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6期

作者：白红义，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新闻社会学、数字新闻学；陈炜漫，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新闻学、媒介社会学，本文通信作者。

摘要：组织视角对理解新闻业及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不同的经验场景与学术语境中，组织视角的内涵、外延以及在新闻业研究中的适用情况呈现出差异化的形貌。随着数字技术、媒介的勃兴与发展，原有的组织视角具有本质主义倾向、新闻室中心主义倾向等局限性，不再完全适用。新闻业研究者需要增强这一视角的解释力和想象力，在省思“组织”概念的前提下，与更加丰富、多元的学术脉络对话；并以关系性的方式扩展组织视角下新闻业研究的范围，尤其与新闻业变迁相联系，使其成为观照后者动向的重要棱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有待进一步探索的、基于组织视角的中国新闻业研究议题，以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技术—社会互动中形成围绕该视角的在地理解与拓展。

关键词：新闻业研究；组织视角；去本质化；关系性；变迁

一、引言

从“媒体融合”概念的提出，到深度融合，再到系统性变革，中国新闻业的几乎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密切关涉新闻组织架构的调整与管理模式的更新。许多新闻媒体在组织创新上积极求索，成立和发展特定的专栏、项目、工作室、中央厨房以及智库、融媒体中心等，以回应不同时间段转型或创新的现实需求。这些组织形态与以往常规的科层制明显不同，呈现出更加灵活、多变的动态特征，值得关注与考察。

在现代社会中，组织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尤其见诸创新过程。长期以来，不同社会或学术背景的研究者抱持着各自的研究兴趣、工具手段和认识前提对不同组织展开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组织不仅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还逐渐成为关键的研究视角，并勾连起与组织相关的理论、方法。研究者通过关注组织内部的动态过程、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等，进而观察并分析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现象。诚如盖伊·E.斯文森（Guy E.Swanson）所说，“社会学中不断重复的事，就是要构想一个组织，然后研究它。这些研究的方式既不是把组织拟人化，也不是把它简单分解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在新闻业研究领域，组织视角也已形成了相对延续的研究脉络。在不同的经验场景与学术语境中，组织视角的内涵、外延及其在新闻业研究中的适用情况都呈现出差异化的形貌，需要分而观之。组织视角的介入最早或许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两项经典研究：一个是大卫·曼宁·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对美国一份小型报纸的电报编辑选用电讯稿的情况进行的研究，另一个是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对新闻室内社会控制因素的研究。20世纪60—80年代初，基于组织视角的新闻业研究进入了“黄金时代”，一大批考察新闻组织生产的研究相继涌现。

随着数字技术与媒介的勃兴与发展，原有的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的组织视角不再完全适用。这在“黄金时代”的续篇——21世纪以来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中可见一斑。一方面，以新闻编辑室为代表的新闻组织不再是新闻实践的唯一主体，更多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平台组织、政府组织等，同样深度介入其中；另一方面，仅将组织视为具有单一理性和目标的同质化实体，忽视其流动性，既脱节于既有的与组织相关的理论，也无法较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组织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业研究中的组织视角需要有一些“去本质化”的调适与发展。

正因此，组织视角同时在以下两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值得系统梳理与讨论的研究视角。首先，在“变革型创新”（transforative innovation）的社会情境下，从组织视角切入能够较好地窥见新闻业的变迁境况。其次，对组织视角的认识与省思，能够让研究者在学科互动场域中把握新闻业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为推进对新闻业及其变迁的理解提供更适当、丰富的理论基础。诚然，既有的基于组织视角的研究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组织视角的研究潜力仍有待进一步发掘：既需要识别与新闻业相关的“组织”（organizations）为实现特定目标而有意设计的实体或结构；也需要分析“组织过程”（organizing），即协调和结构化组织内部及组织间活动的动态过程；亦需要考察“组织过程的结果”（the organized），包括但不限于组织内部及组织间具有结构化和协调性的要素。

鉴于此，本文兼顾揭示既有研究的局限性，重新赋予组织视角新的意义，展现替代性思路的潜力，回答下列研究问题：第一，在不同时间段，基于组织视角所进行的知识生产有哪些成果，相互之间有何异同或呈现出何种关系？第二，在新闻业急剧变迁的社会语境下，组织视角在研究中面临哪些局限性？需要在概念或理论上作出哪些新的调适或发展？这可以为研究打开哪些新的窗口？第三，在此基础上，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技术—社会互动中形成围绕组织视角的在地理解？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勾勒、拓展哪些基于组织视角的关涉中国新闻业研究的进路？

二、新闻业研究中的组织视角及其局限

在新闻业研究中，较早意识到并提炼组织视角的研究者应是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他于评述文章《新闻生产的社会学》中归纳了新闻生产研究的三种视角，包括政治经济视角、社会组织视角与文化视角。舒德森将社会组织视角视为主流社会学的一类研究取向，认为这一视角“将记者所宣称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作为核心问题，并试图理解记者的工作努力如何受到组织和职业常规的制约”。尽管这篇文章在1989年后几经修订，但社会组织视角始终都在。

从舒德森援引的文献能够看出，他所概括的社会组织视角主要建基于两套具有相对明确的时空边界的研究谱系。这两套谱系在空间上都大体指向新闻组织与新闻生产，但在时间上有所差异。其一指向20世纪50年代，怀特的研究被视为从新闻组织的视角考察新闻生产的起点；其二指向20世纪60—80年代初，这一时期亦被许多研究者建构为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围绕上述谱系，国内研究者相继做了详尽的学术思想史梳理。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对这些谱系展开系统梳理，而是期望着重讨论社会组织视角缘何在彼时频繁出现于新闻业研究中，这两套谱系分别采用了怎样的组织视角，彼此之间又有何异同或关系等。

社会组织视角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兴起、流行的主要缘由如下：在学术脉络上，组织理论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兴起，对组织规则与规范的研究开始具有社会学特征。不过，彼时的组织理论主要关注社会控制，受其影响，社会学者走进新闻组织考察其运作机制。除此之外，强调权力机构共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评以及有关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理论等，共同引致彼时的新闻业研究采用社会组织视角。在社会情境上，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正历经“权威危机”，当时的公众对各种制度权威都有所不满，新闻业也不例外。因此，基于社会组织视角考察并批判新闻业也多少承继于当时对制度权威的广泛批评。此外，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全球性关键事件也促使许多社会学者进入新闻组织以探查新闻生产。

虽然这两套研究谱系都与社会组织视角有关，但在具体的学术脉络、分析单位上存在一定分别。20世纪50年代的两项经典研究——怀特的把关人研究与布里德的新闻室内社会控制研究，分别以记者个体、新闻组织为分析单位，都被视为功能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并被当时主导的有限效果研究范式吸纳。20世纪60—80年代初的社会组织视角则抛弃了这一学术脉络，引入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等新的理论资源。“这些研究摒弃了功能主义的遗产，转而关注‘生产’（production）与‘过程’（process）——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对新闻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并不是个体新闻从业者的态度或‘偏见’，而是他们身处的社会与组织环境”。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视角主要将新闻组织而非记者个体作为分析单位，通过对组织内新闻生产的经验性考察，进一步阐释社会结构如何转译成新闻。

不过，这些研究的社会组织视角也受到了部分批评。虽然这些批评大多来自数十年之后，可能不够准确或存有偏漏，但大体上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组织视角在更为广阔的经验场景或学术语境中的位置，也与其之后的调适、发展相接续。第一，这一视角可能过度强调了组织结构的限制，相对忽略了记者个体的能动性。第二，彼时的社会组织视角过于局限于主流的新闻组织内部，有较为强烈的“新闻室中心主义”（newsroom-centicity）之嫌，不够关注与新闻业相关的其他组织以及它们与不同类型的新闻组织之间的互动，像利昂·西加尔（Leon Sigal）《记者与官员：新闻生产的组织和政治》中将政府组织纳入考察的行为在当时尚属少数甚至略显另类；而且“侧重于组织层面，较少探讨大众媒体的公共属性”。

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视角的应用与发展陷入停滞。进入20世纪90年代，组织视角又逐渐呈现某种复兴之势，有研究者在21世纪初便开始呼吁“需要第二波新闻民族志，来理论化勾勒并经验性探索当今瞬息万变且差异化的新闻生态系统的生产过程”。在类似的呼吁中，此前由舒德森概括的基于社会组织视角的一众研究被重访、再发掘，用以启发之后的新的新闻业研究并续写“黄金时代”的神话，其中也包括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业研究。在这些研究里，组织视角应时而变，因应具体的、变动的经验场景与学术语境而调适、发展，亦面临着一些困境与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围绕组织视角的研究中，离不开一条核心线索，即互联网以及其他传播科技的崛起与社会影响。互联网拉开了新闻业转型与变革的序幕，此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数字技术的出现及采用持续催生着新的新闻工作方式。组织作为窥见变迁的一个视角，在新闻业研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研究者通过这一视角考察新闻组织及相关的工作实践的演化，既包括前期的互联网带来的可能性与新闻组织固有的保守性之间的张力，也包括后期的新闻组织如何适应互联网引发的结构性变迁等。

基于这样的社会情境，20世纪90年代之后围绕组织视角的研究在依循、借鉴或对话的学术脉络上亦有所更新，呈现出较为多元的形貌。本文仅梳理、剖析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首先，以帕布鲁·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的《数字化新闻：在线新闻的创新》为例，这项研究不仅被视为“正式拉开了第二波新闻生产研究浪潮的序幕”，也因其开创性地将科学技术研究理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引入新闻业研究而广为人知。严格意义上，科学技术研究是一个由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术脉络构成的跨学科领域，“将媒体与信息技术视为置身于复杂社会、时间、政治及经济语境与网络中的文化产物”。它既摒弃科技决定论，亦反对社会决定论，而是着眼于科技、社会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形塑的过程。受其启发，同时也因为新闻组织的数字化转型，许多从组织视角切入的研究都开始援引该领域的理论或概念以讨论新闻生产与消费中不同技术的作用，这也使科学技术研究在近些年成为对新闻业研究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

其次，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等理论资源也开始被频繁应用于组织视角下的新闻业研究。国内外研究者常引述约翰·W.迈耶（John W.Meyer）与布利安·罗恩（Brian Rowan）、保罗 ·J.迪马吉奥（Paul J.DiMaggio）与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 W.Powell）等人的经典研究。对话的内容有，第一，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对于组织的生存都不可缺少——前者遵循有效性标准、效率至上，后者服从社会规范与期待，合法性至上。这意味着，仅靠“单纯的新媒体技术因素已经不足以解释机构媒体的转型”。第二，制度分析的核心关切即制度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包括赋能或限制。组织便是一个相对微观的制度，既指向为获得组织目标而建立的结构或程序，亦指向组织成员对于社会现实、组织目标、身份和规范等内容的共享理解。此外，组织制度分析对于增进组织结构性与个体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启发意义。

可见，组织视角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验场景（不同形态/类型的技术、不同的嵌入组织结构和过程的方式、与之相应的组织形态/类型和运作等）之下，指向差异化的问题意识，在学术脉络和研究方法上亦有所承继或更新。相比当下，“黄金时代”基于组织视角的研究是高度去语境化的，新闻生产中的变化很小，呈现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过程。不过，本文认为，在新闻业急剧变迁的社会情境下，尽管组织视角有了一定的拓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缺乏针对“组织”概念的省思。在关于“什么是新闻组织”的认识上，最常将新闻编辑室或更复杂的新闻机构都视为新闻组织，但这两者在分析层次上其实不尽相同，严格意义上，前者属于后者；而且，新闻机构内部可能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组织形态，如若仅将新闻机构视为组织，可能会遮蔽其内部不同组织形态之间的差异。同时，相对忽略了与新闻业相关的其他组织，例如平台同样也作为社会组织参与新闻实践。此外，一些研究者通常不假思索地将组织视为一致的、稳定的实体，较少关注、考察组织本身的演进过程，忽略了其流动性或创新能力。

其次，如前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有研究者呼吁跳出“机构中心” （institution-centered）的思维。他们认为，“大多数关于新闻生产的人类学研究都围绕着新闻编辑室这个物质空间展开，这里堪称新闻业的生产车间；但是，由于新闻业一直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新闻组织也早已不再是新闻生产的唯一地点或实体空间，而是偌大的传播关系网络中的某一节点。这也导致传统的新闻室民族志方法不再完全适用，许多组织的数据获取愈发复杂、困难；而且还需要结合具有更强社会空间性质的理论或概念来予以解释，譬如场域理论、生态系统概念等。一言以蔽之，基于组织视角的研究需要采用更体现关系性的思维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往的组织视角存在一些局限，但这一视角对理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组织惯性等议题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例如，王敏曾基于组织视角分析新技术如何嵌入与改造了传统的新闻惯习，揭示了组织惯性在新闻业转型中的作用；罗昕等人则基于组织视角阐释了组织变革影响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提出构建人员—技术协作、人员—组织共生、组织—技术互构三类机制以推动媒体组织的系统修复；等等。这意味着，针对组织视角，研究者需要辩证观之，不断发展调适。

三、发展中的组织视角：概念省思与理论调试

面对以往组织视角的本质主义倾向、新闻室中心主义倾向等局限性，同时立足其对组织惯性等议题的解释价值，新闻业研究需要对该视角进行一定的概念省思与理论调适，增强这一视角的解释力和想象力。本部分将首先对“组织”概念进行去本质化省思，打破对组织的静态、单一化认知；再以此为前提开展组织视角的关系性探索与更加丰富的理论对话，以关系性的方式扩展组织视角下新闻业研究的范围，并贴合不同文化或制度情境中的经验现实，尤其与更加广泛的新闻业变迁相联系，使其成为观照后者的重要棱镜。

（一）省思“组织”概念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持续增进对组织的理解。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官僚组织理论以来，组织理论已历经了古典组织理论、新古典组织理论、系统组织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多个阶段的发展。W.理查德·斯科特（W. Richard Scott）和杰拉尔德·F.戴维斯（Geraid F. Davis）将既有对组织的理解划分为理性系统、自然系统与开放系统。这三个系统植根于不同的本体论概念，分别将组织定义为“追求特定目标的高度正式化集体”，“受冲突或共识推进的自寻生存的社会系统”，以及“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

与组织的多元化定义相呼应的是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境。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或称科层组织）便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理性、效率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以规则制度为基础、由纵向的权力结构和横向的职能分工系统构成、由专业人士进行非人格化运作等特征，隶属于前述的“理性系统”。但是，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和超竞争（hypercompeition）态势、个人与社会选择自由扩大、技术和社会互动复杂性增加等，导致官僚组织式微，一些更具灵活性、流动性与动态能力的“秩序”被视为新的组织，以回应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在新闻业等多个行业领域兴起和实践的项目制就被界定为一种临时性的组织。

与强调身份认同与边界、路径依赖、专业化经济和递归实践等功能取向相比，组织的具体含义一直在发生变动，不断地被调整、建构，而且是可协商的。罗恩·阿什肯纳斯（Ron Ashkenas）凯瑟琳·M.艾森哈特（Kathleen M.Eisenhardt）等研究者就解构了以往被视为组织核心的属性，并建立起新的理解。部分研究者认为，边界已经不再是组织的基本要素，其存在会限制组织的活动范围，使视野趋于封闭而非开阔，并阻碍组织成员间的信息与知识流动；而且，不同于以往对历史性质和路径依赖的强调，组织能力也逐渐被视为“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ies），即组织能力必须具备流动性，“处于持续不稳定的状态”，才能使组织持续创造新的资源及其组合。

基于此，围绕速度、适应性等标准，研究者陆续发掘、区分了新的组织：不再将边界视为组织基本要素的无边界组织，如虚拟组织；不同于永久性组织的临时性组织，像前述的项目制组织、任务型组织：不同于完整组织的非完整组织，同样作为一种被决定的秩序而存在：等等。更有研究者主张放弃作为名词的组织概念（organization），提倡多用动词和连词来描述组织现象（organizing）。这些多样化的、围绕过程—实体悖论（process-entity paradox）的界定、分类，拓展了对组织的理解及其适用边界，并增强了作为分析概念的组织对更加广泛、变动的经验现实的解释力。

不过，也有研究者试图修正对组织含义中流动性的过度强调。他们否认边界不再是组织的基本要素，认为如若没有边界，组织便无法存在；还指出动态能力的悖论性，即动态能力虽然强调流动性，但其实际运作又依赖于模式化的决策和惯例，后者反而会引致“锁定”（Lock-in）。因此，将当代组织视为具有二元性、辩证性或悖论性的过程，成为一些研究者的选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二元性组织”（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概念的提出、应用与发展。二元性组织指具有双重结构的组织，既包括正式化和集权性较低的结构（或有机结构），用来启动创新活动；也包括正式化和集权性较高的结构（即机械结构），用来提高创新活动的执行效率。这类组织由于拥有高度差异化却又有机整合的内部结构，兼具流动性与稳定性。

回到新闻业研究中，关于组织多元化定义的启示在于，在采用组织视角开展研究前，可以对“组织”概念有一定的去本质化的考量。所谓“本质主义”（essentialism），通常认为事物具有某些永恒的、不变的本质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行为或能力。而去本质化的努力既反对这一倾向中的自然或文化决定论，强调这些属性基于时间或空间的建构性；也质疑该倾向将复杂的事物简化为孤立的、静态的实体，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基于组织视角的新闻业研究可以扩展考察范围，留意、分析其他与新闻业相关的不同层次上的多样化组织；以及进一步关注、比较这些组织在不同时间段的动态发展与演进过程，“不要固守稳定、静待、横剖的观点，而是要观察它在一刻又一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之间的变迁”，考察“它们如何在一个又一个瞬间随社会过程在时间中展开”，并对组织的形成乃至消解加以理论化观照。

（二）组织视角的关系性探索

作为组织视角开展关系性探索的前提，去本质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将组织视为静态、孤立、同质化实体的本质主义认知，承认组织的流动性、多元性与建构性。这也有助于研究者跳出新闻室中心主义，将组织置于更加复杂、广泛的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

1997年，穆斯塔法·埃米尔拜尔（Mustafa Emirbayer）在《关系社会学宣言》中区分了社会科学中的实体论（substantialism）与关系论（relationalism）。前者以各种类型的实体为出发点，认为这些实体构成了所有研究的基本单位，关系仅仅被视为处于各个实体之间的次要产物。后者认为，事物并非先于任何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其意义、价值和身份来源于它们在交互过程（transaction）中所扮演的（不断变化的）功能性角色，需要从相对动态的角度理解社会实在，并以交互过程而非其构成要素作为首要的分析单位。

本文认为，组织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直处于复杂、变动的关系网络之中。基于组织视角的研究在构建科学分析对象时，若仅依循实体主义，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其一，将组织视为静态的、孤立的、原子化的实体，忽视了组织之间、组织与其他社会事物之间的动态关系和互动过程；其二，预设了组织的存在，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需要经验研究的动态建构；其三，将动态的社会过程简化为静态的条件，忽视其变化性。为此，基于组织视角的新闻业研究可以展开更多关系性探索，将重点从把组织作为分析单位转向关注并考察组织之间、组织与其他社会事物之间关系的构建、互动过程及动态演变。

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关注并考察与新闻业相关的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协同演化乃至兴衰，借鉴组织网络、组织集/组织群/组织域等理论与概念资源。其中，组织网络理论关注组织如何与其他组织发展关系，以及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如何影响绩效等。而斯科特和戴维斯所归纳的组织集、组织群、组织域，为讨论组织间关系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差异化的分析亚层。前述西加尔的《记者与官员：新闻生产的组织和政治》便带有关系性探索的意味。他以《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为案例，试图回答“官员为什么要利用新闻媒体？他们是如何通过新闻实现自身的目的的？”等问题。在他看来，新闻的生产不仅是专业规制运作的结果，而且是新闻组织与政府组织机制协调的过程。与之类似，西加尔在1978年发表的《新闻人与竞选者：生产新闻的组织人》中，将记者进一步视为新闻组织与政治大选的竞选集团之间相互关系、作用的产物，其报道兼受两类组织的管理及相关利益的影响。

另一方面，不只是组织之间，关系性探索还需要将组织放置在更加具体、广泛的情境中加以考察。这与将组织视为开放系统有一定共通之处，即组织依赖于同外界的人员、资源和信息的交流，而环境也决定、支撑和渗透着组织，为此，“把组织个体看做某种结构类型的代表，或更大的关系系统的组成要素，可能更有利于理解和解释许多组织现象”。在既有的新闻业研究中，一些源自社会空间理论的经典隐喻譬如生态、场域等，尽管并不完全立足于组织视角，但也通过梳理一种介于结构性约束与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分析进路，为基于组织视角的新闻业研究提供了更多关系性探索的可能。

以生态理论为例。在新闻业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已经交替使用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混杂媒介系统等多元但近义的概念。比较典型的是克里斯·W.安德森（Chris W.Anderson）的《重建新闻：数字时代的都市新闻业》。在研究美国费城新闻业时，安德森发现仅仅研究传统的新闻组织如新闻编辑室，已经不能厘清新闻业在21世纪初的真实处境；相比之下，对“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的探查非常必要且在当时有先见之明。作为一项概念性隐喻，它为考察新闻业变迁提供了一种“根茎式”（rhizomatic）的思考方式与切人角度。

基于生态的可操作化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在主体维度，研究者可以考察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多元行动者，分析不同主体在新闻生产、传播、消费中的角色与功能；其中，尽管组织（尤其是新闻组织）仍是新闻工作的重要锚点，但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开放的新闻生态系统的某一部分，其角色和实践会受到组织自身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在互动维度，聚焦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流动、资源交换、合作与竞争关系等。而在历时性维度，考察新闻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分析技术变革、制度调整、社会需求变化等多重因素如何形塑这一系统，以及不同组织在生态系统中的适应、进化乃至消亡。

场域理论也在新闻媒介社会模式和组织研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业研究中，运用场域概念的隐含预设往往是新闻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中心，并聚焦新闻业的自主性和权力问题由此延伸去分析不同组织拥有的资本类型及其转换、形成的惯习及其与场域之间的关系，新闻场域的权力构型，核心行动者与边缘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考察权力场域、场域新进入者等对新闻场域的结构、文化与信息流动的影响等。

综观生态与场域，对基于组织视角的新闻业研究而言，这两者虽然都强调关系性，但存在一些区别。譬如，生态侧重于组织之间或组织与其他社会事物的互动过程，关注信息流动、合作与竞争关系，以及组织如何适应环境变化以实现进化，更适合去中心化的系统分析；而场域则聚焦于组织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资本积累与惯习形成，关注组织如何通过权力博弈维持或改变新闻规范等，更适合中观层面的结构化分析。这两者可以互补，为组织视角的关系性拓展提供新的启发。

四、组织视角的在地议题：两项探索性研究

前述更具包容性、关系性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的调适或发展，为中国语境下基于组织视角的新闻业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回溯以往研究，它们主要聚焦两个方向：其一，考察不同新闻组织在中国新闻业发展或变迁过程中的各类动向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其二，对新闻业研究中已有的概念、理论等展开组织维度的辨析和拓展。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针对关于组织视角的去本质化省思与关系性调适，分别提出以下两项新的、可供进一步探索的研究议题。

（一）组织演进：作为“试验空间”的工作室

对新闻组织演进的考察，需要结合具体社会情境下宏观的新闻与媒介制度来进行。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近年来，国内众多新闻机构不断地调整、改变内部的组织结构或形态以适应转型和创新的需求，包括工作室在较大范围内的再次普及与铺展。相比于以往在新闻业内较为常见的科层制组织，“在媒体深度融合中出现的工作室形式，打破了部门、行业、工种之间的壁垒，是优化组织结构、创新内容生产、扩大产品影响的积极探索”。为此，中国记协曾在2024中国新媒体大会上公布“我的工作室’优秀案例库人选名单（第一批）”，全国范围内共有110个工作室入选其中。可见，工作室作为主流媒体进行系统性变革的试验空间（experimental spaces），已然成为一个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窥见新闻组织演进的重要面向。

在既往学术脉络中，有关组织演进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相关讨论尤其见诸社会学学者对大学组织的研究。本文将其区分为以下两条可以参考、借鉴的主要研究进路。其一，聚焦组织内部，分析不同组织如何建基于自身的历史等以探求积累式发展的制度资源。譬如，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等人的《规则的动态演变——成文组织规则的变化》便将成文规则视为组织历史中的一种特殊因素，通过分析斯坦福大学内部的正式文本资料，考察这些成文规则的创建、修订和废止，如何受到组织历史事件的影响并改变组织的行为。此外，组织印记（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制度积淀（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等理论也被用于从组织内部分析其发展和演进：前者假定在组织的初创期、敏感期等历史节点形成的组织印记，会对组织现在的活动产生较为持久且稳定的影响；后者被用以形容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逻辑累加式内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将这些理论相结合，提炼出关于组织演进的新模型，更强调内部积累式的组织文化动力：历史节点产生组织印记，组织印记导致制度积淀，制度积淀促进大学组织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其二，侧重于组织外部，考察不同组织如何从外部环境中汲取演进式发展的资源。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大多关注宏观和组织外制度的影响。如前所述，这些组织受制于制度环境，其结构或形态往往与制度环境同形，而与组织活动本身松散耦合。面对外部环境，组织也会开展相应的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包括制度创造、维持与破坏。总体上讲，这些理论资源都能够为中国语境下的在地新闻业研究提供并蓄积解释潜力。

需要明晰的一点是，工作室在国内并非全然新鲜的事物。但已有的关乎工作室的一系列讨论大多数由新闻从业者撰写，停留在对单一案例或多个案例的介绍与宣传，尚且属于描述性质的研究或政策指导性质的报告等，缺乏针对这些工作室组织特征、运作机制、演进过程等具有组织社会学意涵问题的经验考察与理论探讨。为此，研究者需要走进不同的工作室，借鉴、征用上述理论资源或概念工具，发展出一套富有中国在地特色的研究议程。

在此，本文拟提出以下三个研究方向以供探索。

其一，关于工作室的叙事工作。作为一类制度工作，叙事工作（narrative work）不仅能够解释制度运作的逻辑，证明行动者的合法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强有力的劝说工具；既能够与其他更广泛的行动者之间产生共鸣，也能够通过创造新的故事来争取广泛的合法性、声誉、认知理解、价值规范等。国内许多工作室除了日常的新闻生产之外，还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或方式讲述自己和所属的新闻机构或集团的“故事”，从而塑造自身的专业定位、合法性与创新性。譬如，中国记协的微信公众号便设置了“我的工作室”专栏，目前已有数十个工作室的主创人员在该专栏发文介绍自己所在的工作室。

作为一类组织行动者，工作室通过叙事建构身份、争取合法性并维系组织边界。这种叙事工作不仅影响工作室的内部认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外部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为此，研究者可以关注、区分不同工作室如何讲述（或不讲述）自身的成立缘起、发展历程与风格等，进而分析这些叙事工作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探讨背后的影响因素与组织策略。换言之，工作室如何通过叙事进行资源竞争或合法化身份建构，以及如何在内部记忆与对外叙述中“保存”组织印记，是该研究方向的核心关切。研究者还可以考察叙事工作的过程性，更清晰地剖析、阐释工作室在面对内外部压力时如何生成、传播某类叙事，这类叙事如何与国家层面的叙事互动，并最终得以“制度化”，成为组织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等。

其二，关于工作室的历时性演进。从组织演进的角度来看，工作室的发展历程中往往存在着多个历史节点，包括但不限于初创期、敏感期等，甚至可能走向关停或再成立。这些不同的历史节点对工作室的制度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者可以分析、比较不同工作室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的过程与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揭示其在不同历史节点形成的组织印记及其影响，以及可能成为制度积淀载体的人物、事件或标志性作品等。这不仅有助于对不同地域、不同层级（如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室的演进过程进行有效的类型学划分，还能够揭示、解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

其三，关于工作室的截面式比较。作为一类项目制组织，不同工作室可能会呈现出差异化或同质化的组织形态、运作机制、报道风格、公共定位等。研究者既可以梳理、区分不同的工作室类型，也可以探讨哪些因素可能形塑了各工作室分化或同化的样态，譬如国家政策、市场资源、地方性行政力量等，还可以进一步省思不同类型的工作室能够在何种意义上推进我们对于国内新闻业组织变迁的理解。

（二）组织之间：平台的新闻业想象与关系实践

在众多与新闻业相关的社会组织中，“平台的权力正从根本上重塑媒体环境，进而影响受众获取新闻的方式、新闻的生产方式、政治的运作方式以及公众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回溯既有关于平台组织与新闻业关系的研究，其核心关切通常包括“当代记者和新闻机构对平台的依赖程度有多大，这种程度如何根据地理背景、组织资源和其他因素而变化”，以及“新闻业依赖于平台的本质是什么”。

不过，这些研究在提出富有洞见的观察之外，也存在一些缺憾或盲区：第一，较少考察平台组织在与新闻业的关系中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第二，预设了相对稳定和一致的平台逻辑，缺乏历时性和异质性的考量，即不同类型的平台组织究竟如何进入并扎根、影响新闻业，平台组织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又有何演变；第三，缺乏“基础设施思维”（infrastructural thinking）——对有关新闻业及其演变的物理、组织结构和设施，以及这些结构如何与社会实践、文化价值和政治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理解，忽略了可能影响平台组织与新闻业关系的其他行动者，并将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悬置起来作为静态的背景信息。概言之，关系理应是双向的，在谈论平台组织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应当从平台的角度考虑平台组织的所思、所做：一则考察平台组织的新闻业想象，这具体指向“平台组织在思考与新闻业的关系时，其自身与新闻机构的角色和定位分别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这些想象反过来又使什么成为可能”等认知层面的问题；二则考察平台组织面向新闻业的关系实践，即平台组织基于前述的想象，在与新闻业的互动过程中，为建立、维持、谈判、转变或终止与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一系列创造性努力。

实际上，近年来，国内许多平台组织都在寻求建立、维系和管理与新闻业之间的良好连接。在国内具有非常强影响力的头部平台，在用户数量、新闻机构入驻体量等方面均位于行业前列，它们中的大多数已与新闻机构建立联系、开展合作，像抖音集团设置媒体合作部门，微梦公司旗下的微博设置政府与媒体事业部，并持续出台相应的扶持计划或通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平台组织基于自身的产品定位、用户基础、资源禀赋等，往往会形成差异化的新闻业想象与关系实践，其背后实则折射出不同的社会逻辑。

作为进入并逐渐扎根于新闻场域中的关键行动者，这些平台组织所释放的针对新闻业的想象与开展合作实践的信号，毋庸置疑将更加持续和深刻地影响新闻业，反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自身的发展。正因此，从平台组织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拓展关于数字时代中国语境下平台与新闻业关系的理解也让我们得以深入剖析更广阔的当代平台权力与社会变迁。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究以下几个问题：在平台—新闻业关系中，不同平台组织分别运用何种理解框架和象征资源想象、界定并阐释自己以及新闻机构的角色？基于这些想象，不同平台组织分别如何进入并逐渐扎根、影响新闻业？面对不断发展的新闻业，平台组织如何形成、发展与调适相应的基础设施、经济行动或治理框架，并渗透进与新闻业相关的产业模块和基本规则之中？面对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这些平台组织分别如何开展并调适实践，从而更好地管理自身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制度环境如何形塑不同平台组织对新闻业的想象与实践？这些想象与实践是否展现出（怎样的）公共性的潜能？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本文主张可以结合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其一，在时间的维度，平台组织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被“冻结”在时间中的特定时刻，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处于持续进行的状态之中，其指涉的意义、关系双方的权力地位以及由动态关系生成的平台逻辑也并非一成不变，同样会受到来自以新闻机构为代表的不同行动者的影响。故而，平台组织与新闻业的关系应当被置于更为广阔的历时性维度中加以考察，研究者需要突破传统的、静态的研究平台组织的角度，而是结合对平台组织长期成长轨迹的关注。

其二，在空间的维度，一方面，“平台化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是沿着基础设施、治理和实践等载体的不同轨迹进行的，沿着这些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地区和行动者之间的主要差异，而且这些差异还将继续扩大”，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关注不同平台组织的具体特征及其背后的社会逻辑，或是对它们展开差异化研究，而不是一概而论。譬如，抖音大多依托算法推荐形成短视频化、流量化的新闻生产逻辑；微博则以社交关系为核心，依循公共议题快速发酵、社交化传播逻辑；小红书以生活场景与用户信任为基础，呈现生活化、体验式的新闻表达逻辑；快手则面向更加广泛的下沉市场，践行相对接地气、普惠式的新闻触达逻辑。另一方面，平台的发展实际上包括平台化横向整合业内创新者，基础设施化纵向勾连企业、政府与用户的两个过程的彼此互构。这也间接说明新闻机构仅是其中一类行动者，在考察平台组织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同时纳入其他相关的行动者（如政府组织），并讨论它们的相互影响。

五、结语

斯科特和戴维斯将“视角”视为“概念保护伞”，认为研究者应从历史上的各种版本和蕴含其中的持久特征两个方面来理解视角：其一，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时期和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实践与观念体系，因此它们的许多意义离不开历史；其二，它们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被重新提出，从而始终保持着独立可辨的地位。虽然本文与斯科特、戴维斯所讨论的具体视角不同，但对其内涵、分析维度及重要性的理解仍有共通和互鉴之处。

作为考察新闻业的视角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组织视角较为持续地指导着新闻业研究工作。一方面，它具有较为强烈的历史性，“应时而生”，形貌、意义和价值与它所处的不同时间段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60—80年代初、90年代至21世纪以及现如今乃至未来的新闻业研究所采用的组织视角，在所处的社会情境、面向的研究议题、依循或借鉴的理论脉络、应用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可能有所不同，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多有断裂、相异之处，这为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视角仍然被不断地重新提出、解释和应用，展现出较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既助力研究者描述、解释新闻的生产或流通机制，也在中观层面呈现与表征新闻生产、流通所立足的政治—经济结构、历史—文化语境等。

本文梳理了新闻业研究中的组织视角。组织视角并非仅指向舒德森所说的“理解记者的工作努力如何受到组织和职业常规的制约”，而是逐渐将关注点从封闭的、静态的结构模式转向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机制，呈现出去本质化、关系性等不同特征。实际上，研究者对组织视角局限性的省思也未曾停止，包括反思对组织结构限制的过度强调、批驳新闻室中心主义等。不过，当建立在大众媒介基础上的当代新闻业面临技术和商业等多重危机，处于持续变迁与历史低潮并置的今时今日，新闻业研究者在运用组织视角时需要进一步增强其解释力和想象力，在反思“组织”概念的前提下，与跨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互动：并尝试开拓组织视角下新闻业研究的范围，结合不同文化或制度背景下的经验现象，特别是将其与新闻业的转型等动向相勾连，使其成为洞察后者的关键视角。

本文还有一个目标是进一步拓展立足于中国语境的在地议题。像前文举例的“作为‘试验空间’的工作室”抑或“平台的新闻业想象与关系实践”等议题，它们分别指向了在新闻业变迁的背景下基于组织视角的研究可供拓展的两个主要方向：一则关注与新闻业相关的不同层次上的多样化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不同时间段的动态发展与演进过程；二则展开更多关系性探索，尤其留意事关新闻实践的不同组织之间、组织与其他类型的社会事物之间关系的构建、互动过程及动态演变。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可以从组织视角重新审视新闻业研究中既有的一些概念、理论，借鉴组织研究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而提供组织维度的辨析与拓展。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系统梳理新闻业研究中组织视角的历时性发展脉络，厘清不同阶段该视角的理论特征与研究局限；其二，结合组织社会学、组织研究等领域的理论，通过去本质化省思与关系性调适，发展了符合数字时代新闻业及其变迁特征的组织视角；其三，结合中国新闻业的制度与实践语境，提出两大在地研究议题，为本土新闻业及其转型研究提供了分析路径与实证方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把握数字传播技术变革对一个未曾经历完整职业化过程的从业者社群可能造成的冲击与加速分化，始终是中国新闻业研究开展的前提与关键；这将鲜明区别于几乎清一色从技术、专业、经济等角度来讨论新闻业转型的西方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