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明，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摘要：书院作为传播船山思想的学术重镇，在传统思想资源对接现代文明建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晚清时期，随着书院刊刻船山著作、举办学术讲会、祭祀船山先生等制度化活动的开展，船山之学逐步从隐学提升为显学。近代社会转型阶段，湖湘学者紧扣启蒙革新的时代语境，依托书院推动船山思想融入新式教育改革与社会实践。进入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为船山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书院通过数字化的场景建构和多元化的传承实践不断拓宽船山思想的阐释边界与传播场域，实现了船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船山思想；书院传播；场景重构；文旅融合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和文化传承场所。湖南书院建设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历经一千余年，数量达636所，其中唐代8所、宋代73所、元代44所、明代133所、清代378所¹。书院兼具藏书、读书、教学、研究、祭祀等文化功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被人尊称为船山先生的王夫之（1619—1692）毕生著述四百余卷、八百多万字，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其思想生前虽通过本人著述、讲学等渠道传播给亲友、门生，但因著作散佚、“文字狱”等原因未显扬于世。清代蓬勃发展的书院建设为船山思想的大众传播提供了制度、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条件。晚清以来，船山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思贤讲舍等书院，作为传播船山思想的核心阵地，致力于传授船山学说、刊印船山著作，共同构筑起推广船山及其学术思想的重要平台^[1]103，使“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不断焕发生机，持续滋养着湖湘乃至整个中国的思想沃土。

一、清代书院与船山思想复兴

（一）书院刊刻推动船山之学大行

同治四年（1865），因个人原因和社会需要，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出资在南京金陵书局组织江介名宿刻竣《船山遗书》，收录船山著作56种、288卷^[2]418。相较于此前邓显鹤刊刻的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曾刻本编校人员由湖南扩大到江南，内容也由经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这是船山著作首次以全集形式系统整理出版。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不仅是一次文献整理工程，更是一场思想复兴运动。正如王闿运在《邗江王氏族谱序》中所言：“船山祖籍维扬，本勋华世胄，遭明社鼎沸，避世隐居，乡人无闻知者。至道光时，始得邓南村表彰之，求其遗书及其族人……校刻姜斋说经史各种，而船山始显。江南人士好博通，见而信好之，以匹顾亭林。曾文正夙喜顾学，以姜斋多新说，甚为称扬。其弟国荃，亦喜诵之，犹以未尽刻为憾。会兵兴，湘潭刻板散失，而国荃克江南，文正总督两江。国荃出二万金，开局江陵，尽搜船山遗书，除有避忌者，悉刻之，于是王学大行。……凡论种族者皆依托船山。”^[3]394-395其中所言“王学”，即船山之学。光绪十三年（1887），清人陆宝忠在《慎修书院志序》中便提及船山之学：“荆楚士大夫为衡阳王氏之学者，其弊有二：一曰高谭经济而不切于用……一曰泛览传疏而不衷诸道。”^[4]155陆宝忠曾任湖南学政三年，此段评论不论是否公允，均侧面反映荆楚士大夫对船山学的关注。这种关注也与曾国藩密不可分。在刊刻过程中，他不仅参与校阅、研读，逐渐了解并褒扬船山仁、礼等思想，而且还将刊刻的船山著作分批赠送给幕僚好友，宣传推广船山之书。例如，同治三年（1864）五月十七日，曾国藩致信门生、幕僚孙衣言：“《王船山先生全书》俟刻竣印出再行奉寄。”^[5]4515同治四年（1865）四月初三、八月初八两次致信刘崑：“王船山先生《书经稗疏》《春秋家说序》写出时即祈寄下。”[6]4987“八月初四日抵徐，接奉七月初二惠书并《书经稗疏》《春秋家说序》各抄本。”^[6]5272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二日致信魏莲西：“王船山先生遗稿，俟刻就装刷，再行奉寄尊览。”^[6]5064同治五年（1866）五月十六日致信黄倬：“舍弟刻《王船山先生全书》，业已告竣，拟再校一遍，乃始开刷送布。”^[7]5763曾国藩的这些书信，推动了船山著作的传播与研读，也让船山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渐产生影响。

金陵本《船山遗书》通过书院网络、幕府及官绅渠道广泛传播，也引发了光绪、宣统时期刊刻整理《船山遗书》的一股浪潮，衡阳船山书院和江阴南菁书院是其中的代表。光绪十年（1884），继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将《船山遗书》板片全部捐赠给船山书院。船山书院奠基人、时任衡阳知县张宪和，笃好船山之学，广搜船山佚文，依托船山书院年入折谷5000石的经济实力，对曾国荃捐赠的《船山遗书》板片进行了细致的修复与增补，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衡阳出版了增补刻本《船山遗书》。其中补刻《龙源夜话》《忆得》《姜斋诗誊稿》《姜斋诗编年稿》《姜斋诗分体稿》《姜斋文集补遗》集部6种共10卷^[8]54，附于金陵本《船山遗书》后，合成原刻为62种、总计298卷^[2]418，称为衡阳船山书院增补刻本《船山遗书》。该刻本书品大，印刷精良，有白纸、黄纸两种版本。现湖南图书馆藏有白纸刻印本一部，分装为五十本，是一部罕见的地方善本。光绪十九年（1893），船山书院不仅再次印刷了这部增补版《船山遗书》，还积极刊刻了《四书训义》《读通鉴论》等单行本作教科书。^[9]71船山书院改为学堂后将板片移交衡阳图书馆，衡阳图书馆对板片进行了清理修补并重印《船山遗书》。船山书院刊刻船山著作，不仅为书院学子提供了原版阅读材料、教学用书，而且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刊刻提供了坚实基础，客观上推动了船山思想的传承与普及。

南菁书院遵循经世致用之教育宗旨刊刻船山经部13卷，同样促进了船山思想的传播。光绪十二年（1886），时任江苏学政王先谦发动书院诸生广泛搜集先哲笺注经史遗书，仿阮元《皇清经解》体例，在江阴南菁书院刊刻《皇清经解续编》，历时三年，刻成1430卷，集晚清经学之大成。其中收录船山《周易稗疏》4卷、《诗经稗疏》4卷、《春秋稗疏》2卷、《四书稗疏》3卷，用以弘扬船山经术、启迪后学。这四种书均为训诂之作，其中《周易稗疏》4卷、《诗经稗疏》4卷、《春秋稗疏》2卷早在乾隆年间就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南菁书院是江苏学政黄体芳在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于光绪八年（1882）创建的，是一所“专课经学古学”的官办省级书院，该书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改名为高等学堂。南菁书院崇尚经世致用，学风宽松自由，是晚清汉宋兼采的典型书院，院中藏书达十万卷，任凭学生借阅。该书院刊刻的船山经部著作，不仅为书院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经典文本，更在江南地区掀起了研读船山思想的热潮。书院师生通过研读这些著作，深入理解了船山思想中的经世致用理念，并将其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丁立钧主编的专收学生课艺的《南菁文钞三集》中，就有学生金懋基借古讽今的作品《书王船山〈读通鉴论〉后》。^[10]121金懋基即国学大师金松岑，他笃嗜船山、顾亭林、颜习斋的学说，编纂了《三大儒学粹》，极力推崇三人的学识和节操。

（二）书院讲学促进船山学脉传承

“讲会制度”是书院重要的教学形式。听讲对象除了书院学子，还包含当地官员、士绅、民众等社会人士。每讲都明立宗旨，并邀请不同学派的名师前来讲授其研究心得和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也强调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倡导学以致用、求实创新。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会活动促进了学派交流，成为船山思想传播的重要场域。

船山书院的创建者与历任山长以诠释船山思想为核心，通过讲学、著述等方式影响了一大批优秀学子研习并践行船山实学思想，这批学子成为推动船山思想从书斋走向社会的关键桥梁。衡阳、永州、郴州、桂州四府所属举人、贡生、生员（秀才）和监生都曾通过不同途径赴船山书院学习进修^[3]457。作为唯一一所以船山命名的书院，船山书院特设一项政策，即“船山后裔例得资给一人入书院肄业”^[3]395，每届均可推荐一名船山后裔免费入学就读，以此表达对船山先生的崇高敬意，鼓励其后代学习与传承船山思想。时任兵部尚书彭玉麟平生服膺船山之学，“亲读其书，私淑其人”^[2]624，捐银1.2万两，移建书院于东洲。彭玉麟接手改建船山书院后，亲手撰写楹联悬挂于柱上：“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型，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三篙桃浪渡，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以此勉励后学诸君景仰先贤、精进学问。对于船山著作，彭玉麟也多次作序题跋，为船山思想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闿运应彭玉麟之邀，从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掌教船山书院长达二十五年。尽管他对船山学说部分内容存有批判意见，但并未影响他传播船山学说的热情。王闿运秉承“讲明夫之学”的教育宗旨，研究船山学说，强调“分经授徒”“存理辩义”，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他不仅亲自督导完成《船山遗书》的增补刻印工作，还撰写了船山的传记，引导诸生熟读船山遗著，领会并弘扬船山精神。他为船山墓题写的对联“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被广为传颂。在《衡阳县志序》中，他称赞“船山贞苦，其道大光。千载照耀，百家汪洋。为楚大儒，名久愈章。蒲轮寂寞，兰佩芬芳”^[2]662。船山书院也培育出了一批研究船山的学者，如黄嘉禾、谢玉立、马宗霍等人。黄嘉禾《黄野人集》收录了其研究船山学所作的诗文，谢玉立对船山《读通鉴论》的见解独树一帜，马宗霍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11]16，这些著作为船山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史料。

石鼓书院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中学堂为止，整整延续了一千二百余年。船山之子王敔晚年在石鼓书院主讲四年，虽暂无史料证明其在书院宣讲船山思想，但作为整理纂注、誊录副本、藏管和刻印《船山遗书》的第一大功臣，不难想象他讲学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船山思想。时任石鼓书院山长余廷灿撰著《王船山先生传》，并称赞船山“笃信好学、蒙难而能正其志”^[2]95。石鼓书院成为了传播船山思想的又一重要阵地。

康有为也通过书院讲学活动将船山的变革思想从地方性学术资源转化为近代国家变革的理论武器。1891年至1898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办学，据其弟子张柏桢在《万木草堂口说》（1896）、《万木草堂讲义》（1897）所载，康有为讲学时多次提及船山：“王船山已发明旧制、旧俗之大义。”^[12]134“王船山终身不剃头，发挥《正蒙》及《通鉴》甚精，以心学之儒转而为经学之师。”^[12]258“王船山五十年不剃头，二十八岁失国，非常之气节。^[12]290充分肯定船山的民族大义、哲学思想和史学观点，认为船山是经学之师，有非常之气节。他还将船山的“经世致用”“历史通变”观与西方宪政理念相结合，提出“君主立宪”方案，深刻影响了梁启超等弟子。

东京亦乐书院也聚集了一批尊崇船山的留学生。1899年，原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创设专门接收清朝留学生的亦乐书院，1902年书院更名为弘文学院，1903年又更名为宏文学院。亦乐书院自创设至更名并于1909年关闭期间，接收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准入学者达7192名，毕业生达3810名，^[13]15包括鲁迅、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陈独秀、杨度、杨昌济、杨毓麟、范源濂、胡元倓等人。留学生年龄从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绝大多数都怀抱救国之志，他们在学习西方学科之余，还组织集会、演讲等活动议论时政。其中一些来自湖南的留学生将船山视为湖南民族主义先驱来宣扬。1902年春进入弘文学院学习的杨毓麟，与黄兴、杨度、陈天华、蔡锷等人创办湖南编译社，出版《游学译编》月刊，并以“湖南之湖南人”为笔名发表系列文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新湖南》（1902年冬）中，他高度赞扬船山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坚贞刻苦、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虽以黄梨洲之刚侠，至其沉酣没溺，持此为第一义，谛为毕生归根立命之所。或尚未之及，其遗集所传付，不在王氏子姓之家，亦不在其故旧亲戚之家，而往往于破寮废刹中遇之。故种界之悲剧流传于我湖南人之脑蒂者，最为 深微至。……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14]31-33他认为船山代表了湖南人的“特别独立之根性”^[14]32。1902年6月，曾在船山书院学习的杨度不顾恩师王闿运反对，自费留学，在弘文学院湖南速成师范科学习，10月毕业时在结业会上与校长嘉纳治五郎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当场展开辩论。1903年杨度再赴宏文学院学习，作《湖南少年歌》刊于《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号，讴歌船山敢于担当的爱国情怀和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2]808这些留学生不仅在言论上推崇船山思想，更在实际行动中践行船山精神，让更多海外学者和民众了解船山学说，推动了船山思想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承与发展。

（三）书院祭拜强化船山形象认同

祭祀是维系宗法礼制的一件大事。最早祭拜船山的当推其后裔。船山六世裔王斯仙（名承佺）“率同气以复先业自任……草堂辟为祭室也；全祀田、明祀事”^[2]553。王鹏（船山十二世孙）等船山后裔也曾赴船山诞生地王衙坪，隐居地续梦庵、败叶庐、观生居、湘西草堂及船山墓祭拜船山。^[15]138-139衡阳地方乡贤也祭拜船山。康熙四十六年（1707），“同邑绅士呈请入祀衡阳乡贤祠”^[2]272。光绪八年（1882），湖南提学使朱逌然倡建船山书院以奉祀船山。光绪十一年（1885），彭玉麟向朝廷报告衡阳船山书院已迁至东洲，请求将南城的书院“旧址改作船山祠宇，饬有司春秋致祭明行人司行人王夫之，俾士民有所观感”^[3]458。当年七月十八日，“湖南巡抚准礼部咨开五月二十四日本部覆奏：‘王夫之既入乡贤，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改建祠宇，未免重复。’”^[3]458这一覆奏证明船山已经入祀乡贤祠。上述家祭、乡祭为船山的书院祭祀甚至从祀孔庙奠定了文化、组织和物质基础。城南书院（于1870年）、岳麓书院（于1875年）、船山书院（于1878年）、思贤讲舍（于1879年）祭祀船山。同治九年（1870），郭嵩焘主讲城南书院，力排众议创建船山祠。他在日记中强调“奉祀于学”（书院祭祀）是孔庙祭祀的基础：“妙高峰建立船山先生祠，丁濬卿倡言阻之。……吾以山长倡建船山先生祠，一二无识之议论，屈挠之有余。不知周、程、朱、张之祭，皆由其门弟子奉祀于学以为之基，朱子文集亦屡及之。”^[16]443船山祠建成后，他亲自撰写《船山祠碑记》及祠联、祭文，主持安放船山神位仪式。在《船山祠碑记》中，他称赞船山“生明之季，下逮国朝，抗节不仕。……尤心契横渠张子之书，治《易》与《礼》，发明先圣微旨，多诸儒所不逮，于《四子书》研析尤精……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训诂，于国朝诸儒所谓朴学者，皆若有以导其源，而固先生之绪余也”^[17]649-650。在日记中，他记载自己“诣船山王先生祠，悬所撰祠联”^[16]448，“拟《王船山先生安位文》一通并《谢土神告文》二通”，“诣城南书院船山王先生祠安立神位，并奠谢书院及妙高峰两处土神”。^[16]4541876年和1877年，郭嵩焘先后以礼部侍郎、驻英大臣身份上疏，奏请将船山列入文庙从祀，虽均被驳回，但提升了船山声誉，并最终助推船山1908年从祀孔庙。孔庙是祭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地方，是古代儒家的最高荣誉殿堂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其东西两庑供奉着先贤先儒的木主牌位，先贤者以明道修德为主，先儒者以传经授业为主。船山的木主牌位供奉于两庑南端，位在先儒之列，供世人景仰。这既是朝廷意识形态认同的象征，也是船山大儒形象的文化升级和仪式神化。

岳麓书院也建有船山专祠。光绪元年（1875），湘水校经堂迁往长沙河东办学，原来的旧址被辟为专门祭祀船山的船山祠。明崇祯十一年（1638),19岁的船山曾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学习朱张之道，还与同乡兼同窗好友邝鹏升成立了“行社”，强调躬行实践。船山在院学习期间，吴道行还邀请时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高世泰来院讲学，“以东林书院风节砥砺岳麓诸生”^[18]344。“高世泰‘忠肝义胆，情见乎词’的课艺批语”^[18]344，船山晚年都念念不忘。现存祠内悬船山画像，横匾书“遗经在抱”，画像两边挂船山自撰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门柱悬挂郭嵩焘题船山祠楹联：“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遗，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此联既是对船山以易学为基融贯六经、承理学道统开创新局的颂扬，也是对船山学术地位和思想影响的高度概括。祭祀活动中，师长和学生通常会提前三天斋戒，修身自省，节制饮食，祭祀仪式庄严肃穆，对时、服、祭品等都有详尽要求。岳麓书院的专祠不多，船山得以和理学鼻祖周敦颐、书院山长罗典等人享受专祠待遇，足见其学术思想、道德品格影响之深远。

于光绪七年（1881）开馆的思贤讲舍，其创办者郭嵩焘规定每年九月一日举行船山诞祭，行君师之礼，祭祀后讲学，并作释菜诗颂船山，由此立下永久法式，形成省级祭祀惯例。^[19]151他在日记中说：“九月初一日庚寅。致祭王船山先生，以是日为船山生辰，讲舍岁一致祭。首事李次青、朱宇恬、张笠臣及意城陪祀。……是午禁烟公社会讲，集者十六人……大概言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初定章程岁凡四集，以屈子、周子及船山先生及曾文正公生日，略志景仰先贤之意。今岁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即日开馆，及九月朔日祭期，为春秋两次会讲，以后当遂为定例。”^[20]419又于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十九日载：“是日思贤讲舍开馆。诣船山祠及曾文正公祠行礼。”^[21]227

船山书院内设船山纪念堂，是春秋两季举行庄重祭祀仪式的专属场所，里面供奉着船山先生的神位，以示对其学术成就与高尚人格的敬仰。根据《船山书院永定章程》，书院大厅正中安放船山神位，悬挂船山巨幅画像，每年船山诞辰、逝世之日，由山长率领书院师生及衡阳绅耆在船山像前进行祭祀。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由山长率师生在像前祭祀。^[22]1-2释奠之礼，肃穆庄严，师生列队焚香，诵读《船山遗书》，声震屋瓦。正如王闿运《船山公诞祭文》云：“空山抱道，独怀忠孝之心；异代流芳，增美桂林之传。遗书尽出，隐德弥光。况东洲之楸梓犹存，喜故国之菊兰无绝。精庐习业，慕正学于《章灵》，释奠逢秋，正灵均之初度。”^[2]666

书院祭祀不同于宗教祭祀或祖先祭祀，所祀者均为官方认可的立德、立功或立言之人，着眼于对院中学子进行人格教育和德育教化。祭祀仪式既是对船山品德、思想、声望的推崇和弘扬，又是为正道脉而定所宗、尊前贤而励后学进行的“议程设置”^[23]84，具有形象塑造和文化建构双重功能。

二、清末民初以来书院与船山思想传承

（一）书院改制转型赓续船山精神

书院改制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是将传统的、以科举为导向的、私学性质浓厚的书院，转变为近代化的、分科式的、官办的新式学堂，其教学内容也从传统的四书五经扩展到现代课程。制度性的断裂虽然终结了延续千年的传统书院模式，但部分书院仍坚持倡导船山精神。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在此背景下，石鼓书院1902年改为中学堂，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衡阳师范学院前身）。著名书画家曾熙曾担任第一任校长（时称监督），他主张“师范为教育之本”，设立理化、博物等科目，保留经史讲习，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在这样的课程设置中得以延续。他用船山著作为教材教育学生，并摘录船山部分著作用隶书写成字帖，发给学生练字学习。曾熙倡导的“南学津梁”教育思想，培养了马宗霍等兼具传统素养与近代视野的大批人才，让石鼓书院的使命由此转向现代科学与人文并重的育人路径。这一转型不仅保存了书院文脉，更以制度重构的方式实现了船山精神的创造性转化。2007年，衡阳市重修石鼓书院，再现千年学府古朴典雅雄姿，通过开展“石鼓书院大讲堂”、传统文化义务讲解等活动，使书院成为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每逢纪念日，当地师生自发举行诵读《船山遗书》、研习《思问录》等活动，将经世致用的学风融入时代精神。

船山书院1915年改为船山存古学堂，1922年改为船山国学院，1925年改为船山文科大学，1927年改为船山中学，1950年改为衡阳市第一中学。谢彬担任船山中学校长时，高度重视船山思想的传承，著有《王船山遗书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及其生平论述》并印发给教师研习，推动了船山思想在教学中的传播。

思贤讲舍1914年改为船山学社，船山学社不仅创办了船山中学、小学，还校勘、注释、整理与出版船山经典著作，发行《船山学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船山思想。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此基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集传统书院和现代学校之长，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成为培育革命人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岳麓书院的现代转型亦如石鼓书院之薪火相传，在守正中开新局。岳麓书院于1903年与湖南省城大学堂合并，改制为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1979年起由湖南大学修复管理，现为湖南大学二级学院。曾熙1907年任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监督时，曾通过对学生宣讲船山的《黄书》和《噩梦》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24]61时至今日，湖南大学积极探索以本科生导师制为核心的现代书院制改革²，将包含船山思想在内的湖湘文化融入通识教育与人格养成，注重经典研读与学术研讨，强化师生互动与社区营造。其导师制承“朱张会讲”遗风，学生于经史子集研读中涵养心性，于科研创新中砥砺担当。书院开办国学班、开设湖湘文化讲座，推动古典教育与现代学术交融，使“忠义坚忍、实事求是”的船山精神在青年一代中绵延不息。这种模式既延续了古代书院讲学论道的传统，又结合现代高等教育规律，推动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二）书院场景重构活化船山文化

近年来，衡阳市在船山书院旧址开启了新一轮的文化复兴工程。修缮后的书院建筑为民国风格，采用青砖黑瓦，保留了三进四合院的古典式建筑布局，讲堂、船山教室、藏书阁、碑廊等也在修缮中恢复原貌。新建的场景陈列馆依托数字化技术还原船山讲学场景，另外还打造了船山足迹数字展厅等沉浸式国学体验空间。通过对船山书院旧址的修缮与文化景观的重塑，文化遗产实现了活化利用与价值再生。书院与衡阳师范学院等高校开展校地合作，通过常态化开展学术讲座、经典诵读、礼乐展演、书画雅集等活动，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船山精神内核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数智技术在船山书院的全面运用，彰显出传统书院的厚重与灵动。增强现实技术（AR）让船山遗著中的字句“活”了过来，人工智能技术（AI）让观众能够在现场与船山先生“对话交流”。通过算法推荐与大数据分析，个性化文化内容精准送达青年群体，增强了船山文化认同的深度与广度。虚拟现实中的讲学场景、人工智能生成的典籍解读，这种“科技+人文”的共生机制，推动了船山符号从地域标识升华为精神文化标识。

（三）书院文旅融合普及船山思想

以旅游与发展大会等活动为契机，衡阳市积极推进船山书院的保护与活化利用，着力将其打造成彰显湖湘精神的文化地标。一是结合大中小学研学课程开发，设计船山礼乐实践、书院礼仪传承、湖湘名人研读等特色项目，推动船山精神融入青少年德育体系。二是举办“船山文化旅游节”，推出舞剧《王船山》、微短剧《船山先生的朋友圈》、与船山有关的文创产品等，以艺术的形式让船山思想的传播更具感染力与穿透力。相关文创产品通过纪念邮票、马克杯和纸扇、卡扣等载体，融入船山形象与箴言，让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生活中“活起来”，实现文化传播与市场效益的双向促进。三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建设智慧导览系统，让游客在虚实交互中体悟湖湘文脉的精神内核，增强文化传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游客通过手机端即可参与“云祭礼”“虚拟论学”等互动项目，在跨时空的对话中感受思想碰撞的火花。夜间光影秀以湖湘学派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将建筑、山水与投影艺术融为一体，展现船山思想的当代回响。同时，文旅融合模式也带动了船山故里等周边村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以书院为核心的文化生态圈。这种以科技激活传统、以市场反哺文化的发展路径，使船山符号的传播超越了地域与媒介的局限，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个体与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三、结语

古代书院以其藏书、刻书、讲学、祭祀等文化功能成为船山思想传播的主阵地。衡阳船山书院和江阴南菁书院刊刻船山遗著供教学、研究之用，表明了晚清开明的书院山长及其学子对船山经世致用等思想作品的认同与接受。王先谦、王闿运、彭玉麟、郭嵩焘、康有为等担任书院山长时，不但和学生分享其对船山作品的阅读体会、研究成果，而且还组织学生祭拜船山、走近船山，传承和弘扬了船山儒学正统的经师形象。书院学子通过研读船山，将船山的民族气节、哲学思想和史学观点作为当时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拓展了船山思想的影响场域。书院转型发展后，船山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等依然坚守船山思想进课堂、进教材的历史传统，并以现代科技重构书院空间场景，通过文旅融合推动书院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在守正创新中弘扬船山精神、赓续中华文脉。后续研究还可将书院扩展到现代学校，系统探讨船山思想等在教育体系中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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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湖南大学校史（976—1996）.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注释

1以上书院的数量包含创建和复建书院数量，另外宋代的73所书院，包含北宋12所、南宋61所。参见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32、71、139、206、300页。

2参见杜华伟、肖永明：《书院制融入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如何传承与创新？——关于大学书院制的对话》，《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