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复杂且动态发展的历史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经典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直接的资源掠夺、殖民统治与市场瓜分。二战后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掠夺方式更为隐晦，更多借助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用金融操控和技术垄断等间接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间接控制和剥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明显转向，呈现出经典帝国主义的某些特征与倾向，这一现象可被视为经典帝国主义的“回光”。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全球发展趋势，公然侵犯他国主权甚至发动局部战争，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多维度严重冲击。经典帝国主义的“回光”不仅不能挽救美式霸权的衰落趋势，反而会加速这一进程。在此背景下，国际秩序重构势在必行。
关键词：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 经典帝国主义“回光” 国际秩序 美式霸权
自20世纪初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的帝国主义，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议题。从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到冷战时期美苏两极争霸，再到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帝国主义的形态虽历经变迁，但资本扩张、经济掠夺和政治霸权的本质特征始终未变。进入21世纪，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作为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的美国呈现出反常多变的态势：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军事扩张过度、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仍试图通过军事干预、金融操控和文化输出等手段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甚至不惜公然违反国际法，侵犯别国主权和核心利益，乃至挑起局部战争。美国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引发了学界对经典帝国主义是否回归的广泛讨论，即帝国主义在衰落过程中是否会通过有可能将人类引向大规模战争深渊的极端手段重振霸权？这会对国际秩序、美式霸权产生何种影响？
当前，学界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一是历史维度，学者们通过梳理帝国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其从殖民扩张到新殖民主义的演变逻辑，指出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虽不再以领土占领为特征，但通过经济控制、金融掠夺、军事威慑和文化渗透等手段构建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霸权，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剥削。二是现实维度，研究者关注美国霸权主义的最新动态，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军事干预主义，以及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是经典帝国主义的再现。三是理论维度，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批判为观察经典帝国主义回归提供了理论支撑，右翼学者则强调美国霸权的“例外主义”和“使命论”，试图为帝国主义政策寻找合法性依据。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维度，缺乏对当前帝国主义行为的全面认识和多维度分析，尤其是对它影响国际秩序、美式霸权的内在机制等探讨不足。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如何在历史比较中定性当前的帝国主义行为？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经典帝国主义“回光”是如何冲击国际秩序的？这种冲击将对美式霸权的持续性、稳定性产生何种影响？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重塑国际秩序？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探讨，本文试图揭示帝国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基本规律，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一、帝国主义的历史演变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形态，自19世纪末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深刻塑造了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如今，帝国主义正呈现出一种微妙且复杂的态势：在衰落已成难以逆转的趋势的同时又通过极端手段妄图重振霸权，出现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之象。
（一）经典帝国主义走到尽头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深刻揭示了经典帝国主义生产集中与垄断、金融资本统治、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以及殖民地瓜分五大本质特征。时至今日，前四项特征依旧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格局和人类社会发展，其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生产集中与垄断持续深化，大型跨国企业掌控着全球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金融资本统治愈发强势，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产生着巨大影响，金融寡头在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资本输出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也更加多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全球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垄断同盟不断调整形式，通过跨国协议、经济联盟等方式，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共同剥削发展中国家。
然而，经典帝国主义的第五项特征——殖民地瓜分，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全球领土被基本瓜分完毕，殖民地的市场和资源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焦点。尽管在掠夺、打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暂时联合起来，但这只是利益驱使下的短暂同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等三次局部战争相继爆发，这些战争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激烈角逐。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这种争夺推向了极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战争规模和破坏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帝国主义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一战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二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社会主义革命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反思过去的对外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疯狂行径。如果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不调整对外政策，帝国主义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命运。
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争的洗礼中逐渐觉醒。他们目睹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残暴和掠夺，认识到只有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才能摆脱被宰割的命运。于是，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奋起抗争。这一系列变化表明，经典帝国主义依靠武力侵略和殖民地瓜分维持统治和获取利益已经难以为继，经典帝国主义逐渐走向尽头。
（二）二战后帝国主义的形态转型
二战后，世界格局经历深刻重塑，冷战的爆发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成为推动帝国主义形态转型的关键力量，促使其演变为以隐晦掠夺为特征的新帝国主义形态。新帝国主义是“资本积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尽管其本质依旧是通过剥削压迫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霸权利益，但掠夺手段更为隐蔽，且注重营造表面利益平衡的假象。
冷战构成了帝国主义形态转型的重要时代背景。二战后，美苏崛起为超级大国，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差异巨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遏制”政策，引发后者反抗，双方展开数十年对抗。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国家空前联合，组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体系，通过扶植亲美政权、构建军事同盟、意识形态渗透等间接隐蔽手段实现霸权。与此同时，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倡导和平共处，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调整传统政策，改用经济援助、贸易合作、文化交流等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于是，帝国主义以一种新形态——新帝国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持续施加影响，其中经济与文化手段成为掠夺的重要途径。政治领域，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支持亲西方政权、进行政治渗透和颠覆等手段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经济领域，帝国主义“利用跨国公司这一重要工具，以离岸外包、全球劳工套利等方式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拖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此外，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存在诸多不公平之处，倾向于保护帝国主义国家利益，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技术标准等限制发展中国家，使其在全球贸易中处于劣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经常扮演帝国主义经济扩张帮手的角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附加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文化领域，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传播能力试图侵蚀、同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军事领域，尽管新帝国主义不像经典帝国主义那样频繁直接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仍通过军事威慑、军事干预等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地区和国家进行军事包围和监视。当然，在新帝国主义阶段，也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类似经典帝国主义的粗暴行为，但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在其他地区，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往往受冷战影响，需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其掠夺和干涉的本质。
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在一定程度上对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形成了制衡。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苏联这个强大对手的轰然倒塌，美国等西方国家自认为拥有了绝对的世界霸权，在国际舞台上愈发狂妄自大，肆无忌惮地大行霸权主义。它们不再受冷战时期阵营对抗的束缚，行为愈发激进，有些行径甚至带有经典帝国主义的浓烈味道。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等借口，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尽管相关战争行为饱受国际社会谴责，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总能寻找借口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试图掩盖掠夺资源、控制战略要地、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真实目的。
新帝国主义巧妙地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手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灵活多变的手段使其相较于经典帝国主义更具适应性和隐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转为新帝国主义，才让帝国主义在历经经典帝国主义时代的衰落之后，又得以续命80年，继续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二、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界定和主要特征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帝国主义国家试图重拾经典帝国主义政策，通过强化军事干预与地缘政治操控、弱化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奉行单边主义和强权外交策略等手段，延续其霸权统治，呈现出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复杂态势。
（一）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界定
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作为一个特定理论概念，旨在描述特朗普第二任期重拾经典帝国主义政策这一惊人现象。
从本质层面审视，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依然根植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与内在逻辑。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必然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经典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和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三个概念，体现了帝国主义本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经典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早期形态，核心特征是直接的殖民统治与武力扩张；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仍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但手段更为隐蔽和多样；而经典帝国主义“回光”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行为模式上再度呈现出与经典帝国主义某些核心特征相近却又受时代条件深刻制约而具有独特表现的特征。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始终未变，只是方式方法因时而异。当前，美国重新采用一些更接近经典帝国主义的强硬、直接行为方式，以一种近乎癫狂、穷凶极恶的姿态对部分战略要地和资源要地实施残酷侵略，这是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现象的集中表现，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全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根本冲突，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选择通过更直接、更暴力的手段实施对外侵略，以维持霸权地位。
新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军事干预他国虽也频繁，但总会炮制出“国家安全”“人权”等冠冕堂皇的借口，像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时，就以“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人权”等为由，在无联合国授权情况下联合盟友空袭当地政府军目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破坏，这些借口不过是其霸权行径的遮羞布。而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军事干预和领土索求行为尽显经典帝国主义的强硬无理。美国纯粹出于霸权思维和对拉美地区的控制欲望而公然空袭委内瑞拉；提出将加拿大并入使其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占领格陵兰岛，完全无视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出于地缘政治博弈和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需求，伙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这些无任何冠冕堂皇理由的行为直接触及领土、主权等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本质在新时代的局部、极端且带有强烈复古色彩的显现。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的这种经典帝国主义倾向的“回归”是有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在发动军事干预或进行领土索求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自身情况来看，美国面临着诸多内部问题。国内政治极化严重，两党之间矛盾尖锐，政府决策受政治斗争的影响较大。经济上，美国虽然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也面临着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社会上，种族矛盾、社会分裂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这些内部问题使得美国在对外政策上难以全力以赴，无法像经典帝国主义那样进行大规模扩张和侵略。
综上，帝国主义经历了从经典帝国主义到二战后新帝国主义形态的转型，再到特定时期的“回光”。这种“回光”现象主要集中在美国身上。至于这种带有经典帝国主义色彩的“回光”现象能够持续多久，目前尚难以准确判断。它的暂时性源于内外双重制约：国际层面，美国单边主义与盟友利益冲突的激化，导致其行动空间持续被压缩，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强硬姿态与美国宣称的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不仅未能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反而因滥用霸权、践踏国际法而严重透支其国际信誉，导致软实力受损；国内层面，两党政治极化与选举周期的波动，使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若共和党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失利，它在国内外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可能大幅下降，或促使美国收敛此类行为；若民主党再次上台执政，基于相对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外交策略导向，很可能转而寻求更顾及国际潮流和美国长远利益的国际合作与发展道路。
（二）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主要特征
军事行动方面，体现为从“师出有名”到“肆意妄为”。军事力量始终是帝国主义国家维护霸权的重要手段，“不仅是因为军事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助推剂，而且还是新帝国主义解决自身内部危机的必然选择，帝国主义资本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危机就必然通过战争来解决”。新帝国主义阶段，军事干预常披着“合法”外衣找借口行动。例如，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地区安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考虑到直接侵略会影响自身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因此编造借口让战争看起来符合国际道义和规则，掩盖其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维护全球霸权的真实目的。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军事行动则呈现出毫无顾忌、肆意妄为的特点。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再像新帝国主义时期那样顾及国际规则和舆论压力。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为例，美国毫无合理合法依据，公然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通过军事威胁手段推翻马杜罗政府，特别是公然绑架马杜罗，举世震惊。这种行为表明，美国认为凭借自身军事优势，无需再遵循过去那种看似合理的程序和借口，直接使用强硬手段就能达到目的。这是帝国主义在走向衰落过程中不顾后果的疯狂挣扎，所以称为经典帝国主义“回光”。
国际规则运用方面，体现为从“利用规则”到“践踏规则”。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本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机制，如今却遭严重边缘化。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常将国际规则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虽然它们会利用规则漏洞，但总体上仍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国际规则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制定和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内协商妥协，在国际组织中尊重基本程序、操纵议程影响决策。而在经典帝国主义“回光”阶段，它们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从“利用规则”变为“践踏规则”。在国际司法领域，美国制定国内法律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军人罪行进行调查审判，公然践踏国际规则。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特朗普曾宣称他的话就是国际法，这种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狂妄言论，是对国际法治精神的公然蔑视和粗暴践踏。
外交策略方面，体现为从“利益博弈”到“强权霸凌”。外交是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方式。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虽然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但通常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协商等方式来解决分歧和争端。冷战双方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存在严重对立，但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等国际危机时，还是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了紧张而激烈的谈判。这种外交策略体现了新帝国主义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意识到战争的巨大风险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经典帝国主义“回光”在外交策略上呈现出强权霸凌的特征，完全无视他国利益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美国对盟友的态度为例，在新帝国主义阶段，美国虽然对盟友有着较强的控制欲，但会照顾其利益、协商维持关系，如北约内分担军费、协商贸易。经典帝国主义“回光”时的美国变得自私霸道，特朗普政府逼北约盟友将军费大幅提升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不顾欧洲盟友承受力与安全关切威胁退约，尽显强权霸凌本质。
（三）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与新帝国主义的对比分析
与新帝国主义相比，经典帝国主义“回光”在介入方式、影响范围与深度、霸权行为特征等维度呈现出明显区别。
在介入方式上，新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外掠夺的隐蔽化。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保留武力威胁等手段，但更多采用隐蔽方式实现利益诉求，介入方式兼具间接性与直接性，且以间接介入为主。它们借助金融操控，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资本，影响他国经济政策与市场走向，使目标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对其陷入经济依赖；它们利用文化渗透，输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削弱其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主性；它们实施政治干预，扶持亲己势力上台，操纵他国政治，确保自身利益在目标国家政治决策中得到体现。当前，美国的介入方式彻底转向强权碾压，直接军事打击频繁上演，极限施压策略大行其道，全方位制裁毫不留情，试图以强大武力和高压态势迫使对方屈服。
在影响范围和深度上，新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联合对敌与内部协调扩大影响力，主要采用隐蔽渗透的策略，更多是在经济、文化等层面进行渗透，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更具渐进性和迷惑性。而经典帝国主义“回光”阶段，美国为维护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手段从隐蔽转向公开霸道，以发动战争或进行军事威慑的方式使国际秩序在短时间内面临巨大冲击而遭受破坏。
在霸权行为特征上，两者虽本质上同为霸权扩张，但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更侧重借经济规则制定、文化传播等多元隐蔽手段推行霸权，虽具强制性但留有灵活余地，在实施霸权行为时会进行各种伪装，将霸权行为美化为维护世界秩序的必要行动。当前，美国的霸权行径逐渐撕去道义伪装，直接以实力地位为准则，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他国主权进行粗暴践踏。
三、经典帝国主义“回光”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当下，呈现出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之态的美国，公然漠视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所确立的规则秩序，以霸权思维凌驾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对二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一）二战后国际秩序是世界和平的基石
当下世界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秩序建立在二战废墟之上，是人类为避免重蹈战争覆辙、谋求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而精心构建的重大制度架构，承载着国际社会对和平与正义的深切向往。《联合国宪章》开篇庄严宣告：“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不仅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的执着追求，更为国际秩序确立了核心价值坐标。
这一国际秩序具备多维度的显著特征。在规范层面，它以《联合国宪章》为坚实基石，精心搭建起全面且极具权威性的国际规则框架。该框架确立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系列重要原则，为国际关系奠定了稳固的法律根基，从制度层面严格约束各国行为，有力地遏制了侵略与战争的滋生，为世界和平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在运行效能上，它构建了多层次、多领域的组织架构与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主要机构各司其职、协同运作，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同时，它通过设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专门机构，在经济、卫生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全球治理高效实施，显著增强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保障。在包容性与发展性方面，它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彻底打破了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旧格局，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这一秩序促进了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共享，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经济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国际秩序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如部分规则的制定存在不合理之处等。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经典帝国主义“回光”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多维度冲击
经典帝国主义“回光”行径对二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的根基。
多边机制遭受直接猛烈冲击，权威性岌岌可危。当前，美国的经典帝国主义“回光”行径在多边机制领域表现得极为突出。美国虽然仍打着“国家利益优先”的旗号，却不再满足于隐蔽操控多边机制，而是公然绕过联合国这一核心平台，在未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凭借自身军事优势，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种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违背国际法规定的粗暴行径，是对多边机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直接且猛烈冲击。多边机制本是联合国秩序下各国共同参与、平等协商解决问题的重要架构，美国的此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多边机制的正常运转，削弱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各方、凝聚共识的核心作用，使得联合国秩序在多边合作层面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法治面临严峻挑战，权威性与约束力大打折扣。美国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直接侵略主权国家的行为，严重削弱了国际法的权威性与约束力。国际法是联合国秩序的重要基石，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保障各国合法权益的基本准则。美国的所作所为使得国际法在执行和实施过程中面临巨大困境，导致联合国秩序在国际法治保障方面陷入重重困境，国际秩序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受到极大损害。
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世界和平与安全根基动摇。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经典帝国主义“回光”行径，将地区安全局势推向了极度危险的边缘，对联合国秩序下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目标构成了严重威胁。地区安全是联合国秩序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美国的军事冒险行为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动摇了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基，使得联合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努力面临巨大阻碍，联合国秩序在地区安全层面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受到严峻挑战。
四、美式霸权的衰落趋势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帝国主义必然有其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美式霸权长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走向。随着时代发展，美国的内在矛盾不断凸显，经济影响力相对下滑、军事干预遭遇阻力、政治模式吸引力减弱，衰落趋势渐显。当前的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不仅不能挽救美式霸权，反而正加速其衰落甚至瓦解。在此背景下，国际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压力。旧有霸权格局的瓦解，为国际秩序重构带来契机与挑战。
（一）美式霸权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困境
美式霸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并巩固的。从历史基础来看，工业革命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飞跃，使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生产力的优势为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资源掠夺和市场占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军事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长期积累形成的先进武器装备研发能力与成熟的军事战略体系，打造出威力强大的军事机器。两次世界大战虽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借机实现了军事力量的进一步扩张与升级。随着历史的发展，苏联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为世界政治舞台带来了全新的力量。同时，殖民统治的瓦解使得亚非拉众多国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国际政治力量日益多元化。这些变化对西方国家原本稳固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新的手段和策略来维持霸权。为了达成目的，西方国家精心谋划并着力构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成为它们维护霸权的最重要举措。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二战后开始构建，以综合实力为坚实基础，利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为美式霸权提供物质支撑；以价值观为纽带，借民主等幌子输出所谓“普世价值”，影响他国思想观念；以同盟体系为重要支撑，通过北约等集团实现军事政治捆绑，壮大自身力量；以对国际机制的掌控为重要保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占据主导，掌握规则制定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起初适用范围有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该秩序适用范围明显扩大。
当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诸多困境。从综合实力看，非西方国家总体实力不断提升，在军事上研发先进装备、提升战略能力，在经济上实现快速发展、产业升级，在科技领域不断突破创新，缩小与西方的差距，这使得西方在综合实力上的优势相对下降。价值观方面，非西方国家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对西方强行推行的价值观产生抵触，西方价值观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大不如前。同盟体系上，一些同盟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再完全紧跟美国的步伐，在诸多问题上与它产生分歧，同盟内部的凝聚力显著下降。国际机制掌控方面，非西方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加，美国等西方国家难以再像过去那样一手遮天，对国际机制的绝对掌控力受到挑战。
（二）经典帝国主义“回光”加速美式霸权衰落
美国为维系霸权采取极端战略行动，这一逆潮流之举不仅无法阻挡霸权衰落，反而加速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解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曾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驱动力，构建起一套看似稳固且繁荣的体系。然而当前，美国的经典帝国主义“回光”正从综合实力、价值观、同盟体系、国际机制掌控能力四个方面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全方位冲击。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美国长期在全球资源配置与产业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凭借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攫取巨额利益，稳固霸权地位。美国为维护自身优势，在军事上不断加大军费开支，持续挑起地区冲突与军事对抗，使其深陷战争泥潭，大量财政资源被消耗，地区和平稳定被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受到严重冲击。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西方鼓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为精神内核，长期通过文化渗透、政治干预等手段，试图将这套价值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以此构建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维系西方国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然而，在经典帝国主义“回光”中，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种种行径严重冲击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理念，使其精神支柱摇摇欲坠。一方面，美国自身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观严重背离，瓦解了其价值理念输出的道义基础；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发展中国家自主意识增强，压缩了美国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输出空间。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精心构建的以自身为核心的庞大同盟体系。美国通过与盟友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开展广泛经济合作等手段，将众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试图凭借盟友的支持与配合来巩固全球霸权地位。然而，在经典帝国主义“回光”阶段，美国为私利牺牲盟友，严重破坏了同盟的信任基石。同盟内部利益分歧加剧，协调难度陡然增大。部分盟友寻求独立自主，进一步加剧了同盟体系瓦解的风险。美国的一系列短视行为和同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使同盟体系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对国际机制的主导控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特征。美国及其盟友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制定规则、操纵决策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霸权。当前，美国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频繁绕过国际机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严重破坏了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度基础受到严重冲击。
可以说，经典帝国主义“回光”正在全面解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动摇美式霸权基础，其衰落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三）国际秩序的重构方向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美式霸权的重要依托与外在表现，正在遭受全面性的解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虽然也受到经典帝国主义“回光”的一定冲击，但由于它深深扎根于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契合人类社会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普遍愿望，不仅不会在冲击下瓦解崩溃，反而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经典帝国主义“回光”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机制的长期掌控与垄断，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显著下降。与之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国际事务中愈发积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话语权显著增强。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为强化和完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得它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反映国际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更具代表性与合法性。
展望未来，国际秩序重构将为建设一个更为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奠定基础。各国将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注重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加强文化交流互鉴。然而，这一进程不会一帆风顺，美国等西方国家可能会试图阻碍国际秩序重构，地区冲突等威胁也依然存在。国际社会需保持警惕、加强合作，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国际合作应基于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取代争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让每个国家都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平等发言权，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坚持正确义利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实现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这正是国际秩序未来的图景。
作者：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海南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