共同体目标砥砺前行。”2025年，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与中亚五国共同签署了《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争端”以国际法形式确定下来，擘画了新型国际关系新范式。
此外，中国还通过积极推动并参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等，使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更好地惠及地区共同发展。可以说，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织，推动亚太地区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网络，成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平台
为了实现合作共赢，中国主要依托“一带一路”平台积极推动“大基建”项目、“小而美”合作。因此，“一带一路”不仅成为新时期中国与亚太国家经济合作的实践平台，也成为推动实现地区合作共赢的主要平台。迄今为止，共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了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设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和秘鲁钱凯港等一大批项目正在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雅万高铁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的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线路全长约142公里，最高运行时速达到350公里，将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通行时间由过去3个多小时缩短至目前的不到50分钟。自2023年10月开通至2024年12月全线站点投入运营前，即已累计运送旅客达700万人次，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中老铁路是一条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老挝万象市的电气化铁路，由中国按照国铁Ⅰ级标准建设，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中外共同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跨国铁路，2021年12月全线通车运营。截至2026年2月，全线累计开行旅客列车9万列，累计发送旅客突破6600万人次，运输跨境货物突破1800万吨。在出席中老铁路通车仪式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老铁路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旗舰项目，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也指出，中老铁路是“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纽带，是老挝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极大地促进老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秘鲁钱凯港项目是连接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海上新通道项目，自2024年11月开港后，秘鲁至中国的单程海运时间由过去的30天以上缩短至目前的23天左右，仅物流成本就节约20%以上；上海海关2025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钱凯港开港后，上半年上海对秘鲁外贸进出口值大幅增长34.9%，有力地助推了拉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述典型项目表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立足中国周边、惠及亚太的过程中，正成为周边、亚太人民的“幸福路”，成为亚太地区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表达，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平台。
（三）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亚太地区不仅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还积极推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关系存在不同层级，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常分为“合作关系”“战略关系”等，随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目标，“共建命运共同体”正成为新时代中国推动与有关国家深化战略互信和全方位合作的重要政治共识。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在双边、次区域基础上逐渐推动构建而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我国与22个国家构建了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均属于发展中国家，既体现出中国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外交基础、致力于推动共同发展的决心，也体现出命运共同体伙伴国对实现本国快速发展的强烈愿望。在22个双边命运共同体伙伴国中，大多数国家位于亚太地区，其中包括17个中国周边国家。可以说，通过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凝聚起与亚太国家合作的巨大动力。
一是筑牢区域和平稳定基础，摒弃零和思维，有利于增进战略互信。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在美西方国家话语建构下，“中国威胁论”一度成为周边国家“疑华”“惧华”的体现。随着双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走深走实，尽管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开展战略竞争并对中国污名化，周边绝大多数国家对此保持理性，更倾向于同中国合作。这表明，双边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塑造了中国与相关国家更紧密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减少地区国家战略互疑，推动营造地区和平环境。
二是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动能，带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有利于实现地区共同发展。通过双边命运共同体引领，中国与亚太国家经济合作展现出强大动力，形成示范效应，业已成为地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小而美”合作进展最为顺利的国家是同中国构建了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如上述中老命运共同体下的中老铁路项目、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下的雅万高铁项目等。也就是说，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能够进一步带动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使中国与有关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为紧密，真正推动实现亚太地区共同发展。
三是汇聚区域治理共识，弥补治理赤字，有利于解决地区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伴随着全球化退潮、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合作动能不足，碎片化愈发严重，更加凸显出区域治理的重要性。因此，双边命运共同体与地区命运共同体相互支撑已成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可以说，在双边命运共同体与地区命运共同体引领下，中国与亚太相关国家能够共同发挥各自在地区治理中的作用，为解决地区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国际合作新思路与新方案。
此外，有关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践也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典范和借鉴。第一，中国—印度尼西亚命运共同体成为双边与多边协同典范，也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的典范。2025年，中国—印度尼西亚命运共同体不仅意味着双边关系加强，也意味着双方合作的深入。此外，两国还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协同引领区域合作的典范。第二，中国—泰国命运共同体成为互联互通与经济融合标杆，也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合作的典范。为实现人员、物资快速流通，打通区域陆运大通道，中老泰铁路的泰国段稳步推进；中泰互免签证促进了民心相通，“中泰一家亲”理念深入人心。尽管近年来泰国政府更迭频繁，但不管如何改变，推动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方向没有改变，两国合作成为中国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合作的典范。第三，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成为睦邻友好与互利共赢的样板，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中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领导人多次重申始终把发展与中国关系视为战略优先方向，而且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形成互补型贸易格局。2026年3月，中越外交、国防和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在越南召开，体现了中越“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情谊和高度政治互信，也再次体现出两国进一步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决心，两国合作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典范。
综上可见，遵循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要求，中国依托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以及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等载体开展了丰富的外交实践，正在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从宏伟愿景转化为美丽实景，使得亚太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基础愈发坚实。
三、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前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既迎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关系区域稳定与全球发展。
（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机遇
从机遇来看，合作机制不断加强，亚太各国发展需求强烈，尤其是中国自身的引领能力不断增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具有光明前景。
1.亚太经合组织已成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制
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16个成员的最大贸易伙伴均是中国；在中国前20大贸易伙伴中，有13个属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因此，亚太经合组织已成为中国引领亚太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机制。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10月韩国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中方愿以担任明年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拓展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亚太各国具有求发展的强烈意愿
在亚太国家中，除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外，其他全部属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发展目标不同。发达国家倾向于追求高质量发展，注重提升国民生活品质、完善社会福利，追求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致力于保持技术领先；发展中国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同时注重减贫、改善民生、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但无一例外，实现发展是亚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亚太命运共同体强调开放、绿色、创新和普惠包容的可持续发展，兼顾了亚太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发展的不同层次需求，为推动亚太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提供了方向引领。对此，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要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
3.中国自身积极引领
中国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者与实践者，也是积极引领者。一方面，中国提供理念引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愿意为亚太国家和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不仅提出亚太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还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先进理念引领。另一方面，中国提供发展引领。作为亚太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自身开放带动亚太地区开放，以自身发展引领亚太地区发展。以自贸区建设为例，自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运行迄今，中国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从占中国贸易总额比重的17%提升至35%以上，中国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由10个增加到24个，涉及31个国家与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绝大多数处于亚太地区。此外，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中国还积极推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泰柬冲突等，为促进地区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不会一帆风顺，会面临各种风险挑战。首先，地区多边机制不足。尽管亚太地区已经建立了一些多边机制，但还缺乏代表性强、凝聚力高的机制，许多机制议而不决，有些次区域甚至还没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制（如东北亚地区）。其次，大国竞争加剧。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由竞争与合作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拜登上台后，在对华关系上继续进行战略打压。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虽然在对华关系上降低竞争调门，但所任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等均被认为是对华强硬派（国务卿鲁比奥甚至将中国继续定位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并通过发动关税战等对中国进行打压。最后，地区热点问题频发。亚太地区是国际热点问题集中的地区。此外，近年来泰柬冲突等新的地区冲突也不断发生。
面对机遇与挑战，中国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应继续发挥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引领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合作积极回应亚太国家追求和平发展的共同诉求，以及发挥外交引领作用，推动构建双边和次区域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应积极加强地区多边机制建设以助力区域合作，主动塑造地区国家间关系以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并积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以促进地区和平发展。
结 语
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不是外交辞令，不是拉拢手段，更不是强权主义的温情面纱，而是基于亚太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实然与应然所提出的科学理念，而且中国不仅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更是推动其落地生根的积极实践者。基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路径要求，中国已经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展望未来，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对此，中国不仅应乘势而上，尤其要把握好2026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契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更上一个台阶，而且要直面挑战，逐步解决机制供给不足、大国竞争激烈和热点问题频发等问题。同时也应看到，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需要中国继续发挥带动作用，还需要亚太各国在理解亚太命运共同体、认同亚太命运共同体基础上，共同践行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需要在对外传播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努力，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大合力。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战略、东北亚安全、朝鲜半岛问题。先后出版3部专著，发表6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100余篇政治经济评论。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13项。获省部级奖励30项。2018年获共青团中央“优秀兼职干部”称号，2020年入选国家级人才称号，2021年获“中国社科院第七届优秀青年”称号，2026年获“中国社科院优秀党员”称号等。所撰写的研究报告多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报告特等奖、一等奖等。
本文原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