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共八七会议确立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与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最后合作中，中共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分化出一些军队，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力，这些起义失败后的余部成为红军的源头。南昌起义失败暴露出中共在剧烈转型中发生了组织混乱，十一月会议在新形势下强化组织，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内部混乱。中共发生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一些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脱党，同时大批农民在武装暴动中入党，农民比例从五大18.7％到六大激增至77.6％。毛泽东、周恩来等知识分子经受严峻考验，成功转型为坚强的革命家，中共也从知识分子主导的群众政党转型为坚强的武装革命党。

关键词：武装暴动/ 八七会议/ 南昌起义/ 十一月会议/ 组织转型/

作者简介：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党史研究与教学》(福州)2019年第5期 第18-33页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1927年常被称作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年，在这一年中共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大批党员被杀害，损失非常惨重。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1927年何尝不是中共走向成功的新起点。在年初，中共虽然迅猛地发展了群众组织，但是没有军队，更没有政权；而到了年底，中共已经拥有了红军，并且依靠红军建立了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这个起点开始，中共最终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也就是说，中共在1927年经历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从一个没有军队和政权的党，转型成为一个拥有军队和政权的党，在近代中国暴力充斥的政治环境中，这对于中共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种组织转型也是非常艰难的，中共原来是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为主体的党，主要从事思想宣传和群众运动，要转而建立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很多原来的党员都难以适应，因而脱党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同时，在武装暴动中又有大批农民入党，使党的组织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经受住了组织转型的考验，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不仅决定了中共的命运，也决定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本文尝试深入细节探讨这个在武装暴动中实现组织转型的过程，这次转型是深刻和全面的变化，既包括组织范围的变化，增加了军队这样新的组成部分，也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组织成分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都是为适应武装斗争阶段严峻的军事化环境而发生的。

一、建军的准备：中共党员进入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中共在1927年组织转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军队，但要凭空创建一支军队是非常困难的，中共在准备建军时期充分利用了国共合作中出现的机会。斯大林反对中共过早退出国民党，要求坚持国共合作到最后一刻，是希望从中获得好处，特别是获得建立军队的机会。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对国民党“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①。中共出台一系列措施限制工农运动，就是为了维护与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合作关系，而且确实在最后决裂之前，从国民党左派手中获得了一些军队，尤其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成了初期红军的主要来源。

中共早在1927年4月就动员党团员参军，以期扩大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实力。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与中共关系最好，这支军队是由北伐时期有名的铁军第四军发展而来的，出自广东，革命精神比较强。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以后，“一些偏右的高级军官却离开武汉，跑到南京蒋介石那边去了。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还有一些团长都离队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就对铁军的高中级军官，进行了一次调整”。这时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反蒋，相互信任，“这次高中级军官的调整，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掌握了指挥权”，叶挺升任二十四师师长、许继慎任七十二团团长、蒋先云任新编七十七团团长②。

张发奎虽然后来坚决反共，但他在1927年很想利用勇敢善战的中共党员加强自己的军队，因而对把共产党员编入自己的部队相当积极，他很“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主动“把共产党员安插到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都很能干”③，“河南进军结束时，张发奎的部队里有8名团长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有30％的共产党员，营长也大致占这个比例”，“有些团里共产党员军官的数量相当可观。”不过，在士兵中党员比例不高，即使在共产党势力最大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士兵中党员也只有10％-12％④，其他部队的士兵党员就更少了。

1927年6月，张发奎部在河南打败奉军后回师武汉，扩编成第二方面军，下辖第四、十一、二十军，大规模招兵以弥补河南战役的伤亡。在周恩来的组织下，湖南、湖北很多工运、农运骨干踊跃参军，使得共产党在这支部队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在夏天全国反共高潮中，第二方面军仍然对中共很友好，收留了各地逃亡出来的很多共产党员和工农干部，共产党在这支部队中势力很大，这样才有了武装暴动、创建红军的机会。萧克说：“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拉走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几乎一半的部队，包括二十军全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第四军二十五师等。广州起义主力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秋收起义主力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⑤。

共产国际一直批评中共领导人热衷于和将领搞外交，不重视士兵工作，比如罗易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党的所有领导人无一例外地把很多时间花在先串通这个将领反对另一个将领上，然后又串通另一个将领反对这个将领上，而不是群众工作上。”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把俄国经验简单套用在中国的倾向。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在军队废除死刑，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有权否决军官的命令，这导致军队领导体系瓦解，军官完全丧失了领导力，有时士兵委员会竟要求军官交出随身手枪。因此，布尔什维克可以自由地深入士兵群众进行宣传，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工农出身，他们大批加入了革命阵营。

但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旧军队的领导体系并未瓦解，而且军队不是统一的国家军队，而是效忠私人的军队，军官对军队有很深的个人影响。由于军队是军官的命根子，军官对士兵控制很严，共产党员不可能自由宣传。从中共建立军队的过程看，无论是1927至1928年叶剑英、贺龙、彭德怀等出身旧军队的军官加入革命阵营，还是后来争取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发动宁都起义，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发动百色起义，争取军官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的分析很精辟：“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⑦相反，在没有军官支持的情况下，单靠士兵群众发动兵变成功的很少。在这里，俄国经验很难应用到中国。

二、策划武装暴动，吸收勇敢分子入党

蒋介石南京政权于1927年4月开始反共，汪精卫武汉政权于7月中旬分共，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7月下旬到达武汉，他是与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完全不同的人，是一个无惧暴力斗争的革命家，这说明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进入武装暴动新阶段后，需要不同以往的指导者。罗明纳兹15岁参加革命，“很早就进入了斯大林的核心集团，在后者的支持下，24岁时就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物”，“以其对死亡的轻蔑而令每个认识他的人感到震惊，不管是他自己的死还是别人的死，他都毫不在乎，”⑧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在血腥残酷的斗争中犹豫不决，武装斗争时代开始了。

(一)八七会议策划武装暴动

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武汉召开，罗明纳兹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错误不在上层的共产国际和下层的工农群众，而在中间层的中共领导机关：“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党的指导与国际的指导及群众要求差得如此之远，是非常奇怪的。”⑨

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出，中共需要一个根本的转型，不能再作一个绅士、书生的党。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发言给人深刻印象：“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⑩

湖南代表彭公达的发言更加激烈：“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五次大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政治局完全抛弃了”，“过去党的指导不好，有绅士气概。过去曾有群众忿怒欲杀上层同志的事实，如湖南都许多同志要杀夏牺(曦)，把夏牺(曦)也当做一个劣绅看待。党对这些现象不能解决，只能当书生坐在屋中决定政策。”(11)瞿秋白在报告中也说“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12)。

八七会议提出了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暴动的计划，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澎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13)。在选举过程中，不少人不愿在中央工作，要求下到地方去组织暴动，其中毛泽东态度最为坚决。候选名单公布后，蔡和森要求不要选自己进政治局，表示自己“决定去湖南”，要求选毛泽东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毛泽东则明确表示拒绝，说“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李维汉也主张政治局加入毛泽东，自己退出。毛泽东仍不同意，再次坚决表示“自己非外面去作工不可”。顾顺章也说“自己适宜作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彭公达和陆沉也表示不要选自己进政治局(14)。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确实表现出结束空谈、深入群众去组织暴动的勇敢实干精神。

中共党内对八七会议新方针的不同态度反映出这个大分化的时代，有人对彻底转变犹豫害怕，有人却兴奋迎接新的武装斗争时代。蔡和森说：“国际训令初到时，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豫，非常害怕。”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八七会议新方针挽救了党，北方有好些党员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蔡和森认为“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15)。

(二)筹划武装暴动，吸收勇敢分子入党

八七会议后发布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透露出中共的新方向，其重点在建立军队、武装斗争：“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16)。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再次强调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革命军队：“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7)

中央向关键地区派出重要干部，力图重整地方组织，实行暴动计划。毛泽东受命出任湘南特委书记，准备发动秋收暴动。当时蔡和森和毛泽东政见一致，也想回湖南领导暴动，甚至被怀疑要成立小组织，蔡和森辩解到：“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和森请求回湘工作，绝不是企图与毛泽东等组织什么左派，只因两湖暴动和森是提议之一人，又彼时湖南工作实须要加人。”(18)但蔡和森身体很差，又主要是长于理论，中共中央决定派更熟悉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去湖南。

8月9日中共中央在致湖南省委信中说，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湘南工农会中在马变以来，旧的领袖最大部分被压迫去了或被枪毙，此刻只有赶紧的坚决的提取在这几月斗争中表现的积极的‘暴徒分子’到各工会领导机关做领袖，同时我们党便也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这些‘暴徒分子’入党，以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就是会匪之富于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绍加入。必如此党在国际指导之下新的路线方能实现，秋收暴动才能胜利，要毫不犹疑的执行。”(19)

湖南党组织在新时期提出了新组织原则，斗争不坚决的一律清除，大量发展积极斗争的工农入党。《湖南九、十两月组织工作计划》称：“事变发生以来，同志之革命与否，忠实与否，勇敢或畏缩”，“皆如量表现，暴露无余。同志中投机的，逃避斗争的，怠工的，对党不忠实的，革命观念根本动摇的，无论其在党中的地位历史如何，一概毫不姑息的严格的洗刷出去，因为不如是不足以提起同志奋斗的精神，不足以整肃党的纪律”。“很可惊的数量的积极前进的新的革命战士，较之太平时候高谈革命高谈主义的好的多了，都是我们很好的革命分子”，“即日开始尽量吸收这些革命分子入党。尤其是工农分子，应毫不犹移的来着不拒”(20)。到1927年底，党组织已经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在暴动中才能大批吸引农民入党，12月25日江西省委给赣南特委的信中说：“党的组织，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去发展”，“只有斗争才能吸收大批的革命工农分子，洗刷一些怯懦投机分子，以树立党的真实基础”(21)。

(三)中共长江局的成立及其对各地组织的整顿

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之后，在武汉建立了长江局，在七省范围内代行中共中央职权，力图在群众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发起暴动，夺取地方政权。10月1日《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规定：“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两湖的土地革命如一时不能发展到最大的限度——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22)。

长江局书记为罗亦农，主要干部为王一飞、任旭、陈乔年等，但刚成立就遇上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于是单纯强调枪杆子、不重视发动群众的所谓“毛泽东主义”成了10月2日长江局第一次会议的批评对象。准备调离的李维汉说：“湘省现完全屈伏于毛泽东主义之下，须加以纠正”(23)。10月29日第十次会议上，罗亦农又批评湖南的“毛泽东主义，枪杆上出政权”，“其实毛泽东之主义并不成其为主义，他常互相矛盾，他虽主张军队，但不懂军队”。“湖南暴动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军事冒险”。“他们下乡并不召集群众大会，不杀土劣等，派泽东到湘南却作了师长”。“农民是可以起来的”，“醴陵暴动一起，杀土劣，农民有六百人要求入党”。结果湖南省委被长江局改组，由王一飞担任书记兼管军事部、组织部(24)。

江西省党组织在南昌起义后的白色恐怖中一度陷入困境，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束手无策。汪泽楷10月15日在长江局汇报时说：“南昌过去有四百多同志，‘七三一’事变以后，差不多有百人随军队去了，一部分自由回家去了，现在除省委外只剩下十余人；牛行车站过去有八十余同志，现在只有八人；农村原有四十余人，最近曾找到二人，已正式恢复关系，但又被土劣报告而跑了，所以南昌市的组织好像无形解散了”(25)。吴振鹏报告中也提到，“贺叶军队一走，党的组织完全瓦解，省委与各级关系断绝，工作停顿，此时只是从事建立秘密机关”(26)。

一位江西省委干部的描述更为生动，当时“常委会及各部工作人员虽有，然一点工作都没做，甚至在四、五个礼拜中，一次会议都没开。干什么呢?天天躲在房子里面，抄麻将”，“江西省委的工作，即是每天八圈或二十圈，陪爱人，找爱人”，“江西省委的精神，消极、悲观、幻想”。9月20日以后，江西省委接到八七会议文件，也只是在房子里“大写准备秋收暴动的通告，在地图上把全省划做六个秋收暴动区”(27)。

长江局对江西省委非常不满，罗亦农在给中央信中说：“江西的党，简直不成话，决根本改造”(28)。10月16日长江局第六次会议决定改组江西省委，新省委书记为陈潭秋，组织李铁良，宣传宛希俨，委员包括袁孟冰、刘士奇、吴季冰、林修杰、冯任等(29)。江西省委改组以后，对各地暴动的领导才得到加强，“对于组织工作，亦有相当的注意，改造了特委县委的指导机关，提拔了一些工农干部，恢复了三十余县的组织，实行了全省清党运动，增加了大批的农民同志”(30)。

新省委积极策划暴动，万安是中共影响较大的地区，省委12月却对万安党组织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曾天宇等的个人威望超过了党组织，“党的工作非常幼稚，在群众中没有一点基础，一般同志的心目中，都只认识少数活动的个人(所谓老师)而不认识党。一切党员的活动，都在几个老师的指挥之下，而不是党的领导。故虽有县委的组织，只不过是空有其名”。“万安县委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可说便是造党。县委以下各级党部应立即改组，实行清理组织，整顿组织，建×党的纪律，铲除一切投机畏怯不进步的分子”(31)。

万安农民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全县农民均在农民协会组织之下，农协在农民中有极大的威权，已成为乡村中事实上的政府”。从11月到12月，大批农民3次进攻万安县城，有一次“相持半日之久，群众死伤四十余人，卒不能胜，但群众绝无退去。此次群众攻城，完全是自动的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万安共产党县委与农协事先不知，至是始前来指挥，见群众牺牲太大，城内反动武装力量甚厚，命令群众退却，群众仍不肯退。责称须共产党一星期内决定攻城计划并实行攻城”(32)。1928年1月9日万安农军在第四次进攻终于占领了县城，成立了江西第一个县苏维埃。在暴动过程中，万安党组织有大的发展，1928年1月江西全省有党员约4000人，其中万安2300人，占一多半(33)。虽然暴动很快在敌军反攻下失败，数百名党员被杀，但暴动播下了大量革命种子，等到1929至1930年形势好转时，这里又成了发展红军和苏区的根据地。

三、中共第一次武装暴动中的组织混乱

南昌起义是中共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暴动，开了中共建立军队、武装斗争的先河。一直以来，国民党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广州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事变、广州四一五事变、长沙马日事变。中共没有军队，不得不妥协退让，始终被动挨打，至此中共终于迈出了勇敢反击的第一步。

但是，在起义过程中，中共组织上不适应军事斗争的弱点也充分暴露出来。军事行动最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南昌起义军的领导层却非常混乱，谭平山原来是妥协倾向比较强的，7月12日会议之后就不再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这时他却忽然变成了暴动的急先锋，竟依靠个人影响成为起义的主要领导。李立三说：“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34)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发出的十三号通告也说：“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策上，如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35)

谭平山的突出地位是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张太雷说：“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行动成为平山所领导”(36)。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领导人之间差点自相残杀，谭平山想派人杀掉反对起义的张国焘，幸亏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说：“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37)

南昌起义的领导机构最初是前敌委员会，后来是革命委员会，但组织相当混乱，领导人常常各自为政。李立三说：“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共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一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38)

起义过程中对蔡廷锴的态度，也暴露出中共领导人虽决心反击，仍不脱书生气。蔡廷锴的第十师是战力很强的部队，第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张一德、三十团团长范荩、二十八团参谋长徐石林等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在部队中的影响很大，本来是起义的主力之一。蔡廷锴奉命赶到南昌来阻止起义，起义领导人轻信蔡支持起义的表态，允许他继续领导部队，甚至早已受到怀疑的二十八团团长陈芝馨也没有撤换。结果十师刚开出南昌就叛变了，蔡廷锴扣押部队中的中共干部，公开宣布已经枪决，实际还是留有余地，把他们偷偷放走，自己则带军队投奔蒋介石。这导致南昌起义后仅几天，就白白损失了数千精锐，也是后来在潮汕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谈到此事仍后悔不已(39)。朱德后来也说，第十师9个营里有5个营是受中共领导的，由于抓得不紧，结果整个师都送给了蔡廷锴(40).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已经被打散，各级组织之间失去了联系，下级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上级不知道下级的实际情况。起义军和中共中央也失去了联系，中共中央9月23日致广东省委信中说：“叶贺军队不知已达到什么地方?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叶贺之达到，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41)。而起义军“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42)。“经过各地党部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并且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在赣东一带不必说简直全无党的组织，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部，不过是一些共产分子的集团，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革命委员会之中几乎全数是C.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43)

不仅是领导层各自为政，党组织的薄弱也是军队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刘子谷在报告中也谈到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无党”，“行动中间只有个人的活动，并没有党的活动，一切事件及决定仅少数中央委员知道，其余同志都是被动”。前委“仅在瑞金开始组织支部，汀州召集同志开会，立三同代英作了一次报告，此外并没有什么，一切同志的行动都是政府机关的行动，并不是党的行动”(44)。可见，南昌起义虽然在高层是几个重要中共干部领导，但下面并没有各级党组织，更没有深入部队基层的支部，党无法严密掌控部队，这样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溃散。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在巨变冲击之下发生了混乱，难以形成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在上层，军部与前委往往各行其是；在基层，党代表只在团一级，士兵得不到政治指导，不知道起义的目的。李立三说，军部“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45)据张国焘报告：“从南昌到抚州一路甚为狼狈，大炮丧失殆尽，机关枪亦失掉不少，枪枝二三千枝，子弹更不知其数。行军毫无精神，从军官一至兵士不知为什么到广东去”。“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十一军尚不能说是C.P.军或工农军，只能说包括很多C.P.分子之有纪律的国民党军，二十军只说是表同情于我们之旧式军，革命委员会则甚复杂，党的组织极松懈，党亦无职权，军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无夺取政权之准备。如此溃败，实堪痛心”(46)。

中共中央听取了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等的报告之后，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迅速指示加强党代表制度，这说明中共虽然年轻幼稚，但很善于在挫折中学习。10月24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出：“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再则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47)

四、十一月会议强化党的组织

中国大革命时期对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引入了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试图学习这种模式，连蒋介石都认为：“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纪律严重，使同志有纪律行动。这才是最大的帮助”，“没有纪律，团体便没有用。各种帮助中，最好是这一种。”(48)

但建立列宁主义革命党并不容易，有时必须通过严厉清党整肃纪律。鲍罗廷曾说：“在我们革命史上没有好的、有纪律的、信仰主义与领袖的党，是过去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这几个领袖决意要把他四周围的人训练好，就是决意造成一个有纪律的、有信仰的与忠心的党。造党不是一天一日所可做得到的”，“一个党的造成要经过多少训练与奋斗，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党员要好，宁可少，党员多而坏那就不如无党。我们的党曾经有一次肃清党内五分之一的党员，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党员，开除了十万人。”(49)

1927年下半年，中共到了一个关键时期，面临关乎生死存亡的转型。蔡和森说的很透彻：“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下至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像暴发户一样地发展：1925年以前是不满500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1925年以后，却发展至5万人以上的大群众。”(50)中共的清党、换血和转型不全是自己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敌对势力帮助完成的，血腥的白色恐怖把很多不够坚定的党员吓跑了，留下来的、新加入的则是武装斗争之中的坚定革命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中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努力重整在白色恐怖中被打散的组织。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十多人和各省代表，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议程中除了例行的政治报告外，接下来的组织问题、召集六大问题、政治纪律问题都是关于重整组织的。会议还决定建立政治纪律委员会，任弼时为书记。会议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强调“最近的革命斗争之中，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51)。

(一)工农干部替代知识分子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领导机关工人少、知识分子多是严重缺陷，认为知识分子干部自由散漫、犹豫动摇、革命不够勇敢坚决。十一月会议决议案称：“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在这一过去时期之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52)。

用工农干部替换知识分子干部，就是当时重整党组织的主要办法。“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53)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甚至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54)。山东有的党组织甚至对收入较高的工人都要排斥，规定月工资10元以上的不许入党(55)。江西省明确指示，县委中工农分子应过半数，而“知识分子仅可派做技术工作”(56)。的确，不少知识分子干部在思想传播阶段很有热情、很有能力，但是到了残酷血腥的武装斗争阶段，表现出犹豫动摇，甚至脱离革命。比如在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中，有人观察到：“在公开的巷战中，知识分子都逃跑了。在街头巷尾，在民众之中只留下了工人领袖，结果他们大多数遭到了杀害。”(57)中共中央通告十七号描述了1927年下半年的情形：“党不能成为铁一般的无产阶级战斗的党，而只是小资产阶级浪漫的集团，一切党内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只是自由的浪漫的不规律的，反动势力的压迫一来，整个的党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极的消极，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汉反动至今，由五万而降至不及两万，不及两万的党员中，积极的分子至多不过五分之一”(58)。

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严峻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正成长为最有能力的革命领导者。但是，从十一月会议到中共六大，实行工农干部替换知识分子干部的偏颇措施，不仅引发了党内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而且直接造成中共六大选出的新中央领导能力严重不足，发生了后来“立三路线”那样的严重偏差，然后又用王明等毫无经验的年轻留苏学生来补救。1921至1927年，陈独秀无论有怎样的缺点，在党内还是很有威望的领导人，甚至被批评为搞家长制，但从1927年到1935年8年时间，中共始终没有成熟稳定的、有能力、有威望的领导核心，这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强化支部建设，建立秘密工作规则

十一月会议决议案中关于支部建设不足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会中强调支部建设不足是中共无法有效领导群众运动，无法把政策贯彻到基层的根本原因。决议案指出：“党的组织上的第二个弱点，便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极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员。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指导农民斗争，或者简直没有指导的可能，至于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59)。

决议案提出加强支部建设，保证支部定期开会，通过支部严格党员管理。“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过去因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党不能在群众中起广大的作用，而党员之散漫，党的政策不能深入群众，甚至不能深入党内群众，都由此而生。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60)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强调把支部建在连队，与十一月会议基本思想完全一致，此举大大加强了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能力。

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共产党员到处受到追杀，党组织按照旧的方式已经无法生存，必须转型成为有严格秘密工作纪律的地下党。决议案提出：“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61)

(三)严肃政治纪律，处罚重要干部

党组织必须赏罚分明，严格执行纪律，才能保证组织有效运转，才能保证政策贯彻执行。此前中共大批招收党员，却很少处罚不守纪律的干部和党员，这也是其在危急关头陷入组织混乱的重要原因。十一月会议根据罗明纳兹的建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罚被认为违纪的高级领导人，虽然处罚未必都公正合理，但这标示了强化组织的新方向。周恩来说，十一月扩大会议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62)

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谭平山受到的处罚最重，他被开除党籍。决议案认为：“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份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63)

在南昌起义前态度动摇的张国焘也受到很重处罚，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决议案认为：“张国涛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涛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涛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64)

湖南秋收暴动失败，毛泽东被认为应承担领导责任，但处罚不算重，只是退出政治局，仍保留中央委员。决议案称：湖南省委领导农民暴动过程中，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发动农民群众，没提出土地革命、没有屠杀土豪劣绅。“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65)

党组织开始严厉执行纪律，国共合作时期比较宽松的气氛消失了，凡是与国民党关系不清楚的都要被开除党籍。二十五号通告“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并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如有对此犹疑的分子，即断然开除其党籍”。“绝对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如有犹疑不退出的开除党籍”。“在党的组织上，党员中如有国民党反动领袖的子侄和戚友，如党部认为工作有不便时，须令其退出党籍(十二月十日的长沙暴动事前被市党部反动分子之儿子C.Y.同志向其父亲泄露了)。”(66)

十一月会议精神传达后，各地党组织开始严厉执行纪律，河南省党组织也效仿中央于十二月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豫南特委蔑视省委命令，不发展工农群众”，给全体委员警告处分；河北特委“根本不发动工农斗争”，予以解散，特委书记杜工全留党察看一年；杞县县委吴殿祥“与劣绅酒宴谈欢”，开除党籍；省委委员胡俭到武汉“一去不返”，永远开除党籍；许昌铁路工会秘书李长夫“不受指挥，骗取工会款项”，永远开除党籍(67)。福建省委通告要求所有党员立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所有同志不马上退出国民党者，以反革命论，立即开除党籍”；“各种民众运动如农协工会等，如再用国民党招牌，张贴国民党旗帜标语者，以反动机关论。该负责同志予以最严厉处分，直至开除”；“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不切实执行者，以违抗命令论，决予以最严厉处分”(68)。

这就是一次中共的自我净化，许多党员离开了中共，也有不少党员思想动摇，其中包括中共创始初期最重要的一些党员，他们是第一阶段革命大潮中产生的风云人物，但是却难以适应革命的新阶段。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后，登报脱离中共，认为中共政策过于激进，超越了时代。陈独秀辞职以后，闭门谢客，拒绝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的指示，实际上已经处于半脱离状态。

在整肃纪律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了偏差，湖南有些地方出现过分严厉的倾向。醴陵县委在1928年2月报告中特别列出“执行政治纪律”一项，这显然是受十一月会议的影响，其中称“西南两乡各区委支部大多数都能执行纪律，对于泄露秘密，临阵退却，犹疑未定，屡次不到会，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怀疑党的新政策和土地革命的，均用党的名义宣布死刑的约有二十多人。若某同志开除之后，马上执行死刑，毫不姑息，就是谁为过去的领袖或老同志都不宽待”(69)。直到1929年，平江党组织仍然有所谓“十二条铁纪”的规定，其中七八项都是死刑，甚至有“全家抄洗的规定。许许多多的同志，为了几块钱或几十块钱的数目不清，或作战时失掉了枪支而惨死了”(70)。蒋长卿在巡视湘鄂赣的报告中说：“虽然省委迭次的指示，但是在九月以上铜鼓六区处决了区委刘志远，浏阳一、二、五、六、八各区都杀了些同志，这点我在浏阳的区联合会上，已详细批评杀的纪律不好，最近二区又杀一个支部书记”(71)，这显然会在党组织内部造成不正常的恐怖气氛。

五、中共在残酷武装斗争中的组织成分变化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说：“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第一从陈赞贤被杀到东南遍地的大屠杀。在这个时期大概死了十二万以上”。“第二从夏斗寅叛变到马日事变，以及武汉政府叛变、冯玉祥叛变和其他各地大小的屠杀，统计被屠杀的约十七万以上”。“第三由广州暴动到现在”，“被屠杀的约在五万以上”。“总括的计算，被杀的有31万到32万左右，此外在监禁的尚有四千六百多人”(72)。

在白色恐怖威胁之下，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中共，比如周恩来最小的弟弟周恩寿。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一直追随哥哥走革命道路，到广东入黄埔军校四期，并成为中共党员。但到南昌起义前夕，他的黄埔同学文强问周恩来“为何把老弟也甩掉了?”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回答：“不是我甩他，是他甩我，他不跟我来嘛。”(73)周恩寿脱离了革命队伍，从此改换姓名，过起了平民生活。著名共产党人于树德是李大钊的好友，国共合作时期是地位很高的国民党中执委，此时也公开声明“退出一切政团，从事著述”(74)，由此脱离了革命，做出类似选择的还有施存统等人。共青团员多数是青年学生，苏联顾问西塔罗夫说，他在1927年7月离开中国的时候，长沙原来的3000名共青团员，只剩下大约100名，“有些团委简直是四处逃散”(75)。9月12日《申报》报道，长沙朱谷君等6名被捕共青团员向卫戍司令部出具誓词：“余等因年幼学浅，受环境影响，误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值政府除暴安良，百度维新，对于青年学子，准其改过自新，自愿从此脱离该团关系，永不再入”(76)，诸如此类的声明在当时报刊上经常出现。

城市工人也有很多离开了党。据罗亦农1927年12月的报告：“武汉三镇号称八千同志，在八月二日总罢工之前三、四天仅存三千，罢工后则减少至二千，九日十日减少至一千二百六十九人，其中尚有些靠不着，后来听说更少了”(77)。武汉硚口区原来有党员1500余人，到1928年1月只剩下50多人(78)。上海党组织在高潮时期有12000人，但是到1928年初，“就连正式的数字1500人，都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谁也说不出有超过20人的支部”，“暴动前的广州有1800名党员，现在据最乐观的估计不超过100人”(79)。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两次清党不同，中共的第一次大规模清党是被动的，是敌人的残酷镇压造成不坚决的党员离开，留下的党员思想更为统一，纪律更为严明。

与此同时，参加革命的农民却在暴动中大批涌入，中共组织成分由此发生重大变化。1927年12月，湖北黄安18岁的农会骨干李先念加入了中共，他在黄麻暴动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起一支游击队，黑夜里袭杀了当地民团首领陈芝斌。革命农民和地主武装之间的生死决斗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区的成千上万个村庄里上演(80)。1928年2月福建省工作大纲中明确提出：“勇敢之工农份子无条件的大批介绍进来，尤其是在某一处斗争之后，那些勇敢的暴徒，可以介绍入党”(81)。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生动描述了这场大换血：“上海郊区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的情绪受到极大的压制，她们被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吓坏了，她们说她们希望过几个月安宁的生活，得到一口饭吃”。“大批工人共产党员干部在白色恐怖影响下脱离了党，不再在会议上出现，回避见面”。“知识分子开始退党，甚至成立自己的新党(谭平山)”。“与此同时，我们在农村，党的组织正在大大发展”，“例如在广东，我们党现在大约有3万人”，“在湖南和湖北，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大批农民加入党”(82)。

对比中共六大和五大的党员统计，可以发现：从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大约一年时间，农民在中共党员中的比例从18.7％猛增到77.6％，而工人则从53.8％下降到10.9％，知识分子也从19.1％下降到与其他合计只有6.9％。中共虽然遭受严重挫折，很多人被杀，很多人脱党，但由于农民在暴动中大批涌入，党员总数却从5.8万增加到13万。中共六大以后，中共党员中农民的比例仍在继续上升，据湖北省1928年10月底的统计，全省5252名党员中，工人只占6％，而农民占90％(83)。湖南醴陵经过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农民暴动之后，全县党员约4200人，其中工人1.5％，知识分子1.5％，而农民占比高达95％(84)。最夸张的是在湖南平江县，在彭德怀1928年7月领导军队起义之后，全县各乡农民大举暴动，短时间竟发展了7.5万党员(85)，比中共五大时全国党员还多，虽然这些党员并不巩固，一哄而起也容易一哄而散，但预示着中共在农村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共当时最缺乏的是军事人才，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革命军人的加入发挥了关键作用。出身绿林的贺龙曾多次提出入党申请，但都被拒绝，直到他带领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之后才被接受入党。他是与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完全不同的人，苏联顾问戈列夫说：“贺龙是个精力充沛、英勇果敢的小伙子”，“是个很会打仗的人”。契赫伊泽也认为，贺龙“与中国的富裕阶层没有任何联系，他出身于贫苦农民”，“意志坚强，英勇果敢，奋不顾身”，“按其社会出身来说，经过改造以后他是跟我们一起走的很远的将领”(88)。贺龙没有让他们失望，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没有去苏联留学，只带几个人回湘鄂西重新投入血战，据当地党组织1928年3月的报告：“云卿此行备受危险，但其精神极振作，决心极坚，对党只恐不孚信用，绝无犹疑。据他常常表示，始终愿受党的指挥及服从一切决议案。此次各役，他本人均同士兵在前线，毫无畏怯。”(89)

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陈毅、粟裕等知识分子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完成了从激进知识分子到坚强革命家的转化，他们成为最坚定、最有才干的革命精英。恽代英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在南下途中一直拒绝骑马，在酷暑之中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是深度近视，眼镜框断了就用绳子系在耳朵上，这种艰苦卓绝的风范鼓舞了部队的士气，难怪毛泽东认为恽代英是可以代替自己领导红四军的人(90)。二方面军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由原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学生组成，他们在武汉打夏斗寅叛变时还很稚嫩，经过半年险恶环境的锻炼已经大有进步，聂荣臻说：“教导团方面千多人仅有百多个同志，动作起来都能领导一致的动作，而且都勇敢，比之打夏斗寅时相去天渊”(91)。

粟裕当时只有20岁，本来是湖南的革命学生，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与湖南、湖北逃避追捕的一千多学生和工人编入叶挺为师长的第四军二十四师教导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党团员，但是自由散漫、没有军事经验，他们在血的教训中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在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中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转型。粟裕回忆到：“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的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二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决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92)

中共第一次从武装暴动中创造了自己的军队，从这个意义来讲，1927年不仅不能说是失败，反而是中共走向成功的新起点。1955年授衔的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共254人，他们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核心力量(10元帅、10大将、57上将、177中将)。这些将领的籍贯分布与1927年农民武装暴动最激烈的区域完全吻合，湖南以73人高居第一，湖北以49人位列第二，江西41人第三，第四安徽就陡降到14人(93)，他们多数是当年的工农运动骨干。革命演进的逻辑环环相扣，中共1927年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动了几百万人的工农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损失惨重，但成千上万暴动农民为中共军队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基础，红军先在受过农运影响的偏僻山区建立了政权，然后才有机会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全国的政权。

六、余论

在1927年上半年，中共组织还不成熟，在巨大革命浪潮中比较被动，难以领导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也难以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屡次遭到国民党先发制人的打击，损失惨重。但是在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张发奎等的合作中，中共也掌握了一些部队，特别是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里，有很多高级军官是共产党员，党组织在部队中影响很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主力都出自这支部队。

从8月开始，中共奋起反击，在南昌发动2万多人的起义，8月7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确立武装暴动的政策，拉开了武装斗争时代的大幕。这样一个根本的转变是非常艰难的，书生并不容易成为勇敢战士。最初的武装暴动都不成功，中共干部并不擅长此道，党组织也不适应军事斗争，南昌起义的组织很混乱，失败难以避免，四省秋收暴动也是一样。

中共在失败中不断学习，总结经验和教训，十一月会议对整顿党的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稳住了阵脚，加强支部建设，确立了向秘密地下党转型的方向，强调了政治纪律，但是也出现了过分打击知识分子干部的偏差，引发了很多不良后果。

在白色恐怖的考验中，中共发生了深刻的组织成分变化。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把这称为“党的改组”，他说：“许多不好的分子出去，新的工农分子进来”，“党的改组是革命势力重新结合的一个总表现，意义是非常重大的”(94)。很多不坚决的革命者离开了中共，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很多脱党，但在夏秋的大规模暴动中，贺龙这样的革命军人和大批革命农民加入，党员中农民比例从中共五大时不到20％，到中共六大时达到近80％。

中共领导层不再是知识分子群体，继续革命的知识分子逐渐洗去书生气，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朱德、陈毅等人在惨败后的恐怖形势中继续顽强奋斗，把中共残存的组织和军队保存下来，进而创建了红军和苏区。中共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在小区域里第一次成为拥有军队的政党，并且最终决定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注释：

①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1927年4月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

②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2页。

③夏莲瑛访谈记录、胡志伟翻译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2页。

④《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8、41页。

⑤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⑥罗易：《致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同志报告》(192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4)，第290页。

⑦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页)，《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⑧[俄]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页。

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2页。

⑩《“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5页。

(11)《“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6页。

(12)《“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8页。

(13)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12页。

(15)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页。

(16)《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85～287页。

(17)《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8)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5)，第550页。

(19)《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08～309页。

(20)《湖南九、十两月组织工作计划》(1927年9月5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第121～122页。

(21)《江西省委致赣南特委的信》(1927年12月25日)，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4)，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年，第83页。

(22)《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76～377页。

(23)《中共长江局第一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中央档案馆1985年，第7页。

(24)《中共长江局第十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第63、64页。

(25)《中共长江局第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第16页。

(26)《吴振鹏：江西党组织的发展与现状》(1928年1月7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第159页。

(27)《红刃：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1929年3月3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九年(一))》，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年，第61～63页。

(28)《罗亦农给中央的信》(1927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长江局第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第30页。

(29)《中共长江局第六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1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第28页。

(30)《红刃：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1929年3月3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九年(一))》，第63页。

(31)《中共江西省委致赣西南特委信》(1927年12月4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10、113页。参见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年5期。

(32)《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1928年1月到3月)，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98～199、202页。

(33)《中共江西省委王××同志关于江西组织的谈话》(1928年2月18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87页。

(34)《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35)《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4页。

(36)《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2～423页。

(37)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38)《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19、420页。

(39)徐石林：《“八一”起义片断》，《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2～244页。

(40)《朱德自传》手抄稿本，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1)，人民日版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页。

(41)《中央致广东省委函》(1927年9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74页。

(42)《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7～28页。

(43)《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0页。

(44)《刘子谷同志关于南昌起义部队于潮汕失败经过情形的报告》(1927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48、49页。

(45)《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7～28页。

(46)《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7、429页。

(47)《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04～405页。

(48)《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1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49)《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1926年2月3日)，李玉贞译：《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50)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5)，第554页。

(51)《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68～469页。

(52)《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69～470页。

(53)《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71页。

(54)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55)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1928年6月30日)，《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56)《中共江西省委致赣南特委信》(1927年12月25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44页。

(57)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58)《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34页。

(59)《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72～473页。

(60)《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73页。

(61)《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76页。

(6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63)《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82～483页。

(64)《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83页。

(65)《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81、483～484页。

(66)《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1927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88～590页。

(67)《中国共产党河南代表大会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2月)，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4年，第367～369页。

(68)《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十一号》(1928年1月24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3年，第91页。

(69)《中共醴陵县委关于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2月)，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0)，第62页。

(70)《夏尺冰巡视湘鄂赣边境各县工作的总报告》(1929年7月25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181页。

(71)《蒋长卿巡视湘鄂赣边境的报告》(1929年12月20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408页

(72)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1928年6月30日)，《党的文献》2008年3期。

(73)文强、刘延民：《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74)《共党到沪者多》，《大公报》1927年9月12日。

(75)《西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7)，第28、30页。

(76)《湘省破获共产党阴谋续讯》，《申报》1927年9月12日。

(77)《罗亦农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1927年12月21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4年，第192页。

(78)《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武汉三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月5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4年，第57页。

(79)《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8年2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7)，第356页。

(80)《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7页。

(81)《福建政治现状及目前工作大纲》(1928年2月9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117页。

(82)《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7)，第286、289页。

(83)《湖北全省各县组织状况一览表》(1928年10月30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第596页。

(84)《中共醴陵县委工作报告》(1928年4月11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0)，第96页。

(85)《滕代远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12页。

(86)《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5)，第360页。

(87)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1928年6月30日)，《党的文献》2008年3期。

(88)《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选辑》(7)，第41、42、49、56页。

(89)《中共湘西北特委史书元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3月13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9)，第137页。

(90)胡毓秀：《第一批女兵》，《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

(91)《聂荣臻对广州暴动的意见》(1927年12月15日)，《广州起义资料》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8页。

(92)粟裕：《南昌起义前后片段》，《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93)江林平：《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地域分布》，《珞珈史苑》2015年，278页。

(94)周恩来：《革命的性质和形势》(1928年6月27日)，《党的文献》198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