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参与者已开始纪念南昌起义，这是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首次实践。1929年6月，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发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此后，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像一条隐形的线索，藏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之中，与其并轨而行、高度融合，先是在1929年通过罢工游行等温和的示威活动来表达，尔后在1930年转以武装暴动的激进方式来传递。从1931开始，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纪念南昌起义”之意蕴，逐渐从中共“八一”工作中被剥离，到1932年已基本消退。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及其变化，是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纪念南昌起义/ “八一”/ 中国共产党/ 反帝战争日/ 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张陈，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2年第3期 第71-78页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十三五”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理论科研第二批计划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军纪念活动考证”(19GDJ20107C)。

1927年8月1日中共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1933年中共将这次起义的日期确立为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明确强调，决定“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是为了“纪念南昌暴动”①。那么在此之前中共是否纪念过南昌起义呢？目前学界尚未对此进行专门考察，且对中共早期纪念南昌起义的认识多有讹误，如有学者提出，“南昌暴动在之后的两三年内并没有像广州暴动获得时人的纪念”，到了1929至1931年，“‘南昌暴动日’的纪念开始提及”②。其实不然，当时中共确实重视对广州起义的纪念，但也对纪念南昌起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尝试，只是由于被八一反帝战争日运动掩盖而不显见。笔者拟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发掘中共南昌起义纪念史的早期线索，以期廓清学界对中共纪念南昌起义问题的基本认知，深化中共纪念史和南昌起义的研究，敬请方家指正。

一 南昌起义参与者首次纪念南昌起义

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一周年之际，中共已开始纪念这次起义。1928年8月1日，红4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领从郴州城撤出的红4军第28团，在资兴的布田圩召开“八一”纪念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其伟大意义”③。亲历此次纪念活动的萧克回忆，“8月1日，正是南昌起义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布田圩开纪念大会”④。时为资兴农军领导人的李奇中也称，“第二十八团撤出战场返抵资兴布田，在布田举行了八一起义一周年大会”⑤。同一天，时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贺龙也在罗峪召开了南昌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将其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⑥。

以上两次南昌起义纪念大会，主要是由南昌起义参与者召开的。布田圩的纪念大会是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红4军第28团中举行，该团是由井冈山会师前的湘南工农革命军第1师改编而成，往前追溯，该师又是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第25师余部改编而成⑦；特别是朱德、陈毅和时任第28团团长的王尔琢都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朱德时为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兼军官教育团团长，陈毅为起义军第11军第73团党代表，王尔琢为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⑧。罗峪的纪念大会，同时也是贺龙领导的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的改编大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负责召开，其中贺龙、陈协平、贺锦斋均曾参加过南昌起义，贺龙时为起义军总指挥、第20军军长，贺锦斋时为起义军第20军第1师师长⑨，陈协平当时也隶属起义军贺龙部⑩；纪念会中“委(贺)锦斋为师长，(王)炳南、文炎各为大队长”(11)，其中，王炳南也是南昌起义参与者，时为起义军第20军第2师第4团第3营营长(12)

布田圩的纪念会，是在红4军第28、29团进攻郴州失利后召开的，会上，“朱德以他那在革命失败时的乐观主义态度，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只要努力奋斗，革命一定胜利”(13)。罗峪的纪念会，则是贺龙等在洪家关作战受挫后对本部进行改编时召开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在会上做出了改造部队、扩大革命宣传、扩大游击战争等三项决定(14)，同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南昌起义精神，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争取桑植起义的彻底胜利”(15)。可见，朱德、陈毅、贺龙等南昌起义参与者在一年之后开始纪念南昌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为了借纪念活动对革命队伍进行思想教育和作战动员。

总体来看，南昌起义一年之后，一些曾经的参与者非但没有忘记这次起义，反而在复杂严峻的武装斗争中开始去纪念它，虽然是以简单的会议形式进行，且属于自发行为，当时中共中央尚未提出相关纪念任务或要求，但这代表了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首次实践。

二 中共中央发出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

中共中央开始将“纪念”与“南昌起义”联系起来，是与共产国际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也称“国际赤色日”，以下简称“反帝战争日”)运动浪潮密不可分的。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决定“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国际斗争日”(16)，“但大会没有指定那(哪)一天，交给执行委员会来决定”(17)。1929年3月，“在柏林举行的有十四个欧洲共产党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已决定把国际斗争日定在1929年8月1日”，鉴于此，5月16日，共产国际西欧局召开会议，重申8月1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并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筹备反帝战争日运动的一系列建议和要求(18)。5月30日，中共领导上海各界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之后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团对此作出决议时，顺势要求中共做好于8月1日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的准备(19)。

对于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很快响应，于6月14日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计划》，强调：“现国际已决定八月一日为国际赤色日，通知各国党应一致地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群众举行国际总的示威”，“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无疑也应努力实现这一任务”。接着指出了“这一任务”与南昌起义的内在联系：“八月一日又是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南昌暴动的二周年纪念。在这一次暴动中客观上是表示了革命工农与革命士兵向着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的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领袖的一个军事反抗，同时又表示了他负有进行中国土地革命的历史使命。故八一的国际示威在中国便是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两个民权革命基本任务之实际的演习与征调广大群众参与世界的革命战线之绝好机会。”最后为各级党部制定了“举行八一国际示威，纪念南昌暴动”等鼓动口号(20)。至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口号。

可见，共产国际提出的反帝战争日，恰巧是南昌起义爆发之日，这种巧合无形之中拉近了反帝战争日运动与南昌起义的距离，使中共中央在筹备此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回忆和重新审视南昌起义，并进一步确认了二者之于中国革命的共同意义，进而提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口号。如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也认为二者共同致力于反帝与土地革命，因而“在国际赤色日的运动中，要与纪念八一的南昌暴动联系在一起”(21)。所以，提出纪念南昌起义，最初并非是中共中央的有意之举，而是由共产国际作出反帝战争日运动决定所无意间促发的，缘起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与南昌起义时间上的一致，促成于中共中央对二者之于中国革命具有一致意义的确认，而这也为此后其筹备反帝战争日运动的同时发出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确立了逻辑基础。

6月25日至30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发布了《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指出：“今年的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希望你们在当地号召广大群众组织这一示威。”进而号召“举行八一示威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纪念南昌暴动！”(22)6月30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八一”战斗日宣传大纲》，提出“八一”示威的第三条意义即是“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的二周年纪念”，从宣传指导上发出了纪念南昌起义之号召(23)。从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到六届二中全会的通告书，再到共青团中央的宣传，均明确提出了纪念南昌起义，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发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

总之，行动日期的一致，革命意义的一致，促使中共的反帝战争日运动与对南昌起义的纪念最终走到了一起。1929年7月3日至19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式确定8月1日为反帝战争日，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在这一天及以后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24)。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积极响应共产国际的这一号召(25)。接着共青团中央也发表宣言予以响应，并明确指出：“‘八一’国际战斗节到来了”，“同时也是南昌暴动的二周年纪念日，我们中国劳苦群众纪念南昌暴动，反抗军阀混战的日子”，“我们一致高呼……实行土地革命，纪念南昌暴动！”(26)自此，8月1日及前后，成了中共集中组织反帝战争日运动和纪念南昌起义的固定时间段。

三 在反帝战争日运动的节奏中纪念南昌起义

如何纪念南昌起义？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开展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方式，是按照共产国际要求“于八月一日罢工罢市罢课举行全国总示威”(27)，而这也同时成了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主要方式。1929年八一前夕，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发文，明确强调8月1日具有反帝战争日与南昌起义纪念日的双重意蕴，应组织示威活动予以纪念。例如，7月20日，《红旗》指出：“八月一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天”，“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打倒国民党的纪念日”，要“罢工！罢课！罢市！到街上去！示威游行！”(28)在指导地方工作时，中共中央也将组织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方法默认为纪念南昌起义的方式。例如，7月9日，中共中央致信江西省委，要求其举行八一反帝战争日运动，“要罢工示威巡行”，同时强调“8月1号还是南昌暴动的二周年纪念日”，“在宣传中更应特别注意”，并将纪念南昌起义归为“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29)。可见，对于纪念南昌起义的布置，中共中央并未单独进行，而是将其与反帝战争日运动并轨、融合在一起推进，即通过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方式——在8月1日举行罢工、集会游行等传统示威活动来展开。

中共中央号召纪念南昌起义是因共产国际要求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而起，实际上其对反帝战争日运动的重视原本就高于纪念南昌起义；加之到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将其认定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各地党组织在8月1日前后掀起反帝战争日运动的热潮。因此，反帝战争日运动被凸显出来，成为“八一”的主角，纪念南昌起义则成为配角，被其带动着展开，各省委通常是在布置八一反帝战争日运动的同时，表达了对南昌起义的纪念。例如，中共顺直省委制定“八一”纪念工作方针，强调“‘八一’为国际赤色纪念日”的同时，指出“开始土地革命的南昌暴动的日子”也是“‘八一’纪念的由来”(30)。江苏省委发布反帝战争示威宣言，不仅明确指出“八月一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两周(年)纪念日”，要求“纪念实行土地革命的南昌八·一暴动”(31)；而且发布了“纪念南昌暴动”的八一示威口号(32)。福建省委不仅提出“八一战斗日”宣传原则即“八月一日是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的二周年纪念”和宣传口号即“举行八一国际示威！纪念南昌暴动！”(33)而且将“纪念南昌暴动”列为本省纪念“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宣传口号之一(34)。广东省委也明确通告各地，“‘八·一’纪念包含有[对]南昌暴动纪念的意义”(35)，并将“纪念南昌暴动”作为该省“国际赤色日的口号”之一(36)。总之，省委布置的一系列推进反帝战争日运动的八一示威活动，也同时被设定成了纪念南昌起义之活动。

各市县党组织接到省委上述“八一”工作指示后，在8月1日前后开展了具有纪念南昌起义意蕴的示威活动，就效果而言，只有一部分地区比较成功。例如，江苏的南通、海门、启东“三县在‘八一’工作均能动员同志热烈参加”(37)。浙江的“菱湖在‘八一’运动中比较做的好”(38)。闽西的永定、上杭、龙岩等县举行的八一示威活动，“结果尚好”，“县城各处都有数个[千]人空前热烈的群众集会和游行”(39)。广东的“‘八·一’工作在各地做得最好的算是顺德”(40)。多数地区的八一示威活动则差强人意。例如，据徐州县委报告：徐州城中“只能由几个同志个别的向人宣传”(41)。福州党组织只能在八一“口头向工人宣传”，“发出传单标语”；厦门召开了“群众示威会”，但“大家手忙足乱秩序纷乱，不能照予备的计划执行”(42)。可见，要么示威活动的规模、形式有限，要么活动计划受阻，甚至有的地区根本没有组织。例如，豫北的八一宣传工作，“不要说没有行动的表现，即发一纸传单，拿粉笔向墙上写几个字的标语也没有作到”(43)。可见，1929年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主要限于一小部分地区比较成功的八一示威活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多因当地党组织力量薄弱和白区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阻挠。例如，湖南的八一示威活动，据省委解释：“其所以消沉的原因，一因我们主观力量太弱，重要城市工作尤其薄弱，不能发动运动，二因湖南反动统治防范太严所致。”(44)

综上，1929年中共关于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是在其布置反帝战争日运动相关工作时提出的；纪念南昌起义的方式，就是共产国际提出的关于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方式，即组织罢工游行、集会、散发宣传品等示威活动；纪念南昌起义的时间、进度也与反帝战争日运动是一致的。可以说，从任务的提出到活动的展开，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基本是在反帝战争日运动的节奏中进行的，南昌起义纪念意蕴寓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之中，这是当时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基本形态。

四 南昌起义纪念方式的转变与纪念意蕴的消退

进入1930年，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发生了重要转变。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于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提出“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要求“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士兵暴动，号召红军积极进攻”(45)。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对即将到来的“八一”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7月3日中共中央通告各级党部：“只有坚决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阶级战争的总路线，才能实现全国壮烈的八—示威”，“目前全党的总任务，是在准备武汉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全国‘八一’的工作布置，必须根据党的总任务”(46)。因而，“八一”工作也被染上了“左”的色彩，八一示威的方式由原先的群众罢工、游行集会、散发传单等非暴力之举，转变为政治罢工、武装暴动等激进行为。

为夺取“武汉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湖北、江苏、湖南、福建等省委，在八一前夕明确提出通过暴动的方式来进行八一示威并以此纪念南昌起义。湖北省委发布通告，将“纪念南昌暴动”列为“今年‘八·一’示威的主要意义”，并以政治同盟罢工、地方兵变与暴动、占领中心城市等作为“‘八·一’工作的中心任务”(47)。江苏省委发布宣言，明确指出“‘八一’又是南昌暴动的纪念日”，八一示威应“准备工农兵武装大暴动”(48)。湖南省委发布通信：“今年在组织‘八一’示威运动的时候，同时要纪念南昌暴动”，而在这次示威运动中，党必须“实现武装暴动。”(49)福建省委则要求“纪念南昌暴动必须联系到党的根本任务，实行土地革命，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50)。此外，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也发布通告，强调八月一日“在中国是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暴动的纪念日”，“八一为总示威日期，各地须向白色区域进攻，捕杀反动首领的AB团、改组派，守望队、夺取中心县城”(51)。

按照中共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湖北、江西、湖南、广东以及鄂豫皖边区等地，于8月1日举行了夺取革命首先胜利的武装暴动，并借以纪念南昌起义。例如，在湖北，中共鄂城县委为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组织鄂城县符石区等地1万多名工农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52)。在江西，毛泽东、朱德派罗炳辉率红1军团的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53)。在湖南，省委也决定于8月1日以攻打长沙的方式来纪念南昌起义(54)，后因敌情有变，提前攻占了长沙，到8月2日在长沙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55)。在广东，“八一”前后“东江范围内的赤色地带，都有群众的纪念会和示威大会，或有时暴动起来”(56)。在鄂豫皖边区，红1军第1师在花园战斗后，与当地群众在小河溪举行了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和花园战斗胜利大会(57)。此外，有些地区由于组织暴动条件不成熟，仍延续以往游行示威的纪念方式，但增加了激进的色彩。例如，在北平，中共组织群众300余人到街上举行八一游行示威，“一直到国民党的区联会办公处给他捣毁了”(58)。

除上述暴动外，实际上当年有些地区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有效组织八一示威活动，例如，天津的八一示威“因为动员不充分，敌人戒备特严流产了”(59)。浙南各县因“适遇狂风暴雨，致八一工作不能执行”(60)。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对八一示威中的“左”倾问题进行抵制之现象。以河南为例，省委领导童长荣“发出‘八一’通告，谓中心任务就是组织全河南总政治罢工，全河南的‘八一’地方暴动与兵士暴动”，而陈原道等人则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他‘左’倾机会主义最注意的提定，这简直是儿戏革命”(61)；最终河南“‘八一’总的示威运动，未能如愿的实行”(62)。实际上，1930年中共组织的八一示威，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取代以往罢工游行的方式，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其效果并不理想，暴动在多数地区没有组织起来，示威游行又被摒弃，以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指责中共：“为纪念8月1日和国际青年节所组织的示威游行，准备得如此不好和如此没有结果，是最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63)

总之，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改变了之前共产国际关于以罢工游行的方式举行八一示威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武装暴动，这表明之前八一反帝战争日运动的节奏从实践方式层面发生了转变，而寓于其中的南昌起义纪念活动的方式自然也转为武装暴动，这是1930年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相较于1929年所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使得1930年中共南昌起义纪念意蕴的表达，实际上主要寓于8月1日前后其在武汉邻近省区组织的武装暴动之中。

从1931年开始，中共中央对“八一”工作之认识发生了转变。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开始统治中共中央。此时，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共产国际开始过度估计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迫切性与严重性，明确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作为各国党的主要斗争任务之一(64)。由王明实际领导的中共中央，不折不扣地贯彻这一指示，于6月5日通过决议，要求全党在各种“固定的反帝纪念节(如行将到来的‘六二三’，‘八一’，‘九七’)”，必须用一切方法召开反帝会议，坚决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反帝罢工示威活动，以“造成全党的一个反帝工作的真实转变”，并从“八一”工作中来检定“各级党部对于这一决议执行的程度如何”(65)。至此，“八一”被中共中央认定为“固定的反帝纪念节”，“八一”工作实质上变成了“反帝”工作，“八一”的“反帝”意蕴进一步强化。虽然中共中央还偶有“纪念南昌起义”的声音(66)，但总体而言，1931年只有少数地区如闽西(67)、广东(68)和山东(69)有关党组织继续将“八一”与纪念南昌起义相联系，这相较1930年已大为减少，“八一”的“纪念南昌起义”之意蕴开始淡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认为该事变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提出将“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70)。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认为帝国主义正在鼓动日本对苏联进行军事冒险行动，“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71)。可以说，随着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教条般地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共中央，更加强化了其革命策略中的“反帝拥苏”色彩，而即将到来的八一工作深受其影响。6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明确将8月1日设定为“红色八一反帝战争日”，要求在8月1日围绕着“反帝拥苏”等主题口号而斗争(72)，已闭口不谈纪念南昌起义之事。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也只将“八一”称为“反对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日子”(73)，全然不见“南昌起义”的身影。而共青团、苏区和各省委在布置八一工作时，基本贯彻了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已不再提及纪念南昌起义，甚至江苏省委“特别决定八月一号至七号为上海举行拥护苏联运动周”(74)，纪念“八一”实际上已演变为对苏联的拥护，与纪念南昌起义之关系渐行渐远。至此，中共的“八一”工作，已充斥着“反帝”之意蕴，“纪念南昌起义”之意蕴基本消退，这也意味着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暂告一段落。

总之，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参与者已开始纪念南昌起义，此后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像一条隐形的线索，藏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之中，与其并轨而行、高度融合，先是通过罢工游行等温和的示威活动来表达，尔后转以武装暴动来传递。虽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后，南昌起义纪念意蕴逐渐从“八一”工作中被剥离，“八一”暂时被反帝战争日运动专享。但这一纪念已经保存和巩固了中共的南昌起义记忆，很快在1933年的战火纷飞中，这些隐藏的记忆走上前台，以一种更为正规、热烈的方式——纪念红军成立来展示。

注释：

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33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7页。

②张宏卿：《“八一”建军节形塑的历史考察(1927-1934)》，《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6期，第40～4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④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⑤罗荣桓、谭震林等：《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0页。

⑥李烈主编：《贺龙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大事记(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9页。

⑧⑨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⑩(12)肖燕燕：《南昌起义人物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189页。

(11)(14)贺龙：《关于湘西北、湘西特委合并，红军的成立，石门暴动经过及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3)萧克：《萧克回忆录》，第103页。

(15)中共桑植县委党史办公室：《桑植起义》，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16)《关于开展反战国际运动的决定》(1928年9月1日)，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8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17)《八一以前》，《红旗》第27期，1929年6月29日，第4版。

(18)《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关于欧洲各共产党会议筹备国际反战日的声明(节录)》(1929年5月18日)，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9页。

(19)《远东代表团关于5月30日的决议》(192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8，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20)《中国共产党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计划》(1929年6月14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8期，1929年，第103～114页。

(21)毅宇：《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我们在八一中的任务》(1929年8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8期，1929年，第23～24页。

(22)《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1929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页。

(23)《共青团中央“八一”战斗日宣传大纲》(192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5册，北京：内部资料1957年版，第722页。

(24)《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斗争日》，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0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504页。

(25)《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1929年7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87页。

(26)《中国共产青年团“八一”宣言》(1929年8月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6册，北京：内部资料1957年版，第86～87页。

(27)《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1929年7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32页。

(28)《八一快到了！罢工！罢课！罢市！到街上去！示威游行！》，《红旗》第32期，1929年7月20日，第4版。

(29)《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北京、南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4页。

(30)《顺直党团省委通告第三十三号——“八一”纪念的工作方针》(1929年7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石家庄：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535～536页。

(31)《江苏省委为“八·一”国际反大战示威宣言》(1929年7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6—8)》，南京：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195～196页。

(32)《江苏省委总行委通知第三十一号——八·一示威行动的通知》(1929年7月2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6—8)》，第273页。

(33)《八一战斗日宣传大纲》(1929年7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下)》，福州：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36、41页。

(34)《纪念“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宣传煽动口号》(1929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下)》，第76页。

(35)《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六十号)——关于“八·一”纪念工作》(1929年7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2，广州：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144页。

(36)《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宣传大纲》(1929年7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2，第156页。

(37)《江苏省委致南通、海门、启东三县同志书——“八一”工作的意义和教训及秋收斗争》(1929年9月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9—10)》，南京：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67页。

(38)《吴芳与撼山同志谈话记录》(1929年10月1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杭州：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294页。

(39)《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斗争形势和组织状况》(1929年8月2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中心市委文件，1932年下)》，福州：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129页。

(40)《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八·一”工作总报告》(1929年9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2)，第346页。

(41)《徐州县委八月份工作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县委文件，1926.3—1934.6)》，南京：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438页。

(42)《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八一”工作报告》(1929年8月2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下)》，第146～147页。

(43)《顾子升关于豫北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及党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2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市委、特委、县委文件，1927-1934)》，郑州：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472页。

(44)《中共湖南省委报告(第八号)——第三次省委会议经过与两湖政局》(1929年8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长沙：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280页。

(45)《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29页。

(46)《中央通告第一三六号——组织八一总示威》(1930年7月3日)，中央中共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47)《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十一号)——关于“八·一”示威运动问题》(1930年6月2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武汉：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502、510页。

(48)《江苏省执委会关于“八一”大示威的宣言》(1930年7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4—12)》，南京：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342页

(49)《中共湖南省委通信(第十六号)——关于组织“八一”示威运动》(1930年7月2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1931)》，长沙：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200、203～204页。

(50)《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八一国际战斗日宣传大纲》(1930年7月9日)，北京：中央档案馆等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年)》，福州：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280页。

(51)《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关于纪念八一实行武装起义的通告》(1930年7月29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470页。

(52)《鄂城“八一”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北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54)《中共湖南省委XXX给中央的报告——红军攻下长沙经过，省委机关被破坏和重建情形》(1930年9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0-1931)》，第216页。

(55)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

(56)《广东东江(包括潮梅十五属)苏维埃代表的报告》(1930年9月1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工会、农会文件，1927-1934)》，广州：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61页。

(57)倪志亮：《三战三捷》，朱德、聂荣臻等：《星火燎原》第1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58)(59)《顺直省委工作报告——团省委改组经过、目前政治、组织及各地工作情况》(1930年8月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石家庄：内部资料1996年版，第193、194页。

(60)《中共浙南特委七月份工作报告——浙南的政治形势、党组织状况、军事工作等》(1930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年)》，杭州：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261页。

(61)《陈原道关于河南路线争论问题致中央并转共产国际的一封信》(1930年11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1934)》，郑州：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255页。

(62)《河南省总工会关于统治阶级情形、工农斗争形势和工作布置的报告》(1930年8月2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7-1934)》，郑州：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512页。

(6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9，第389页。

(6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决议》，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2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2页。

(65)《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1931年6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283页。

(66)华岗：《准备“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红旗周报》第12期，1931年7月1日，第3页。

(67)《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三十三号——为“八一”纪念》(1931年7月1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1-1933)》，福州：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146～147页。

(68)《中共两广省委宣传部“八·一”宣传口号》(1931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1)》，广州：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54页。

(69)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70)《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19、421页。

(71)《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72)《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1932年6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34、235页。

(7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1932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25页。

(74)《江苏省委关于拥护苏联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7月2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1.9—1932.8)》，南京：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