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一个美国人见证的文革群众民主

——读《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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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中国真正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其实只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而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广泛参与,靠少数人是不可能建立民主制的,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操纵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象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在美国的政治气氛中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是相当珍贵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作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六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并且非常光荣地被吸收参加《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一、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普通中国人来讲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生活上、权利上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到:“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仔细检查田埂、气候、谷物、土壤,想法子做好领导管理工作,使他们脱离贫困和无助境地。即便身患重病,还是每天全力以赴为民奔走,就算肝癌危及生命,他仍在工作岗位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可我们之间却有天壤之别。” “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我一直花时间在官大人面前表功,和其他外国人吃喝玩乐。”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们与群众保持距离。在其他人为大饥荒而受苦受难的时候,我甚至任由自己在他人怂恿下胡吃海喝。”“结果呢?我有了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和一个大大的肚子。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禁羞惭难当。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到:“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惦。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

“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前来转达领导意见的同志马瑞流抱怨说,‘那里有以前的地主在人民的监督下劳动,要是你硬去,我们势必也要派个人跟去看着你。’我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我想去工地劳动,那也是我的事,如果他们要跟来,那更好,干些体力劳动对他们也有好处。从那时候开始,小马就每天陪着我去挖土,一边走一边发牢骚。”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以前一直陪我购买的行家冀朝鼎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着要实践我们共同的计划,将这些古董捐给故宫博物馆。现在,我的愿望更加炽烈。这些美丽的古董家具属于中国人民,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二、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国友人重访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馆里,他们收听到了北京台的广播,广播带着一种久违的狂热激情:“一个国家的腐败是从内部开始的,党内有修正主义分子,在镇压、控制人民,领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甚至还攻击毛主席本人。不能让这种事在中国发生!高潮来临,东方既白,想想你们自己!革命同志,起来吧!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听信任何相冲突的命令!造反有理!这些话语仿佛电流击穿身心。”

“报道说,党内许多人一直在欺骗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将他们揪出来。命令错误就要反抗,造反!”

“我激动地将这篇报道逐句翻译给其他外国人。刹那间,我觉得我又找回了自己。党曾经束缚了我,现在却解放了我。我可以挣脱以往困扰我的束缚,用自己的判断,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奋斗。”

李敦白回到北京后,立刻狂热地投身于他期盼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此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已经被打倒,虽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两人的私交也很好。他“仍忍不住兴奋起来。那些掌权者终于开始了解,我们伟大的革命已经被一个不重视进步和效率,而是一味强调命令和控制的官僚体制僵化了,个人创意和民主也被压抑了。我准备好了站在党和群众的立场评判梅益,不受我们个人交情的影响。”

李敦白不仅在批斗会上发言对梅益进行了揭发,还贴大字报发动对自己的批判。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有个翻译高兴地说,“和以前的运动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对任何一个人写下批评,他们也可以争辩政治体系和理论。人人都参与,个个受教育。”当时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国专家。李敦白想:“如果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跟她回到我原来的办公室,邀了几个人帮忙,一起将新闻纸粘起来,然后我用‘鸡飞狗爬’的书法写下自我批评。‘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我写下标题,然后列出我的缺点:我过着特权生活,坐在独立的办公室里,脱离群众。半夜接到电话时,有时会发脾气,在帮助同志们提高个人技巧方面,做得还不够。”李敦白贴自己大字报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时间成了单位的风云人物。

在机密档案室里,李敦白读到了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与文革小组联席会议的记录,其中林彪的演讲像电流击中了他。林彪说:“这场革命,是针对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们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并没有发动千百万的群众起来解放自己。我们从旧政权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员,让他们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我们还没有机会彻底解决旧观念和旧文化。”“现在我们必须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立四新”。“这场斗争是自私与无私之间的斗争,是个人物欲与群众利益之间的斗争,是寄生糜烂的人,与努力工作、简朴生活的人之间的斗争,要发挥同志友爱互助,使整个社会共同成长和繁荣。这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或许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形,感受到久违的言论自由,他写到:“我有被解放的感觉。我喜欢听这样的辩论,我喜欢听人们自由的言论。我同意陈伯达说的每一句话。党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现在人民是主人。”

在一份造反派中流传的机密档案中,李敦白读到了毛泽东关于保障言论、集会自由的内部讲话。毛泽东“声明,他必没有派遣工作小组去学校摧毁学生的行动,这些事是那些保守派,就是党内潜藏的不民主分子策动的。‘你们何必草率行动呢?’他责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什么要禁止大学里的言论自由和批斗自由呢?为什么不让学生在北京饭店周围贴大字报呢?难道你们怕外国人看到这些大字报后会认为中国有问题?’‘我一直在考虑宪法,’毛泽东继续说,‘从苏联、东欧,到中国,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保障人民有言论、新闻、集会等自由。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执行宪法,难道你们不觉得现在正是我们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工作小组撤出校园,并且向学生宣布,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游行,张贴大字报,畅所欲言。’我兴奋难耐,人民终于完全自由了。”

三、对文革暴力的厌恶

但是,自由解放的美好感觉没有持续多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革的丑恶一面——无处不在的暴力。他发现,即使毛泽东公开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对蜂拥而起的造反派而言,自由只是自己一派的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被认定为敌人的必须打倒的,不仅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个人生命财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这完全违背了他对于自由民主的理念。

有一天,一位同事请假,原因是他的岳父、岳母去世了,“昨天晚上,一群破四旧的红卫兵半夜闯进他们的房间,质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红卫兵打死了。”

李敦白写到:“我感到毛骨悚然,不明白他怎么没有气疯。我猜想他可能害怕惹祸上身,如果他对剥削阶级表示同情,就是等于给他和爱人找麻烦,或者招来报仇的罪名。林彪的号召不仅带来了革命小将,更是放出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盖下,正进行着一场难以防备的丑恶暴力。”

“自从老干部被免职后,这些老革命同志就一直在安静地写自我批评,参加会议,有几个也获准返回工作。而现在,林彪的演讲却激起年轻人以更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们。就在前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无情折磨一群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导致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老舍投水自尽。”

“在那群老同志中,有我熟悉的梅益和丁一岚,他们都被剃了阴阳头。梅益的白头发只剩一半,丁一岚半边的枯萎黑发散乱在脸上,她脸色苍白,皱纹紧绷。”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那群年轻人中,我认得一个录音工程师,我知道她对梅益心有芥蒂,此刻她正拿着从梅益脚上扯下来的一只布鞋,用力敲打他的头,梅益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下,苍白惊恐,从头到脚打颤。”

“我想呕吐。然而我不能指责造反派,没有人敢于指责。他们人多势众,丑陋不堪。更何况,虽然丑陋,我依然不由自主地察觉到其中的革命精神,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诚然过火,但这或许是解放从未经历自由的人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想,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就会学习教训。我也认为此时此刻不宜贸然采取任何行动,以免破坏群众刚刚苏醒的活力。”

“毛泽东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要作出选择:与革命同志一边还是与压迫者一边。我虽早已作了自己的选择,但却不赞成这些年轻人粗暴的造反方式,我们会避免使用暴力,不仅避免,还应全力反对暴力。”

“围观的人群散去后,我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到梅益、丁一岚和其他老同志,神色凄惨地在广播事业局的院子里打扫卫生、捡垃圾。”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群年轻人的行为,而是民主。共产党以前的管理体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来谁来管呢?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专政?还是如我希望,每个组织都能进化为真正的民主团体,选出自己的领导,设立自己的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久,李敦白见识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批斗会,参加者多达一万五千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人民日报》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艺的一把手周扬等。“群众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体育馆。观众席上的人看起来很快乐,笑容满面。看到这批被批斗的人不久前还在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如今却落得颜面扫地,凄凉惨淡,大家觉得十分痛快。挨斗的人不能说话。时不时的,其中的某个人,比如周扬——会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而痛苦地尖叫。”

“我坐在贵宾席上,跟其他人一样高举拳头呐喊。群众已经被激醒,要起来对抗代表旧专制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教导要去仇恨旧体制,仇恨任何与它有关的事物,从而获得全面革新。”

“话说回来,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还是让我生厌。我转问穆欣,‘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他狡猾地一笑。‘这只是群众处理冲突时的传统作风而已。’他回答:‘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力。’这样说起来,只有人民的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但我没开口,只是沉默着。而下次我在体育场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横幅上写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穆欣下台’。”

四、造反派中活跃的美国人

虽然李敦白厌恶文革中的暴力,但他仍然认为文革本身是好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暴力只是群众获得自由初期不成熟的表现,以后会逐步改善。

李敦白和造反派越来越接近,很快加入了造反派。他写到:“我开始定期阅读造反派的文件。他们已经为广播事业局拟出一套完整的方案。这些年轻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是我在入党之初就一直期盼的社会。他们要建立类似市镇厅的民主,让每个人在选举领导时都有发言权。他们要有完整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要求完整的人权,不再有个人档案,不再有个人背景审查。‘你的历史只能说明你的过去,’他们写道,‘你的行动表明了你的现在。’这些人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但是,造反派掌权之后,期待中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独立自主,样样事情变得一团糟。每次开会都变成帮派斗争。人人有主意,个个有道理。如果我们试图加快进度,便被指责为骄傲自大,不听群众。对于长期梦想着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打击。”

“率先建议我们夺权的司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他原本在车队开车,现在负责车队在内的整个后勤室。”“在我们夺权几个星期后,我碰见他,却见豆大的汗珠从他圆圆的额头上落下来。‘老李,’他说,‘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当大官,在上面指手画脚,现在我经历过了,我也受够了。’‘怎么啦?’我问。‘太难了,’他说。‘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立的,每个人都会顶嘴。你不能直接叫司机去接人,你得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符合革命需要。每次你都得苦口婆心,重来一遍,这就是民主,这很好,可我应付不了啦。’这个强壮的小个子哭了起来。‘我受够了。每次争执、每次冲突和抱怨全都找上我,我整天都在接电话。我急,他们就全都冲我发火。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当走资派吗?’我还是回去开我的车。”他啜泣道。”

旧造反派不能让人满意,于是新造反派出现了,他们要反抗旧造反派的压迫,他们要重新开始夺权。“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人们开始反对他们的新领导。起初,大部分不满来自几个抱团的年轻人,他们不满编辑和其他新闻室的人霸占最好的职务。后来抱怨愈演愈烈,矛头开始指向我们的豪华办公室和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些零星的不满分子很快分帮结派,最后这些派系决定要自己来控制局势。”

李敦白从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出发,“认为新造反派自有其道理。虽然我们的本意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自从接管以来,的确没有把自己管好。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小组要我去跟新造反派协调,赢回我们的地位。以我对他们的观察,我认为新造反派健康热心,态度鲜明,真诚信奉我们曾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们希望参与领导,而不是听命于新的领导。”

李敦白代表旧造反派与新造反派协商后,提出两派共同掌权。他认为,“如果双方能友好相处,那么我们通往民主领导的道路一定会更平坦。”但是,“事情并非如我想象。我立刻发现自己人和我意见相左。我的组员给我的不是赞赏,而是愤怒。”“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对我那些同事而言,民主远不如维系自身的权力来得重要。当批评我们的派系开始形成时,我方领导人拟出一系列对付他们的战术。首先,不准新造反派使用大会议厅,这样他们就不能赢取广泛支持。同时,他们制定了一套监督体系,派人跟踪新造反派,调查与他们来往的人和谈话内容,并在新造反派中安插间谍。”

“而与此同时,我在旧造反派中的地位,则从受人尊崇的顾问变成问题人物。我一再问:‘你们看不明白吗?你们看不出他们跟我们一样是造反派?你们不明白不只是我们可以说话,别人也可以表达?多数人执政,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你们没发现他们的某些批评很中肯吗?丁莱夫就是因为拒绝自我检讨才下台的,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的话被当做了耳边风。”

“在广播事业局各个派系的权力争夺战中,各个派系纷纷向高层求援。每个派系都能敏感地嗅出对自己怀有同情的人,并向之靠近。而同时,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在我们中间拉帮结派。大家互相利用。”

1967年1月,江青和陈伯达突然出现在广播事业局。江青听完旧造反派的汇报后,询问李敦白的看法。“既然江青要知道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就照说。想到我们夺权时的豪言壮语和以后发生的点点滴滴,我更是火冒三丈。‘自从接管了这里,造反派已经染上官僚作风,居高临下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取得了批评的权力,现在却拒绝给他人批评的权力。’

“江青的眉毛立刻往上一挑。刹那间,我已经从她的盟友变成了反对者。"

“她说。‘你要记住,革命者取得权力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巩固权力。如果不能巩固权力,他们就保不住江山。’这番话明显是在指责我,我一时呆住了。”

和江青发生冲突后,李敦白浮想联翩:“我早该看出我方造反派领导人既举棋不定又缺乏经验,面对周围起起伏伏的政治波涛,只能随波逐流,任由摆布。他们想追求民主,但是却不得要领。我早就应该明白,在中国根本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含义,即并不只是多数人执政,还在于保护少数人权利。”

“我也早就该明白,只要上级的指示有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我们的造反派就会遵循,但任何人只要想威胁其权力,他们就会设法暗中迫害。我早该看出,高层领导把我们下面的人当棋子一样摆布,充作自己权力斗争的武器。我尤其应该明白,如果我的建议与江青的计划合拍,她会听取我的意见,把我捧上天;而一旦我反对她的意见,她便会冷眼相待。”

“广播事业局的情况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各地派系林立,有些地方的情况比广播事业局更为激烈,敌对双方用瓶子、石块和棍棒互相攻击,甚至动用真刀真枪,而江青、王力等人则手忙脚乱地四处扑灭他们自己放的火。《人民日报》天天呼吁造反派团结,警告不能出现无政府状态,要求在资产阶级纪律被彻底粉碎后,加强无产阶级纪律。然而两种纪律的差别对造反派头子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学到的只是‘造反有理’。他们已经尝到造反的滋味,就算是最高指示也阻挡不了他们。”

广播事业局新、旧造反派的斗争很快白热化了。一天,旧造反派聚众在音乐厅开大会斗争几个新造反派。正在进行中,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的秘书来到会场,宣读文革小组的指示,要求两派团结,实际就是要旧造反派停止斗争新造反派。“读完,他便准备离开舞台。这时我惊恐地发现,旧造反派全部站起来,堵住了走道,推推搡搡地形成一道人墙,他们非常愤怒。他们已经夺得权力,不会让权力受到削弱,就算是文革小组的命令也不行。如果有必要,他们不惜撕破脸。”

在紧急关头,李敦白跳上舞台,抢过了麦克风。“‘同志们!’我在一片喧嚣中高呼。‘各位同志!我们为什么要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大厅里开始安静下来,于是我继续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走资派没有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营电台。现在,我们接管后,如果我们也不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我们对待意见不合的人比走资派还要狠,那我们当初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去夺权呢?’上次我跳上舞台,是为了在红卫兵闯进大门搜寻机密档案时安抚大众,那一次我获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次,情况却大不相同。整个大厅死一般沉寂,抬头看我的群众脸色紧张冷酷。然而,我还是继续我的即席演说,追击旧造反派。‘我们现在已经太过担心自己的权力遭到挑战,所以在这里强行扣留文革小组的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干部。我们还怎么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我们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取得这个权力,但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身旁那些旧造反派紧绷起脸。说到底,我应该是支持他们的,现在却不断地疏远他们。我视自己的角色为调停者,他们却视我为叛徒。”

“‘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行为的呢?’我动情地说。‘让别人坐飞机,打人,杀人,’这些都是剥削者用的手段,是压迫他人的人的策略,是旧中国统治者的作风!难道也是我们压迫他们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我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原因吗?用暴君对付无辜人民的手段来对付和我们一样的百姓?我觉得可耻,非常可耻!"

李敦白和旧造反派决裂了!回到家,他对妻子说:“现在我在广播事业局完了,短短十分钟,我已经从多数团体最受欢迎的人,变成只有自己的少数。”

但是,形势发展却出乎意料,中央文革小组连夜发出传单,肯定李敦白的立场。王力亲自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保卫处,要求确保李的人身安全。旧造反派失去信任下台,新造反派上台,李敦白进入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各单位造反派也纷纷请李敦白作报告,李成了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

有人认为江青和文革小组是造反派武斗的挑动者,但从李敦白获得文革小组支持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和文革小组鼓励造反派起来斗争当权派,而江青由于个人性格、修养原因,时常表现得非常好斗,但是他们大体上始终反对造反派之间的武斗,甚至亲自试图劝阻过北大、清华的派系武斗,主张各造反派都代表人民群众,应该团结,应该联合。

文革时期普遍的、大规模的武斗主要不应归因于上层,而应从千千万万造反派群众自身的政治素质上找原因,他们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操纵下的木偶,他们同样是积极活跃的历史创造者。不同造反派之间没有规则的权力斗争,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无知、他们野蛮粗暴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是文革血腥武斗的根本原因。

新三人小组开始领导后,李敦白“全力主张继续旧造反派一直避免的调停工作”,希望“将两派团结起来,找出权力共享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民主式领导。旧造反派已经背弃了自己的承诺,现在该由新造反派来完成。然而不到一天,新造反派也背弃了自己的承诺。”

新造反派说:“我们目前真正的工作是消灭旧造反派的组织。”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被压迫者又在他们取得权力的瞬间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

五、幻灭:入狱九年和出狱前后

反复的夺权,被压迫者夺权后变成压迫者,暴力循环,而自由民主却没有任何进步。李敦白对文革的信念动摇了,“喜剧的意味已经消失,反倒荒诞悲哀。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在混乱中重生,创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现在全罩上了阴云,我们没有征服混乱,反而被它蚕食着。”

李敦白和新造反派理念不合,显得碍手碍脚,渐渐被排挤到一边。王力的倒台,使曾得到王力支持的李敦白受到牵连。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被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关进了单人牢房,这一关就是9年多。

直到1976年的一天晚上,李敦白回忆到:“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农民都在默默地喂猪种粮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农民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铙钹齐响,四出游行。笑声和中国民乐器高亢的声音响彻八方。连着几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响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那边,正对我的牢房里传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那哭声就像是中国葬礼上的职业送葬者。‘为了你,我不在乎我得受什么苦。噢,真正的革命者在世界上要受怎样的苦呀!同志们,别怀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声音我有九年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是江青。”

曾经把千万人投入监狱的江青,终于自己也来了。

1977年11月,李敦白走出了秦城监狱,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十年浩劫后满目创痍的世界。“我很快就发现,在坐牢的这段时间,世事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我回到的北京已不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北京,而这不仅是因为十年浩劫。一国之都的干净整齐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脏乱的街道,到处都是垃圾。以往促使人们在外宾见到垃圾前自发清理的精神,也已不再。在外国人下榻的友谊饭店对面的市场前,果皮纸屑随处可见。”

“人民解放军战士曾经是城市里礼仪和纪律的模范,是人民喜爱的子弟兵。但是现在,穿着军装的粗鲁小伙子等公车一来,就推开排队的长龙,自顾自挤上公交车。而被推开的老百姓除了报以怒目,也无计可施。”“也有一些新房子在修建中,但是工程偷工减料,新建的高楼一副阴冷潮湿的样子,盖好那天就像旧的。大部分还在等着配上水电管线和电梯。”

“不过最大的不同还是人际关系的改变。‘朋友‘两个字有了新的定义,所谓‘朋友’就是能为你带来好处的人,比如把几双新鞋藏在柜台下,等你拿几块精挑细选的上好猪肉来换。‘后门’也有了新的定义,走后门——利用特殊的人际关系——是办成事情的惟一方法。”

“现在提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别人不是耸耸肩膀,就是干笑几声。为了减轻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系情绪,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口号,要大家一切向前看,不要回顾,但是立刻被改成讽刺的双关语:‘向钱看’。”

“至于在我服刑期间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燕妮告诉我,其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痛恨,对‘四人帮’的痛恨。我试着向她解释,在过去,党不是这样的,它纯净不腐化。她回答:‘我们这一代从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不清楚有那么一回事。’”

“玉琳和我到各地旅行,我发觉不论走到哪里,情况都是相同的。到处都是痛苦、幻灭和被背叛的感觉。”

后来,李敦白携妻子及四个子女移居美国,仍然从事中美友好交流活动。很明显,李敦白和中国有割不断的情感联系,但经过文革的狂喜和幻灭之后,他最终选择叶落归根、回到故土。

六、一点感想

民主制虽然表面是以分权、竞争性选举为特色的一套政治制度,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却根植于一套以自由、平等、博爱、公正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此为归依的行为方式。拥有这一套现代文明价值观的人,懂得尊重别人,在保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不会象野蛮专制的人那样总想让自己的权利凌驾于别人之上。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就需要制定一套规则——法律,法律就象是一套公平竞赛的规则,是大家共同制定,自觉遵守的,破坏法律就象是比赛中作弊,侵害了别人的权利,违背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正大光明的现代公民所不屑的。

但中国离这一切似乎有相当距离,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造反组织夺权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习惯于是野蛮专制的行为方式,他们推翻压迫者并不是为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秩序,而是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所以短暂的自由只带来野蛮的释放、暴力的循环,不但不能带来民主,反而离民主越来越远,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遭到践踏。

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博爱、公正这一套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作为底蕴,自由开放的权力竞争就会变成疯狗之间的恶斗,各方都不择手段,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最后走向最极端野蛮的斗争方式——暴力,在血腥的杀人比赛中产生一派新的压迫者。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民主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人民,所以民主建设中最根本的是开启民智,使多数人逐渐放弃野蛮专制的习惯,接受文明法制、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文明启蒙的道路上只是开了个头,就被激进革命和外敌入侵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重新接续了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启蒙。

中国是一个专制传统极深的国家,这一传统在现实中仍然无处不在,一个中国人很难从日常生活中得到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文明的滋养,因此现代文明的启蒙不得不主要靠专门的读书学习、不得不依赖于教育。现在中国所有大学毕业生加起来据说有9000万,大致占人口的7%,也就是说有93%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2013最难就业年毕业700万大学生来计算,10年以后大学毕业生占人口的比例可以提高到12%,也就是说仍有88%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中国传播现代文明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现代文明的启蒙过程中,知识界无疑应该承担重要的使命。不过,就中国知识界的现状来看,掌握学术权力的人常表现出缺乏自制的野蛮作风,把学术公权力变成私人关系的筹码,从院士选举、职称晋升、课题评审等学术竞争中暴露的乱象来看,知识界本身还处在缺乏现代文明规则的野蛮混乱状态。中国知识界必须首先自己清理门户,建设文明的堡垒,才能真正承担起传播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

原稿发表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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