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型，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动荡程度最高的时期之一。目前，我们并未为这场转型做好充分准备。倘若全球能够采取正确举措，人工智能将成为向善的力量，让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我这一生只做过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微软参与软件开发，希望通过技术赋能大众。

我的第二份工作从 2008 年开始全职投入，我把在微软赚到的财富回馈社会，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健康、教育更普及、社会更加公平。这份事业将会伴随我的余生。

这两段经历塑造了我对人工智能的看法。我 13 岁初次接触计算机时，就深深着迷于一个想法：让计算机变得更加智能，能够完成当时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事情。虽然 “人工智能” 这个术语差不多在我出生时就已经出现，但这项技术直到过去十年才取得重大突破。如今它的能力已经十分强大，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迭代。人工智能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替代甚至超越人类的认知能力。

人工智能要么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均衡器，要么会成为不公现象最恶劣的源头。

就公平性而言，人工智能要么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均衡工具，要么会演变为最严重的不公根源。这项挑战十分艰巨。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形下，向全新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型，也将是人类历史上动荡程度最高的时期之一。我们该如何运用这项技术，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同时避免它拉大贫富差距？我们该如何保护最容易遭受人工智能危害的群体，其中包括失去生计、丧失对未来掌控感的人们？

我认为，解答这些问题并依照答案付诸行动，应当成为全球的首要任务。倘若全世界采取正确举措，人工智能就会成为向善的力量，让所有人的处境都得到改善。

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并未为此做好准备。我没有看到相关迹象表明各界领袖、专家以及社会群体正在充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没有出台相关方案，帮助社会平稳迈入人工智能时代。

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许多评论人士低估了人工智能将会带来的影响程度。我认为背后存在几点缘由。

第一，人工智能模型目前依旧会出错。就在不久之前，这类模型连简单的数独谜题都解不出，也数不出单词 strawberry 里有多少个字母 R，因此人们很难想象它们能够替代人类的认知能力。

但随着研究人员开发出能够自查成果、实现自我优化的模型，可靠性问题正在被快速解决。用不了多久，在诸多任务上，它们的能力就会大幅超越人类。

人们低估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原因是，拿过往技术革新带来的影响做类比，会产生误导。我们从未接触过这样一种技术：它能够快速普及，还能像人类一样思考与行动。个人电脑问世之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才深刻改变我们的工作模式，这是因为需要开发配套软件、设备价格需要下降，人们还要学习如何使用工具，并将其融入业务流程。而人工智能可以依托我们现有的设备运行，并且支持自然语言交互。我们无需去适应它，因为它可以主动适配我们。它可以观看用于培训人类员工的同一套教学视频，还能够从现有数据中进行学习。

我需要承认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见。我从科技行业收获了巨大收益。尽管我的投资组合已经相当多元化，但我依旧和该行业存在经济关联。我以盖茨基金会主席的身份，与微软以及其它人工智能企业开展合作，力求让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真正惠及全球民众。

不过，我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并非出于为自身牟利的目的。我所有投资产生的收益，包括科技相关投资的收益，都会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用于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当然，读者需要自行判断这一点是否会干扰我的判断。

这一次情况确实不一样

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希望创新能够发展得更快。但面对人工智能，我的心情却更为复杂。

我们需要时间，来应对这场社会、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剧烈变革。

我希望世界能够尽快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同时尽可能延后它所引发的各类问题。可现实是，机遇与弊端正在同步到来。我认为，我们需要时间为即将迎来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动荡期做好准备。最需要缓冲时间的群体，恰恰拥有的时间最少：被机器人程序取代的会计从业者，或是因时薪 10 美元的机器人而丢掉工作的时薪 20 美元的普通劳动者。

不少观察人士表示，这次技术变革会和历史上的历次技术转型别无二致。他们举例，美国的就业岗位曾从农业领域转向办公室文职工作。但那一轮转变历经数代人的时间，并且创造出诸多需要人类思考能力的全新岗位。而这一次，技术本身就能够替代人类的认知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看、听、说、推理，最终还能像人类一样熟练完成体力劳动，因此它的影响不会局限于单一行业。法律、客户服务、医疗、软件以及制造业的工作都会由人工智能承接。它会在十年之内，而非历经数代人，快速冲击这些行业。固然会诞生一部分新岗位，但如果没有配套合理的政策，新增岗位的数量会远少于当下现存的岗位。

倘若有人能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脚步，我大概率会予以支持。但我认为这很难实现。地缘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各类驱动因素，都在强力推动人工智能全速向前发展。

为了让这项前所未有的技术尽可能发挥积极作用、降低负面影响，实现社会整体向好，我们必须同时认清它的益处与风险。我先从风险部分说起。

向人工智能转型的三大风险

我计划后续对每一项风险展开更详尽的论述，因此这里仅做简要介绍。

大量工作岗位将永久消失。

1933 年大萧条时期，美国失业率约为25%。在之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失业率始终维持在两位数。随着需求回暖、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就业情况最终得以恢复。

人工智能或许不会造成如此高的失业水平，但其带来的影响不会随经济周期消退。受冲击最大的是入门级和中级岗位，而新创造出的岗位大多需要经过多年学习才能掌握的专业技能。

白领岗位已经开始遭受一定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那些极易被替代的岗位上的年轻从业者就业情况大幅下滑，但年长从业者并未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认为这一趋势还会延续，并且不会局限于少数行业或职业。销售与客户支持岗位（线上及电话客服）、软件工程、法律助理等岗位会率先受到波及。而当人工智能接手如今仍需要专业从业人员完成的工作任务时，冲击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例如审核贷款申请、开展数据分析，甚至对患者进行初筛分诊。部分领域，例如软件工程，会因成本下降催生新的需求。因此只要部分工作（如方案设计）更适合人类完成，这些领域的岗位净流失规模就会小于其他行业。

蓝领岗位同样会受到影响。尽管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还不及人工智能，但它们的成本最终也会大幅下降。我接触过的很多美国人并不了解灵巧机器人的发展速度，因为大量前沿研发工作是在其他国家开展的，主要是中国。也有不少人被网上流传的机器人跳舞效果糟糕的短视频误导。我认为，到这个十年末，“智能” 机器人就会开始在部分体力工作上与人类竞争，例如建筑、酒店服务行业。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结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一家企业采用这类技术，将节约下来的成本用于降价，其竞争对手就会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跟进。如果现有企业不愿采用，初创企业也会抢占市场。很多人可以转行从事其他工作，但失业、重新接受培训、再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会带来巨大动荡。市场力量会推动技术落地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不加以干预，优质岗位会不断减少，技术红利只会流向少数群体。

我尤其担忧年轻人，他们步入职场时，市场上的入门岗位会变少。他们十分清楚这项挑战，因为他们是人工智能最活跃的使用者，既见识到人工智能的能力，也看到它迭代进步的速度。也难怪众多年轻人对人工智能抱有负面看法。

对劳动者而言，最大的转变将发生在人工智能能够输出近乎零差错的工作成果之时。到那时，人工智能可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监督核查，企业出于经济利益，会完全倾向于使用它。

这会彻底改变我们看待工作、收入与经济保障的方式。如果就业人口减少，或是大量人群的工作时长缩短，那么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经济该如何运转？

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业是大多数人获取收入、维持基本生活的途径，同时也是尊严与社会联结的重要来源。

一个社区失业率居高不下时，连锁负面影响会四处蔓延。相关研究表明，在美国部分地区，工厂倒闭与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人数上升存在关联。试想，如果全国的白领与蓝领劳动者都承受类似的压力，后果可想而知。

我们现在就必须思考如何减少岗位流失，让所有人都能共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繁荣。等到人们已经失业或就业不足再采取行动，就为时已晚。人工智能对现有经济运行模式构成结构性挑战，需要我们当下就展开思考并付诸行动。

人工智能会让人类（或许还有人工智能本身）拥有更强的能力去制造伤害。

早在人工智能走入大众视野之前，网络上就可以查到制造炸弹、生物武器乃至计算机病毒的相关教程。人工智能不仅会让获取这类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还会降低付诸实施的门槛。即便是技术水平十分有限的不法分子，也能够对个人、企业、政府各个层级的目标发起攻击。

即便是技术水平十分有限的不法分子，也能够对各个层级的目标发起攻击。

人工智能驱动的诈骗、虚假信息、深度伪造内容以及监控技术，会成为很多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最真切的危害。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开始被用于网络攻击。我认识的顶尖网络安全专家都对未来数年感到担忧：攻击者获取强大新能力的速度，远超防御者修补全部安全漏洞的速度。毕竟，同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既可以帮企业找出软件漏洞以便修复，也可以帮助不法分子利用该漏洞实施破坏。发动攻击所需的资源正大幅降低，而我们尚且无法把这类能力和合法用途分离开。

想一想那些易受攻击的基础设施：医院、金融机构、供水系统、电网、政府福利管理系统。这些机构遭到攻击，承受损失的是患者、客户以及福利领取者。

生物恐怖主义方面也是同理。人工智能固然会推动药物、疫苗领域取得挽救生命的技术突破，但也会降低研发致命新型病原体的门槛。同样，有益能力和危险能力很难切割开来，这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风险，都源于人工智能会赋能当下势力相对有限的作恶者。与此同时，这套工具也会让既有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举例来说，自主武器会让政府无需人类参与决策，就能够更加轻易地动用致命武力。监控、操纵公众舆论的手段会变得成本更低、操作更简便，效果也更强。

最终，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伤害的能力将不再只掌握在人类或机构手中。人工智能系统偶尔就会出现设计者意料之外的行为。这项技术的发展速度超出所有人预期，演化方向也出人意料。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增强，它们有可能做出违背人类利益的行为，让我们失去掌控。后续我会就此展开更多探讨。

人工智能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我小时候在西雅图生活，除了少数和我志趣相投的男孩，朋友并不多。我付出很多努力，也得益于母亲的大量帮助，才练就社交能力，学会和形形色色的人相处。如今我已经 70 岁，这些经验依旧让我受益匪浅。

倘若那时我就拥有人工智能陪伴伙伴，我怀疑自己不会愿意付出这般努力。人工智能陪伴伙伴会顺着你的习惯和你交流，不会逼迫你走出舒适区；它随时都在，永远不会对你发脾气。这就导致它极易让人沉迷，还会剥夺我们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收获的成长。

关于这一话题，现有研究证据尚且有限，部分结论也存在分歧，但已有迹象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例如，斯坦福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针对 1100 多名使用人工智能陪伴伙伴的人群开展研究，发现社交圈狭小的人最容易求助聊天机器人获取陪伴。而当使用者对其依赖加深、投入更多情感之后，自身的情绪状态反而会变差。

这类影响可能伴随年轻人的一生。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世代》一书中描述了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这套说法放在人工智能身上甚至更为贴切：“就像经受风吹的树苗，孩童时期适度接触小风险，长大后才能从容应对更大的危机，不至于陷入崩溃。反之，在温室里被过度保护长大的孩子，往往还未成年，就被焦虑压垮。”

一款永远不会惹你不快的人工智能陪伴伙伴，就是一座巨大的保护温室。

我们才刚刚开始认清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会给青少年成长带来哪些隐患。我们已经看到强迫性使用、睡眠紊乱、网络霸凌、接触不良内容等问题。人工智能会放大诸多此类风险，相关内容更具蛊惑性，也更难摆脱。我们不能再等下一代人，才开始正视这些问题。澳大利亚、英国、挪威等国家已经出台儿童网络保护措施，中国的相关管控最为完善。中国出台的规定对人工智能陪伴类应用作出广泛约束，禁止设计会诱发情感依赖的产品，严禁面向未成年人推出虚拟亲属、虚拟恋人功能。

同一种技术，既能让人们学到前所未有的海量知识，也可能造成很多人学习能力退化。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冲击越来越明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本可以拓展人类学识边界的工具，也可能让很多人学得更少。一项初步调查显示，高频使用人工智能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下降存在关联，该现象在年轻群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人类绝对不能在这个时代丧失批判性思维。当下，深度伪造内容、可针对个人定制的虚假信息层出不穷，分辨真伪已经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

这类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该如何划定边界，目前尚无明确答案。部分场景下，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现实人际关系。对于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群体，它或许是他们与外界仅有的沟通渠道，有总比没有强。但无论我们最终划定怎样的界限，都应当是人类主动、审慎做出的选择。

人工智能的正向价值

人们常说，我们往往会高估短期之内会发生的改变，却低估长期视角下的变革程度。

但对于人工智能，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情况。一部分人只看到人工智能的利好一面，对其负面影响关注不足；另一部分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 只盯着那些切实存在的风险，却忽视了它蕴藏的潜在益处。

两者我们都需要：既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并尽力将其降到最低；同时也要秉持理性乐观的态度，看到如果能让人工智能惠及所有人，它所能创造的正向价值。

把益处最大化，和把危害最小化同等重要。如果大众能够看到人工智能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就有助于建立公众信任，而这份信任，正是应对转型过程中各类棘手难题的必要基础。倘若大多数人接触到人工智能的第一件事，就是丢掉工作，那么本就对人工智能持怀疑态度的群体将会彻底排斥这项技术。这会让人工智能的各类利好难以落地。这也是各国政府、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以及人工智能企业，应当即刻携手合作的另一重原因。

人工智能能够整合各个科学领域的知识，以此加速攻克全球最棘手的技术难题：为全人类提供可靠的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粮食充足供给、根除各类疾病等等。研究癌症疗法或是核能的科研人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梳理海量的科学文献。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他们发现人类容易忽略的规律，筛选出最具前景的实验方向。当智力不再像如今这样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时，小型企业也能够和科研预算雄厚的大型机构同台竞争。研发与创新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医疗领域是人工智能能够切实解决现实难题的赛道。美国许多小型医院没有常驻专科医生，在危及生命的紧急病症发作时，无法快速为患者做出诊断。在这类地方，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心脏病的及时确诊，帮助家庭免于承受急救带来的巨额医疗开销。Viz.ai 就是一个实例，该产品通过分析影像扫描结果识别中风以及其他急症，协助医疗团队统筹安排患者救治，目前已经在美国近 2000 家医院投入使用。

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全科医生做出更精准的诊断，即便患者不在院内，也可以维持医患沟通。它能够帮助患者看懂检查报告，理清复杂的用药时间安排。

在低收入国家，农业会是人工智能见效最快的领域。

当我告诉很多人，农业是人工智能在低收入国家落地见效最快的第二个领域时，他们都倍感意外。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农民无法获取可靠的天气预报，也得不到相关指导：该播种什么品种的种子、如何保护庄稼与牲畜免受病害侵扰、如何改良土壤。伴随着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再叠加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农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界支持。借助人工智能，这些低收入农民很快就能获得优于如今最富裕农民所能得到的各类专业建议，实现粮食产量的大幅提升。

政府公共服务是人工智能改善民众生活的第三个方向。在美国，我接触过不少家庭，他们在申请医保、学生补助或者食品救济时，面对繁琐流程束手无策，这完全可以理解。面对一大堆错综复杂的官僚表格，很多人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人工智能可以极大简化整套流程，让民众更快拿到所需救助，同时提升政府运转效率。政府可以优先服务最依赖社会保障的群体，以此大幅改善民众办事体验。

尽管我担忧人工智能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但我同样认为它能在此领域发挥巨大作用。绝大多数地区的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以及成瘾问题专科人员都十分紧缺。在做好充分隐私保护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人们识别心理危机预警信号。必要时，它可以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心理调节方案，并联动人类从业者，提供更及时的干预治疗。

即便存在前述种种顾虑，人工智能同样可以为教育事业赋能。它可以解放教师，让教师拥有更多时间开展一对一或者小组教学，也能让教师更清晰地掌握全班学生普遍存在的知识薄弱点。对于学生而言，一款能够保留科研人员所说的 “有效思辨”—— 也就是构建理解能力所必需的认知思考过程 —— 的人工智能工具，能够强化学习效果。当学生初次接触全新知识点时，人工智能给出详实讲解，同时抛出问题、提供参考解答；等到检验学生掌握程度时，人工智能则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学生独立推导得出结果。

综合来看，上述各个领域的技术进步，能够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成本更低，人们的生活不再过度受收入高低、社会人脉的束缚。

人工智能可以让个人和小微企业拥有过去只有高价专业服务、庞大团队才能实现的能力，同时推动产品与服务提质降价。它可以帮助残障人士实现更高程度的独立生活；拥有好想法的劳动者与创业者，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完成过去难以实现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能够帮人们夺回被文书工作、官僚流程、搜寻可靠信息，以及那些无力花钱雇人代劳的事务所占用的时间与精力。这些好处看起来或许并不起眼，但惠及千千万万普通人之后，影响会十分深远：更多人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获得专业建议，拥有更多自由，去经营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必须主动作为，确保人工智能惠及全体民众，而不只是少数富人。

在以上所有领域，关键词是 “可以”——人工智能能够改善各个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但这不会自动发生。和所有新技术一样，我们必须主动谋划，保证它造福所有人，而不是仅仅让少数富裕群体获益。这就需要政府与公益机构发挥重要作用，保障普通民众与低收入国家也能充分享受技术红利。

盖茨基金会剩余的 2000 亿美元资金，计划在 20 年内全部投入使用，目前还剩下 19 年时间。人工智能将助力基金会实现宏大目标：一方面加速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营养不良相关疫苗与药物的研发，另一方面帮助医疗从业者和患者掌握如何使用这些医疗成果。基金会的目标之一，是将每年儿童死亡人数再度减半，就像 2000 至 2024 年所达成的成果那样。基金会的全部工作，不只是医疗卫生，还包括农业、教育板块，都会充分运用人工智能。

下个月，我会在基金会年度《目标守护者》报告中详细阐述这些相关工作，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一项重点工作：确保人工智能模型能够适配基金会帮扶地区本土语言，而不只是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主流语言。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软等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都正在和基金会合作推进这些项目，并且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世界需要一套方案

部分人工智能企业针对自身技术所引发的各类挑战提出解决方案，这固然值得肯定，但我们不应指望它们充当领头者。部分问题超出了它们的专业范畴，并且在民主社会中，本就不该由它们来决断这类事务。

相应的解决方案应当经由公开民主的流程来制定，参与方包括民选官员、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地方官员以及社区领袖。数百万民众的生活将会受到冲击，我们需要一套更完善、更具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他们应对这场转型。地方社区已经就数据中心所需消耗的能源与水资源表达了担忧。倘若拿不出解决方案，部分群体将会呼吁全面叫停人工智能的研发与落地应用。

在制定解决方案时，我们要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深刻命题，其中就包括：在机器的思考能力能够超越人类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守护人性。宗教领袖毕生都在思索人的意义，他们可以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利奥十四世教皇发布的人工智能通谕《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尊严》令我深感兴趣，这份通谕为后续相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我会分享更多构想，力求让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大于它造成的危害。先从三点说起，首先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

建立新体系

首要任务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搭建应对人工智能的国内与国际框架。

我们现有的各类机构，无一为处理这样一项传播速度极快、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技术而设计。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全新机构。

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9?11 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开展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机构重组，而此举仅仅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这一项职能。

人工智能所需的变革要远大于此。它不仅会影响国家安全，还会波及就业、教育、税收、能源、选举、空气与水资源、公共卫生、金融体系、执法、交通运输、公共土地以及信息技术系统。

这些领域相互交织，而现行官僚体系并不具备统筹管理这类交叉问题的能力。劳工部门或许了解劳动力市场遭受的冲击，却看不懂安全风险；商业监管机构能够识别市场垄断问题，却不了解人工智能对少年儿童造成的影响。如果任由各个机构自行处置，它们只能看到体系的局部，而人工智能带来的后果却会波及整个系统。

在国家层面，各国需要设立能够统筹各政府部门优先级的机构，目标是确保每一类风险都有人负责处置。否则，一场借助人工智能发起的攻击可能会得逞，只因没有部门认为防范这类攻击属于自身职责。

但即便一个国家理顺了自身内部事务，依旧会面临跨国界的风险。正因如此，我们还需要同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

该组织会不同于人类以往创立的任何机构，但可以借鉴部分现有制度的模式。当今世界拥有核武器核查机制、国际航空监管规则以及保护臭氧层的相关协定。全新的人工智能全球组织，需要融合以上三者的部分要素，且还要增加更多内容。

人们难免会质疑，全球现有各类机构是否有能力设计并落地这套全新架构。政府行动本就迟缓，各国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更让各项事务的推进变得空前艰难。美中两国之间需要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

但我们没有慢慢推进的余地。当务之急是启动机制建设，在各类冲击迫使各国政府进入危机应对模式之前，搭建适配的机构。各国领导人应当定期召集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劳工问题学者、企业管理者以及普通劳动者，研判现有机构存在的短板，明确需要赋予哪些新的权责。各国之间要互相借鉴经验。

同时，聚集头部人工智能研发企业、掌握供应链关键环节的相关国家，应当即刻开启会晤，确立共同准则，避免日后竞争压力加剧，导致各方难以开展合作。

搭建我所说的这套框架需要耗费数年时间，这正是我们必须即刻着手行动的原因。

为人类保留一部分工作岗位

我的父亲于 2020 年因阿尔茨海默病离世。在他患病后期，受雇护工日夜照料着他，即便父亲难以表达自身想法，护工们依然能够理解他。他没法总是告诉护工自己饿了，但护工总能察觉。

我和家人永远感激这群出色的专业从业者。他们给予我父亲的照料中，蕴含着无可替代的人的温度。机器人无法、也不该承担这份工作。

每当探讨哪些工作会消失、哪些工作会留存时，我总会想起这支护工团队。我相信，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不断进步，我们会划定部分事务只交由人类完成。我将这个领域称作 “人类专属领域”，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类构想。

我很喜欢 “人类专属领域” 这个说法，它让我联想到自然保护区 —— 那些地方本可以修建楼宇、铺设道路，但我们选择不去开发，因为代价太过沉重。

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我们可能会将某些事务划入人类专属领域。举例来说，如果机器接管某类岗位，会造成大量人员失业，而这些人又难以转行，我们就会做出这样的划分。你不能要求一位一辈子从事建筑行业的 55 岁老人，转去养老机构工作，还指望他能从中获得价值感。

有时候，划定人类专属领域的决定会由其他因素推动。以医疗场景为例，试想由机器人告知你患上了不治之症这个残酷消息。技术层面机器人完全可以做到，但它本就不该这么做。

人类专属领域会随着时间不断演变。比如，我们当下就应当考虑保留部分工作岗位，在数年乃至数十年间逐步引入人工智能，坚守保留部分人类工作的底线。教育、心理健康护理这类领域将会是人机结合的模式：由人类主导，借助技术拓展自身的能力边界。

专属领域的边界也会因地而异。部分国家会坚持由人类照料老人。但像日本这样劳动力缩减、缺少足够年轻人照护老人的国家，或许会接纳护理机器人。

“人类专属领域” 这一构想引出了诸多我尚且无法解答的问题。谁有权决定哪些事务归人类专属？我们应当采用何种评判标准？如何防止企业钻空子，依旧使用机器人替代人力？倘若一个国家允许机器人生产产品，另一个国家却禁止，国际贸易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需要在公开讨论中解决，成为转型规划的组成部分。

重新平衡劳动与资本的征税方式

随着劳动者被迫转向各类新岗位，他们将需要接受再培训，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其他扶持。但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将会缩短，这意味着他们缴纳的所得税会减少，而恰恰在社会对这类公共服务需求达到顶峰时，政府财政收入却会下滑。在财政预算吃紧的背景下，资金必须另寻来源。

我认为我们应当对人工智能算力令牌与机器人征税。目前，雇主雇佣员工时，需要按照员工的收入缴纳工资税。但如果购置一台机器人，通常可以直接将其记作经营开支进行抵扣。现行税收制度会促使企业用机器取代人力。

征收该项税收可以适度减缓企业舍弃人力劳动的趋势，同时筹措资金用于职业再培训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项税收需要精准设定，避免抑制人工智能纯粹有益的应用场景，例如降低医药与教育的成本。

反对该设想的人士指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做法达不到最优效率，但他们忽略了工作对于个人与社会更广泛的价值。伴随着创新速度大幅提升，我们完全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效率损耗，以此作为保障民众就业的代价。

多年前我就提出过机器人税的构想，当时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想法十分怪异。时至今日，我依旧大力支持这一举措。尽管它并非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完整解决方案，但却是一套明智应对方案的组成部分。

无论我们通过何种方式筹措更多帮扶资金，都应当把资源给到最需要的群体，其中包括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而失业的劳动者、工时缩减或薪资下降的从业者，以及失业问题集中的地区。我们现在就要着手推进相关工作，以便在社会需求变得极为迫切时，配套体系能够准备就绪。

我正在做的事

我将运用我的话语权与时间，推动人工智能与公平议题更多地进入公众议程。每次到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与世界各地领导人会面时，我都会向立法者提出这一议题。在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人员交谈时，该议题也会成为谈话的核心。我将倡导落实我此前阐述过的国内及国际框架。盖茨基金会将助力推动人工智能的有益应用，其中就包括在非洲地区的落地。由我创立的突破能源公司，会借助人工智能帮助企业开发廉价清洁能源，助力解决气候问题。此外，我也会定期撰写关于人工智能的相关文章。

我想对各国领导人说：

趁失业率尚未急剧攀升、社会群体尚未遭受损害、公众信任尚未瓦解，你们拥有当下行动的机会。你们可以确保本国政府从整体层面处理该问题，而非将其拆分给多个各自为政的官僚部门。你们可以让人工智能惠及每一个人。同时你们也可以同其他国家政府协作，共同应对这项国内与全球性挑战。

最后，我会努力扩大参与这场讨论的群体范围。参与者应当包含劳动者、即将步入职场的大学生、社区领袖、宗教领袖与宗教组织、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常常不被听见声音，但深知这场变革会如何影响民众生活的群体。

我们该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红利能够惠及那些本就不具备财富、影响力与获取资源渠道的人群？

我们该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劳动者与社会群体即便在遭遇岗位被替代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良好发展？

公共机构应当作出怎样的调整？

而在这一切变革之中，我们又该如何守护人性？

这项前所未有的技术，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应对举措。

这项前所未有的技术，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应对举措。倘若我们处理得当，人类将收获巨大回报，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公平。

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人工智能。并非因为我掌握所有答案，而是它所带来的问题事关重大，不能只交由一小部分技术人员来决断。学术界、商界、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的各方领导者，都应当参与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