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演进的主要动力，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形成不同的形态。生产方式不同于生产力，但与生产力相互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也是生产力达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人工智能发展势必推动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导致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颠覆性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来分析人工智能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会发现人工智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方式的三层关系：不仅改变了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而且改变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还改变了产品的商品化实现形式。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进一步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而且社会制度也受到影响，最终驱动人类社会形态产生新变化。
关 键 词：人工智能/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乔榛，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闻慧，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当代经济研究》(长春)2026年第20263期 第18-28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JY016)。
一、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经典表述。马克思为什么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包含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从而契合了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2]528马克思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从而聚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恩格斯将生产方式作为经济科学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此表明，研究经济规律离不开生产方式这一核心范畴或关键术语。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当下，生产方式又进入一个重大变革期，其背后的推动力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引起或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进步。人工智能是如何引起生产方式转变的？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怎样发展？这种生产方式转变将给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解答这些问题是面对现在、展望未来的必然要求。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影响着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马克思系统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推动劳动生产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典型形式，其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要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1]386生产方式是如何变革的？马克思的以上论述中包含了一种机制，即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这种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引起生产方式变革的？这是马克思分析生产方式时引入的基本逻辑。具体地讲，马克思将截至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成三个阶段：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它们各自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分工。由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分工也不同，进而引起的生产方式也不同，形成的劳动生产力也不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逻辑，也是马克思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找到的一种现实的实现机制。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也就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然而，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研究较少关注这一点，有的也只聚焦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5，而没有进一步去拓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分析。事实上，在马克思逝世后的资本主义又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变革，但对此展开和关注的文献较少。马克思在他生活的年代就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这并不是一个现实结论，而是一个逻辑推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没有灭亡而否定马克思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地接受马克思这一结论而不去进一步分析科技革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蕴含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现实以及它们共同面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讨论这种新科技革命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不仅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一个解开当下许多现实问题的密钥，值得深入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理论与演进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并创造了生产方式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基础上，以资本雇佣工人为出发点，在资本家指挥下进行的商品生产，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演进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变革。协作、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阶段性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达到的水平，也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变革。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核心范畴是剩余价值，而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态考察又是建立在生产方式理论基础之上。正因如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为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从劳动价值理论到剩余价值理论，再到生产方式理论与资本主义积累理论，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一递进脉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基础的理论逻辑。在这一逻辑中，生产方式理论处于中间环节，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价值理论或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选择，既是对经济思想史传统的继承，又是研究剩余价值的需要。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知中，剩余价值理论是核心，据此可以深刻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但如果没有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无法达到此目的的。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劳动价值论能够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又必须结合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才能得到科学解释。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基本形式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之所以采取这一形式主要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生产力水平低的原因又是生产方式只能建立在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的基础上。在生产力水平达不到可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只能采取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方法。随着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力水平提高，具备了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条件，剩余价值生产方法也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因此，生产力以及决定其发展的生产方式就成为理解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如果说剩余价值生产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生产力水平，那么通过剩余价值生产获得的剩余价值去向也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阶段及其生产力水平。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后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要么作为资本用于积累。二者的比例如何，其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力发展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717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成为资本积累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资本积累又一定会推动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演进，并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承受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引发的对抗程度，资本主义最终命运便不可避免。生产方式的中间或关键性作用，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生产方式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引入一个范畴去讨论，也就是“关系”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放在“关系”的范畴下加以讨论，以区别西方经济学基于个体经济行为去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3]425就此，亚当·斯密又指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4]25建立在这种个人行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经济自由主义，并赋予其自然秩序的哲学基础。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自然有个人因素，因为人类社会就是由人组成的。但是，人有个人的一面，也有集体的一面。具体说来，人首先是个人，但现实地讲，人的存在形式又是一个集体。理解人，可以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西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建立在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并选择了将人置于经济关系中理解的分析范式。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形成的逻辑体系并没有选择人这个出发点，但并不是不关涉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10正因为马克思将人置于经济关系中予以理解，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贯穿其中的不是人的行为取向，而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很容易发现形成《资本论》逻辑体系的各个范畴在实质上都是一种关系，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核心范畴的本质都是一种关系。由此推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也是一系列关系的综合体。这应该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遵循。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方式的分析集中于第一卷的第四篇，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将生产方式集中于这一篇加以分析，是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是降低劳动力价值，而这没有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须解析劳动生产力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以发展的。也可以说，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这是马克思能够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理解，并体现了马克思基于“关系”对生产方式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表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374这里讲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概括。从“关系”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可以发现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包含了两个主体的关系，即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或资本雇佣工人和资本家指挥工人工作；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或工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形式时进行了详细阐述；三是产品的商品化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用于自己消费，而是作为商品出卖，从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或生产方式是包含了不同关系的系统。这些关系的不同属性不仅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决定了经济关系的性质。
2.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演进的分析
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历史和逻辑起点，其包含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层关系也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资本主义协作呈现的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是建立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之上。当资本开始原始积累时，一方面使农民失去了土地；另一方面将农民转化为工人并受资本雇佣。资本将较多工人聚集起来进行协作劳动，不仅发挥出协作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潜质，而且衍生出一种管理的职能，从最初资本家直接指挥工人工作，到选用一些特种雇佣工人进行管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因为是手工劳动，因此工人处于主导地位，生产力主要决定于由人组成的生产机构。通过资本主义协作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具有商品的属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协作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当作商品出卖，必须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1]127。这一跃既催生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开辟了资本无限发展的通道。这种商品关系实现了一种转化，即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讲的：“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1]177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扩张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商品经济下无限扩张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机制的推动。协作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形式，却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逻辑及其具有的生产力发展机制。这在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得到进一步显现和更大发展。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是较协作进一步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与协作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分工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1]390从生产方式包含的三层关系来看，工场手工业所建立的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更为紧密，分工导致工人局部化，进而加强了其对资本的依赖性；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过程中虽然仍是资本指挥工人，且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依然保持了人的主导性，仍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不过，因为分工的发达导致生产效率大大地提升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商品化较协作进一步提升，更大规模的生产要求有更大的市场来满足其实现价值的需要。总之，工场手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新形式，体现出生产方式发展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因果逻辑，并表现出生产方式三层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不过，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是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三阶段的过渡形式，是从协作到机器和大工业的过渡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机器和大工业阶段，其生产方式的属性和推动生产力发展效力都发生了重大的质的改变。
机器和大工业是马克思经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高形式。它不仅奠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力基础，而且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方式，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得以充分显现。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就是建立在这一现实基础以及马克思对此进行的科学分析之上。之所以说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变，是因为它实现了生产方式包含的三层关系的颠覆性革命。机器是在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工具改进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就此指出：“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1]426机器有着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经历，但“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1]429。机器产生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运用，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或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变。这里，不仅包含了同协作和工场手工业一样的生产方式三层关系的变化，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马克思在对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两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中，重点阐述了其所包含的生产方式三层关系的意义，并没有对其产生的机制做深入的分析，而是将其作为前提，分析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属性和对提高生产力具有的意义。机器和大工业则不同，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三层关系的性质，而且包含了推动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原因。
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成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有效手段，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1]453随着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成为可能，劳动力供给扩大了，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资本雇佣工人变得更加容易，也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如此也强化了资本对劳动力的统治，曾经的资本雇佣工人需要机器和大工业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最大变化是生产过程因采用机器而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并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最重要特征。马克思就此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1]427这一变革形成了工厂这一生产组织，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由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彻底颠覆了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两个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的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转变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彻底地改变了工人的命运，更加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机器和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商品生产跨越了生产过剩或相对过剩的临界点。1825年爆发了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或生产过剩的危机，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机器和大工业推动商品生产，一方面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商品价值实现遭遇到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引起的需求不足。
机器和大工业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借助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达到的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革，同时也显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成的逻辑。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尽管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并未展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逻辑。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生产方式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并没有被显性化，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是手工劳动，工人使用的工具是手工工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劳动者使用的工具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在机器和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下，才因机器的使用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整的生成逻辑，即机器通过对资本和工人的影响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最终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命运的影响。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它改变了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并具有革命性的转变。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虽然也包含了三层关系，体现为土地所有者的主导地位，在生产过程中则体现为劳动者的主导地位，简单的生产工具完全是被动的，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给自足，是一种封闭的生产活动。机器的诞生改变了这种格局。资本或资本家不仅有着相对于雇佣工人的主导地位，而且因为机器的使用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主导地位。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中的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换，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不再是使用工具的活动，而是变成了机器的附庸，这成为机器使用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为突出的一个变化。相对来说，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两种生产方式包含的三层关系中资本雇佣工人和产品商品化这两层关系，在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下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而工人和机器的新的关系却完全颠覆了之前两种生产方式下工人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并具有决定生产方式性质的特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史的分析及其研究框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底层逻辑。将生产方式分为三层关系蕴含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其变革可以反映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从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经济发展的逻辑框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升级，一个由人工智能引发生产方式变革的发展阶段正在形成。就此，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加以分析。
三、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机制与社会影响
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又引致生产方式变革。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一些颠覆性的变化。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将超越已有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相互促进的逻辑，在生产方式包含的三层关系上都显示出一些全新的特征。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将进一步对社会产生影响，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制度发生改变。
1.人工智能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呈现三种形式，即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中，不同形式的生产方式在三层关系下形成相应的一些特征。因为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是机器和大工业快速发展的年代，机器的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特征。机器和大工业开启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并不是最终的阶段。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持续发生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力飞跃，先后经历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当前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人类社会由此步入数字时代与智能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核心技术，本质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动力的延伸与深化，仍属于动力技术革命范畴。第三次科技革命则以信息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关键支撑，推动生产方式实现又一次重大变革，其中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生产自动化水平。这场革命不仅是对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全面升级，更孕育出一场全新的科技变革，并在21世纪以来加速发展壮大，成为近代以来科技革命迭代演进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的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颠覆性。这次科技革命引起的变化可以比拟工业革命相对于农业革命的变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人工智能具有越来越显著的代表性。新一轮科技革命涉及诸多领域，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技术等。在这些技术中都有人工智能的影子，因此，取得人工智能的突破便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推进程度的重要标志。人工智能为什么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它的迭代升级对生产方式变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工智能并非一个新概念。它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电子计算机诞生而提出的，并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旨在模拟人类思维，赋予机器学习、推理及创造的能力。人工智能提出后，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虽有起落但持续实现了技术积累与突破，在进入21世纪后产生了裂变效应，不断突破计算机和互联网边界，发展为独立领域并具有无限的延伸效应。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专用人工智能(ANI)发展阶段，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AGI)迭代升级，同时展现出超级人工智能(ASI)的前景。专用人工智能是面向特定领域设计的人工智能系统，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点。如2016年打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的AlphaGo，就是专用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通用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最初目标，[5]9是一种从专注一个领域到追求全面智能的人工智能形式，具有高效的学习和泛化能力，能够使用知识并较为灵活地处理一系列更为抽象和开放的问题。[6]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泛化，向各个领域拓展自己的能力，如在医疗、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渗透并发挥作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通用人工智能依然不是尽头，全球科技领域的顶级专家们又朝着更高层次，即超级人工智能努力，目标是全面超越人类、代替人类。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带给未来社会的颠覆性变化既让人们憧憬，也使人们担忧。作为经济活动基础领域的生产活动，一定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或冲击，其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又到了一个新的时间窗口，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去思考人工智能给未来的生产方式带来怎样的改变。对此，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理论加以分析。
2.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机制
人工智能进入生产过程将颠覆生产方式，不仅推动生产方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而且进一步引发社会的重大变革。人工智能是由数据、算法和算力组成的系统，数据是原材料，算法是用来处理数据的一套模型，算力是使算法得以运行的保障条件。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与之前的几次科技革命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不同。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都产生了一些新技术，这些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都推动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但都是通过赋能人或生产工具发挥作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却要全面替代人。以GPT-5、DeepSeek、Grok-4等为代表的科技巨头所研发的通用大模型，具备跨领域应用与持续迭代演进的能力。尤其当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后，已形成全面替代人类劳动的技术基础。这一深刻变革必将催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包含的三层关系也将发生重大改变。
首先是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讨论这一问题，那么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将对这一关系产生冲击。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处于主导地位并具有组织生产的权力，工人为了获得工资收入必须受雇于资本家。这种关系主要是基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人工智能介入生产过程后，尽管在本质上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性质，但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资本不再是一种货币，而是赋予智能的智慧资本。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只要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货币并愿意投资，就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到工人并组织生产活动。而在有人工智能加入的生产方式下，只有货币是无法组织生产的，必须赋予资本智能的属性才可以组织生产。如开发大模型不仅需要资本投入，而且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因此，大模型的开发通常都是由一些创新性强的科技公司来主导。在中美这两个人工智能发展领先的国家中，多家头部科技公司已开发并推广应用了各类AI大模型。这些科技公司的资本已超越单纯的货币形态，而具有人工智能的属性。在有人工智能介入的条件下，资本雇佣工人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强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对雇佣工人的有效约束，并赋予资本对劳动过程精准管理的能力。资本家雇佣工人时可以进行智能处理，对雇佣工人有精准了解，同时，在对雇佣工人进行管理时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此表明，在人工智能介入生产活动后，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变得智能化，资本也因此具备了某种智慧属性，可以看作是一种智慧资本。
其次是工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这是人工智能介入生产过程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关系。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势必对生产力发展逻辑产生影响并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还是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它们都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达成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它们改变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并确立一种可以更好地发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潜力的新型关系。进入数字经济或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同样是基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关系的深刻变化。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较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发生的重大变革是实现了以劳动力为起点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转变。这意味着人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下降导致生产效率的提升。进入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仍然是传统的劳动者，另一部分转变为知识型劳动者，由此导致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传统劳动者在生产中仍处于被动的地位，但知识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电气和信息时代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越来越少，而从事间接劳动的知识型劳动者并不出现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而成为凌驾于直接生产之上的从事技术创新的新型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不再是受机器或流水线支配的劳动者，而是新技术或新生产设备的创造者，他们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不再是机器和大工业时代的附庸，而是取得了创造劳动资料的主导地位。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将发生更具颠覆性的变化。劳动者本身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体现为劳动者内部的分化，即普通劳动者与知识型劳动者的分化，还表现为人工智能机器人介入生产过程。这种机器人被通用人工智能甚至是超级人工智能赋能后可以全方位地替代人，既可以替代人的体力，也可以替代人的智力。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实现对人的全方位替代时，传统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就变成机器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劳动者完全退居幕后，且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只有少数从事维护机器人的工程师或科学家间接地从事着生产活动。作为生物意义的人或劳动者，大多退出劳动过程，这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无人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彻底消除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直接关系。这是人工智能介入生产过程所发挥的颠覆生产方式的最突出表现，使得人类诞生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生产活动可以在没有人的直接参与下进行。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变化除了表现在劳动者的变化外，还表现在劳动资料的变化上。劳动资料或者劳动工具，是已有生产方式的重要构成要素，其质量决定了生产方式的性质。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108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资料较之前各种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资料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由劳动对象数字化引起的算力和算法升级。数据、算力、算法是人工智能三要素。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出发点，没有数据也就没有人工智能。在有人工智能参与的生产过程中，数据是重要的劳动对象，对数据的开发及其程度，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对数据开发的程度又决定于算力和算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数据、算力、算法作为人工智能不可分割的三个要素，将传统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发挥一体化的效能。同时，劳动资料中还内含了“劳动者”因素，但这已是脱离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或劳动者，而变成了由大模型推动的机器人。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超越了简单且独立的传统劳动关系，借助人工智能，劳动从劳动者到劳动资料再到劳动对象的三要素被统一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中，这不仅改变了这一关系的属性，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最后是产品的商品化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非常注重其内含的产品商品化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即商品生产。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价值或交换价值。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受价值规律支配，其核心在于它生产的目的是实现其生产产品的价值。为此，马克思曾指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1]127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最大约束是将生产的产品卖出去，而实现此目的并非由商品生产者单方面决定，还要受到买者的制约。生产出来的产品有买者购买，意味着产品卖出去了，价值也能够实现；相反，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买者购买，表示产品卖不出去，价值也无法实现。这在马克思看来会导致一种“商品拜物教”。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可以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甚至为谁生产进行自主决策，但他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并不取决于他自己，而取决于买者。作为商品出卖者的生产者，并不能自主支配商品的售卖过程。这种不确定性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内在因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的三层关系中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的一层关系。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如何有效率，如果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那其生产的意义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意义。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产方式的这一层关系，主要是通过解决交换中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左右购买者的行为来畅通自己的卖出渠道。商品交换的实现问题与信息有关。随着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商品交换范围不断拓展、复杂性越来越强，交换双方遭遇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商品交换的核心问题。从一般的角度看，解决商品交换的信息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交换双方的信息感知能力；二是提升生产者左右购买者的能力。要实现这两种途径所追求的目标，都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在过去，寄托于通信技术发展来达成这些目标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互联网技术大大地提高了人们获取商品信息的能力。然而，要最终解决商品交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使生产方式循环畅通，目前的技术条件还无法满足。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一些解决交换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新机遇。人工智能基于数据、算法和算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商品交换中人类自身的信息局限性，代之以一种非生物信息网络来提升交换双方处理信息的能力。此外，由于人工智能更多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在商品交换中更有实力的卖者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提高对买者的影响力，从而改变传统商品交换中卖者所处的被动地位，使萨伊(Jean Baptiste Say)所讲的“供给会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的机制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新的可能性。
3.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社会影响
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其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在生产方面，人工智能带给生产方式的冲击并引起生产方式变革是巨大而深刻的。人工智能会对生产方式的三层关系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重塑了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关系，而且使生产过程中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还将改变产品转变为商品的关系。人工智能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将影响到社会发展，并带来社会的深刻变革，进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体现生产方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还是更加不平等，这是人工智能影响生产方式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首要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形成了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一定会带来人们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人工智能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历经曲折，现进入了深度学习与通用智能萌芽阶段，表现为大模型驱动的爆发。2012年以来，“深度学习”凭借大数据和GPU算力支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工智能进入“通用化”“场景化”应用爆发期。“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过渡，出现了许多通用大模型，如GPT、DeepSeek、Grok4等。当人工智能仍是人们利用的工具时，掌握人工智能的资本家会变得更加富有，远超历史上的任何资本家能够达到的富裕程度。这种人工智能更主要地赋能资本的取向，自然强化了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当人工智能由“弱人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实现了在所有领域超越人类智能的目标后，大部分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由此造成对人们之间关系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届时，绝大多数人因为人工智能的替代而变得平等，只有极少数能够控制人工智能的人处于社会的顶端。这虽然也是一种不平等，但在平等的结构方面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影响社会制度的变迁。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制度的变迁。据此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不同社会制度都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的结果。人工智能是生产力发展的最新阶段，其达到的高度既是过去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延续，又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颠覆，也就是实现了生产力的重大质变。这必然会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会发生质的改变。人工智能发展的生产力意义首先会引起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基本含义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如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建立怎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根本上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如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在农业革命形成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在工业革命奠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这些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了例外，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这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建立在较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之上，而是发生在较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相对落后国家。这一理论之谜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其中，简单地将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相对应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结起来的，还存在一个中介因素——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因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而实现历史性更替，原因在于：其生产关系仍能容纳既有生产方式运行。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立，是因为落后的生产力同样可以支撑多种生产方式的构建，并由此形成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出现上述两种不同结果，根源在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虽快速发展，但其在工业时代形成的根本属性并未改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将重塑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力发展逻辑，带来颠覆性变革；达到这一水平的生产力，将能够支撑生产关系实现相应的颠覆性变革。这种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标志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主要标的不再是资本，而是数据。掌握数据的能力不再取决于汲取资本的能力，而是算法和算力。这样的变化如同资本主义的资本所有制取代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引发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又一定会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包括国家治理方式、意识形态等都会因人工智能通用化甚至超级化而发生重大改变。
四、结论
任何时代都有其标志性的主题。当今是数字时代，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主题是人工智能发展引起经济社会怎样的变化。将其聚焦成一个问题便是，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引起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决定的。分析人工智能对生产方式的影响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但将人工智能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并结合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意义且有效的选择。
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如何理解生产方式？这个在学界有过广泛讨论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必须有一个新的解释。这一解释需要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出发。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时形成一个传统，即从人的经济行为出发去分析经济运行的逻辑。由于人的“经济人”特性，其行为取向要求建立一种机制，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其积极性，从而在创造国民财富方面取得最大绩效。如何使“经济人”的行为达成最大程度地创造财富的目的，需要建立一种市场机制，而且是最少受到干预的市场机制。这便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传统，其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这一传统，形成了以“关系”为主线的分析逻辑，揭示了存在于每一个范畴背后的关系属性。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方式概括为三层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雇佣工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商品化关系。从这三层关系出发去理解生产方式，可以为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找到发生的机制。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发生机制在于它将推动生产方式的三层关系发生变化。人工智能将改变资本雇佣工人的关系。人工智能赋能资本，使其具有智慧的特征，从而变成一种智慧资本。这种资本必将改变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一方面，资本家雇佣工人时可以进行智能处理，对雇佣工人有精准的了解；另一方面，在对雇佣工人进行管理时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人工智能还改变了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从劳动者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不断升级可能会全方位地替代人，不仅替代人的体力，还包括人的智力。这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过程的去人化；另一方面消除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直接关系。从劳动资料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资料因劳动对象数字化而衍生出算力和算法的形式，又因数据、算法、算力构成人工智能的三要素，劳动资料在人工智能介入劳动过程后实现了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一体化。人工智能也改变了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关系，劳动产品出卖所需要完成的“惊险的跳跃”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商品交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会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其意义不仅在于二者的变化，更重要的在于它可能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固然重要，但人们关注的是所处社会发展的状况。就此，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是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另一个是社会制度的性质，最为人们所关注。人工智能不断迭代升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不仅人的体力被替代，人的智力也会被替代。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赋能人的生产能力，而且要完全地替代人。这样的前景一定会彻底地改变人们之间的关系，曾经追求的平等目标可能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极少数人超级富有，绝大多数人会趋于平等。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最终一定导向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生产关系会被重塑，生产资料占有因聚焦到数据必然取得一种全新的形式，社会治理方式因人工智能的运用变得智慧化，意识形态因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取得社会共识的途径发生重大转变。如此，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其最终的意义一定会表现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上。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5]查鲁·C.阿加沃尔.人工智能原理与实践[M].杜博，刘友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
[6]Ayoub K,Payne K.Strateg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2016,39(5-6):793-81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