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林:农牧交错:西州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7 次 更新时间:2021-08-17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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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林  

一 西州的生态环境与人地关系

首先深入分析西州地区地理的和历史的相关背景,或许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不了解该地区地理、生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对整个北方长城地带游牧兴起之历程及汉初汉匈双方的关系、西州的民族及政治局势等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我们将很难对汉朝经略西州的方式、过程和意义有深入的理解,也将很难理解东汉之后这一地区的羌胡化倾向及其种种后果是如何影响历史走向的。


汉代之“西州”是京畿和西域之间实行郡县体制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但正如绪论中所说明的,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西州的西北部分,对应的是汉代的凉州和朔方,相当于今天的甘肃、宁夏、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及内蒙古西南部地区。这是两汉王朝的西北边疆地区,刘光华将汉代西北的地理范围定义为“大致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由秦、西汉王朝北地郡向北延伸,由陇西郡向西延伸,其西、其北则限以秦、西汉王朝管辖之西界、北界,其间的夹角就是西北的地理范围” [1] 。刘先生的这个定义十分精妙,但需做两点说明。(1)刘先生定义的“西北”包括了西域,但本书研究的“西州”是指中央王朝设置郡县并实施直接统治的区域,所以不包括西域。两汉王朝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西域,但实施的是羁縻统治而不是郡县制,控制力有限。(2)刘先生探讨的屯田区域包括朔方、凉州和西域,其著作论及了朔方最东边之西河郡的屯田情况,这样的话就不应该说是从北地郡向北延伸,而应该是从西河、上郡向北延伸。 [2] 模仿刘先生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说“西州”的范围是:以关中为参照,从西河、上郡向北延伸,从陇西郡向西延伸,两线所夹的以郡县制方式统治的地区。


西州属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是华夏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的前沿和极限,自然生态差异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在这一地带骤然加剧。我们可以设想,在新石器时期的某个时候,当农耕文明在黄土高原西部某地取得第一个重大进展之后 [3] ,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下游大平原和长江流域扩张,这些地方的水土、温度和光热对于发展精耕农业非常有利,扩张所做的只是一种“同化”工作。“可是,当他们走近草原时,环境却逐渐不利于中国人。它使少数民族——不论他是谁——能够更为有效地抵抗他们。因此,这里少数民族的落后制度,不但不能被克服,而且更形强化。先进的文化与落后的野蛮制度要在每一寸土地上争高下。” [4] 地理环境对西州历史的进程及特点具有深度的影响,自然生态逐渐变得不再适合农业发展,直至最后不再能够支撑农业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密度人口和高度阶层化的政治组织。历史在此走向另一条轨道,在这里逐渐发展起一种不再依赖农业而是依赖草原及食草动物的畜牧或游牧的经济类型及相应的政治组织。林沄提出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概念,“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部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 [5] 长城地带对于华夏来说是边疆,对于整个亚洲大陆而言却是一个中心。 [6] 西州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西段部分大致吻合。


西州的土壤、水热、地形等条件限制了精耕农业的发展,除了绿洲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条件之外,其他地区则荒漠、戈壁、草原、高山草甸广布,只能发展畜牧经济和粗耕农业,形成了西州地区半农半牧、农牧交错的经济生业和人文生态。包括西州在内的北方长城地带是生态过渡带、交错带,形成的人地关系类型既不同于南方的湿润农耕地区,也不同于北方的干旱草原地区,地理环境对此区域内族群的生产、生活及交往的影响和形塑作用十分显著,所以欲理解西州,首先需理解西州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三大主题之一,其中的“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指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集团或集体;“地”指地理环境,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也是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不断影响下形成的环境。 [7] 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在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两大领域中相互的与持续的关系。生产活动中的人地关系体现为:(1)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并决定着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2)自然环境以其提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3)自然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4)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反作用,而且以负影响为主。生活中的人地关系体现为:(1)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们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2)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理特征具有重大影响;(3)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心理和精神也有一定的影响。 [8]


环境史家J.唐纳德·休斯对“环境史”做了一个定义:“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 [9] 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人类思维、行动及其结果的影响,不同的自然条件给予人类的选择空间并不相同;第二大类是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反过来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引起的回响并对之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第三大类是人类的环境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借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 [10] 当前国际环境史学界倾向于一种“人”与“地”综合的、互动的多层次研究,但是国内以往的研究则较偏向于对某个单一地理要素的复原和分析,缺乏对某一地理空间内各自然、人文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变化过程的总体认识,统一的地理对象往往被强行分割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块 [11] ,造成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和说服力的降低。


研究西州地区的地理环境,需要力图避免和克服“人”与“地”的分离,地理环境的研究不能只列述地形、山川、土壤、植被、水文诸因素,还应该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在“人地关系”的框架下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王明珂对这种综合性的人地关系,特别是地理环境对人类政治组织形式的影响做出了卓越的示范研究。在回答为何匈奴能够形成“国家”组织,而西羌却“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的问题时,王先生强调了自然环境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环境资源上,匈奴各部落的领域(分地)资源不足以维生,而且这些资源难以预期。因此他们发展出超部落的‘国家’,将其经济生业领域扩张至与汉帝国、西域、乌桓、丁令等地人群相接的地区,因此得以由掠夺、贸易、贡税等‘对外’的辅助性经济活动中扩张其生存资源”。羌人生活在河湟地区,“由于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以及高山河谷地形,使他们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远方的辅助性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河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使得肥美的河谷、山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 [12] 。通过匈奴和羌人的例子,可知自然环境对特定族群集团化和组织化的程度和强度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相对封闭的河谷、山谷地形和较为丰富的资源组合,使得以河谷或山谷为单位的部落成了羌人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一旦出现匮乏,则以相邻的同类组织为掠夺对象,各部落间互有积怨,很难团结。但是,当汉帝国的扩张危及他们的生存空间时,他们往往解怨盟诅,组成部落联盟共同抵抗。然而,一旦危机稍微缓解,或在汉人刻意的分化政策下,联盟很容易崩解。匈奴能够形成“国家”,除了交通便利的大草原利于各部落交流往来、匮乏的游牧经济需要外来资源补充等因素外,还因为匈奴各部落较早地与农耕国家直接交往,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匈奴“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匈奴与汉帝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匈奴活动的地区更靠近汉族的中心区域,相较于西部羌人的活动区更利于汉人开拓,所以较早地感受到了汉族的压力。战国中期匈奴的一些部落与秦、赵、燕等北方国家就发生直接冲突,蒙恬夺取河南地更是压缩了匈奴的生存空间,加剧了匈奴各部的危机感,促成了冒顿领导的匈奴帝国的形成,而西羌居于河湟,山水阻隔,晚至汉武帝的时候才感受到这种危机。


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二者究竟哪一个占支配性的地位,或者说,谁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类有选择自由权的“文化决定论”之间,存在一系列各有侧重的意见。显然,僵化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互动的和持续的,事实上,环境决定论者也在研究中论证了人类的选择,而文化决定论者也开始重视自然的真实存在和力量。 [13] 深化研究的路径或许是,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自然区域中,是人类的发展更受限于环境因素,还是人类的选择更能改变历史。一般而言,在历史早期人类活动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程度高,随着人类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其主动选择能力逐渐增高;在自然资源富裕的环境中,人类的选择性更多,而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并没有多少路可供人类选择。


西州处于生态交错区,也叫生态脆弱带,具有显著的“边缘效应”:即一方面因为具有多样的生态条件,所以在温暖湿润时期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因为处于过渡和边缘地带,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过分敏感,界面抗干扰能力差且恢复周期长,所以当人类破坏作用增强或全球大气候环境恶化时,很容易引起灾变。 [14] 在这类地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历史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研究西州的历史,特别是早期阶段的历史时,地理环境及生态变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西州处于三大地形区的边缘和交会处,包括黄土高原西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和内蒙古高原西南部,其地形为山地、高原、盆地相间,黄土、荒漠、绿洲错布,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1)西部河西区,包括祁连山脉、北山山地(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及其所夹的河西走廊,还包括流经阿拉善高原的弱水居延地区,这是连接匈奴与河西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内焉支山、黑山、宽台山将之分为三块盆地,即武威、永昌盆地,张掖、酒泉盆地和玉门、敦煌盆地,汉代在河西所设郡县主要位于这些盆地的绿洲地区。(2)从陇东地区斜向东北,北界到达阴山,东界至黄河南流段,是西州的东部地区,包括陇东黄土高原、陕北黄土高原、河套平原与贺兰山地、阴山山脉和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有名的“河南地”就在这一区域内。(3)西州之中部位于祁连山东麓与六盘山之间,并延及青藏高原东南缘河湟谷地,主要地形区就是陇西黄土高原和河湟谷地。


在气候上西州处于东南季风湿润区、西北内陆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交会地带,总体上以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为主。地理环境学者指出:“这一地区(指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中心,除了具有‘湿岛’效应的某些高中山地地区以外,广大的内陆盆地和高平地地区目前显示为干旱环境。干旱环境的形成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是从第三纪末或上新世开始的,还有人认为形成时间较晚,是第四纪期间内的环境事件。” [15] 西州深处亚洲内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要么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势力减弱,要么被高大山脉阻挡无法到达,降雨从东到西逐渐减少。西州东部受到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尾闾的影响,年均降水量在400~600毫米,达到发展农业的要求,特别是河套平原有良好的引黄灌溉条件,是汉代主要的屯田区域,“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六盘山阻挡了湿润气流的西进,陇西地区降水量较少,属半干旱地区,且降水多以暴雨形式集中在夏季,不利于有效地利用;绕拉脊山脉分布的河湟谷地降水较丰富,两汉时期这里的黄河、湟水水量较大且水流比较平稳,沿河川的黄土台地适宜发展农业,山地是优质牧场;河西地区的祁连山区降水较多,而走廊诸盆地和北山山地降水很少,且从东向西递减,但河西的山地冰川融水和地下水资源较丰富,发源于祁连山的三大内陆河系分别流经走廊中部的三块盆地,在山前冲积区和河流沿岸形成片片绿洲分布于荒漠戈壁中,具备发展灌溉农业的有利条件。 [16] 水资源在西州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镇番县志》写道:“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灌溉之广狭以为衡,……此本邑所以论水不论地也。” [17]


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较复杂的变迁,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环境的面貌,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地带的西州更是如此,这里的生态环境对于气候变迁的反应更加敏感。竺可桢指出,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后,气温虽然寒冷但在慢慢回升,到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暖期,西安和安阳生长有亚热带的动植物;周朝的气候,最初虽然温暖,但不久后就开始恶化,汉江有多次结冰的记录,气候变得寒冷干旱;从春秋开始直至西汉,气温又变得暖和了;东汉至南北朝气候转向寒冷,淮河竟然结冰,迫使曹丕取消了一次练兵行动;隋唐进入温暖期,但是宋朝之后直至19世纪,气温总的趋势是下降的,12世纪最为寒冷,之后有一个回暖期但十分短暂,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了厚达数尺的冰,而且此期最温暖的时期也没有达到汉唐的水平;20世纪以来气温开始上升,比较温暖。 [18] 气候的温湿和寒旱的交替变化,影响了农牧分界线的南北移动,对于游牧民族和中原国家势力的消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19]


西州地区气候的变迁与中国总体气候的变迁趋势大体一致,但因为处在生态脆弱带,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强烈一些。从春秋开始的温暖期持续到西汉,当时西州地区的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得多,气候更加温暖,降水也更多,生长有大片的森林和茂盛的草地,鄂尔多斯高原分布着大片的森林,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在汉代都是设县的屯垦区,当时自然环境一定较佳,而毛乌素沙漠地区在赫连勃勃建统万城时还是一片青山绿水。 [20] 两汉时期的河湟谷地是非常优美的暖温带草原,牧草茂盛,山地森林覆盖,水文条件优越,黄河、湟水水量大且平稳,可以行船漕谷和放运木排,“四月草生”,草场返青比现在要早一个月。 [21] 汉代河西地区的绿洲与现代相比,数量更多,面积更大,疏勒河、黑河、石羊河之径流量较大,哺育了流域内众多的绿洲。这些自然条件是汉朝拓土西州的前提,若是西州地理环境、资源组合状况恶劣,则根本无法容纳上百万人的移民队伍对之进行开发。东汉之后气候转向干冷化,这种变化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带的西州产生巨大影响,西汉时期大规模移民屯垦的破坏性作用在此时愈加凸显,“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波动性易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耦合,引发共振现象,使系统承载力超越临界阈值而严重失衡” [22] 。从西汉后期开始,西州的自然条件开始恶化,人地关系出现恶性循环,“各大河中游的绿洲,在历史时期由于灌溉农田的不断扩大,用水量日渐增多,乃使各河下游由常流水变成季节河,终致成了干河道,原来的河道湖,变成终端湖,最后变成盐湖或盐碱滩” [23] 。绿洲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戈壁荒漠增多,河南地的一些地方开始沙漠化,多个城邑淹没在沙漠中。东汉时西州羌患剧烈,与环境恶化导致的资源匮乏,进而引起汉羌间资源竞争加剧、矛盾冲突增多,是有一定联系的。


二 西州的社会历史与周边形势

(一)秦至汉初西州游牧族群的兴起

北方游牧民族是影响从秦到清2000年历史演进的重要力量。汉代的西州处于农耕国家与游牧民族接触互动的最前线,游牧族群的社会、经济、军事因素深刻地形塑了西州的地域社会特征。可以说,理解游牧,是理解汉代西州历史的一大关键。


殷周时期,在中国北方生活着众多被诸夏视为异类的族群,殷商时称其为鬼方、土方,周人名为猃狁、戎、狄,司马迁将这些族群视为匈奴的前身,这种认知方式影响深远,直至近现代王国维、白寿彝等学者仍作如是观 [24] 。但正如林沄、唐晓峰、王明珂、狄宇宙等学者指出的,这种认知模式忽视了半农半牧或农主牧副的经济社会形态与专化游牧经济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 [25] 欧文·拉铁摩尔指出:“草原游牧经济虽然也是这种高度专门化的结果,但不像是直接从原有的混合经济中产生出来的。它很可能是比农业更晚的专门化的形式。其晚出的原因大概是:人类先要学会驯化牲畜。在人类能够依赖放牧牲畜在广大草原上生活以前,必须先知道如何管理牲畜,而在知道这种管理牲畜的技术之前,又必须依赖其他方法生活。” [26] 王明珂指出,游牧并不是介于从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它和农耕一样是从原始混合经济中进化而来的,需要很高的专门化技术,“事实上,正因为游牧所利用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需要人们对自然(地理环境与生物)高度技术性的理解与掌握,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计——此远非8000年前或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民所能企及。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几种主要类型的专化游牧都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400年之间,远较原始农业的出现为晚” [27] 。


所谓“专业化游牧”并没有一个典型的面貌,游牧方式本身就是人类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即便是草原的生态环境,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很难确定以某一种游牧形态来作为标准或典范。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强调专业化游牧的两个根本性特征。第一是“移动”,游牧者依赖草食动物而生,所以必须追逐水草。根据地理地形和生态条件的不同,各种专业化游牧移动的方式和距离各有不同,但“移动”是必须的,这样就会造成游牧人的居无定所和部落分散,考古上之所以少见游牧者的居址遗址而多见墓葬,随葬品多小型而少大型器具,正因为如此。第二是对“马”的使用,在专业化游牧业的兴起中,马的驯化与使用异常关键。马对游牧社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马作为游牧人骑乘工具的使用,提高了游牧人对畜群的控制和保护能力,使他们可以放养更多牲畜,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中长距离的游牧以追逐丰美水草和更有效地逃避自然或人为灾害,大大提高游牧经济的效率和规模。 [28] (2)骑乘作战。游牧人都是优秀的骑射战士。在冷兵器时代,大规模骑兵军团在战争中所向无敌,骑射战术的使用使游牧人的军事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增强了抵抗农耕国家的扩张和从农耕文明获取资源的能力。游牧社会的兴起之所以晚至公元前1000年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利用草原地区不稳定资源的知识技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原因,是马的驯养和使用非常困难。马具有很强的野性,有些马种至今仍无法驯服。最初,驯养马作为肉乳的来源;然后,驯化马作为驮运或牵拽的畜力;接着,游牧人跨上马背进行骑乘;最后,将马驯化成骑射的战马。每向前跨越一个阶段,都需要极长时间的努力和积累。比如从驯化马骑乘到驯化马成为骑射的战马,林沄说:“掌握骑马术,用以发挥在放牧、狩猎和长途旅行上的优长,与在作战时使用骑兵队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在与马拉战车同时期的蒙古岩画中,只看到徒步搏斗的武士,而见不到骑马作战的武士。” [29] 杜正胜引用敦斯(J.F.Downs)和格里尔(H.G.Creel)的研究指出:“马与其说是‘作战’(fight)的动物,不如说是‘逃跑’(flight)的动物,马的眼光敏锐,听觉清晰,嗅觉细腻,故反应特别灵敏,一有危险便逃逸,所以掌握骑术,驱使作战是高度的技术,战马的训练与一般马匹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同属战马,战车和骑射所具备的相关文化相也是截然不同的。” [30]


江上波夫提出“骑马民族国家”的概念,非常重视骑马对游牧者的意义。江上氏指出,北方草原从原始放牧的经济社会转变到游牧“国家”有两个契机,一是南方农耕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给予草原地区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影响;另一个契机就是骑马战术的运用,“骑马战术的出现,不仅是战争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人类史上,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骑马战术的出现,人类的历史将变得非常不同。不能忽视,这种骑马战术在战斗中的优势地位,实际上持续了三千年左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和坦克出现以后,它才开始变得陈旧”。 [31] 当代阿尔泰学泰斗丹尼斯·塞诺也强调了马对于游牧人的重要意义,“有鞍的马的广泛使用,作为当时最快的运输方式,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导致新的军事技术的发展”,这里指的新的军事技术就是骑兵军团的使用,“简单的说,通过聚合为大集团、有致力于征服的合格领袖、以及骑兵部队,骑马的游牧民就构成了一种军事力量,而这种军事力量——在火药兵器发明前——相对于定居人民同样规模的军队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32] 这种以骑乘马来放牧或战争的技术,是鬼方、戎狄等北方族群不具备的,他们的经济还处于混合经济阶段,对于牲畜的依赖性逐渐加大,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他们使用马拉战车或是步兵作战,马的使用还很不普遍。总之他们的社会缺乏游牧社会的根本特征,与游牧骑射的匈奴存在本质的区别。


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存在汉族农业经济地带、戎狄混合经济地带和匈奴草原游牧经济地带构成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33] 战国时期随着秦、赵、燕等国的向北扩张和匈奴的南下发展,混合地带的戎狄无法再独立存在,面临两个选择,不是加入长城以北的游牧联盟中,就是融入农耕国家里。但是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长城地带依然保留着混合型的特征,汉帝国占据河南地、河湟和河西等地区后,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屯田农垦,也在适宜放牧的地方设苑养马,因此西州的居民崇尚气力、精于骑射、寡于学术,而且在东汉时出现羌胡化的倾向。西州无法发展出与内地同样规范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这里的百姓具有与内地农人不同的气质。长城注定不能成为一条“边界线”,而只能成为以之为标志的“长城地带”,来自纯农耕社会或者纯游牧社会的方法和规则,在这里多多少少都要妥协或变形。


北方游牧的兴起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究。首先,距今4200年以来气候的干冷化造成了原始农业的衰退和畜牧经济的兴起,形成了戎狄混合经济地带,这只是一个诱因,为以后的游牧化准备了条件; [34] 其次,游牧技术的传播和北方游牧人群的南下带来的外来文化因素,给北方长城地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最后,农耕国家的扩张是最后的催化剂,迫使长城地带的人群必须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做出选择,一些族群融入南方农耕社会,另一些族群则向北迁徙,进入游牧社会。 [35] 相较于畜牧社会,游牧社会有更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对抗农耕国家,在长城地带与之争夺并反复拉锯。


游牧兴起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杨建华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地带考古材料的细致排查、对比和分析,划分了“前双鸟回首剑时代”、“双鸟回首剑及其变体时代”、“立体和浮雕动物纹饰时代”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地农牧混合经济类型向游牧经济过渡的完成,处于骑射的萌芽期,各地普遍出现带扣,但是以短剑为代表的武器和车马器都不发达,马和军事尚未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流;第二个阶段是游牧经济发达和相互间以战争形式为主的交往频繁的骑射时期,社会的阶序化得到发展,首领人物的墓葬形制大,随葬的殉牲、武器及其他随葬品数量多,说明当时游牧经济繁荣,而且战争成为各族群交往融合的主要方式,整个长城地带文化交流频繁,文化面貌趋于一致,动物纹饰的流行,说明他们接受了一种十分相似的意识形态;第三个阶段是匈奴联盟的初期,墓葬规模更大、随葬品数量更多,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开始随葬金银饰品,随葬的武器开始具有礼仪性功能,说明这时的贵族不再完全依赖军事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开始依赖商业和贸易,或许还有来自统治家族血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 [36] 游牧化不仅是一种经济方式上的逐水草,依靠草食动物的肉、乳、皮毛为生,也需要形成一定程度的权力集中、阶序化的政治社会。在经过第二阶段众多部落以战争为主的交流融合后,长城地带逐渐整合成几个主要的游牧部落联盟,进入较高级的政治阶段。第三个阶段墓葬中出土的金银饰品、礼仪性的武器说明当时的统治权威已经脱离了军事联盟首领的阶段,权力开始依靠传统和礼仪,阶序化的政治权力已经制度化。礼仪是维护这种权力的最佳手段,这应该是受到农耕集权国家的影响。诚如宫本一夫所说:“在鄂尔多斯高原之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立体兽性饰,其意义强烈显示为表示其社会地位的权威性,而较少实用性功能。而从战国后期开始完备化的金银制装饰品是比上述的威信物更向前一步的发展结果,这些东西说明了本地区的阶层次序逐渐迈向完备。……金银制装饰品的盛行,即正是代表了匈奴文化社会之重层阶层化社会之阶段,且此刻正好是匈奴游牧国家集结了北方系诸部族而成立之时。” [37]


战国至秦汉之际,在西州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游牧化程度较高,组织化、阶序化也达到一定程度的游牧族群,这些族群主要有林胡、楼烦、匈奴、西羌、月氏和乌孙。林胡、楼烦从春秋时起就活跃在鄂尔多斯和阴山地带,大约在春秋晚期完成了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政治组织也发展到一定高度,林胡王、楼烦王是其最高首领。林胡游牧于鄂尔多斯高原,楼烦游牧于阴山南麓地带,春秋战国时期两地的考古文化除具备长城地带文化的共性外,亦有各自的特点,显示了不同部落间的差异。 [38] 战国中期,“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39] 。长城地带的族群在春秋战国之际完成游牧化,并且建立起强大的骑射兵团,使秦、赵、燕等国感受到来自北边的压力逐渐变重,赵武灵王决定采用胡服骑射的方式训练自己的军队。做出这一转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因为改变先王制度而效仿一直在文化上被视为低等的夷狄,要承受国内保守势力的非议和反对。林胡、楼烦是长城地带的本土族群,在中原国家的不断扩张中生存空间被压缩到鄂尔多斯和阴山一带。他们虽然采取了骑射的武装形式,但是仍处在部落联盟阶段,游牧经济能够提供的经济总量是远远逊色于农耕经济的,充其量当时他们只是增强了抵抗中原国家的力量,使得中原国家的军事扩张行动不再像以前那样顺利,但是说到成为中原国家的“威胁”,还为时尚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迅速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击破林胡、楼烦并修筑长城。正在此时,来自大草原的匈奴部落也向南扩张到草原边缘地带,在长城之内的林胡、楼烦余部融入汉民族中,雁门郡设有楼烦县,可能就是安置楼烦余部的。隔在长城以外的林胡和楼烦则匈奴化,汉初有“匈奴白羊、楼烦王”,给楼烦冠以“匈奴”,说明其已成为匈奴联盟的一部分,林胡的情形大概与之类似。


从族属上来说,匈奴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北亚蒙古人种,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草原边缘地带。此时长城地带的本土族群纷纷完成游牧化,在南方华夏和北方匈奴的双重挤压下,生存空间不断缩小,最后不是融入汉族,就是加入匈奴联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不复存在,中国北方形成农耕文明与草原专业化游牧文明二元并立的形势。


羌人分布广泛,在四川西部、河湟谷地、青海湖地区、河西祁连山北麓、新疆昆仑山北麓都有分布,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羌人发源于青藏高原,逐渐往边缘低海拔地带迁徙才形成今天的分布情态。 [40] 也有学者认为羌人是东部族群逐渐西迁而成的。 [41] 无论如何,在秦汉之际,河湟流域及祁连山麓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羌人族群,河西的羌人被称为“南山羌”,月氏西迁后,与留在河西的被称为保南山羌的小月氏,形成共生关系。河湟流域的羌人被称为“西羌”,在秦汉之际已经游牧化,在河谷灌溉条件好的低地兼营农业,种落繁炽,不相统属,经常互相劫掠攻杀,多有仇怨。羌人是西州地区重要的游牧族群,经常与匈奴联结犯边,汉武帝出击河西的主要目的就是隔绝羌胡。


秦汉以前,月氏与乌孙是游牧在河西地区的族群, [42] 月氏族盛,“始终奄有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区,乌孙在河西充其量只是月氏的小兄弟,其势力和范围根本不能同月氏相比” [43] 。郝树声认为沙井文化是月氏的遗存,而沙井文化在兰州黄河沿岸也有遗存,据此认为月氏人的活动范围可能东达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汉书》中乌孙、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的说法,不宜理解得过实, [44] 月氏强盛时势力范围东接匈奴南临华夏,贾谊曾设想臣服匈奴后,使之为汉守边以“备月氏、灌窳之变”,说明月氏在汉文帝时仍然是匈奴之外具备一定实力的游牧政治实体, [45] 其活动范围绝不仅限于敦煌、祁连之间,当随着其部落之盛衰而有广狭之变化。乌孙游牧于月氏西侧,在张掖与敦煌之间的某个地区,由于月氏强盛,乌孙处在月氏的势力影响之下,后来在月氏的压力下不断西迁。 [46] 后来乌孙亡国于月氏,部分部落民依附于匈奴,最后,乌孙在老上单于死后复国于伊犁河地区。月氏和乌孙的族属问题在研究者中分歧较大,有的主张是从东部西迁而来,有的主张是河西本地族群,有的主张是东迁的高加索人种,目前第三种说法得到的支持似乎更多。 [47] 要解决月氏人的种属问题需要依靠对考古发现中属于月氏墓葬的头骨进行人种学鉴定,河西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遗存有沙井、骟马、火烧沟等。潘策等学者认为这些文化遗存属于月氏、乌孙人, [48] 遗址的头骨鉴定结果表明这些古人无一例外都属于蒙古人种。但是对于这些文化遗存是否属于月氏人,意见并不统一,主张月氏、乌孙人为高加索人种的学者认为这些考古遗存并不属于月氏、乌孙,真正的月氏、乌孙人的遗存还没有被发现。 [49]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河西地区除了有文献记载的强大的月氏人及乌孙人外,还有文献未记载的沙井、骟马、火烧沟人,他们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的游牧族群,河西地区种属、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总之,关于月氏和乌孙的所有问题都充满了争议,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同时并存,现在尚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说在秦汉之际,月氏是占据河西的一支强大的游牧联盟,乌孙游牧在河西走廊西端,比月氏弱小,属于不同的游牧族群,有自己的游牧地域,但在月氏的压力下不断西迁,后来月氏在匈奴的持续打击下也西迁,匈奴人占据了河西。


(二)匈奴帝国 [50] 的建立、发展及影响

战国后期,北方的游牧族群经过整合,形成了三个较强大的部落联盟,即月氏、匈奴和东胡。这三个游牧联盟虽然具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在与华夏诸国的较量中均未能占得优势。曾在东胡为质的燕国大将秦开,在熟悉了游牧族群作战的组织和战术之后,“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赵国的大将李牧与匈奴周旋,最后“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秦国破义渠筑长城,从当时北方游牧族群势力分布看,其防守的对象当不仅是匈奴,还包括月氏,但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月氏并没有成为秦统一东方的掣肘。战国末期,匈奴乘中原战乱之机占领了阴山南麓及鄂尔多斯地区,匈奴的势力虽然有所发展,但“东胡强而月氏盛”,夹在中间的匈奴依旧艰难。当秦建立统一的集权帝国后,蒙恬率军夺回“河南地”,却匈奴七百里并重建了北边塞防。匈奴三面受敌,头曼单于北徙部落尽量避免与秦帝国冲突,将太子送到月氏那里当人质以缓解西边的压力,对待东胡想必也有类似的妥协措施,在北方三个较大游牧联盟中,匈奴看起来危机最深。但恰恰是危机最深重的匈奴,不久之后统一了草原并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进而与汉朝较量争锋。


据说匈奴联盟的首领头曼单于为了让另一个儿子能够继承单于位,故意与月氏制造摩擦,希望借月氏之手除掉在那里做人质的太子,不料这位太子机智勇武过人,在危急关头抢夺了一匹宝马逃回匈奴,头曼单于也被他的英勇折服,或许出于自愿,也可能是迫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比如太子的母家势力,头曼单于暂时放弃了先前的打算,并让太子统率骑士万人。太子一方面在父亲面前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如史书戏剧化记载的那般训练自己的万人队伍,使之完全听命于自己。当时机成熟时,他果断地采取行动,弑父自立,成为匈奴的新单于,即冒顿单于,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中原秦朝的始皇帝刚于上一年驾崩。成功登位的冒顿单于开始展开扩张行动,向东,他首先示弱于东胡,后乘其不备大举进攻击破之;接着乘胜攻击河西的月氏,迫使有十万控弦之士的月氏开始西迁;向南,乘秦末天下战乱不休、北边防御体系崩溃之时,“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 [51] ;最后向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 [52] 。冒顿单于以其天才的军事才略 [53] ,极大地扩展了匈奴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冒顿单于对匈奴的游牧部落联盟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使匈奴的政治体制超越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阶段,换句话说,冒顿单于创建了一个帝国,不再像他的父亲那样仅仅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是成为一个集权程度较高,并且超然于各部落之上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国家”的匈奴与作为部落联盟的匈奴,其政治结构有本质的区别。匈奴的各个部落“各有分地”,即每一个部落享有的游牧区域大致是固定的,并不是在大草原上毫无规律地任意迁徙。“分地”大致以高山或山脉为中心,包括山间盆地、山麓地带及山地四周的草原,“分地”上必须有稳定的水源,比如一条河流或若干湖泊。水源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山地对于各个部落来说也非常重要,因为山地的背风坡为部落族人提供躲避冬季风雪的“冬场”,山地的森林为他们制作穹庐、车辆、弓矢及其他生活用品提供了原料,山林是他们的狩猎场所,既补充了肉食,又训练了族人的骑射本领。在部落联盟的政治架构下,各个部落的酋长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对内全权处理部落内的事务,对外参加部落首长会议,推举联盟首领并议定重大事务。在不断的战争中,单于之位慢慢变得越来越重要,固定出自特定氏族,但单于权力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各个部落酋长对单于权力有较强的制约力,单于也无权干涉各个部落内部的事务。参加联盟的部落是平等的自主体,只是为了追求共同的目的,或者在面临共同的威胁时团结起来,并让渡部分权力给联盟的首领,以使联盟的行动更加协调有效。


冒顿单于对匈奴联盟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通过“二十四长制”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54] “二十四长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二十四长均是单于的近亲子弟,将他们分封到各处,统领若干部落,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单于的分封而不是底下的部落。第二,虽然同为被分封的地方诸侯,但是他们之间的地位并不一样,统领的部落也有多有少,其中最贵者为“四角”,即“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 [55] 。“四角”对其他诸侯可能存在监督和统属的权力,如左贤王对左部就有总领之责。第三,二十四长制并没有改变原先各部落各有分地的地域分布格局,充分尊重了游牧经济的特点和部族的文化传统,所以改革遭遇的阻力也较小。在体制中,原部落酋长的地位和权力相对降低了,他们成为二十四长的下属,与单于的阶序距离拉大。谢剑指出:“二十四长虽名义上各有分地,但皆系出挛鞮氏,以单于近亲子弟的身份接受分封。因此不仅必须承认单于的绝对权力,且本身的升迁废立亦操诸单于之手。换言之,二十四长与其领地并无永久性的关系,亦非部落所产生的地方领袖,而是受制于中央王庭的扈从。” [56] 二十四长制是在原先部落联盟的“单于——各部落酋长”的政治结构中添入一级,变为“单于——二十四长——各部落酋长”。二十四长出自单于氏族挛鞮氏,是单于的近亲子弟,有血缘纽带和共同利益,他们的废立升黜之权操于单于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单于的权力毫无疑问是大大增强了。吕思勉认为此乃匈奴同姓分封之制 [57] ,然与周代封建制之差别在于,周之封建后,各封君代代相传,然二十四长却并非世袭。在各二十四长领地内“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58] ,什长、百长、千长是各级的军事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则是在二十四长庭帐内的诸政务军务辅佐官员,他们均由各二十四长辖区里的各级酋长和贵人担任,二十四长与领地内部落各首领之间,通常以婚姻关系加强凝聚。


这一政治结构尽可能避免破坏草原的原生部落单位,从而保证了游牧生产的正常进行,但同时又最大程度地集中了权力,单于通过听命于自己的二十四长实现了对各部落的权力支配,对各部落的人口、牲畜数量有了大致的掌握。军事权力掌握在号为“万骑”的二十四长手中,单于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更有效地指挥他们。狄宇宙指出:“二十四位大臣组成了一个高级政治参议会,由单于领导,单于对二十四王实行有效的管理。这不是一个‘部落议事会’,而是一个‘王’和军事指挥官的金字塔形结构。” [59] 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在匈奴墓葬中有很明显的表现,研究者将发现的匈奴墓葬分为四个等级,墓葬的奢华程度逐级增高。 [60] 谢剑总结说:“匈奴并非简单的部落社会,其政治制度中,确已发展出相当程度的权限划分,固定的官位层次结构,及高度的中央集权体系,并以此对其领域内的人民行使权力。” [61] 单于直辖的地区加上二十四长的领地,构成了匈奴“国家”的内圈核心地区。随着匈奴的扩张,东边的东胡,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西边的楼兰、呼揭、乌孙等西域三十六国均臣服,河西的月氏逃迁远方,匈奴占据其地,南边的河南地也被匈奴再次占领,这些地区有些被匈奴直接占领,有些则保持原来的政权组织,匈奴仅收取赋税特产,实行羁縻统治。 [62]


关于匈奴“国家”形成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包括诸如自然环境、中原国家的压力、战争、生产的进步与社会分层、杰出领袖的个人威望等因素。 [63] 王明珂也列举了几种解释:“关于集中化、阶序化游牧政治体(我们且简称之为‘国家’)形成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或将之归因于领袖个人魅力与成就,或认为是群体内部阶级分化、冲突的结果,或视之为游牧人群与其外在世界互动之产物。”王先生进一步指出,相较于“内部阶级分化演变说”,“外部互动说”在人类学游牧研究中更占优势,因为游牧社会的分支性结构和人群的移动性特征,难以从内部演化出稳固的阶级关系和胁迫性政治威权。 [64] 但必须指出,“外部互动”的因素在匈奴国家形成中之所以重要,还是根源于匈奴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即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根据哈扎诺夫、巴菲尔德、Peter Golden等学者的研究,“游牧社会能够独立于其他经济,特别是农业基础的经济而繁荣昌盛的情况,如果曾经有过,也是很少出现的。而且对游牧民族掠夺定居民族的事件的描述,在历史资料中比比皆是。在上述各点的基础上,这种‘依赖’理论就要求,国家形成的现象要与游牧民族对他们的经济中所缺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无休无止的需求相联系” [65] 。游牧社会向外部获取资源的要求是内在于其经济结构中的,政治组织必须顺应这种要求。战国后期至秦朝,如上文所言,是匈奴联盟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但恰恰是危机最重的匈奴统一了草原,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游牧帝国。在东胡、月氏、秦朝三方的夹击下,匈奴联盟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从外部获取资源的能力十分微弱,此时的匈奴联盟,要么分崩离析、部落离散,分别加入其他游牧政治体中;要么改革制度、凝聚力量,向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


在这样的时势下适时产生了冒顿单于这个草原英雄,完成了匈奴从联盟到“国家”的转变。秦朝统一集权帝国的建立对匈奴帝国的成立所起的刺激作用也非常重要,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是匈奴人急需的,但是秦朝建立后夺走河南地,逐匈奴北走七百里,建立了完善的边塞防御体系,匈奴依靠战争方式获取农耕社会物资的能力骤减,而贸易交换则因为游牧经济能够有的盈余有限且不稳定,难以满足需求。为了对抗中原的农业帝国,提高匈奴政治体的集权能力,以便更加有效地突破中原国家的防线以获取资源,成为匈奴内部的普遍要求,冒顿单于以其卓越的才能改革了“国”内的政治体制并积极向外扩张,就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如果缺少秦帝国的刺激,而仅仅是月氏、匈奴、东胡三个游牧政治体之间互相竞争,匈奴的部落联盟体制仍能勉强应对,并不需要向更高形式的“国家”转变。所以,“若广大地区之游牧部落与定居人群国家有经常性的资源竞争,则许多部落凝聚为较稳定的大部落联盟或中央化国家,以长期与定居人群国家对抗。此便如有些人类学者所指出的,集中化、阶序化的游牧政治体,经常出现在游牧与定居人群的互动关系之中” [66] 。说到底,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决定了游牧群体必须和其他群体,特别是定居人群国家互动以获取补充性资源;随着其敌人政治组织力的增强,游牧群体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应对之,否则获取资源的能力将下降,一旦不能获取足够的外来资源,游牧群体的政治组织既丧失了所需的物质保障,也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就将面临离散瓦解、依附于其他族群的命运。


匈奴“国家”建立后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67] ,秦末的战乱使得秦帝国北边塞防体系瓦解,匈奴很顺利地重占河南地,并侵扰燕、代。河西地区的月氏拥有强大的力量,匈奴与月氏的战争颇为胶着,到冒顿单于统治末期月氏才彻底放弃河西,迁徙到新疆伊犁河流域,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匈奴政权的建立对西州的局势产生极大的影响:匈奴重新控制河南地,设置白羊王和楼烦王进行统治;占据了河西走廊,设置浑邪王与休屠王统领;祁连山地和河湟地区的羌人与匈奴结为同盟,对汉朝的西北甚至关中构成现实的威胁。


平城之战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统一的北方游牧帝国与统一的中原王朝第一次正式交锋。匈奴对汉朝造成的压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边郡的侵扰和劫掠,匈奴小出则小获,大出则大获。第二,在占领河南地后,匈奴轻骑数日内可驰至关中,对汉朝的心脏地带构成严重威胁。第三,边将叛变与匈奴联合造成的威胁更是令皇帝寝食难安 [68] 。这种不安来自他们的联合进攻可能造成严重的边患,更重要的是,“汉朝的成败并不在于匈奴多占或少占一些土地。汉朝在中国内地是中央集权,是统一的。一个边将可以不尊奉皇帝的命令,并且在压力过大时投降匈奴,这就引起了一个极危险的问题” [69] 。皇帝权威的完整性因为边将叛逃匈奴而随时遭到侵害,汉初即有韩王信、燕王卢绾、曼丘臣、王黄、赵利、陈豨等众多边将投靠匈奴,平城之战的爆发也是由边将叛变引起的。


刘邦的心情非常矛盾,他久经沙场,对于匈奴的实力、骑兵的威力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看不到他有收复河南地的谋划,可能是希望避免与匈奴发生大战。另一方面,他太渴望解决匈奴问题了,特别是当韩王信、曼丘臣等人投匈奴,对皇帝之权威造成损伤时更是如此。楚汉之争刚刚结束,战士固然疲惫,但也正是久经磨炼,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时刻,这使刘邦对战胜匈奴心存幻想。刘邦派遣使者往匈奴观察是否可击,冒顿单于隐藏实力,使者言可击,刘邦既高兴又疑惑,所以接连又派出十余辈使者,其矛盾心情由此可见。当他认为能取得胜利、大军已发的时候,娄敬提出了疑问,此时他又怒又骂的表现正说明娄敬击中了他心中的虚弱之处。此时刘邦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既有隐忧,又存在侥幸胜利的幻想,终于他成功地欺骗了自己,率军开拔到平城。平城之战的导火索只是一次普通的边境事件,随着汉朝皇帝的亲征和增兵,冒顿单于也决定扩大战事,征调了几乎匈奴帝国能动用的全部兵力。冒顿单于的目的并不是要俘虏汉朝皇帝,或是占领汉朝一块土地,而是要迫使汉朝屈服,以便获取更多的贡赋。战场上刘邦中了匈奴人的诱敌之术,被四十万(或三十万)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汉朝此时连为天子坐驾找寻四匹同色马匹都难,将相乘坐牛车,反观匈奴则是“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70] ,此等阵势肯定给汉廷君臣造成了震撼性的心理冲击。陈平解围之秘计,其实就是遣使纳贡求和,大约也有贿赂阏氏的工作。当“和亲”协约达成,再加上阏氏进言“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 [71] ,冒顿也就主动撤围。根据“和亲”协约,汉朝与匈奴结成“兄弟”关系,每岁向匈奴供奉絮缯酒米食物,并设立边境贸易市场。


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汉文帝在予老上单于的国书中提到“先帝制”,即刘邦与冒顿单于达成的协议,“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文帝致单于书以“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开篇,单于的回书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立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虽然在文字上有争锋的意思,但还是表现了一种互相的尊敬与承认。邢义田指出,长城一带出土的“单于天降”带铭瓦当,表明当时中国甚至可能一度承认单于自天而降,也是拥有天命的统治者。 [72] 有研究者把从平城之战到呼韩邪向汉投降之间的“国际”关系称为“汉匈两极格局”,这一命题成立的三个前提假设如下。(1)汉朝、匈奴和其他政权的确是政治行为体,它们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2)汉朝和匈奴长期保持实力的大致相等,并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3)其他政权大多数受到汉朝或匈奴某种程度的控制。这三个前提条件在当时都大体成立。 [73] 狄宇宙也指出,当时汉匈“两个政权都确认了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划分,并对此划分保证予以尊重”。“匈奴和汉朝的统治者彼此间不仅容忍对方对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有效的权力,而且还相互承认对方对生活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其他独立社群和国家的霸主地位或者说霸权。” [74]


但是,这种格局对于汉人来说,乃是一种耻辱,因为皇帝本来是要泽被四夷、存定四极的,但是迫于现实的实力对比,竟要将天下一分为二,承认另一半在匈奴的统治之下,还要每年向匈奴提供贡赋,屈辱莫大于是,汉人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蕴含着冲破这种局面的动力。而且从现实政治出发,西州的河南地、河西走廊被匈奴控制着,羌、胡连成一片,直接威胁汉朝心脏区域的安危,所以当汉武帝决定反击的时候,西州则是首当其冲。


[1] 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3页。


[2] 顾颉刚和谭其骧曾反复讨论朔方的问题,最后认为汉武帝时朔方与并州同时存在,《汉书》注文中所谓的并州九郡,当以黄河为界,以西属于朔方,以东属于并州。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3] 欧文·拉铁摩尔指出,第一个主要发展的地区并不是最肥沃的,而是对文明初期发展阻力最小,并对最简陋的灌溉制度也能给予丰厚回报的地区。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6页。


[4]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9页。


[5]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载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第39页。童恩正提出过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从大兴安岭沿阴山、贺兰山到祁连山,再南折沿横断山脉到云南西北部,屏障着农业腹心地区,这样一个地带在生态环境和文化因素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童先生定义的地带太长,容易忽视该地带内南北、东西的一些重要差别,相较而言,林先生的概念更具可操作性。


[6] 唐晓峰指出:“所谓‘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参见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


[7] 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8] 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第4~5页。


[9]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译者序。


[10]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3页。


[11] 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2]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93~194页。


[13]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王守春:《地理环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再认识——关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反思的反思》,《地理研究》1995年第1期。


[14]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第14页。1942年植物学家Beechar 提出过渡地带的“边缘效应”。


[15] 尹泽生、杨逸畴、王守春:《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人地关系的空间表现与时序特征》,载尹泽生等主编《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地质出版社,1992。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引论文中的“西北”指阴山、贺兰山、乌鞘岭以西,昆仑山以北的地理区,相较于本书研究的西州,多出了新疆地区和青海柴达木地区,但是在气候特点上它们大体是一致的。


[16]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


[17] 道光五年修《镇番县志·水利考》,转引自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第4页。


[18]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9] 徐蕾如:《我国历史时期几次气候变动对社会的影响》,《大自然探索》1990年第1期;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20] 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载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但是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农牧开发,另一方面由于东汉以后气候逐渐干冷,植被覆盖率下降,沙漠形成并逐渐扩大,毛乌素现在已是不毛之地。


[21] 周宏伟:《两汉时期河湟地理环境探索——兼论汉羌战争的主要原因》,《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22]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


[23] 冯绳武:《甘肃河西水系的特征和演变》,《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1期。


[24] 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中华书局,1959;徐喜辰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5] 林沄:《戎狄非胡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两文都收录于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唐晓峰:《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地理研究》2003年第5期;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26]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08页。


[27]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前言第1~2页。


[28] 骑马对游牧经济的规模和效率意义重大,一位牧人徒步可放牧150~200头羊,如果他骑在马上可以控制约500头羊,两个骑马的牧人则可控制2000头羊。Anatoly M. Khazanov,Nomads and the Qutside World (Lond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转引自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20页。


[29]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载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二),第63页。


[30] 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1993,第312~314页。


[31] 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9页。


[32] 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391~392页。塞诺在1976年美国东方学会第186次年度宴会上所作会长致辞中说:“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内亚战士都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同盟者,那就是他的马。比较矮的小体型马——在异国观察者看来是丑陋的——跟幸存至今的惟一的野马,即所谓的普氏野马有亲缘关系。这一品种的马坚韧顽强、需求不多,加上它相对良好的速度和非凡的耐力,使得它成为内亚军事力量中最令人畏惧的一个因素”。但是,内亚的骑兵如果要保持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就必须留在草原地带,因为他们的技术及其所属的社会资源,都是由草原的生态环境决定的。参见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42~156页。


[33] 唐晓峰:《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地理研究》2003年第5期。


[34] 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载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第9期。


[35] 欧文·拉铁摩尔、王明珂、狄宇宙、杜正胜均持此观点。


[36] 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第89~90页。


[37] 转引自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第90~91页。


[38] 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第305页。


[39]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2885页。


[40] 管东贵:《西羌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载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中华书局,2010。


[4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46页。


[42] 国内学者多数认为月氏、乌孙活动的范围主要是今日的河西走廊,所争论者为乌孙与月氏谁在东谁在西的问题,松田寿男认为乌孙的原居地根本不在河西,而在乌鲁木齐以东,车师后王庭所在的地方。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35页。


[43] 郝树声:《论月氏在河西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44] 颜师古认为祁连指天山的说法受到了批评,这里的祁连,当指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杨建新认为指张掖西南的那一段。参见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但是将春秋战国时期河西的考古文化与月氏、乌孙对应的做法并没有取得共识,有学者认为月氏、乌孙的遗存尚未发现。


[45] 王子今:《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6] 关于乌孙,重要的研究有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综述的文章有李芳:《建国以来月氏、乌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


[47] 林梅村认为月氏人是东进的吐火罗人,由于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才阻挡住了印欧人的东侵。参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6页。邢义田也认为月氏人是东来的高加索人种,高鼻深目,汉画中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的胡人,并不是对匈奴、羌、乌桓、鲜卑等部落民的如实刻画,而是一种对于胡人外貌类型化、格套化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渊源,可能来自战国时期画工对势力颇盛的月氏人的印象。参见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载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第300页。


[48] 潘策等:《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49] 韩康信等:《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48页。


[50] 本书在对匈奴进行分析时,有“匈奴国家”、“匈奴帝国”、“匈奴民族”、匈奴部族等不同的用法。当偏重指称“匈奴民族”建立的政权时,使用“匈奴国家”或“匈奴帝国”的用法,意指古代游牧民族建立的草原政权或草原帝国的一种类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并不相同。当指称作为具有共同文化、共同生活和自我认同的人群时,使用“匈奴民族”或匈奴部族,两者用法近似。


[5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0页。


[5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3页。


[53] 王庆宪:《匈奴冒顿单于的军事活动及其政治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


[54]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0页。


[55]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4页。谢剑考证“四角”的次序,认为《史记》、《汉书》及《晋书》将右贤王置于左谷蠡王之前的做法与历史实例不符,《后汉书》肯定左谷蠡王贵于右贤王,可从。参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二分,1969。


[56] 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


[57] 吕思勉:《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第123页。


[58]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1页。


[59]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08页。


[60] 四个等级为“两椁一棺墓”、“一椁一棺墓”、“单棺墓及石椁(棺)墓”、“无葬具的墓”。参见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61] 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第242页。


[62] 需要讨论的是河西浑邪王、休屠王的身份。谢剑认为他们是二十四长之一,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当月氏人迁离后,河西地空,残存的部落想必很少,而这里又是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匈奴战胜月氏后,应该派遣一些部落到此地游牧,大概包括浑邪王与休屠王等类似二十四长的地方诸侯,而且他们可能与二十四长一样,是单于的近亲子弟。但本书认为他们应该不在最初匈奴帝国设置的二十四长之列,月氏最后撤离河西已是公元前170年左右,距冒顿单于即位已近40年,说明匈奴与月氏的战争颇为胶着,此时在匈奴本部,二十四长制大约已经建立,而且他们分布在左右两部,名号前大都冠以“左”或“右”,浑邪王、休屠王与之不同。河西与匈奴本部交通便利,水草丰美,所以在战败月氏后,匈奴将其纳入“国家”的内圈核心区之中,将之分为浑邪王与休屠王两个诸侯领地,并离散若干匈奴部落迁到此地,二王与二十四长是同一性质,但是在新占领区另设置的,不在原先的二十四长之列。


[63] 冯世明:《匈奴国家产生原因探析》,《民族论坛》2010年第6期。


[64]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05页。


[65] 转引自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01页。


[66]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106页。


[67] 冒顿单于即位之初征伐的胜利不一定是匈奴政治结构重组的结果,重组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更可能是借着对外战争胜利的契机,冒顿单于才加强了对各部落的控制,完成了政治结构的重组,使之愈加阶序化和集权化。我们只能推测,冒顿单于大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了对政治组织的重构,其新政体的优势在此后与汉朝长期的较量中显现出来。


[68] 邢义田指出:“在中国天子眼中,这些人(指边缘独立势力)比真正的匈奴、西羌或乌桓等外族更可怕。边远的外族因饮食衣服不同于中国,文化远为落后,虽常入侵骚扰,但如无中土人士相助,无入主中原的野心,尚不足以动摇中国天子的地位。在边缘地域称雄的中原人士可就不同了。他们是中国人,有些曾在中土为官,知道中国的治术,如果坐大,即足以取天下而代之。”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载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30~131页。


[69]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07页。


[70]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4页。


[71]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94页。札奇斯钦对这次交锋的过程及前因后果有详细论述,参见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3,第14页。


[72] 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第114~115页。


[73] 孙力舟:《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分析——基于汉朝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


[74]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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