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与外太空等新兴技术领域迅猛发展，人类似乎已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回望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几乎都推动了技术、产业与资本的跨境流动，全球化正是在这种以技术进步为轴的分工体系上生长起来的。然而，随着近年来地缘政治回潮，新兴技术被持续工具化、武器化，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与国际秩序碎片化的关键一环。那么，新兴技术何以重塑当下的地缘政治，当前的技术变革与国家权力正以何种方式深度耦合，未来的全球秩序将如何演变？
布鲁诺·玛萨艾斯在新著《世界建造者：技术与新地缘政治》中试图回答上述追问，并勾勒出一个并不乐观的世界图景。全书把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新冠疫情中的数字管控与疫苗竞逐、俄乌战争中的算法战以及气候危机驱动的能源转型等近年来关键的地缘政治事件串联为一条逻辑链，揭示新兴技术如何逐步转变为加剧大国博弈、重塑全球秩序的工具。系统而言，地缘政治正在发生从“抢地盘”到“造世界”的范式转移：大国通过新技术改造自然环境、建构虚拟空间，力图在新世界中扮演地缘游戏规则的编程者。玛萨艾斯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理论，随着新兴技术带来的“新边疆”不断出现，地缘竞争的核心不再仅限于领土主权，而是扩展至数据算力与制度标准的控制权，以及虚拟空间的主导权之争上。某种意义上，这本著作不仅解答了我们对当前地缘冲突频发、全球化日益碎片化的困惑，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思考未来世界政治的分析框架。
一、从抢地盘到造世界：地缘政治的范式重塑
在传统地缘政治叙事中，权力大小几乎等同于占据的关键要塞与领土范围。无论是古代帝国的领土扩张，还是“一战”“二战”时期现代国家间的惨烈战争，抑或是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抢地盘一直都是地缘政治游戏的核心范式。古典地缘政治学家拉采尔认为国家像生物体一样需要“生存空间”，为了存续必须扩张领土范围。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学说，主张陆权决定国家的战略优势，认为谁控制欧亚内陆的广阔区域，谁就掌握“世界岛”，进而奠定全球霸权的基础。据此他提出三条著名论断：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世界。与此同时，马汉则强调海权的重要性，指出直布罗陀、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等关键岛屿、海峡和港口构成海上战略枢纽。由此可见，占据关键地理位置几乎是地缘政治的通行规则，在国家这一组织形式出现至今，这一规则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然而，随着新兴技术的兴起，地缘政治的核心场域正在发生漂移，其运行规则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玛萨艾斯发现，数字技术、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打破了地理限制，地缘竞争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之中：其一，具有排他性的高技术人造物成为关键的战略资源。全球通信网络、数据中心以及信息传媒平台等，正在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政治乃至安全秩序的关键要素，因而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经常超过了传统的地理位置与矿产资源等地缘政治要素。比如，海底电缆承担了逾九成的国际数据传输，谁掌控海底电缆的制造、铺设与维护，谁就能影响全球电信系统的运行，从而对信息流通施加关键影响。另外，正如海峡和岛屿是通向海洋的大门，芯片是通向数字世界的大门，控制芯片就可以控制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其本质上也是人造的地缘战略资源。
其二，维持单一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然不够，国家开始试图掌控决定科技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所处的位置，几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速度与产业化的成功率。因此，为了打造技术壁垒并限制对手的技术迭代速度，国家间的技术竞赛已突破了对单向技术的出口管制和封锁，而逐步演变为综合采用实体清单、投资审查、原产地规则等工具，实现对整个高科技生产流程网络的控制。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智社会的日常运行，是国家权力的放大器。当前，人工智能竞赛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国持续在数据本地化、算力资源、算法训练以及能源供应基础设施方面加强投入。数据上，谁掌握了跨境数据通道并掌握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就能降低大模型幻觉、加强模型能力；算力上，谁垄断高端芯片和超级计算机，就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部署速度上保持领先；算法上，谁规定算法平台的治理标准，就能影响社会叙事走向并推广自身价值观；能源上，谁掌控能源的稳定供给，就能充分满足智能化时代的高能耗需求。
其三，战略资源的范畴扩展到了虚拟空间，通过构建并占据“虚拟领土”中的主导地位，国家正竞逐元宇宙的领导权。正如蒸汽机、内燃机与电力革命逐步让军事与经济力量摆脱地理限制，当前，国家正剥离物理约束，将“地缘”一词从自然赋予的空间转向人造的元宇宙空间。元宇宙是由代码、协议、制度与叙事共同织就的空间，权力的作用逻辑体现在规则的设定权、入口权限的控制权与叙事的主导权上。实际上，尽管企业是数字平台的技术供应者，但元宇宙层面的竞争并未从根本上削弱国家主权的影响力。国家通过监管、投资、立法、采购等手段使得科技企业不得不在虚拟空间中选边站队，进而深度参与到地缘政治游戏之中。同时，算法权力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操控规则影响网络平台上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国家通常会选择借助人工智能的生成与推荐机制，在潜移默化中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就此意义而言，元宇宙深刻映射了物理空间中的权力逻辑，但在具体表现上又有所不同，关键在于谁能人造世界中确立并维护一套可执行、可信任且被广泛采用的规则体系，并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默认秩序。
二、赛博乌托邦的失落：技术非中立及其武器化
长期以来，技术中立叙事一直主导人类的赛博乌托邦想象，这种叙事假定技术进步可以促使国家跨越权力纷争，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其中，与地缘政治最相关的是地理学家们提出的人类世概念，这一概念旨在描述人类正处于通过大规模技术手段改造地球的地质年代，进而支持通过深度干预自然环境来应对气候和生态危机的“地球工程”。然而，玛萨艾斯在书中彻底否定了技术中立论调。尽管自然界通常是中立的，因此充当了国家地缘竞赛的裁判者角色。但随着新兴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人造环境开始替代自然环境，数据、标准与平台等要素本身携带主导者的偏好与意图，国家间不再拥有中立的裁判。书中进一步借用托尔金关于技术力量的隐喻，展示了人造环境挤压自然环境的影响，科技的发展看似服务大众，实际上放大了人类的权力欲望，数据监控、算法推荐以及生物识别等都是技术被工具化和武器化的明证。
为何人造环境相比自然环境具有更显著的非中立特征？玛萨艾斯发现，自然环境的运行规则很难被干预且是固定的，而人造环境的运行规则是人为设置并按照主导者需求更新的。因此，主导者的权力诉求本就嵌入了人造环境，当其拥有设置规则的权限时，就在事实上承担了裁判角色。玛萨艾斯使用技术圈这一概念来描述我们当前生活的世界，就像具有内部循环生态系统的生物圈，技术圈也具有一套自我循环的系统。中心是支持商品、能源、信息流动和交换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发电站、海底电缆、互联网平台等。中间是体现生产力水平的人工制品，比如圆珠笔、飞机、晶体管等，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消费世界。外围是扩展大脑空间、将人类知识与认知外包的数字平台，逐步演变为由人工智能、元宇宙构成的虚拟世界。显而易见，在技术圈中，技术不再悬浮于权力之外，技术本身就是权力，这也是新兴技术被频频武器化的核心原因。实际上，近年来金融战、网络战、认知战等混合形式的准战争形态被“发明”并被交替使用，正体现了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
书中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近年来新兴技术武器化的进程，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的地缘政治世界。二〇一八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围绕半导体领域展开了对华技术脱钩，试图将芯片制造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抹杀中国在数字空间中的规则制定权。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爆发，公共卫生危机促使数字治理常态化，各国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进行广泛的数字管控，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框架，同时疫苗竞争与疫苗分配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工具化与全球日趋碎片化的紧密关联。这给学者们敲响警钟，全球经济体系似乎并非单纯由市场力量主导，而正在演变为一种围绕技术主导权的可编程系统。二〇二二年爆发的新一轮俄乌冲突延续至今尚未结束，民用技术被广泛武器化并运用于战场，战场的边界进一步扩展至民众的日常生活空间，致命性自主武器在战场上广泛使用，低成本无人机跨界袭击民用基础设施，认知战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上隐秘推进，充分说明战争已不再局限在物理空间，而是在虚拟空间中同步进行。二〇二四年是人类进入元宇宙的转折之年，通过能源转型使绿色能源的边际成本无限接近于零是未来趋势，这意味着谁率先进入能源无限供给的阶段，谁将掌握进入明日世界的钥匙。
新兴技术成为建构新世界的重要工具性角色，可能意味着国际秩序向数字无政府状态演变。世界政治中不存在最高的权威，使国家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一情形即将映射进入新世界的地缘政治斗争之中并呈现新的形态。一旦人造环境挤压自然环境并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空间，技术武器化就成为最普遍的地缘竞争手段，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运行规则会发生根本变化。首先是国家不再以争夺领土资源为核心目标，而是以争夺未来世界的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目标。当竞争的目标更加模糊而手段更加多元时，诸多日常生活的领域都可能纳入地缘政治竞争，进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永久性地安全化。其次是在新世界代替旧世界的窗口，国家间竞争将更激烈、更无序。当传统规范可能被全面放弃而新的规范尚未确立时，长期以来确立的伦理规范可能被轻易放弃，比如在战争领域，正义战争与国际人道法的一系列规范和约束将不再被遵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规范真空”成为战争法和战争伦理学者的重大挑战。
三、从安全威胁到本体威胁：帝国竞争的本体性转向
人类历史上，帝国是提供世界秩序并使用武力维系这种秩序的主要组织形态。无论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还是近代的大英帝国，都有着鲜明的扩张和强制特征。罗马以强悍的军队与先进的法律制度征服周边蛮族，大英帝国以强大的海军与商业贸易网络构建全球殖民体系。当帝国的权力衰落时，军事能力下降使其逐步感受到显著的生存威胁，因此在霸权衰落与权力转移的窗口期，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经常会发生战争。玛萨艾斯进一步发现，除了显而易见的军事力量，帝国能够提供一种文化秩序并使其得到广泛接受，这是成效卓著的治国方略。换言之，帝国的权力运用并不局限在领土征服等强制性力量上，也通过塑造地缘环境、设置国际行为规则实现软性统治。美国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通过军事联盟、经济协定、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基础设施，以及国际化的商业、金融、教育以及媒体网络辐射影响力，使其成为一种超越领土帝国的“虚拟帝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其权力主要来自设置并控制全球规则的能力，而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结构中，这种权力是无形、广泛且难以抗拒的。
玛萨艾斯认为，新兴技术创造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并行的二元世界，这意味着帝国的竞争正在发生一种本体性转向，即除了要面对安全威胁，更关注未来在“谁创造的世界”中存在。如果将地缘政治竞争比作游戏，这种本体性转向的逻辑就可以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在“造世界”的竞争中存在两种角色：第一种是系统管理员，通常由超级大国充当。他们具有创造游戏规则和竞争环境的权力，进而可以设置最符合其利益和能力的全球规则，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改变规则。正如计算机系统中的“上帝模式”，超级大国可以访问系统的控制面板，制定全球金融、信息和商业网络的运行规则，从根本上决定世界的运行方式。第二种是游戏玩家，由超级大国之外的国家充当。对他们而言，规则是既定的，只能被迫适应：一是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超级大国制定的规则；二是在有限的领域尝试制定规则以尽量扩大自身影响；三是与超级大国结盟，并试图为双方共同支持的规则的扩散做出贡献。那么，如果霸权国从系统管理员角色下降为玩家角色，会发生什么？通常而言，新的系统管理员角色会创造一个新的系统，新系统必须解决旧系统未能解决的问题并将后者吸纳进来。这种变更模式不同于静态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调，是国家间关于世界运行规则的动态竞争。在人造世界挤压并逐步替代自然世界的当口，超级大国时刻为失去未来世界而焦虑，这一点对当今的地缘政治博弈具有相当显著的解释力。
玛萨艾斯尝试用本书提出的本体性竞争逻辑，重新阐释俄乌冲突与中美战略竞争这两个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首先，俄乌冲突体现了美国作为系统主导者，使用了规则网络与非强制性权力。美国与部分欧洲国家通过代理人战争方式降低自身的战争成本，一方面通过军事援助和情报援助增强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限制战略性武器出口、控制武器射程等方式防止乌克兰将战争升级至俄罗斯本土，避免发生核大战。在战略工具的应用上，美国采用金融制裁、出口限制、提高关税等一系列针对性的经济工具，以及利用信息和算法优势、网络战与认知战等方式，将俄罗斯置于被动的游戏玩家的角色。从俄罗斯的角度而言，在美国与部分欧洲国家主导欧亚地缘政治叙事的情况下，其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持续下降。那么，反抗就可以理解为防止其在未来世界中被对手全面主导的一种选择。其次，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作为世界游戏的原始程序员，拥有访问代码的根（root）权限，因此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设置规则。但让美国焦虑的地方在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已经开始展现了“覆写”美国规则体系的趋势。因此，美国倾向于将与中国的竞争，视作一种本体性的竞争，比如，通过在芯片等高技术领域“脱钩”，确保对高技术领域的排他性控制，防止中国获得进入新世界的技术资源，进而为其重新控制虚拟世界的主导权赢得时间。
四、从冷战铁幕到数字硅幕？
《世界建造者》一书阐明了新兴技术重塑地缘政治的核心逻辑。地缘政治空间正在从自然世界迁移到人造世界的过程中，国家的核心战略目标以及对战略资产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与历史上或者部分乐观的科幻作品关于赛博乌托邦的想象不同，作为地缘战略资源的新兴技术很难被开放共享，反而为对手获得新兴技术设置壁垒，以至于通过武器化获得竞争优势成了大国竞争的普遍选择。一种悲观的世界图景是，世界未来可能形成由数字硅幕割裂开来的对立的“技术阵营”，出现两套规则相互冲突的秩序系统。
不过，如果放眼整个西方学术界与政策界近年来的政治思潮演变就会发现，玛萨艾斯未能超越冷战类比的窠臼。书中指出未来的地缘竞争在于排他性地掌握芯片等关键战略资源，守住进入元宇宙的大门并为其制定规则。正如冷战时期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尚在空中回响：“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玛萨艾斯似乎也向西方政客展示了在新兴技术创造的元宇宙中放下数字硅幕的必要性。尽管从客观而言，书中并未明确指出数字世界冷战化是必然终局，各个章节之间的连接也因对各类技术细节的介绍而略显碎片化，因此很难说作者主观上赞同数字冷战的到来。但正如书中假设“世界要么是美国的，要么是中国的，在中国的世界里结果被预先设定为有利于中国，反之也是如此”，玛萨艾斯习惯性地将中国与美国视作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此种假设之下，元宇宙中生活方式、政治价值观的差异自然变成了本体性的竞争，那么，通过切断产业链供应链限制对手的技术发展，提前建立排他性的数据、通信与算力基础设施，都成为一种合理化论证。这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进一步而言，书中的冷战想象基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组合：对技术演进速度过于乐观，对人性看法过于悲观，同时对西方意识形态危机又深感焦虑。这种组合产生了一种自我实现式的技术冷战论调，忽视了全球化的惯性、各方的能动性以及求同存异的可能性。书中提到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基础设施网络、通信网络以及商业网络系统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置于网络结构中的行为体是相互影响、相互嵌套的，因此，系统规则的设置与修改可能并不完全由超级大国的意志决定。同时，历史上国家因权力转移而发生战争的情况不在少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元宇宙等虚拟空间中必然按此逻辑行事。正如书中提到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进入能源成本为零的时代，按此逻辑，技术的发展可能解决资源稀缺性的问题。当国家不再为稀缺性而斗争时，国际政治中普遍采用的人性自私假定可能不再恰当。另外，本书代表了西方政策界流行的一种焦虑心态，即认为当美国等传统西方强国衰落时，其失去的将是西方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因此试图将关于西方衰落的叙事归类为意识形态更替。这些不足所反映的冷战类比惯性思维，需要我们在阅读中有所警惕。
（World Builders：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Bruno Maçã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