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日涵，国家文化英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柏瑞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5年第6期
［摘要］美国数字公司长期依靠技术霸权操控议程设置，进而塑造全球热点技术议题以维护其国际主导地位。技术霸权源于美国数字公司对全球互联网产业的控制，包括技术创新、应用能力及知识产权的垄断，并通过网络媒体垄断形成不对称依赖关系，挑战主权国家权威，形成和强化议程设置能力。因此，美国数字公司在技术萌芽期和期望膨胀期，能通过认知议程设置与规范议程设置的路径，从技术认知、技术说服和技术决策维度主导区块链、元宇宙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议题的全球关注进程。但是，成功的技术热点塑造，应遵循主要大国对技术可转化性执行和确认的标准。从时效差异来看，区块链和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得主要大国认可，热点维持了较长时效，但元宇宙热点的时效相对较短。技术热度的短暂性暴露了议程设置的限度，即技术成熟度与基础设施支撑不足导致议题快速转移。中国DeepSeek 的快速崛起对美国的技术议程设置能力形成挑战，全球技术竞争面临新的调整。
［关键词］美国数字公司；技术霸权；议程设置能力；热点技术议题；全球技术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大国技术博弈的背景下，国家和企业的利益更容易高度重合。而美国数字公司对全球热点技术议题的设置能力，日益成为影响各国新兴技术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进而可能影响大国技术博弈的结果。2022 年11 月和2024 年2 月美国OpenAI 公司分别发布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和Sora（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引发全球热议和各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视和布局。而在此前“元宇宙”技术和区块链技术也曾“爆火”。一般而言，学界认为，特定技术的创新性和推动产业变革的潜力，使美国数字公司对该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自发地塑造热点技术议题。
但学界另一类解释是美国数字公司通过媒体宣传技术的发展阶段和应用前景，塑造了热点技术议题。例如，其一，2018 年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和基础设施尚不成熟和完善，因此其受欢迎程度被认为是“由媒体对‘下一件大事’的痴迷推动，而不是该技术的内在潜力”。其二，公众对元宇宙技术的态度和行为受社交媒体影响，现阶段有关元宇宙的讨论大都停留在资本和媒体层面，需要技术和产品突破才能实现。其三，全球媒体对 ChatGPT 报道所形成的“伪环境”和“话语场”，对政府、行业和公众具有深远影响。总之，基于媒体逻辑的学者认为，美国数字公司通过媒体塑造，使人们对新兴技术的期望远远超过了其目前所受到的固有限制，从而干预技术热度的内发形成。这就为学者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问题，美国数字公司为何、为什么能以及如何通过媒体干预技术热度的形成？这三个问题涉及美国数字公司技术议程设置的主要动因、能力来源和作用路径。
学界研究认为，基于技术禀赋和资本力量，依托庞大的用户规模，数字公司成为新的议程设置者。另一项研究，更加具体指出掌握议程设置能力需要具备三大基本条件：控制网络基础设施；浏览器默认权；操作系统垄断权。而基于技术手段，数字公司能展示和隐藏信息、强制封锁和关闭网络账号以及审查特定信息，从而供给特定的新闻内容，操控网络群体心理。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技术、数字公司和议程设置等方面已有一定研究成果，但有关议程设置与数字公司的研究虽然涉及议程设置能力的作用路径，但很少关注对技术的影响。当前新兴技术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关键领域，但美国往往是技术发展方向的“引领者”，而中国大多数时候是“追赶者”，这对中国的技术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本文首先提出技术议程设置的分析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美国数字公司为研究对象，探析技术霸权为何能赋予其议程设置能力，以及其如何运用该能力塑造热点技术议题。
二、技术议程设置的分析框架
基于文献回顾，技术和议程设置往往存在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因技术推动经济社会信息化或媒介化，使拥有技术霸权的行为体，如数字公司掌握议程设置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公司通过议程设置能力干预技术发展，从而塑造热点技术议题。研究的关键在于技术霸权对技术议题的影响，是通过何种路径发生？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探讨技术霸权如何通过议程设置能力塑造热点技术议题。
（一）概念界定与互动逻辑
在研究技术霸权、议程设置能力和热点技术议题的关系之前，需要对关键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
1. 技术霸权
技术的原定义是指“为了实际目的，而对自然世界有组织的知识开发和使用的能力”。而基于既有研究，霸权的定义包括实力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前者指在资源、人力、生产能力等方面占据相对优势，后者指行为体基于实力优势来影响他者的能力。但因行为体的差异，技术与霸权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分别是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其中，市场逻辑倾向于寻求利润，实现财富最大化；而国家逻辑的核心是权力，其偏好等级化的世界秩序。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技术霸权的市场逻辑，即数字公司基于技术领域的不对称依赖，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最大利润。而由于关注数字公司的相对优势和影响他者的能力，以及数字公司主要泛指运营和交付模式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公司，从而使本文讨论的技术霸权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属性。就一般性属性而言，基于技术定义，技术霸权变量主要与技术创新（开发）能力、技术应用（使用）能力和技术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对称依赖有关。就特殊性的属性而言，技术霸权变量与信息的获取、加工和传递等方面的不对称依赖也有关。
2. 议程设置能力
由于本文更关注技术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形成，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国际视角对议程设置进行讨论。韦宗友在媒体议程设置理论和政策议程设置理论基础上，将“议程设置”界定为相关行为体通过采取措施使得自己关心或重视的议题得到优先关注的过程。为研究技术如何作用于这一过程，本文聚焦研究相关行为体通过采取措施，使得自己重视的议题被受众优先关注的可能性，即议程设置能力。新闻传播学认为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具有议程设置能力：大众传播突出报道的议题能被受众重点关注。但新闻传播学很少考察谁具有设置媒体议程的能力。而在现实中，相关行为体通过采取措施对议程进行控制，使有些议题进入公众视野，而有些议题被排挤出去。
因此，议程设置能力变量与三个方面相关。其一，议程设置的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主要是指联合国的成员国，尤其是地区性或全球性大国，它们基于技术、制造能力和规则制定权等国家实力具有议程设置能力。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指数字公司和智库专家等，而国际组织在国际议程设置中一般被视为议程设置的场所。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在信息技术革命下，主权国家政策选择缩小，而市场上从事服务、硬件与软件供给的企业的权力扩大。因此，本文将数字公司，尤其是“纯数字型跨国公司”视为议程设置的重要参与者。而智库专家通过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提供对特定技术议题的科学或标准化解读也具有议程设置能力。其二，议程设置的切入渠道。斯蒂芬·利文斯通（Steven G. Livingston）提出“切入点”的概念，指行为体构建令人信服的议题的场所，通过切入点来进行议程控制。即行为体议程设置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能否找到恰当的议程切入点。在国际关系中，主要包括四类场所：全球知识生产场所、跨国网络及传媒、关键的国际组织或机制、国际会议或联盟等外交途径。而基于对技术的掌握和应用，数字公司通过跨国网络及传媒，能形成对主权国家和智库专家在国际议程控制方面的优势。其三，议程设置的作用路径。肯尼思·拉瑟福德（Kenneth R. Rutherford）结合媒体议程理论的客体议程和属性议程两个层次，将议程设置解释为从认知议程设置到规范议程设置的过程。对数字公司而言：一方面，认知议程设置是通过跨国网络媒体影响特定问题的曝光频率和强度（即媒体议程的显著性），让各国政府和公众认为特定问题是重要议题，从而使其进入政策议程；另一方面，规范议程设置是通过对某些议题属性的选择性“框架构建”，改变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特定技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使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采取行动。
3. 技术霸权、议程设置能力与热点技术议题的互动逻辑
基于国际视角，热点技术议题即指全球受众优先关注和讨论，并采取行动的技术议题。而技术霸权影响议程设置能力，与议程设置能力影响技术议题的理论路径虽不同，但彼此间存在互动逻辑（见图1）。
首先，构成技术霸权的不对称相互依赖要素，使其拥有者具备将自身重视议题转化为受众重视议题的能力。一方面，从技术—产业角度看，基于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对称依赖，数字公司主导互联网产业，从而导致信息社会权力扩散的加速，并在权力扩散中成为技术议程设置的关键主体。另一方面，从技术—传播角度看，基于信息获取、加工和传递方面的不对称依赖，数字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控制议程设置的切入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虽然互联网原则上是机会平等的，并降低了信息获取和沟通成本，但几乎无法抵消公众注意力以及信息获得源集中于少数媒体企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受获得最大利润需求的驱动，具有议程设置能力的行为体通过干预技术发展，塑造热点技术议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技术－利益的逻辑看，企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技术实现竞争周期的更替，获取高额的技术垄断利润。另一方面，从技术—媒体角度看，基于埃弗雷特·M·罗杰斯的技术创新扩散理论，科技分析企业高德纳（Gartner）提出技术成熟度曲线模型，又称炒作周期曲线，是指新技术、新概念在媒体上的曝光度（即可见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描述了一项技术从诞生到成熟的过程，证明媒体议程影响技术议程。因此，数字公司对媒体的控制和对利润的追求使两种逻辑统一：即通过影响特定技术议题的媒体议程的显著性（认知议程设置）和框架构建的选择性（规范议程设置），使受众对特定技术的关注、态度和行动发生变化，从而塑造热点技术议题，以获得最大利润。
（二）技术霸权支撑议程设置能力
议程设置能力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体现。从权力的来源看，议程设置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技术霸权，因为技术霸权是数字公司议程设置能力形成和强化的基本前提。
1. 议程设置能力形成的逻辑条件
基于行为体和切入点两条线索，技术霸权使得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不仅通过主导全球互联网产业链成为议程设置的关键主体，而且基于互联网平台控制获得议程设置的切入渠道，从而形成全球范围的议程设置能力。具体而言如下：
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基于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技术知识产权方面的非对称相互依赖，获得、加强和维持对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主导权。表现在：其一，技术创新能力是获得全球互联网产业主导权的基础。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跨国龙头企业的国际市场主导权源于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即以创新技术优势为基础，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在母国外建立子公司，进而通过生产的跨国组合，形成对世界互联网市场的垄断。其二，技术应用能力是加强全球互联网产业主导权的路径。技术创新能力不意味着自动获得互联网产业主导权，还需要有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创新产品的应用能力。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认为，“因缺少竞争对手，技术创新的新产品在市场前期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意味着具有技术优势的跨国数字企业能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形成规模效应，阻止竞争者和维护其全球互联网市场地位。其三，技术知识产权是维护全球互联网产业主导权的保障。技术创新、应用和跨国转移对全球互联网产业的决定性影响，使技术比较优势企业借助知识产权法，实现对技术和知识的垄断，从而获得最大世界市场利润和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因此，这三方面优势使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不仅在全球市场份额上区别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公司，而且能建立覆盖全球的“信息王国”，成为相对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并与主权国家间呈现出类似外交性质的协商关系。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利用信息获取、加工和传递方面的不对称依赖，控制互联网平台，从而影响信息流动，形成了议程设置能力。这主要源于互联网产业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信息化，互联网平台（下文简称“平台”）进而成为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但基于产权逻辑，数字公司作为基础设施的搭建者将平台视为私有领地，与用户形成不对称依赖关系。表现在：其一，基于信息获取优势地位，数字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承接和消减了政府的公共权力。如，平台的行为守则对信息获取的规定，在信息化社会相当于立法和政策，而执行行为守则的删帖和封号相当于行政执法。其二，基于信息加工和传递的优势地位，数字公司通过平台限制公民个体权力。例如，数字公司通过个性化推荐和算法推送使用户陷入“信息茧房”之中，接收的信息往往是片面信息或假新闻。而用户置于“信息茧房”，往往被舆论话语引导和网络社群情感操控，从而不仅消解公民知情权而且建立平台式的权力控制关系。
2. 议程设置能力强化的双重机制
政府和智库是议程设置的主要行为体，但作为平台的用户方同样与数字公司形成不对称依赖关系。因此，平台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扩大优势地位，进而从行为体和切入点两个维度强化议程设置能力。
从公司—政府博弈角度看，议程设置能力由政府向数字公司扩散，推动其成为议程设置的关键行为体。约瑟夫·奈在 1990 年指出，信息革命改变权力本质，加速权力扩散，跨国公司比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这源于平台对两者的不均衡赋权，作用机制是议程设置能力扩散—议程设置能力集中—治理失效。首先是议程设置能力扩散。信息技术革命之前，动员全球或全国成员共同行动的能力一般由政府所掌握，议程设置能力中心也一般是国家权力影响下的传统媒体。但信息在互联网上的快速传播，意味着权力将得到更广泛分配，政府从而减弱了对自己议程的控制能力。然后是议程设置能力集中，这表现为互联网平台的演进，使得话语权中心从传统媒体到社会公众到多个平台企业再到平台巨头垄断，即大型数字公司在互联网发展中实现了对全球网络媒体控制，从而强化议程设置能力。同时是治理失效，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性、大国竞争加剧以及互联网问题的复杂性等因素影响，全球性互联网监管长期处于全球治理的真空地带，让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在国际层面进一步消解国家权力。
从公司—智库互动角度看，两者围绕议程设置能力形成共生关系，强化发达国家的数字公司对议程设置切入渠道的控制。具体表现在：数字公司和智库专家因利益诉求和主要功能的差异，对社会议题观点的影响力存在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差异，从而形成利益—功能互补机制。一方面，智库相较于数字公司的议程设置优势在于其对议题相对中立和专业的观点，能保证舆论传播的信誉度和科学性，从而使倡导的观点往往获得大众信任。另一方面，智库往往迎合数字公司利益诉求，这不仅源于数字公司能扩展其产品的传播渠道和为其内容生产提供数据支撑，而且植根于对平台依赖的日益加深。这表现因传统媒体的相对衰落和网络媒体的快捷性、互动性和全球性优势，智库将知识产品的主要传播渠道逐渐由前者切换为后者。
整体而言，数字公司因社会信息化，其相较于能源和矿产等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公司具备显著议程设置能力。其中，发达国家数字公司对技术霸权的掌握，又使其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数字公司能将议程设置的覆盖范围扩展至全球，并对政府政策议程的产生更显著影响。
（三）塑造热点技术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
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和切入渠道的获得以及控制强化，使发达国家数字公司能在全球范围将自己重视的议题转为受众优先关注的议题。而受研发和推广需求的驱动，其通过议程设置将技术议题的显著性，由媒体议程向政策议程转移，从而获得全球市场融资以及各国政府和学界关注，进而塑造全球热点技术议题。
1. 塑造热点技术议题的动因
一般而言，技术发展周期包括研发、推广和衰退三个阶段。而数字公司塑造热点技术议题主要是推动技术研发和推广的需要。体现在：
一方面，获取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快技术的研发进度。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它们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组织形式等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而现代信息技术作为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在研发期间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资源。因此，通过塑造和引领技术创新议题，数字公司塑造自身作为行业领导者的形象，从而吸引更多的全球消费者、投资者和合作伙伴，进而获取研发资金投入和政府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通过媒介扩大和加快技术的扩散。科技分析企业高德纳提出技术成熟度曲线模型（如图2 所示）。纵坐标表示技术可见度，即技术预期成熟时间。数字公司通过媒介对新技术进行推广的过程主要在前两阶段。其一，在技术萌芽期，虽然尚未产生可用产品，也没有证明其商业可行性，但数字型跨国公司提出早期的概念验证故事，并通过跨国网络传媒系统引发全球受众关注。其二，在期望膨胀期，尽管研发还不够完善，但风险资本融进初创公司，市场开始出现第一代产品。这样一种快速蹿升状态，在数字公司扩大生产和加大宣传下，很快使受众对新技术的期望达到顶峰。但新技术被早期产品使用者发现未满足其预期需求以及尚不成熟的问题暴露，受众对其兴趣减弱，从而进入泡沫破裂低谷期。因此，本文聚焦于在技术萌芽期到期望膨胀期的进程中数字公司的技术议程设置。
2. 塑造热点技术议题的路径
从技术接受者的角度看，罗杰斯的技术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对创新做出的决策是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和动作，经历认知、说服、决策、执行和确认这5个阶段。为使技术从萌芽期进入期望膨胀期，数字公司在其中三个阶段发挥重要的技术议题塑造作用：其一，认知维度使受众获悉技术创新的存在，并了解到它的功能，进而产生对技术的可行性判断；其二，说服维度使受众对技术创新形成喜欢或不喜欢的态度，即影响技术的价值可接受性；其三，基于前两个维度塑造的信息流，在决策维度使受众做出接受或拒绝技术创新的选择。因此全球热点技术议题的塑造路径包含技术认知、技术说服、技术决策三个主要维度，结合议程设置能力具体表现（如图3 所示）在：
首先，数字公司基于认知议程设置，在技术认知维度上，增加特定技术创新在网络媒体上的显著度，不仅能让各国政府和公众获知和了解特定技术，而且可能认同它的可行性。该现象源于人类认知系统存在信息处理缺陷，具体表现为对事物判断的自决欲望、非理性认知倾向和意识阈值以下的信息处理等。而数字公司控制的网络媒体为定向认知干预的提供了平台，当个体暴露于海量信息中时，认知系统缺陷被强化且韧性和复原力更加脆弱，从而对高频次信息在潜意识层产生可行性认同。例如，基于“沉默的螺旋”效应，数字公司不断向网络舆论场推荐特定预设信息，让用户误以为该信息或观点已被多数人认可，从而不敢或不愿再表达意见。
其次，数字公司通过规范议程设置，在技术说服维度对特定技术的属性进行选择性的框架构建，影响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特定技术的态度甚至价值可接受性。规范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概念，是行为共同体持有的对适当行为的集体预期。据此延伸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将规范演进过程解构为生成期、扩散期与内化期三个阶段。其中，在生成期，规范表现为碎片化而简化的框架。技术热点塑造往往是媒介“框架”技术为何的过程。框架建构通过选择性凸显特定侧面，由此突出对现实特定的理解方式。而凸显的某些侧面往往成为框架核心。因此，经此过程被显著强调的特定侧面，往往演进成为技术的核心特征，进而使受众产生预期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例如，通过技术干预搜索引擎，数字公司能影响搜索结果呈现的优先次序，并能在现有信息基础上创造新信息，从而影响用户的价值取向以及社会的舆论风向。总之，数字公司结合技术的特定侧面进行框架构建，往往定义技术事件和话题。并在规范扩散中，技术框架被科学化为技术规范，进而影响国家的技术决策与行动。
最后，认知和规范两个层面产生的信息流汇集为公共问题，在技术决策维度首先影响对创新较为敏感行为体的注意力，推动技术议题进入政策议程，进而影响政府对技术创新的采取行动。罗杰斯以个体接受创新的时间为标准，将创新采用者分为五类，并确定了其在创新系统中的比例：创新先驱者（2.5%）、早期采用者（13.5%）、早期大众（34%）、后期大众（34%）和落后者（16%）。数字公司的财力和技术知识储备以及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使其成为创新先驱者。而政府机构和智库专家对创新的影响力和敏感度使其往往是创新的早期采用者。因此，数字公司的技术议程设置，起初对早期采用者产生较大影响，从而进入政策议程，即数字公司带动市场融资和智库专家发布对应科研成果背景下，形成公共问题现象，国家政府机构出台政策进行回应。数字公司与早期采用者的互动体现在：一方面，基于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可接受性的双重确认，数字公司获得同行企业的市场融资和技术共享，以及智库专家合理性检验，进而获得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技术成果转化的执行和确认；另一方面，如果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可接受性的某个维度被质疑，数字公司会面对同行企业的市场融资撤离和技术限制，以及智库专家的风险评估，进而受到政府的政策观望或市场监管；即使进入技术执行环节，但因技术的成熟度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度不足，技术成果较难确认转化和最终落地。
数字公司的国家属性，使数字公司的技术热点塑造往往依托国家权力并产生国际扩散效应，进而延伸为国家间的全球技术竞争与合作。因此，技术热点塑造，即认知和“规范扩散临界点的出现需要考虑国家影响力与数量”。成功的技术热点塑造，应遵循主要大国对技术可转化性执行和确认的标准。因为相较于小国，大国能够更显著和全面地影响资金和人才的流动，主要大国在技术可转化性上达成一致往往加快技术扩散，推动技术进入期望膨胀期，技术热点时效因而较长。反之，技术热点时效较短。
三、美国数字公司的技术议程设置逻辑
在数字公司当中，美国数字公司近年来对热点技术议题的塑造体现了其显著的议程设置能力。因此，本文以美国数字公司为案例检验技术霸权、议程设置能力和热点技术议题的互动逻辑。
（一）美国数字公司议程设置能力的来源
美国数字公司的技术霸权是其议程设置能力的关键来源。原因在于，技术霸权使美国数字公司扩张互联网产业，垄断网络媒体，进而集中话语权力，挑战主权国家，吸引智库合作，从而在追求最大利润过程中，形成和加强议程设置能力。
1. 美国数字公司议程设置能力的形成进程
技术霸权使美国数字公司通过互联网产业扩张，垄断全球网络媒体，进而形成与用户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从而影响全球受众优先关注的信息。
首先，技术霸权助力互联网产业扩张。美国的技术霸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对技术开发的大规模投入，使得半导体、晶体管和计算机等新的产业集群获得技术基础，从而不断实现技术创新突破。而技术演变具有自我增强和路径依赖的特征，使得美国数字公司的技术优势在自我增强中实现良性循环。当前，美国数字公司的技术霸权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这两个方面与竞争者形成不对称依赖，从而使其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互联网产业的扩张和利润增长。具体而言：一方面，凭借创新能力成为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方向和潮流的引领者。美国创新能力源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该系统紧密连接高校、研究机构、创业孵化基地、社会风险投资和企业等各个环节，促进了新技术、新思想和新应用的快速产生和商业化。另一方面，由应用能力实现互联网产业扩张和行业垄断。美国数字公司将技术转化为应用产品的能力，是其在全球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所在。如美国数字企业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数字产品上因缺失竞争对手，在市场前期曾获得高额利润。
其次，互联网产业扩张形成网络媒体垄断，进而产生议程设置的基本条件。基于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技术霸权，使美国数字公司在创新产品前期获得垄断利润，但随着技术的扩散和产品被模仿，其垄断优势逐渐减弱。对此，美国数字公司通过不断的国际并购，在消灭了竞争对手的同时，获得了其核心技术或用户资源，从而实现业务范围和目标市场的再次扩张，进而实现对网络媒体平台近乎全球的垄断。例如，元公司收购“照片墙”和 WhatsApp，获得其用户以占据全球社交媒体霸权地位。整体而言，通过对社交媒体、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网络视频平台、操作系统等网络媒体平台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垄断，美国数字公司与全球用户间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进而形成议程设置能力。表现为美国数字公司利用与用户间的不对称关系，能供给特定信息，甚至虚假信息以影响用户的认知和行为，而不担心其因此减少对数字公司平台的依赖。
2. 美国数字公司议程设置能力的强化进程
首先在公司—政府博弈过程中，挑战主权国家权威，成为议程设置的关键行为体。表现在：一方面，美国数字公司形成控制全球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这一进程表现为三个阶段：其一，议程设置能力从传统媒体向社会公众扩散。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的数字公司规模小且数量多，彼此间竞争激烈且以国内市场竞争为主，用户个体有较强自主选择权，因而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其二，议程设置能力从社会公众集中到多个平台企业。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伴随着各国互联网平台在经济领域的集中，数量众多的中小竞争者，在跨国竞争中聚合为若干大型平台企业，在这一背景下，用户自主选择范围开始缩小，网络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开始逐步相对集中。其三，议程设置能力从多个平台企业向平台巨头转移。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随着美国数字公司进一步向欧洲、日本和印度等市场扩张，其全球垄断优势不断强化，全球用户的自主选择范围也进一步缩小。除中国大陆市场和少数尚未开放的经济体外，美国数字公司逐步实现对全球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中心化。主要表现为其利用议程设置能力干预各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包括封锁官方账号、干预政治选举和传播意识形态等。
另一方面，美国数字公司对政府监管进行游说。美国数字公司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使美国政府通过反垄断法对其进行监管。但美国数字公司以网络媒体议程的设置能力为依托，通过资本力量和公众力量，不仅游说政府减弱反垄断影响，而且游说政府打压国外竞争者，从而强化全球垄断优势。例如，2014 年开始，元公司动员公众要求减少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监管权力，在2015 年6 月通过了旨在增加政府收集数据的透明度的《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同时，美国政府推行“小院高墙”的科技竞争战略，从而加大对华战略竞争，遏制中国数字企业的发展。
其次，美国数字公司在冲击主权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因其议程设置能力的强大，吸引智库合作。尽管美国智库一般宣称其立场的中立性和结论的客观性，但美国数字公司和美国智库间的互补性，以及两者间的合作，证明美国数字公司的议程设置能力获得了美国智库的助力。例如，谷歌、亚马逊、元公司和苹果支持增加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资助，因为它们试图推进所谓更严格的竞争和监管规则将使中国受益的论点。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财务披露的分析，大型数字公司对这几家智库的捐款总额已从2017~2018 年的至少62.5 万美元增加到2019~2020 年的至少120 万美元。同时，美国数字公司更是深度参与智库报告的出台过程。例如2019 年《创新与国家安全：确保我们的优势》的报告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委托私营企业人员组成的独立工作组完成。
（二）美国数字公司塑造热点技术议题的节奏
美国数字公司议程设置能力的强化，使其能塑造热点技术议题对全球公众舆论进行引导，从而吸引更多投资和政策支持，以追求最大利润。具体体现在：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获得快速发展，但为何近10 年来区块链、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先后被全球受众优先关注，成为热点技术议题呢？而其他同样重要的信息技术如量子计算、先进通信、半导体等为什么没有被全球公众优先关注呢？
根据Buz zsumo 平台的数据统计，其中关于区块链、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报道文本数量远高于量子计算、先进通信和半导体，因此区块链、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分别在2019年、2022 年和2023 年成为公众热门参与话题。而社交媒体上报道文本和参与人次的增多与美国数字公司对区块链、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议程设置密切相关，且呈现“技术认知—技术说服—技术决策”的热点技术议题塑造维度（如表 1 所示）。需要强调的是在技术从萌芽期到膨胀期的过程中，热点技术议题塑造路径并非随时间线性变化，而是因个案差异表现出不连续性。即在实践中，数字公司在同样时间点的行动可能同时形成技术认知、说服和决策的效果，但也可能只实现其中一类效果。为此本文主要关注从萌芽期到膨胀期同一事件产生的主要效果，具体分析案例如下。
1. 区块链热点的塑造（2015~2019 年）
高德纳的技术成熟曲线模型表明：2016~2018 年区块链技术处在期望膨胀期，需5~10 年达到生产成熟期；2019~2021 年区块链技术处于泡沫低谷期，需2~5 年达到生产成熟期。由于关注从萌芽期到膨胀期，本文选择2015~2019 年作为考察区块链热点塑造的时间阶段。
第一，基于认知议程设置，在技术认知维度突破币圈界限。美国数字公司通过增强区块链技术研发在网络媒体的曝光频率和强度，使区块链从加密货币圈的议题转为全球公众议题，即获知区块链存在并具有可行性的全球公众数量增加。从区块链1.0 的比特币到区块链2.0 的以太坊，对它们的关注多数集中在加密货币圈的开发者、投资者和监管者间，普通公众关注较少。而2015 年起，美国数字公司发起二次区块链热潮让区块链逐渐成为全球公众熟知的技术，分别是美国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微软公司相继于2015 年开启各自区块链项目，以及元公司于2019 年6 月推出天秤币。
第二，通过规范议程设置，在技术说服维度弱化“污名”标签。美国数字公司对区块链技术属性的选择性框架建构和扩散，使区块链的属性从与比特币相关联的负面性概念转为正面性概念，从而影响公众和政府对区块链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微软、IBM、元公司等数字公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科普文章和视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安全性及透明性等特点。2015 年10 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论文《信任机器—比特币背后的技术如何改变世界》被数字巨头重视，并在网络媒体推广，该文章认为比特币的负面形象使人们忽视了它的底层技术——区块链，而这项创新的价值远超出加密货币的范畴，它能让互不信任的人无需中介组织进行合作。一项研究以推特上 2014 年至2018 年有关区块链的最流行新闻为样本，揭示了区块链从比特币的污名化转向了分布式账本的基础设施概念。即受众形成了区块链是“好的”而比特币是“坏的”二分法的态度与价值判断。
第三，美国数字公司基于信息流形成的公共问题舆论与导向，在技术决策维度游说政府，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被接受。2018 年，区块链协会成立，其成员包括世可互联网金融公司（Circle）、币安（Coinbase）和数字货币集团（DCG）等数字公司，旨在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推动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合规化。一方面，从技术可行性的视角看，2019 年，Circle 的首席执行官作为加密货币的行业代表在参议院陈述了对监管的需求。他认为政府不可能禁止加密货币，因为它们存在于互联网存在的地方，政策应该跟上创新的步伐，否则美国会落后，无法获得区块链技术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从技术可接受性的角度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也肯定区块链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利用区块链支持民主治理。而此后从国会到金融的监管机构逐渐改变了对加密货币的看法，认为比特币可能会使国家甚至世界受益。而美国数字公司推动下的国内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合规化，引发全球其他主要大国对区块链技术的执行和确认。2019 年后欧盟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数字欧元。而几乎同一时间阶段，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都开启了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从而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因此，主要大国在当时对区块链技术的可转化性基本达成一致，进而助推区块链热点。
2. 元宇宙热点的塑造（2021~2022 年）
根据高德纳发布的2022 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元宇宙技术在2022 年尚处在技术萌芽期，距离生产成熟期的时间超过十年。这表明美国数字公司在2021 年塑造的元宇宙技术热点，未同区块链技术一样进入期望膨胀期。这源于元宇宙底层技术的成熟度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度较弱，较难通过认知和规范议程设置，维持技术热点。
第一，基于认知议程设置，在技术认知维度呈现宏大愿景。美国数字公司通过增强元宇宙技术在网络媒体的曝光强度，带动市场融资，让全球受众关注元宇宙，但其可行性受到质疑。“元宇宙”概念在 1992 年的美国科幻小说《雪崩》中首次被提出，在2021 年之前不被全球受众所熟知。而2021 年3 月美国Roblox 公司将“元宇宙”写进招股说明书，元宇宙概念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021 年10 月，脸书改名为元（Meta），并提出关于元宇宙的宏大愿景，引起了全球受众对元宇宙的广泛认知和关注。这两大事件在网络媒体广泛传播后引发市场大规模融资，形成“元宇宙”现象。元公司之后，全球大型数字公司纷纷布局元宇宙。但根据技术成熟曲线的评估和脸书改名为元后的营收不佳，以及将主要业务转向人工智能的事实，元公司在当时无疑夸大了元宇宙距离成熟期的时间以及技术的可行性。
第二，通过规范议程设置，在技术说服维度强调先发优势。美国数字公司通过构建“元宇宙价值高”的框架，使受众产生元宇宙重要的态度。一方面，美国数字公司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直接宣传元宇宙的重要性。例如，2021 年10 月扎克伯格发布了《创始人的信》一文，认为“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的媒介从文字到照片再到视频，而下一个阶段将更加身临其境，一个具有沉浸感的互联网——元宇宙”。《元宇宙的公共政策 2021VR/AR 的政策会议的关键要点》《元宇宙城市内部的政治现实》和《2040 的元宇宙》等美国智库报告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元宇宙的重要性和未来前景，与数字公司观点具有一致性。一项研究表明，在跨社交网站新闻中虽然对元宇宙有强烈的负面和反乌托邦观点，但大多数声音都是乐观的，这从侧面反映了美国数字公司规范议程设置取得的成效。
第三，美国数字公司联合行动，在技术决策维度推动元宇宙政策制定，但进展存在限度。2022 年以元公司为代表的科技巨头试图推动元宇宙的“政治战略”，其积极与美国政策制定者、学者、合作伙伴和专家洽谈，试图与各方为元宇宙虚拟世界创建标准和协议。但 2022 年8月美国国会一份关于《元宇宙：概念和问题》的报告表明，美国政府内部当时对元宇宙的技术可行性认知尚存在分歧。报告指出，因元宇宙发展轨迹的不确定性，政策制定面临挑战性，政府内部存在采取观望态度和探索主动监管两类政策取向。从后续进展看，美国联邦政府2022 年也并未启动关于元宇宙的专门立法和国家层面的整体战略布局。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虽在2021~2023 年出台元宇宙发展计划，但欧盟、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的元宇宙的商业创新模式较少且概念框架在执行层面被切换。因此，美国数字公司建构的元宇宙框架在当时尚未成为行为体的集体预期，大国内部和大国之间也尚存在关于技术可转化性的认知差异。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点塑造（2022~2025 年）
根据高德纳公司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2020~2021 年处在技术萌芽期，在2022 年进入期望膨胀期，距离生产成熟期的时间是2~5 年。因此本文主要选取2022~2025 年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点塑造。
第一，基于认知议程设置，在技术认知维度迭代创新产品。具体而言，美国数字公司通过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网络媒体上的曝光度，持续吸引受众关注技术可行性。2022 年11 月，OpenAI 发布基于GPT-3.5 的ChatGPT，其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使测试用户数在五日内突破百万，引发媒体广泛关注。该技术热度的持续攀升，主要得益于OpenAI 持续的产品迭代策略。2023 年，OpenAI 密集更新产品：2 月ChatGPT Plus 订阅服务、3 月GPT-4 与API 接口、4 月隐私保护功能、5 月独立应用程序相继面世。同时，微软、谷歌、元等数字公司的产业布局与资本投入，进一步巩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热度。
第二，通过规范议程设置，在技术说服维度上遮蔽技术风险。国际社会当前尚未建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效监管机制，其重要制约因素在于美国数字公司通过媒体传播策略对冲监管压力。具体表现为：美国数字公司通过“友好型”框架的构建策略缓解政企双方的监管焦虑。2023 年的典型例证包括：2 月，OpenAI 通过官方博客明确承诺，加强人工智能系统透明度与偏见消除机制的建设；4 月，埃隆·马斯克宣布开发“TruthGPT”，称其关心和理解世界，因此不太可能摧毁人类；6 月，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到访韩国期间虽承认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但更强调未来新机会和进步潜力。同时，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指出“过度渲染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将挤压技术伦理讨论的理性空间，诱发熟悉但不幸的技术恐慌”。
第三，美国数字公司影响政府决策，在技术决策维度选择以创新发展为主线的治理路径，以推动美国主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扩散。这源于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强的信息流推动“美国国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议程更注重技术创新和经济利益”。一方面，从可行性角度看，为了巩固既有的技术和产业优势，美国政府通过与数字公司和高校合作推动和加快人工智能研究所建设，从而扩大和协调联邦人工智能研发。另一方面，从价值可接受性角度看，在对“友好型”框架扩散中，“美国数字公司将讨论重点从政府监管转向企业自我监管”，实现路径包括直接与间接两类：一是直接参与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等决策机制；二是通过智库间接影响。这两类路径解释了美国人工智能治理战略从特朗普政府1.0 到拜登政府的连贯性，虽重视人工智能风险，但政策重点是持续促进创新和竞争。同时，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推动欧盟、中国等竞争者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资源投入与战略布局。因此主要大国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可转化性基本达成一致，从而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热度不断上升。
综上所述，美国数字公司从技术认知、技术说服和技术决策三个维度塑造区块链、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热点。从时效差异来看，美国数字公司通过认知和规范议程设置，使区块链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可转化性获得主要大国认可，进而推动技术从萌芽期过渡到期望膨胀期，塑造并维持一定时间阶段的技术热点。但元宇宙热点因当时技术可转化性未获得主要大国的一致认可，因此技术发展止步于萌芽期，技术热点时效相对较短。从时空差异来看，美国数字公司的议程设置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源于其对受众信息来源难以完全垄断，加之同行竞争、政府监管与学界评估等因素影响，早期产品使用者逐渐发现新技术并未满足其预期需求，技术不成熟的一些问题被暴露出来，受众对新技术兴趣开始减弱，热点技术议题随之转移。
四、结语
技术霸权使美国数字公司通过互联网产业扩张，近乎垄断全球网络媒体，从而形成技术议程设置能力。而追求最大利润的意愿使美国数字公司在技术认知、技术说服和技术决策这三个维度，通过认知议程设置和规范议程设置，影响全球公众和政府对新兴技术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的判断，进而塑造和维持技术热点。但基于议程设置效果的限度，美国数字公司的技术议程设置能否扰乱竞争者的技术发展方向与资源配置，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真实度，即媒体报道多大程度真实呈现特定技术所受到的固有限制，这种固有限制来自底层技术的成熟度和支撑该技术基础设施的完善度；二是反应度，即技术的后发竞争者投入的资源多少，这些资源包括了研发资金、科研人力、管理政策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在真实度较低，但反应度较高的情况下，美国数字公司对技术的议程设置会对竞争者的技术发展方向与资源配置产生巨大干扰，使竞争者在投入大量资源后走错方向。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而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技术议程设置面临“合法性赤字”。一方面，美国的技术霸权地位正在日益下降。例如，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的快速发展，对美国技术霸权构成了实质性冲击。但美国通过“小院高墙”策略，联合盟友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制程芯片与开源技术，而 DeepSeek 的算力自主化尚未完全实现。因此，基于技术可行性视角，我们应该准确认识到，就时代发展大势而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肯定不是简单的新版“星球大战计划”，而是中美两国之间真实存在的全方位的竞争，中国应加快布局，不断创新。另一方面，美国技术议程叙事的“过度操控”抬升了“信任赤字”。以人工智能的技术可接受性为例，OpenAI 倡导的“安全、负责任”人工智能发展路径虽在欧美内部具有共识，但在多语言、多文化的全球背景下实施困难重重，且其自我监管下的治理结构更强化了全球发展权的不平等。同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峰会多是象征性姿态，而缺乏约束力的执行机制，因此美国数字公司基于自我监管在其中挑选要遵循的准则。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主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规范和伦理是否能实现“安全、负责任”尚待观察。
综上，DeepSeek 的崛起标志着全球技术权力格局进入“多极竞争”时代。中国需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深化国际合作，同时规避技术民族主义陷阱，以“竞合”思维推动技术创新与治理协同，以“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技术叙事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唯有如此，方能打破美国技术霸权，构建更加平衡的全球数字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