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智）老师的两部大作——《王夫之的易学世界》和《王夫之的经学世界》，我大体上都读完了，从前天晚上一直到昨天晚上都在集中学习。《王夫之的易学世界》读得快一些，王夫之的几本易学著作我和我的学生曾经一起读过，此前还看过我的老师萧汉明的《船山易学研究》一书。做这样的大人物研究，确实非常不容易，值得祝贺！我们认真学习一下，是应当的，理所当然的。
一
船山学自清代晚期以来，经由曾国藩等学者的提倡，再影响到毛泽东等人，受到广泛重视，发生重大影响，这是历史之必然。正是通过曾国藩、毛泽东等人，船山学才被进一步“炒热”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绕不开的是中国的近代性问题，而从近代性逐步演化出来的革命性，也形成了对船山学的特定解读以及与之相应的问题意识。其中，启蒙一系的解读成为整个20世纪船山学研究的大宗，这是时代所决定的。船山学研究之所以经久不衰，也是以此为背景的。
进一步看，我以为船山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系：
第一系，是从熊十力到台港学界。从熊十力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他们大致都属于这一系。熊十力本人是从革命派中分化出来，但最终成为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港台系研究船山学的著作不少，我手头正好有曾昭旭的《船山哲学研究》一书的电子版，便翻出来看一下，其中就有船山经学的专门研究。他的做法也像张老师您所做的那样，分为易学、尚书学、诗学、春秋学等展开，只是远不如您所做的那样详细。
第二系是启蒙派。这一派从梁启超开始，后来被马克思主义一系接续上去了，包括我的老师的老师——萧萐父先生，也是从这一脉络中分化出来的。萧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双重立场研究船山哲学和思想的，1980年代后萧先生又特别突出了熊十力所概括的船山学宗旨的一面。
第三系是清华—北大系。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写得相对较少，但到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对船山学的关注明显增加了分量。再往后，就是陈来老师和您了。这一脉络是比较清晰的。北大系基本上沿着张岱年先生所确定的方向，即依据宋明理学的内在理路，按照其“本来”的叙述方式来展开，包括陈来老师的那本书也是如此。其用心在于为船山学进行重新定位，摆脱此前过于偏向启蒙与革命的解读模式。当然，这也会带来问题，因为船山毕竟说过“六经责我开生面”。“生面”开在何处？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在现代性或近代性的解读中，人们总是要将其纳入当下加以解释或阐释，因而也就构成了某种张力——历史与当下的张力。
二
关于船山学的宗旨，熊十力先生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概括。熊先生将其归结为几个方面，一是“尊生”，二是“明有”，三是“主动”，四是“率性”。可以说，熊十力已将船山学的核心精神说清楚了，船山“开生面”之处也可能主要在这些方面。这几点，张老师您在您的书中也都反复提及，加以强调。此外，读了张老师的书后，注意到王船山的一个问题：船山思想中那种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即他的“华夷之辨”。这种“华夷之辨”在今天是受到批判的，但在当时却有其特定的价值与意义，即所谓“神州慧命”或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早已超越了王船山，将“神州慧命”置于梁启超所开创的新叙述方式中，即放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观念，甚至放在“人类命运”的观念中加以阐释。这一点，我这里顺便说一下。
我个人以为，张老师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和成绩，——其中部分张老师在其“序言”中也做了说明：
第一，张老师的船山学研究，可以看作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全的，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以前，船山易学有我的硕士导师萧汉明先生的专门研究，他那本书（《船山易学研究》）是从“易学”立场展开的。而我的老师的老师——萧萐父先生则是从“启蒙”和“哲学”的双重视角切入的。到了萧汉明老师那里，明确以“易学”视角和框架为重，他尤其重视《周易内传》。《周易内传》是船山易学的纲要与门径，就应该从《周易内传》进入船山易学。萧汉明老师在他的书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这一点，基本框架也由此入手。张老师的著作，基本上也是沿着这条正确路线展开。此外，张老师还就多个卦义对船山易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这一点好像是其他人的书中所没有的。除了船山易学外，张老师对船山尚书学着墨较多，下了比较多的功夫。从总体上看，张老师对于船山经学的梳理和论述还很注重各自的宗旨和特点。虽然对于有些经学的论述篇幅不大，但是张老师都是紧抓住这些要点展开的。这很好。
第二，船山学的“尊生”“明有”等精神，张老师通过其梳理、研究和诠释，确实把熊十力所揭示的那些方面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尊生”“明有”等等是船山思想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张老师的梳理和阐述将其表现得很明显、很突出，这说明张老师写书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单纯为了出新意，而是为了“直击灵魂”，抓紧船山思想的要害。这个基本面，张老师的大作表现得很好，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张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也可以说具有创见的论断，那就是“物本论”。有人主张船山思想是理本论或气本论的，崇尚朱子学，张老师对此并未反对，也基本上予以肯定，但他进一步深入到了“物本论”。这一点与曾昭旭先生不同，与唐君毅先生所说的“事理”论也不一样。张老师提出物本论，是一种深入。我并非船山学的研究专家，无法判断其准确与否，但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提法，表明张老师通过自己的研读，形成了新的理解。船山也由此实现了对理学的一种新推进，物本论正是船山新开的生面之一。船山思想的这个侧面，经由张老师的研究和发现，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张老师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四，张老师在其大作中着力叙写了宋明理学特别重视价值、重视人格建构的一面。船山生活于明末清初，经历特殊，具有特别浓厚的遗民心态，船山对于“人格”的高度重视当与此有关。船山看到明代灭亡的原因，也看到明清之际士人在出处去就上摇摆不定，他很激愤，他的性格是孤傲的，他始终坚持儒家的人格理想。而儒家人格理想的内涵当然是价值的建构，也就是生命必须经由儒家的价值理想真正建构起来。这在船山的“率性”方面表现得尤为鲜明，船山的诗词尤其如此，船山的诗文都有鲜明的表现。
第五，张老师在研究船山经学的思想时特别注意其时代性。也就是说，船山思想的萌生，他的想法、他的经学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张老师的大作把这一点充分彰显出来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船山需要接续、延续乃至开创中华的慧命与文化血脉，才是其活下去的理由。船山的思想、性格与时代的关系，张老师的大作也有相当充分的表现，读起来很生动，不枯燥。这一点和那些偏于枯涩、抽象的哲学研究成果不同，值得一提。张老师本人可能也是性情中人，所以在研读船山著作时能够产生同感，感同身受，将船山“率性”的那个层面很好地、合乎时代地、合乎历史使命地展现了出来。这可以说是张老师对于船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
三
下面，我也简单地提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船山思想如何定位和理解的问题。我们阅读船山著作，通常与当下的时代处境相关。从19世纪晚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革命高涨、启蒙思潮激荡的时期；但到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文化气象又逐渐趋于保守，由此就会呈现出，张老师作为清华—北大一系的研究者，在面对启蒙派的现代性解读时，您们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请问您是怎样处理的？我想，这本身并不存在对错，也是自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第二，反思船山经学的问题。张老师在您的大作中对于船山经学下了很大的功夫，而您的解读无疑更多地偏重于思想的层面。如果单纯从经学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涉及或讨论。如船山将不少伪经都纳入其经学的框架中加以解释，那么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处理和对待这一类问题？他有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像“性日生日成”，其依据恰恰就建立在伪经的基础上。又如《尚书·大禹谟》这样重要的伪经文本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果跳过乾嘉以来对《尚书》学的经学研究成果，直接面对船山本人，这样处理固然有方便、直接的好处，但是也可能忽略掉了我们所应当面对的文本复杂性和思想复杂性，尤其从经学上来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把已证明属于伪经的文本当作儒家的真经、真文本来看，那么这种依据的可靠性就会出现疑问。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船山据此得出和提出的“性日生日成”等的主张，是否符合先秦相关经典的本义或者周孔之本义呢？进一步，这个命题是否合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经学时，一方面需要直接忽略清儒的考证成果，直面王夫之思想本身，另一方面又需要结合清儒的相关成果，而反思王夫之的思想，进一步思考经典本身之思想的问题。这是一个题外问题，不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最后，我还有一个小请求，希望大作日后再版，张老师能够对“六经责我开生面”这样的内容做出更加详尽的通论。目前，书里已经谈到一些，但还是较少，也比较分散。目前所读到的《王夫之的易学世界》的序言，可以算作《王夫之的经学世界》的“代序”，但文字太少，只有十几页，虽然提纲挈领，也展现了船山经学的重点和特点。如果可能，希望张老师日后能将这个“通论”扩展到三五万字的样子，更加详细，更加明快，那就更好了。
谢谢张老师及各位！我就说这么多。
（邹啸宇整理）
说明：2026年4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的经学世界》研读会”。这是丁四新先生经整理后的发言。除张学智、丁四新先生外，出席人员还有杨立华、郑开、吴飞、陈明、林月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