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社会运行中的重要行业门类，新闻业基于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等层面对AI狂热的报道建构了关于新技术的批判叙事，并以媒介镜像的方式呈现新技术的社会化过程。与此同时，AI亦是新闻业开展专业化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所利用的技术工具，对于AI狂热的否思反映出新闻业对于新闻与技术关系本质的认知。由是，“技术的新闻”与“新闻的技术”共同构成了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双重维度。数智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从早期对技术的防御性适应转向人机协同主张，呈现出“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的新闻业技术观念特征，并倡导在技术适配的过程中确立以专业实践规律为核心面向的自主性技术观念逻辑。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夸张叙事和狂热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散。“AI狂热”（AI Hype，亦翻译为“AI炒作”）可理解为，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或尝试性应用的语境下，人们对AI技术的过度崇拜乃至AI万能论等极端观念取向。本研究以AI狂热的否思为论证起点，以回归中国新闻业的本体为价值立场，提出“新闻业技术观念”这一勾连新闻与技术关系的理论向度。同时，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以下简称“STS”）研究等理论资源和主流新闻媒体关于AI叙事文本的分析，通过剖析新闻业对于技术的认知逻辑以期为中国新闻业更好应对AI挑战、建立本行业科学合理的自主技术观念提供启示。

STS研究与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学理范畴

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STS旨在探究并理解科学技术如何影响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同时也关注社会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其倡导从建构论的角度剖析科学、技术的研发与运用规律。基于STS研究的理论供给，本文所探讨的“新闻业技术观念”主要涵盖“技术的新闻”和“新闻的技术”两重面向：前者是指新闻业作为技术的传播者，对技术原理构成、功能属性、应用价值等实然判断与应然预期的总和；后者是指新闻业作为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的物质载体、实际运用模式，以及技术消亡、迭代或融合的专业性认知与态度偏向。

从经典新闻学的理论论断来看，“新闻业技术观念”当属“新闻观念”的组成部分。“观念”主要是指主体借助特定语词符号传递的思想认知，在社会互动中完成意义共享，进而构建起的一类复杂话语思想系统，新闻业技术观念可被理解为新闻业主体对技术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根本性认知取向。

“技术的新闻”：新闻业对AI狂热的观念批判

作为新闻业技术观念的构成部分，新闻业关于AI的报道多集中于AI狂热的表现，以及对于AI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等层面的批判性维度。STS研究主张以技术的社会建构方式来认知技术，关于AI狂热的报道议程和媒体的价值立场建构了公众对于技术的认知，新闻业技术观念是公众技术观念形成的前置环节。结合近年来主流媒体关于AI狂热的叙事文本可以发现，在对AI狂热的技术认知上，中西代表性的新闻媒体集中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和底层逻辑进行了批判叙事。事实上，AI狂热作为一种对于技术的观念认知，自其提出伊始便天然蕴含着批判意味，新闻业对AI的技术叙事则进一步将“狂热”引导至反思性和自主性的技术价值评价维度。

第一，新闻业对于AI狂热的认知多来自对技术原理的批判，特别是既往新闻报道集中揭示了AI运行的算法黑箱及其可能包含的潜在偏见。中国新闻业对于AI狂热持有审慎的批判态度，但在对AI技术原理的报道中更注重价值调适，进而引导公众以更为理性的态度认识AI狂热现象。相关新闻报道指出AI幻觉如同人产生心理幻觉一样，在遇到不熟悉或超出“知识储备”的问题时会编造一些并不存在或生成与事实相悖的答案，但这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优化程序，进而激发新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

第二，在对技术原理进行公开报道和评价的基础上，新闻业对于AI狂热的批判还体现在对AI功能属性的认知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自问世起，其功能属性便与解放生产力等与效率相关的技术性话语相关联，然而，AI狂热所反映出的对于AI效率的迷思恰恰也是新闻业所批判的对象。主流媒体的报道指出，对于AI的理解不应单纯依赖商业资本驱动的应用迭代，还应真正回归AI的功能属性层面，从而更好地对AI形成客观的认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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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于AI狂热的批判还表现在媒体对于AI应用价值的观念检视维度。中国新闻业对AI应用价值的观念检视更为注重AI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能否促进公共利益，以及能否基于技术的弯道超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近年来，主流媒体关于AI应用价值的报道立场多为主张通过AI技术普惠实现资源再分配、防范AI应用导致的数字鸿沟，以及强调AI服务于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与民生改善的现实功用。

“新闻的技术”：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

延续STS研究的主张，新闻业对于AI狂热的观念认知既包含对AI社会性效用的认识，也涉及新闻业作为专业行业对于AI的工具性认识。前者如上文所述，新闻业通过批判叙事对AI的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加以检视；后者则意味着AI是可供新闻业开展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所利用的专业性工具。于新闻行业而言，对于AI狂热的否思实则是重新定义新闻的本质以及新闻和受众的关系。

（一）从协助到协同：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智能化转向

回顾中国主流媒体应用智能工具进行新闻生产的历史不难发现，从约10年前新华社推出“快笔小新”写作机器人起，主流媒体就在积极尝试如何将技术工具更好用于服务新闻报道。以“快笔小新”为代表的初代智能技术主要是代替人类记者完成辅助性的工作，彼时对于“快笔小新”的宣传介绍多突出“7×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技术特性。不同于当前推演大模型的复杂逻辑，早期智能写作机器人所遵循的写稿逻辑较为简单，主要是基于数据采集、计算分析和模板匹配三个环节的操作，在此基础上即可完成标准化的稿件写作。初代智能技术虽然能够完成规模化的写作任务，但因囿于特定报道的体裁限制以及模板化的语态风格而遭受质疑。新闻从业者多将AI视为一类“助手”，并通过话语策略强化自身职业边界。如，新闻业强调人类在价值判断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这一阶段总体呈现出以“防御性适应”为核心的技术认知观念。

在智能技术的迭代与新闻业的创新发展进程中，中国新闻业的技术观念更加明确地体现出面向智能化的认知转型。2023年被誉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元年，在此后的短短两年间，文生图片、文生视频、文生世界等一系列与生成式AI有关的语汇不仅是新闻业的报道素材，也构成了新闻业对于智能技术观念认知的全新术语。不同于初代智能技术的协助身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更强调人机协同模式，其关键在于将“技术向善”与新闻的公共使命结合，这既需在技术层面提出具有可解释性的方案设计，也需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伦理审查机制。

（二）有限性开放与体制性嵌入：以反思性为核心的技术观念

传统新闻业所面临的平台侵占和用户使用习惯的变迁使其更容易陷入对新技术的盲从，因此会过于急切地寄希望于通过AI来扭转行业局面，但是这样的AI狂热思维将会消解新闻业的社会价值。中国新闻业对于智能技术的观念认知既反映出对技术本身的乐观态度，同时也体现出以安全性为首要考量的技术有限性观念原则。

回顾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变迁，以电报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在中国新闻业的出现曾引发中国报人的技术恐慌与技术焦虑。尔后在技术追赶的进程中，中国新闻业的技术观念开始呈现出对于技术演进的规律认知，并以反思性的精神批判看待新技术，最终形成对于技术的工具性认知和社会性认知的混合观念体系。在报道AI等新兴技术时，中国新闻业倾向于既将技术描述为客观中立的工具以增强报道权威性，同时又在新闻报道实践中警惕AI技术对新闻真实性的侵蚀。新闻业的技术观念认知来源于技术作为报道对象与技术参与新闻生产的张力关系：作为技术传播者，新闻业需要简化报道逻辑以满足公众理解；作为新闻专业性的践行者，新闻从业者必须揭示和解构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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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业积极地将技术使用与媒体的社会责任定位相联系，特别是在倡导智能科技创新的社会风气引领之下，新闻业更加愿意尝试将新型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的创新空间和场景之中，并主动摸索新闻业技术创新的有效经验。中国新闻业的反思性认知呈现出鲜明的“制度性嵌入”特征，即从业者一方面承认AI技术在数据抓取、标题生成等环节所具备的高效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强调记者在场的深度调查等人类独有的采编能力，筑牢新闻职业的专业边界。中国新闻从业者对AI的技术观念认知从早期的积极倡导逐渐转向对数据偏见的警惕，这种“有限开放”的认知逻辑既受智能技术的特性影响，也与中国新闻体制对职业身份的规制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接纳AI的同时也应同时坚定维护自身职业自主性。

（三）从技术适配到专业重塑：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性逻辑

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还需厘清技术应用的边界，明确人类从业者的主体性地位，进而从技术适配与专业能力重塑的维度，推动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正如STS理论体系所强调的，技术并非孤立存在的中性工具，而是嵌入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专业实践的复杂性系统。技术适配与专业能力重塑是构成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自主建构的核心机制，其中，技术适配是新闻业主动将技术要素整合至专业内容系统的过程，这要求技术使用应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并能增益新闻业的社会价值；专业能力重塑则体现为新闻从业者提升面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甄别能力、面向大数据的社会深层问题挖掘能力以及在技术赋能下坚守人文关怀的价值定力。

具体而言，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性逻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厘清AI技术介入下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地位，重张专业新闻活动的核心社会价值。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图像生产的渗透，促使记者重新思考如何界定新闻真实性的标准，记者的职能也从事实记录转向事实的验证与意义的阐释。这种角色转型在中国新闻业呈现更为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平台逻辑与技术压力推动记者向技术操作者转型；另一方面，体制性要求与职业伦理促使其坚守公共利益守门人的核心身份。当前，技术可介入信息采集与形式呈现环节，但价值判断、伦理审查与深度调查必须保留人类主导权。

其二，基于新闻实践的本体构建具备自主性的技术伦理标准，确立具有中国新闻专业性特质的技术评价坐标系。从实践层面来看，对于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廓清，意味着明确将新闻视为人类构建新闻世界的一种主体性实践，即所有能为新闻专业性做增项的技术探索和内容创新都是值得学科接受和肯定的，反之则要警惕。在操作维度上，应根据新闻内容题材制定分级分类管控机制，特别是对时政报道、民生新闻等领域的AI使用进行重点伦理审查，确保技术介入始终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公共利益相吻合。同时，还应根据技术发展的阶段与现实应用规模确立AI参与新闻生产的边界范围。

其三，中国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自主建构须突破单一主体驱动的局限，应集纳政府、行业和市场等主体的力量共同为AI参与新闻生产提供安全性认知保障。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作为顶层设计已将人工智能应用纳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考量，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为代表的规范性政策管理文件也为新闻业的AI工具使用确立了原则标准。在行业联动层面，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也应构建专业共同体，进一步打通一线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壁垒，进而从学理层面探索构建针对AI新闻生产的主流价值校准机制。此外，在外部市场层面，还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与新闻机构共建研发平台，开发契合中国新闻业的定制化内容生产工具，如统筹设计可用于监测AI幻觉风险的智能采编协同系统等。

结论与讨论

在技术快速变革的当下，新闻业对AI狂热的否思，本质上是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超越，这也意味着新闻业唯有坚守公共使命，才能在数智时代实现真正的技术自主。AI狂热现象的出现为重思新闻业技术观念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从“技术的新闻”来看，AI本身是新闻业重点关注和报道的对象，作为社会行业门类的新闻业基于技术原理、功能属性和应用价值等层面对AI狂热的报道建构了关于AI技术的叙事；从“新闻的技术”来看，AI是新闻业开展新闻生产实践活动所使用的专业性工具，对于AI狂热的否思反映出新闻业关于新闻与技术关系本质的认知。由此，新闻业与技术的关联点被锚定在新闻业技术观念的形成和演变的路径之中，对于新闻业技术观念的讨论实际上是在回应新闻业与技术的关系这一经典学理性议题，本文所提出的新闻业技术观念亦是对新闻业与技术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概念化尝试。

STS研究与新闻学研究特别是技术相关议题的可对话性在于，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塑造过程呈现出随机性与持续性特征，并不存在某种固化的、本质主义的作用效果。因此，若要形成对这一互动关系的深刻认知，就必须基于精细化考察明确特定媒介技术在具体场景中基于何种目标导向被应用与规范。换言之，技术的功能实现是在动态的使用语境与规制框架中不断演化的。

面向未来，对于AI狂热的否思还应关注新闻业外部的影响因素，事实上，新闻机构及从业者在新闻生产实践中构建了契合业务需求、适应自身发展的媒介技术认知体系，而外部群体则基于自身诉求，形成了有别于新闻业的独特技术观念。新闻业通过揭示AI狂热的技术社会建构本质以呼吁公众理性认知技术边界，那么新闻业的技术观念与公众的技术观念有何关联，又如何从学理层面看待这二者关系，还有待未来学术研究的推进。

杨奇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副教授

摘自：《新闻界》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