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匈奴墓葬中普遍发现的殉葬发辫以代替殉人的现象，是匈奴民族独特的、具有浓厚萨满色彩的丧葬习俗。但其中赋予断发殉葬这一行为的宗教的、情感的、礼制的意义却是普遍存在的，以断发、断指、断爪(指甲)、断腕等作为宗教贡品的宗教文化记录在世界各地都曾普遍存在，以断发为代表的对于极端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匈奴人的发殉，在对待头发的态度上，无疑是与儒家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伦理观念相冲突的，但其处理头发的具体形式，即以丝绸锦囊包裹，将头发和指甲放在一起埋葬于棺椁之中的具体方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原礼制的影响。
原载于《文史哲》2012年第2期，第92-100页
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已发掘的匈奴墓葬中普遍发现以殉葬发辫代替殉人的现象，笔者曾就此撰文作过一些探讨。作为匈奴人的一种葬俗，发殉有其独特性，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却是普遍的。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都赋予头发某种共通的宗教、文化、情感与礼制的意义。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关头发在葬礼、宗教、礼仪活动中的特殊用途和寓意，不难发现，断发现象有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许多民族中对于断发的情感表达有着共同的理解。匈奴人的发殉现象，只是这一共同思想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其他民族也普遍存在着以断发誓天、祈福、祭祀、代表人牲、象征死刑，表达爱情、思念、忠诚、悲痛、决心、冤屈等文化现象。匈奴人的断发殉葬，显然是与汉民族以对头发的珍视作为满足传统孝道的儒家伦理观念相冲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原的礼制多少对匈奴人的丧葬礼仪也有所影响，特别是匈奴在具体的对头发的处理形式上，竟与《礼记》的相关记述有不谋而合之处。其渊源绝不仅仅是出于萨满教的某些观念，还包含着世界上许多民族共同的情感表达，以及中原礼制、习俗的某些影响。
一、发殉的宗教意义
匈奴发殉现象最集中的发现，是在蒙古国诺音乌拉出土的匈奴贵族墓中，该墓出土了大约一百多件保存完好的发辫以及分缕发束实物，其中一些和剪下的指甲一起，置于丝绸锦囊之中。这些资料，都记录在俄罗斯考古学家鲁金科所著《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一书的《附录》当中。从该书《附录》的随葬品清单可见发现：发辫放置的位置各不相同，有的在棺椁内，有的在回廊里，有的在甬道中，有的在墓道里，甚至还有在墓顶上、墓葬填土中。显然应是分别在入殓盖棺、下葬过程中甚或是回填过程中举行的各种祭奠仪式时放入的。除此之外，高勒毛都M15出土一束发辫，德列斯图依墓地M10死者右肩上有一条发辫，M33头骨下有两边分开的头发。有记载说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中也曾发现有经过修剪的人的头发。
据鲁金科记载，匈奴普通民众墓葬中出土的发辫一般很短，而贵族墓葬出土发辫一般较长，M6、M24、M25所出发辫基本都在20-25厘米。从发殉的位置来看，似有亲疏之别、等级之分或先后之序，内椁之中一般数量较少，墓室和墓道之中数量较多。鲁金科认为这些头发可能是墓主人的头发，并用民俗学的资料解释：在实行巫术时，一些民族是要把死者的头发剪下来一些，而后要将头发与死者一起放到墓中去。继而又认为剪下发辫用于陪葬者必定是女性，原因是匈奴男人是不留发辫的，它们是与单于合葬的“近幸臣妾从死者”的代替品，他由此判断凡殉发辫的墓均为男性墓。
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也详细描述了这些墓葬中的头发及其包裹物：“其中的一些发辫被用长条形口袋包缠着，长口袋由绢绸制成，绢绸口袋的外表装饰着被剪裁成三角形的绢绸饰物……包缠着这些发辫的绢绸材料，其上可以明显看到因长期服用而渗透沾留着的油污脂垢痕迹。有关专家据此主张，当然应该将这些发辫认定为，是当时的那些与死者(墓主人)有某种密切关系的人们，把自己的头发剪割下来留献给死者而形成的。”俄罗斯学者科兹洛夫在《外蒙古调查报告》、《外蒙考古发见纪略》相关发掘记录中也说：墓中“女有辫者髻者”，“尚有截耳割发，填之墓中，以表哀忱者”，应该是象征着大批“奴隶殉葬”。另一俄罗斯学者伯恩施坦则认为：“这是被匈奴征服的部落送给匈奴单于的很特别的礼物。”
笔者在《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一文中，曾就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发束发辫所反映的独特丧葬习俗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发殉的习俗源于萨满信仰的“发为藏魂之所”，以及对鬼神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萨满教认为：人死形灭后，灵魂可以继续存在于死后的人身上最具有灵性的器官，如骨骼、牙齿和头发之中。因头发在萨满教中被视为具有灵性之物，并具有可以不断再生、耐久不腐的特性，故被信仰万物有灵的匈奴人当作“近幸臣妾”的象征和代替品，用于陪葬和祭祀仪式之中表达悲痛哀思之情。目前所见的匈奴墓葬里，只发现了这些发辫，而不存在所谓的“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十)百人的骨骸，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匈奴以及后世的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都曾存在以头发作为生命或人的灵魂的象征，用于埋葬仪式或祭祀仪式当中的宗教现象。文章还详细考证了匈奴人的发型，断定这些发辫的主人既有女性也有男性。
发殉现象其实并不仅限于信仰萨满教的匈奴人，在世界各地的殡葬、祭祀、宗教礼仪活动中，用头发象征生命、象征完整的活人，作为祭祀贡品的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类似的礼仪在世界文化史上亦曾出现过。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常见断腕、断指、剪发、断爪以代替生命、代替人殉的宗教文化记录。一般认为，在祭祀中奉献的贡品以部分来代替全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只有当人类的认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能从仪式符号的角度理性地认识牺牲品的意义，认识到象征牺牲与真正的牺牲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在献祭仪式中可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既能使作为牺牲的人类个体生命得以存活，同时又可获得神灵的佑护。
查我国古史，商周时期就有以须发、指甲代替人殉的宗教行为，“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同一史实，也出现在其他文献记载中：“(汤)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今天看来商汤剪掉一些头发、指甲不过是无关痛痒的举动，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却是以身为民的自我牺牲，遂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直到宋时尚有记述。周公也曾以同样的方式为成王的病向神祈祷，《史记》记载：西周“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爪，手指甲)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有学者指出：剪发断爪，是人祭仪式的原始遗留。
人类学学者记录了国外一些土著民族的此类习俗，弗雷泽在《金枝》中就记录了一些关于发爪的信仰、巫术和禁忌。欧洲人常常以为男女巫者的邪恶力量寄存在他们的头发中；托儿杰人和卡罗·巴塔克人都剪去小孩的头发以免生虱，但总要在头顶上留下一绺头发作为小孩魂魄隐蔽之所，否则魂魄无处可依，孩子便要生病。事实上，我国一些地区也有同样的民俗。
与此相关的，以身体的某一部位象征或取代完整的人，在原始宗教文化记录中比比皆是。人们常以断指、割耳等行为祈神以重新获得力量和延长生命。南非的博茨瓦纳卡拉哈里布须曼人，当家中有近亲去世时，女人们会割掉一个小指关节；新几内亚西部伊利安加中央高地人，家中如有人死亡，妇女们就得砍下一节手指以示哀悼；某家死亡的人愈多，妇女们的手指就愈少；访问过那里的人说，没有一个高地女人的手是十指齐全的。加拿大的印第安土著居民也有类似的风俗，每当有瘟疫流行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方法“切断死亡”。汤加居民有“图图尼马”习俗，“用斧头或锐利的石头砍掉一节小手指作为贡献给神的祭品，为的是治好主要的亲属们的疾病”。尼科巴群岛的岛民的殡葬仪式，“以一节手指代替整个人”；而“以身体的某一小部分相殉之俗，亦见于古代欧亚大陆北方的Scythian族”；美洲印第安人克劳部“若是某人赠送一件礼物予其友人后而死，其友人必须举行某种为公众所公认的哀悼行为，如当举行葬仪之际，切断手指一节，不然需将礼物归还于死的赠送者之氏族”。在世界民族志资料中，断指是献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就他们所处的社会而言，因断指而保全了性命，是一件好事。在盖尔人的传说中，也有提到“断指”的内容。传说中的英雄们在完成他们的壮举——奋勇击退魔鬼与其他敌人之后(或之前)，便进入沉沉的睡眠。而女英雄们只有割下一个手指关节、一块耳朵儿或者头顶部的一块头皮，才能把他们唤醒。
英国学者泰勒认为：在上古人的观念当中，奉献给神的祭品、牺牲，其价值和合意性是由损失的重大性来测定的，所以古史中常常记录重大仪式中，总是挑选最美丽的处女和童男作为牺牲，或从贵族家庭中挑选牺牲，以增大这种牺牲的价值。最原始的牺牲是不惜代价虔诚奉献的，但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祭祀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民族都想到这样一种意见：缩减祭品的开支而对祭品的实际没有损害”，“贡献部分代替全体，献给神的一部分，其价值与全体已经完全不相称，于是完全的祭祀开始逐渐变成代用品”。断指、断腕、剪发、断爪以送葬或祭神，则所断之指与腕，所剪之发与爪，均具有象征意义，即象征牺牲，象征人殉，象征以己身为牺牲。可见，人类的娱神、媚神、祭神活动随着文明的进程，也在不断进步。如何既表达对神的虔诚，又在实质上把牺牲的代价降到最小，人于神前是做了许多聪明的铺排设计的，即在观念上赋予牺牲以最大的价值，比如将头发、指甲的寓意上升到代替人的生命与灵魂的位置，而实质上则尽力将损害减到最小，选择头发、指甲这些并不伤及人身、且可以不断再生的人体部分来代替人的整体。
我们看到在许多民族中确实出现了异常重视发、须、爪并赋予其特殊涵义的文化现象。前辈学者江绍原在《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中就探讨了我国民间对于发、须、爪的特殊的民俗信仰，如本主与其发爪被认为有同感的关系，头发和指甲“即使已经同本主分离，所受的待遇，所处的境况，仍被认为能影响到本主的寿命，健康，心情”。伤害头发和指甲，就可同时伤害到其主人。这实际上就是原始巫术中的所谓接触巫术，即可“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于是，在民间施行巫术和诅咒时发须爪常被用为本人的替代品，有时它们则在巫术仪式、祭礼或刑罚中代替主人作为牺牲或接受惩罚，“它们还可以做本人的替代品，代他入井，代他送命，代他受人或鬼神的惩罚。本人能做到但一做到就莫想再活着的事，可以用它们去代替；本人绝对做不到的事，也可以用它们去代替”。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人们开始十分谨慎地处理剪下的头发、指甲等物，以防止其被人利用而伤及自身。《礼记》中有“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士埋之”的记载。而新西兰的毛利人酋长，也将剪下的头发收集起来存放在邻近的墓地里。江绍原说：“行丧礼者割下自己的发放在坟上、墓内或尸体上，在全世界中是常见的事。”但颇令人费解的是，迄今为止在墓葬中出土殉发及指甲实物的现象，却仅仅见于匈奴墓。匈奴墓当中不仅殉发的数量众多，而且以精美的丝绸锦囊隆重地包裹，并依照等级和亲疏，分别地葬于墓葬的不同部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礼记》相关记载的准确性。
从断腕、断指代替人殉、代替自身生命，到断发、断爪(指甲)，甚至完全地符号化，这是古人在神灵面前的偷工减料，不断将贡品减少，但又要使神灵相信和感到这牺牲的价值和虔诚依旧，就需在观念上不断强化这种牺牲符号的价值。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到考古发现的史前时代。考古出土资料中非盗扰的肢体分离和残缺的现象也很常见，有学者亦曾对此加以探讨。如半坡遗址发现一些死者的体骨缺指少趾，而墓坑填土或随葬陶器中有其断指割趾，姜寨遗址也发现一具中年男性人骨，其右足的四节趾骨另盛于一陶罐内。很可能当时已有割断手指足趾祀神之俗，不仅施于生者，也施于死者。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一座男子双人合葬墓，其中一位青年腰椎明显左移，可能因外伤使脊髓受侵，生前截瘫，另一位中年男子右下肢被割断。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发现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窟绘画中残留人类断指印记，“很多指印清楚地表明，有一个或更多的指关节被除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留下的”。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2.5万年。据记载，欧洲史前墓葬中还存在寡妇在丧夫时斩断自己的手指节的习俗。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类似的情况也长期存在，例如：“(辽)太祖崩，(述律)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太祖之崩也，后屡欲以身为殉，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朝野因号为‘断腕太后’”。
在北方民族的丧葬文化中，除了生人为死人毁器、殉牲之外，还普遍存在生人为死人断腕、断指、割须、割发之俗。祭品的象征意义和符号化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匈奴墓葬中的殉牲，已经是象征性的用马牛羊的头和蹄子来代替整个动物。而墓葬中发现的大量使用头发和指甲随葬的现象，或亦反映了用头发和指甲代替整个人作为殉葬的事实。而为了增加这些祭品符号的精美性、合意性，匈奴人的作法，就是在马的头上装饰马具，在人的断发上扎上丝绸或线绳，用丝绸锦囊来盛放，虽然这些丝绸布料可能是身上旧衣裁制的，但显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仔细的加工，缝制成窄长的小口袋，有的上面还缝着两种颜色做的锯齿形的花边装饰，以及类似护身符样的东西。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牺牲的价值、显示祭祀的隆重，以最大程度地求得神灵的护佑。满族及其先民也有一种与发辫相关的习俗，不同的是他们将战死他乡的族人就地安葬，而在入殓前将死者的辫发剪下，用红布包裹，送回死者生前的氏族，由家人供奉，表明魂归故里。
二、发殉的情感表达
匈奴墓葬中的发殉不仅仅是出于宗教观念，而且包含着人类共有的生者对死者的极度思念、哀悼与悲痛之情。割发致哀这种情感表达在许多民族中存在，不惟匈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记录屡见不鲜，由于人们赋予头发深刻的文化内涵，断发常常是人们表达和宣泄极端情绪的一种方式，如主动地断发往往用以表达极度的悲痛、冤屈、效忠、决心和绝望等等，而被动地断发则是极大的人格侮辱，甚至要以命相抵。
在一些民族中，断发、剺面、割耳，常常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在一些场合中并用，特别在北方草原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具有浓厚萨满文化色彩的文化符号。孙家洲、白岩在《剺面古俗与阴山岩画补说》一文中，就探讨了剺面习俗所表达的“无法表达的痛苦”与“不可更改的决心”，“并且带有某种请神人共同监督的自律、约束作用”，文中并列举了东汉时期“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棃面流血”；北魏时期清河文献王元怿遭人诬陷被害之后，“胡夷为之剺面者数百人”；突厥人在葬礼上“以刀剺面，见哭，血泪俱流”等多处关于剺面的历史记载。而实际上，断发与剺面在北方民族中常常是同时并用的具有相同意义的行为方式，共同表达内心无比强烈的感情，如《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神龟二年(519)，敦煌人宋云行经于阗，见到“居者剪发剺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又，唐太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翦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序》中，也描述了西域民族的丧葬习俗：“剺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约丹内斯整理东罗马史家Priscus《出使匈奴王阿提拉汗庭记行》描述了阿提拉时代匈奴人贵族的葬俗，“男子们剪下自己的辫子，在自己原先已令人害怕的脸上刻下深深刀痕，用鲜血哀悼其领袖”。在汉民族中，断发习俗似乎使用得更广泛，且源远流长，前述商汤、周公断发祈雨治病即是早期的实例，它更多地反映出纯朴的宗教情感。其后在儒家文化的深刻浸润下，断发逐渐被赋予了更为多重的、复杂的、夸张的甚至畸形的含义，已完全失去其原有的宗教意味。随着北方民族习俗的传播，断发、剺面在汉民族中也常常被使用，起到强化感情的效果。如《史记》记载周太王有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但太王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在这里，断发既有模仿荆蛮少数民族发型的意思，也有表达放弃王位的坚定决心之意。《后汉书》记载：“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又有表达无法申诉的冤屈的含义。《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则记述五代的后唐庄宗在叛军作乱后仓皇出逃，走投无路之际，“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则是表达了以死相报的忠诚与决心。
民间女子馈赠丈夫、情人一缕青丝，则意味着至死不渝的爱情和生死不弃的忠贞。中国人对初次结合、命运相连的夫妻称之为“结发夫妻”，一些地方还有取新郎头发编结在新娘发髻上的“结发”婚俗；人们祈愿夫妻恩爱，地久天长，则以“白头偕老”来祝愿。而断发被儒家文化的纲常伦理异化之后则表现为贞妇烈女拒绝婚嫁(包括再婚)时为表达决绝的自残自戕。这样的记载在历代史书中不可胜数，《元史·列女传》就有如下数例：“畏吾氏三女，家钱塘。诸兄远仕不归，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断发誓天，终身不嫁以养母，同力侍护四十余年”；“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显欲收继之。王氏不从，引刃断发，复自割其耳，创甚”；“白氏，太原人。夫慕释氏道，弃家为僧。白氏年二十，留养姑不去，服勤绩纴，以供租赋。夫一日还，迫使他适，白断发誓不从，夫不能夺，乃去”；“李智贞，……父尝许为郑全妻，未嫁，从父客邵武。邵武豪陈良悦其慧，强纳采求聘，智贞断发拒之，且数自求死，良不能夺，卒归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间，全病殁，智贞悲泣不食，数日而死”。在官场上和政治斗争中，也有以剺面断发作为要挟手段，把纯朴神圣的情感表达演化为谋取政治利益的虚假表演。如曹操割发代首的举动，就带有很浓厚的表演性质。
就匈奴墓葬中的殉发现象而言，我们可以推断，在棺椁之中的发辫很可能属于死者最亲密的家人，最有可能是夫妻。其数量的多寡，就男性墓而言与其妻妾的人数有关，一般棺椁内的发辫数量没有墓道中的多，而且地位越高的贵族墓，棺椁中的殉发也越多，这与匈奴人的一夫多妻制密切相关。假如说这些殉发者的确是女性，匈奴妇女以断发殉葬代替了以身殉葬，较之一些民族中存在的以妻妾殉葬的习俗，本身已经是一种进步，但仍然反映出妇女地位的低下。至于这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某种断发誓天以表示忠贞节烈的成分，就很难说了，因为匈奴妇女中是没有汉人妇女的贞节观念的，父死，子可以妻其后母，兄死，弟可以娶其寡嫂。再婚是常见的、正常的、符合道德的事。根据笔者对匈奴男性发型的考证，认为殉发者也可能包括男性。那么，在发殉这一仪式中，就不存在所谓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了，也不能以有无殉发来判断墓主人的性别。鲁金科认为诺音乌拉M24是女性墓，原因是该墓一根发辫也没有发现。然笔者查阅其随葬品清单，发现M24的墓室中其实是出土有1个丝绸发套和一些人发的，当然这一细节未必能证明该墓主人不是女性，因为匈奴男性并非像鲁金科认为的那样不梳发辫，但如果在性别判断不错的前提下，或者说明它可能是死者丈夫奉献的发辫，正因为墓主是女性，在一夫多妻制下其发殉数量少，也就合情合理了。而墓道中的殉发数量往往较多，可能是更为疏远的亲人或亲信近臣的奉献，这就与死者身份地位相关了。普通墓葬的发殉很少或者不见，或可说明其家庭结构的相对简单和身份地位不高。
从发殉所见头发的颜色推断，几乎所有的发辫全是黑色的，仅有一例是夹杂着淡褐色头发的黑色发辫，说明殉发者的年龄普遍较年轻，似乎没有老年人参与殉发，很可能父母不为子女殉发，发殉大约只存在地位较低者对地位高者和年轻者对年长者的祭奠活动中，地位高者和年长者不为地位低者和年幼者殉发。但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习俗“贵壮贱老”，子女是否为年老的父母殉发也很难讲，因为匈奴人在生活中“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他们的文化是没有“孝”的伦理观念的，老年人并不像汉人那样受到尊重和孝敬，弑父的冒顿单于并不因此受到多少谴责。
三、发殉的礼制意义
匈奴的发殉源于萨满教的原始信仰，但在葬礼或祭奠仪式上进行发殉的过程和具体形式，则很可能受到中原礼制的影响。匈奴人将头发与指甲作为人的肉体与灵魂的象征，用来自中原的丝绸将其包裹，既非其他人体部位，也不用其他的什么布料，然后将其埋葬在死者棺椁的角落，这些细节和采用的形式应该不是偶然的。无独有偶，相同的对头发和指甲的处理细节与形式，曾经在汉文献当中被明确地记录下来。儒家文化对丧葬仪式规定了一套细致入微的繁文缛节，其细腻的程度就涉及到每一丝脱落的头发和剪下的指甲，《礼记·丧大记》即曰：“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士埋之。”著名的三礼学研究专家杨天宇先生解释说：“鬊”(chǔn)，是为死者生前梳头梳下的乱发，“爪”为其剪下来的手脚指甲。“绿”读为“角”，是“角”的通假字，二字古音同韵部，读音相近，意指棺内的四角。这句话的大意是：国君、大夫日常梳头掉落的乱发和剪下来的手脚指甲在其死后放在棺内四角，士的就埋掉。中原贵族对于头发和指甲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代谢物，“积而不弃”，要小心收集起来，等死后“盛以小囊”置于棺椁四角同遗体一起埋葬，“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鬊、爪有所不遗，亦犹是全归之意也”。这是由生者帮助死者实践儒家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训诫的最终完成。其与匈奴的发殉不同的是：后者头发指甲的主人是死者的亲人，而前者则来自死者自身。
这种礼仪的痕迹，在中原地区墓葬中尚未有明确的发现，只是有资料提到：慈禧太后定东陵被盗后的重殓过程中在墓室中找到其一包指甲，用丝绸包裹后装入棺中。可见，直到20世纪前半期，这种礼仪还有延续。中原地区的土壤、地下水、气候环境很难保存丝绸、头发之类的实物，过去的发掘记录中也未见关注到这些细节，但并不等于其不存在。有趣的是大漠以北的匈奴墓葬中大量的包裹在丝绸锦囊中的头发、指甲埋藏在棺椁内外，虽然与最初的起源、寓意和观念可能完全不同，头发的来源也不是死者而是死者的近幸臣妾，但其处理的细节竟然与中原礼制如此的相似，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组合与相同的包装，不能简单地认为纯属偶然或巧合。丝绸也不是匈奴人自产的物品，而是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在对头发、指甲采取的具体的包裹和处理形式上，不用匈奴人特产的毛织物或其他材料，而专门以中原产的丝绸锦囊，可见效仿中原礼仪的痕迹十分明显。我们知道，匈奴人特别是匈奴上层接触汉文化的机会很多，在墓葬的埋葬礼仪、棺椁制度、随葬品中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在发殉的仪节上，将萨满宗教观念与具体的汉民族的礼仪形式相结合，出现这种特殊的丧葬习俗也是不难理解的。
儒家伦理观念的核心是孝，《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将身体发肤的价值无限放大，毁伤头发之类的事被上升到不孝这样的道德层面，不仅是辱身而且是辱亲，动辄牵涉到人格、节操、精神，故而古代惩戒犯人就有剃其须发的。如秦汉时的“髡耐之刑”，髡即剃去罪犯的头发，耐，则是剃去颊须。剃发在肉体上并不痛苦，但它是一种人格的侮辱，一种精神的打击。明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常有因头发之事而酿成杀身之祸的。《左传·哀公十七年》记卫庄公见己氏之妻长了一头秀发，就迫令其剪下来给自己的夫人吕姜作了假发。后来卫庄公逃难至己氏处请求其救助，但最终被己氏所杀，只因己氏为报当年妻子被剃发之辱。清朝满族统治者的薙发令，更在汉民族中遭到了广泛而激烈的抵制和反抗，演变成“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生死之争。正如顾炎武《断发》诗所云：“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它所反映的，已然不仅仅是头发的去留问题，而是捍卫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正因为头发对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以致超越了宗教的教义，连佛教徒剃除“烦恼丝”的行为也常常受到儒家士人的诟病，不断引发儒释之争，理由之一便是佛教的毁发行为有违孝道。可见，《礼记·丧大记》中对君、大夫、士的头发指甲所规定的礼仪，表面上反映的是每一个汉人(包括死者)对待自身和他人发肤的小心翼翼、极度珍视的态度，以致死后也要毫发无损地全而葬之，其实质则是儒家“孝”伦理观念的反映。
相比于汉人，少数民族因为对剪发、断发没有如此沉重的道德负担，毁伤发肤的行为完全无关孝道，无关道德评判。匈奴人的发殉，就表现出对待自己头发的态度上与汉人伦理观念的相互冲突，它更多地折射出原始的、纯真的宗教感情，表达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然的真情实感。《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记载：鲜卑的宇文部“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在日常生活中，剪发也是自然的行为，明显不同于汉人。但在特定的殡葬仪式中，殉发的意义是神圣的。匈奴墓葬中对头发的隆重装饰，放置位置的次第安排，恐怕都是有讲究的，这其中未必没有某种约定俗成的强制成分，难保每一个人都甘心剪掉自己漂亮的发辫，但与其以身试法，匈奴人无疑是乐得以发替代自身殉葬的。从这个角度讲，殉发者必定是心甘情愿、主动奉献的了。
墓葬出土的大量经过精心装饰的发辫，可以肯定，这不是葬礼过程中突发的激情下的断发行为，而是事先有所准备的。首先要缝制一个专为盛装头发而特制的细长的丝绸口袋，而不是简单草率地包裹，剪下的头发也是需要经过处理的，它们被整齐地梳理、编辫，或两股或三股或不编结，不知是否与性别抑或其他原因有关？然后在发根处用线绳紧紧扎系，有的还与锦囊绑在一起，从其大体一致的装饰来看，像是按照某种程序统一地处理，但从梅原末治对丝绸材料的描述看，又像是每个人用自身旧衣改制。那么，这应该是个体的行为而非丧主家的集体行为。从它们的放置位置来看，有的在椁内，有的在回廊，有的在甬道，还有的在墓道，甚至个别的在墓顶，或许是按照个体身份地位所应该处在的位置来安置的。
这一过程的隆重、庄严程度，丝毫不亚于汉人士大夫对自己乱发、指甲的处理仪式。它既包含了宗教的观念，又表达了情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和效仿了中原儒家文化的礼制仪式。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个别的属于墓主人的头发，但剪下的整齐的发辫完全不同于《礼记》所述的脱落和梳理下来的乱发，这其中的缘故，恐怕也不是中原汉人礼制所能解释的。或许更符合鲁金科提到的民俗学线索：在一些民族的巫术活动中，要将死者的一些头发剪下，然后要与尸体一同埋葬。考古实践也显示，发殉也并非在所有的匈奴墓葬中都有，有的墓中并未见到发殉现象，并不是因为其墓主身份低下，如诺音乌拉M23也是一座高级贵族墓，有大量的黄金饰物、漆器、殉牲等出土，但未见殉发。安德烈和巴洛多夫墓均有漆器、青铜、黄金饰物随葬，但也未见殉发。这些墓葬被盗扰严重，然头发被盗去的可能性不大，何故没有发殉尚待探讨，但若因此认定墓主人是女性恐难成立，因为匈奴人男性同样梳大辫子，这一点不仅匈奴的青铜饰牌的纹饰中多有发现，西方文献中更有明确记载。
何以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祭祀天地鬼神、祖先亲人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头发和指甲呢？在人的身体各部位中，头发、指甲在肉体上本是最无关痛痒的，最不怕损伤的，并且是可以再生的。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从发与头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头发的浓密绵长、指甲的韧性坚固等等特点，看到了将其当作人体精华、灵魂所在的象征价值的时候，它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代价最小、价值最高的牺牲符号，将其作为人本身的象征和替代品贡献给天地鬼神，既表达了虔诚又保全了人的性命，避免了浪费。头颅是人体的最为重要、最为核心、最具生命力量的部位，《金枝》中说“许多民族都把头部看得特别神圣”。头是人的灵魂栖居之所。对头颅、骷髅等的信仰和崇拜在世界上许多民族中普遍存在，常见于历史和人类学记录的猎头习俗、食人取髓、以头为饮器等习俗都是这一原始崇拜的具体表现，而须发最直接地与头颅所具有的象征生命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它们就具有了同样的神秘力量。人们把头发看作是身体的精华，认为颅顶是灵魂出入的地方，头发便是隐藏灵魂的所在，是生命、灵魂、精气、财气的象征。而剪下的头发与指甲同本人身体具有交感关系，对它们施加作用和影响和对其主人的施加有着同样的效果。正如江绍原先生所说的本主与其身上弃去的部分，二者仍然可以产生交感作用。在原始信仰中，以发爪作为其本主的象征用于祈祷、献祭或殉葬，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即发爪与主人本身具有同一性。
萨满教有对鬼神、偶像、人以及肢体某些部位的崇拜，认为人死形灭后，灵魂可以继续存在于死后的人的相应器官内，主要是居于骨骼、牙齿和头发之中，牙、骨和头发最具有灵性。再则，头发和指甲都是耐久不腐的物质，历经两千年而保存完好，的确是代替肉体伴随死去的亲人到另一个世界的最好寄托物。《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其母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不绝如发”的形容，极其生动，表达出了在匈奴人的观念里，头发确有生生不息、持久不绝的意味。而“手是又一个得到充分开掘的主题。旧石器时代的人可能将手，一般是左手的手心，贴在岩壁上，用红色的储石颜料或锰的二氧化物勾勒出手的轮廓。在加尔加斯洞穴中，这样的手印计有百余个，其中有许多似乎残缺了一个或几个手指”。这种手足印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境内的早期岩画中大量存在，其宗教意义十分突出。指甲无疑是人们后来认识到的对手足的最好的、最节约成本的替代品，其对人体的伤害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连美观都不致影响。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符号，头发和指甲，已经超越了本身的物质的表层的意义和价值，人们赋予头发、指甲以深刻的象征意义。
据记载，至今一些地方和少数民族对于在什么时间梳头、在什么地方梳头都有严格的规定，山西雁北一带就流行有“一夜梳头百夜愁”的民谚。头发成了身体的代表，奉献了一个人的头发就是奉献了他的生命，控制了一个人的头发也就控制了他的精神。正因为有了生命、灵魂的象征意义，对头发的珍重爱护也就十分自然了。对头发的损伤，在一些人群中就变成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甚至是耻辱。反之，主动地断发所代表的牺牲、奉献就变得意义非凡了。事实上，汉民族早期的信仰中对于无处不在的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是谨慎而灵活的，远不像一些游牧民族那么虔诚，在祭祀礼仪中如何以最小的牺牲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汉民族远远走在前面。商汤只不过是剪掉头发指甲就仿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可以赢得上天的垂青与万民的拥戴；曹操可以在军法面前割发代首，理所当然地逃脱了应有的死刑，都是这一文化内涵的具体体现。匈奴人的发殉，无疑具有大致同等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