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 2021 年度田家炳基金会资助项目“师德·世范：山东省淄博市乡村学校校长师德培训”（2108-01-111）的阶段性成果。
师德建设是外在规范约束与内在德性自觉的辩证统一。广义而言，师德既包含教师职业场景中的职业道德，也涵盖其作为社会公民的私人德行，二者共同构成教师作为“教育者”与“社会成员”的双重道德面貌；狭义而言，师德聚焦职业领域[1]，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稳定道德观念、高尚情操与规范行为的有机总和。师德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灵魂和核心。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2]。师德是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内在核心与根本标尺。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确立师德师风为教师评价第一标准，要求健全长效建设机制、对师德失范坚持“零容忍”[4]。迈入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教育教学的全流程，人机协同已然成为常态。这既为师德建设提供了契机，也为师德建设提出了传统师德规范难以覆盖的数字场景下隐私保护、算法公平与育人主体被湮没等风险挑战。为此，规制师德建设风险，以形成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师德，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一、悟道：人工智能时代师德建设的基本要义
师者之德，随着教育环境的迭代、育人场景的更替而不断丰富与完善。人工智能时代是算法、数据与智能系统深度介入师德建设的全新时期。人工智能拓展了教师以德立身、立德施教、以德育德的发展时空，重构教师职业角色、师生交往范式与教育者育人使命的存在样态。明晰师德建设应有的时代意蕴，正是规范人机协同育人、守护教育初心的必由之路。
（一）为师立身：捍卫师者之本真
为师立身是师德建设的身份锚点。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承者与灵魂塑造者，教师承担着文化赓续、心智启迪与真理解码的使命，实现对学生道德成长与精神品格的塑造[5]。随着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在知识生产、信息整合与决策辅助领域实现了效率跃升，人工智能技术已然具备替代教师处理大部分标准化教育教学事务的能力。然而，技术越发达，师德的“压舱石”作用越关键。技术虽可替，德性无所替。人工智能在教育内容生成上具备显著的技术效率优势，但教育的本质远超堆砌知识，其核心在于价值引导、人格养成与灵魂塑造，这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触及的育人本真。人工智能能生成教学方案，却读不懂学生眼里的光，无法理解学生个体独有的生命处境；人工智能可模拟师生间互动的“形”，却给不了学生心灵的依靠，无法构建基于信任、责任与爱的伦理“魂”。人工智能愈是能够替代教师的部分知识性、技术性劳动，教师在价值性、关系性和伦理性维度上的本真及不可替代性愈得以凸显。“好教师”并非标准化的“知识搬运工”，而是为学生开辟出契合其特质的成长路径[6]。即凭借自身的道德品格、专业判断力与育人责任心，通过个性化引导助力学生实现完整的道德人格建构，蕴藏着技术无法复刻的教育温度。因而，师德便为界定“人师”本质属性的关键标尺，其非独立于教师职业外的附加要求，是教师之“何以为师”的内在根基。这便要求教师跳出“已知者”的固有框架，以智能技术为“育人之梯”，以人格魅力为“道德之舵”，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引路人。以人格魅力感召学生，以道德实践示范于学生[7]。唯有坚守这一根本，教师方能在技术迭代进程中，坚守人性温度与道德底线，超越工具的冰冷，坚守育人的本真。
（二）为技定向：锚定向善之轨迹
师德建设以爱生为情感基石，以育人为根本指向。人工智能技术可作为服务教师成德与学生成人的一种支持性力量而存在。因此，技术之“用”需在育人本位中得以界定。缺乏德性约束的技术，极易脱离人类的价值导向，异化为脱离道德罗盘、丧失伦理规约的失控暗流。唯有将“向善”作为技术发展的“导航系统”，才能让技术真正成为推动师德建设的巨大力量，而非吞噬人性的“失缰野马”。人工智能技术深嵌教育实践场域，其最直观的显性价值体现为工具效能：信息处理的高效性、资源配置的精准性、评价反馈的即时性等。倘若仅从教育效率提升和流程优化的角度理解技术之为“用”，教育将异化为可量化、可预测的技术过程。唯有将技术定位为“学生发展的支撑者”“教师的助手”，其“用”才能超越外在的功能增益，升华为具有教育正当性的“善”。技术本身缺乏价值自觉，不可替代教师之道德判断、教育责任与情感关怀，需靠人文标尺加以规束，师德便是校准技术运行方向的重要尺度。教师在使用人工智能时，需建立稳定的价值评判标准：考量技术是否尊重人的主体性，是否维护教育公平，是否有助于真实的育人关系生成。“技术向善”是技术使用的“红线”——只有让技术始终指向“善”的航道，师德建设才能在技术伦理的浪潮中行稳致远。
（三）为德赋能：涵养师德之生成
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的同时，亦对教师职业道德素养提出伦理适配挑战，促使教师与时俱进，在算法与人文的碰撞中，持续提升数字伦理素养、情感共情能力、价值判断力，实现“成德”的专业进阶。其一，明德之知，提升道德判断力。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实践因算法推荐、数据建模、虚拟仿真等人机协同新情境的介入，呈现技术伦理模糊、责任边界重构、价值导向多元的复杂特征。这要求教师具备清醒的伦理自觉，清醒理解自身的教育责任、职业伦理与育人使命。在技术介入的复杂情境中明辨何为教育之本、何为教师之责、何为育人之德，从而彰显教师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判断能力与专业权威。其二，润德之情，增强职业认同感。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关系易被技术流程、数据画像与平台评价中介化，师生间具身情感交流易被数据反馈、虚拟互动等符号化交互弱化。愈是在技术高度介入的教育环境中，愈需通过师德建设厚植教师对教育事业、学生成长和职业责任的情感认同。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之师德建设使教师重新体认教育的温度与责任，促使教师在智能化教育环境中依然关注具体的人和学生道德成长的需要[8]，进而升华为稳定的教育情怀、仁爱之心与育人信念，实现从“技术适应者”到“人文守护者”的角色跃迁。其三，践德之行，推动师德实践化。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行为更易被技术系统记录、评价和反馈。然而，师德建设之本意不在监控，而在自觉，不在说教，而在行动，最终要从理念倡导走向实践落地。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之师德建设可促使教师在日常教育实践中主动反思自身行为、审视教育关系并在教育实践中切实承担起育人责任，促使教师从被动遵守规则转向主动践行使命，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师德蜕变。
二、审视：人工智能时代师德失范风险的识别
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技术在赋能师德建设、重塑育人格局的同时，也逐渐消解传统师德的“人本底色”及固有形态，衍生一系列显性或隐性师德失范风险，为师德建设提出了亟待破解的系统性挑战。
（一）技术依附倒置人机主客，师者本位被凌夷
教师是师德的主体，师德是教师的道德。师德建设本应以教师自主追求师德养成为前提，彰显“师之为师”的师者本位。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技术化和自动化所带来的便利，极易催生教师的“施教惰性”：部分教师深陷对智能技术系统的过度依赖，导致自身师德内核被不断耗散，自主育人的道德内驱力逐步弱化。在此种技术依附中，教师的主体品格发生“蜕化”：其师生关系中的主导角色被淡化甚至遗忘，效率优先、工具至上的技术本位逻辑逐渐取代道德需要与价值共识，使“从教者本位”让位于“技术工具本位”。这一风险的深层表征，在于“师者本位”的“离身化”与“退场性”：师者不再以“道德主体、关系主体、育人主体”的完整身份参与育人进程，而是沦为依从技术范式的“被动执行者”，受工具理性裹挟与牵制。
（二）虚拟操控裂解情感联结，仁爱滋养被湮蔽
师德建设是一种关系性实践，而非规范性操作，是植根师生交往中的情感共鸣，趋达情理相通的境界。人工智能浪潮之下，若教者一味仰赖数字化交往路径，将导致线下课堂中“身体在场”的师生交互被边缘化，师生间基于生命共情的“情感联结”被裂解。师生交往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技术流程：交往变成“数据”，情感变成“流程”。天然的情感羁绊持续弱化，饱含温度的精神共处被冰冷的程序与指标取代，以“仁爱”为底色的师德滋养逐渐稀薄。在数字化场景中，教师虽可完成线上指导与工作记录，却缺乏真实教育体感；虽可掌握规范表述，却未能在与学生的晤面中形成责任之感；虽可通过数字平台进行沟通，却搁置了学生的真实处境和情感需求。由此，师德失范的表现形式已超越传统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演变为技术中介下“师者对学生的疏离”与“关怀缺失”的隐性风险。
（三）量化标准桎梏道德评判，育人初心被汩没
师德建设重在教师的道德内化与自觉。推动教师通过自我慎思实现道德的自我建构，是师德建设的内在吁求。唯有如此，教师才能遵循教育生长的根本要义，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思索[9]，实现“德性自觉”的引领。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搭建细分度高、层级繁复的师德量化指标框架，以实现对师德的“精准测量”。不少中小学校把师德考核和教师绩效绑在一起，量化得分直接成为教师评优奖惩的核心依据，形成裹挟教师追逐“行业头衔”与“社会名望”的外部环境。无可否认，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师德评价工作效率得以显著提升，可一旦师德评判全盘依附量化标准，繁杂立体、饱含人文温度的师德实践便会被量化指标层层桎梏，窄化为冰冷数据。过度追逐功利化指标，极易造成个体精神价值扭曲、职业意义感流失，动摇教师内在的师德信念与责任自觉，催生功利化从教风气。此种风险的深层表征，在于师德行为的功利化和表演化：师者初心被湮没。教师为获得满意评价，可能会迎合系统指标，将师德表现转化为“可展示的记录”或“可量化的结果”，甚至出现编造数据与功利性制造相关数字痕迹等失德行为。此时，师德不再是教师内在德性的自然呈现，而被异化为追求评价结果的工具，温润育人、立德树人的职业初心，逐渐被消散。
（四）场域模糊混淆权责边界，师者担当被消弭
智能技术介入教育后，教育过程的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教师、学校、平台、算法设计者和技术服务商等多方力量致力于此。传统教育固有的场域边界、职守边界与价值边界持续失据——教学时空的“课前—课中—课后”界限被打破，师者育人与技术辅佐的“职守分工”被混淆，技术优势替代人工评判与体察的“价值优先级”被颠覆。权责边界模糊的深层风险，在于师德责任弱化与责任悬置化——师者的“执教本务”被卸却。“系统推荐”“平台要求”“数据结果”成为教师推诿自身责任、逃避应尽义务的合理借口。本应属于“价值判断”与“教育治理”的核心问题，被转化为单纯的技术问题。由此，教师的职业操守被蒙尘，教师担当精神与职责在教师、学校、平台和算法等主体之间辗转推移，最终可能被悬置与卸却。师者的担当精神与职责在“教师—学校—平台—算法”等多方主体间辗转推移，最终可能被“悬置”与“卸却”，引发教育场域“责任真空”的困境。
三、改进：人工智能时代师德失范风险的规制
应对智能教育场域中的师德风险，需立足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并重”的育人特征，以教育家精神为价值引领，构建全面、立体与长效的师德风险规制体系，实现师德建设与智能教育发展同频同步、适配衔接，筑牢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师德根基，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系统建构：完善师德治理的全链条长效机制
学校是师德建设的主阵地。校长是师德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肩负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统筹技术向善的双重育人使命，贯穿学校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或过程，步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融入师德师风建设的整体框架之中，纳入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之中，使其贯穿教育教学的“全周期、全过程、全环节”，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从“自发探索”转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可持续发展轨道。首先，要超越短时效果论的误区，建立多方协同的师德治理机制。要坚决摒弃那种单纯追求效率或效果的急功近利的做法，组建“校领导统筹、职能部门执行、教师代表参与、家长适度监督”的协同团队，通过顶层设计，阶梯推进，动态深化，使其成为育人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全域细化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构建全链条师德治理长效机制。通过将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界定”“审核流程”“责任主体”嵌入教师研修、课堂教学、作业反馈、学生管理、家校互动等全场景，规避“技术使用无边界、责任落实无主体、风险处置无依据”的治理漏洞，全方位筑牢师德治理的“防火墙”。
（二）履职尽责：在技术赋能中重塑育人职责
教育家精神内蕴严谨治学、仁爱育人、守正担当的核心要义，是智能时代教师抵御技术异化、坚守育人本心的价值坐标。在伦理关系中，责任具有“先在性”[10]。教师当以教育家精神为行动准则，牢牢守住智能教育场景中“不可替代、不可让渡”的育人主体责任。首先，秉持“严谨治学”的操守，审慎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师应保持专业审慎，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案例、评价建议等进行价值过滤，判断其是否符合课程目标、学生实际与育人价值，防范“技术生成替代专业判断”的风险。其次，坚守“仁爱育人”的初心，避免以数据标签替代对学生个体的理解。教师需透过数据结果，关注其背后的“具体学生”，规避算法标签对学生形象的“固化效应”，深化对学情的真实认知。再次，恪守“守正担当”的使命，锚定教师不可让渡的育人责任。教师需以人机边界为界，重申师德建设之责：智能技术可辅助信息处理、评价支持与决策参考，但“情感理解、价值判断、成长培育”的核心责任，仍须回归教师主体。教师需以“责任边界意识”划定师德实践的“不可逾越线”，唯有明晰责任限度，方能守住育人之“道德底线”。面对人工智能对信息筛选、作业批改与学情统计等辅助性任务的逐渐替代，教师需清晰界定人机协同的权责边界，拒绝将动机激发、情感洞察、生命关切等让渡给算法与平台。教师不做“数据的搬运工”，绝不能将育人责任交给智能系统。教师必须始终作为学生道德成长的理解者、道德冲突的判断者、育人责任的承担者，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与教师育人责任的“双向适配”。
（三）评价革新：实现数据量化向价值质性的跃迁
教育家精神坚守立德树人的育人本源，倡导人本化、发展性、综合性的教育评价理念，坚决摒弃技术至上的功利化评价模式。首先，拓宽评价依据，树立系统的、整体性师德评价观。师德本身具备鲜明的关系性、情境性与内隐性。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教育责任的自觉担当、突发教育情境的灵活处置等核心育人行为，难以通过单一量化数据完整呈现。因此，学校应拓宽师德评价依据，增强多元支撑的整体评价意识，不仅看数据，更要将日常教育表现、课堂教学行为、学生发展情况、同事评价、家校反馈、典型事件处理等纳入综合考量，形成多元证据支撑下的师德评价新格局。其次，强化过程评价，用“情境化研判”给师德“精准画像”。教育家精神强调持续性、情境性的生命育人实践，为师德过程性评价提供价值指引。要从“看数据”到“看场景”，将教师行为放回具体教育情境之中，力戒用“技术数据的外显痕迹”遮蔽“真实师德表现”，进而实现“过程跟踪”与“精准研判”的有机结合，让师德评价“有温度、有深度”。再次，优化结果运用，推动“评价－改进”闭环。师德评价的目的不只是发现问题、追究责任，更在于促进反思、赋能成长。要完善师德违规查处机制[11]，既要对师德失范行为坚持严肃处理，也要防止评价结果被简单用于排名、贴标签或制造压力。唯有破除“唯数据化”桎梏，构建“专业性、人文性、发展性”并重的师德评价体系，才能真正还原“评价滋养成长、赋能实践”的价值升华。
（四）文化涵养：营造尊师重德的校园生态
教育家精神蕴含“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是校园师德文化建设的关键力量。教育是以文化人的精神事业，是“人格照亮人格、生命成全生命”的过程，无法被数据化约。唯有通过文化浸润，构建尊师重德的校园生态，方能让教师在算法可替代的浪潮中，依然坚守“爱生”的初心与自觉。这种坚守，既是“甘于奉献”精神的当代表达，更是“胸怀天下”理念在智能时代的精神践行——守住人类文明于技术洪流中的“精神高地”。一是“树导向”，强化“尊师重德”的文化导向。以校园文化培育教师“内在师德认同”，是化解人工智能场景师德风险的基本前提。学校需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教师体悟师德规范的育人本质，厚植从教尊严感，主动扛起文化育人的职业责任，自觉抵御“唯数据、唯考核”的功利化从教心态，“引导学生成为有担当、有情怀、有作为的时代新人。”[12]二是“活载体”，丰富“师德涵养”的文化载体。要将“多元文化载体”融入教师师德建设的全过程。唯有将“抽象师德准则”转化为“具象可感、可借鉴、可探讨”的实践范本，才能让教师在“榜样熏陶”与“深度思辨”中体悟师道内涵，内化“以文化人”的仁爱与坚守。三是“建共同体”，打造互助共进的文化育人共同体。师德建设需依托校园文化共同体，实现长久德性滋养。学校应推动师德建设从个体自我约束转向全体教师共建共治，培育“尊师重德、向善向美”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师德文化与智能教育的双向赋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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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EB/OL].[2024-09-10]https://www.qstheory.cn/yaowen/2024-09/10/c_1130200762.htm.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6).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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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M].王士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62.
[11]李红勃.我国师德规范体系的法治化建构[J].教育研究,2025,46(3):146-159.
[12]陈彬.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素养提升的三重向度[J].中国德育,2025(14):15-20.
【作者：冯永刚，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德育》2026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