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河南学非遗》系列报道通过“他者具身体验”的叙事机制，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可复制路径。本文以跨文化传播学为基础，从范式转换、体知逻辑、主体策略三个维度剖析其破题理路，以期为地方非遗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提供方法论指引。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非遗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然而，非遗国际传播长期面临“重展示、轻阐释”的结构性困境，即海外受众能够感知文化符号的表层形态，却难以理解其背后的价值逻辑和文化脉络。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024年2—8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国际传播中心与大河网联合推出《我在河南学非遗》系列报道，邀请来自意大利、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外国友人，深度体验汴绣、钧瓷、唐三彩、麦秆画、信阳毛尖茶制作等河南特色非遗项目，在沉浸式互动中感知传统技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活力。
呈现形态上，《我在河南学非遗》以视频为主、图文为辅，整合线下活动与线上直播，以“他者具身体验”为核心叙事机制，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呈现非遗文化意涵，在海外社交平台实现了有效传播。据统计，相关帖文在社交媒体平台总曝光量突破8100万，国内外全平台传播量超2.1亿，获第35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二等奖。
范式之变：从“展示”到“对话”
非遗国际传播长期遵循一种“展示型”范式，即传播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通过精美画面、翔实解说、权威背书，向海外受众展示非遗“是什么”。这种范式在操作上相对成熟，但其深层逻辑却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意义由传播者赋予，受众则被视为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当面对文化差异较大的受众时，“展示型”范式容易陷入“我展示得越用力，对方越困惑”的悖论。海外受众看到了精美的汴绣、神奇的窑变，却难以理解它们为何被赋予如此厚重的文化意义。
《我在河南学非遗》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范式。在该作品中，意义不再是预先包装好的“文化成品”，而是在外国友人体验过程中动态生成的。以钧瓷为例：外国体验者最初只是被钧瓷窑变的色彩所吸引（审美层面），在亲手尝试拉坯、上釉、烧制后，他们开始理解“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背后的不确定性美学和工匠的敬畏之心（文化层面），最终在与传承人的对话中，感悟到钧瓷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价值层面）。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从“好看”到“可理解”再到“可共鸣”的递进过程。
这一范式转换的实质是从“文化展示”走向“文化间性”。“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相遇时，在文化边界地带生成的既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却又融合了双方要素的新意义空间。它不是A文化，也不是B文化，而是A与B对话、碰撞、交融后生成的C文化。《我在河南学非遗》中，外国体验者带着自身的文化背景（西方的审美习惯、认知方式）来感受中国非遗，他们理解到的汴绣或钧瓷，既不完全是中国人心中的样子，也不完全是西方文化中的某类物品，而是两种文化在碰撞中产生的新认知。这一认知既属于体验者个人，又可以被其母语文化背景的观众所接受。
从“文化展示”到“文化间性”，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将一套既定的意义强行传递给对方，而是在对话中促成意义的共同生成。非遗跨文化传播的核心任务不是“展示我们有什么”，而是“邀请对方进入意义生成的过程”。《我在河南学非遗》的实践表明，当外国体验者从“被展示的对象”转变为“意义的生产者”时，非遗的文化深度反而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所感知和接受。
这一范式转换对非遗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与其追求更精美的展示效果，不如重构传播的基本逻辑——从“我们讲述、你们聆听”转向“我们对话、意义共生”。在这一新范式下，传播者的角色从“文化发言人”转变为“对话组织者”，受众的角色则从“观看者”转变为“参与者”，而传播效果的评价标准也从“覆盖了多少人”扩展到“生成了什么样的理解”。
体知之妙：从“上手”到“有感”
非遗文化之精妙难以言传。汴绣丝理的运针方向、钧瓷窑变的火候把握、三彩施釉的厚薄分寸……这些核心技艺往往可以演示，却难以言说。传承人可能做了几十年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但他们的手却“知道”。
默会知识的传递，传统上依赖“手把手”的师徒制。徒弟通过长期模仿、试错、体悟，让知识从师傅那里“长”到自己手上。然而，这种传递方式在跨文化传播中遇到了双重障碍：一方面，海外受众无法获得长期跟师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语言文字的转译又难以触及默会知识的核心。这就造成非遗跨文化传播的一个根本困境：非遗的精髓，实在难以用文字说清楚。
《我在河南学非遗》的体验式传播，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思路。该作品的核心机制是让外国友人“上手”操作，在“做”中完成默会知识的跨文化转译。以汴绣为例：当体验者亲自拿起针线，尝试按不同方向运针时，她会发现顺着丝线方向走针流畅，逆着则滞涩打结。这个发现不是语言告诉她的，而是她的手告诉她的。在“做错—调整—再尝试—找到手感”的循环中，原本不可说的默会知识，通过身体的感知与反馈，变得“可感受”了。
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体知逻辑”。所谓“体知”，即通过身体实践获得的知识与理解。它与“认知”相对。认知是大脑对信息的加工，体知则是身体对经验的沉淀。在非遗体验中，体知逻辑发挥了两个关键作用：第一，它将默会知识从“不可说”转化为“可感受”——海外受众虽然无法亲自体验，但通过镜头捕捉到的“手感”画面（指尖的力度、丝线的走向、体验者的表情变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隔屏感受”这一体知过程；第二，它将文化理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身体验”——海外受众通过体验者与瓷泥的互动，可自然感知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
视频形态为体知逻辑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传统的文字报道无法传递手感，图片只能定格瞬间，而视频可以连续记录“尝试—失败—调整—成功”的完整过程，并通过特写镜头放大手部动作与面部表情。这种“过程性”的呈现，使海外受众得以跟随体验者的身体轨迹，完成一次“虚拟的体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在观看他人动手操作时，观察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会被激活，产生“仿佛自己在做”的代入感，这正是视频体知传递的神经科学基础。
从理论层面看，“体知逻辑”补充了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对“身体”维度的忽视。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多聚焦于语言、符号、价值观等抽象层面，而忽视身体作为理解他者文化的媒介。非遗恰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它的核心是“手上的功夫”，而非“嘴上的道理”。《我在河南学非遗》的实践表明，当语言失效时，身体可以成为更可靠的理解通道。
叙事之巧：从“他者”到“我们”
《我在河南学非遗》的第三个核心机制体现在叙事主体的选择与运用上，即“文化间性叙事主体”的确立。
所谓“文化间性叙事主体”，指那些处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叙事者。《我在河南学非遗》中，承担叙事功能的主体不是中国传承人，也不是中立的画外音，而是正在体验的外国友人。叙事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是西方文化背景的“自己人”，却又在深度接触中国文化。这种“间性”位置，使他们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了独特的“中介”角色。
从受众接受的角度看，“文化间性叙事主体”的核心功能是降低心理防御。跨文化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受众接收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时，往往会启动一种无意识的防御机制，即对“异己”信息保持警惕，对“同己”信息更易接受。传统非遗国际传播由中国人讲述中国文化，在海外受众的认知框架中天然带有“他者”色彩，即信息可能被视为“宣传”而非“分享”。当叙事主体换为外国友人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受众看到的是“自己人”在认真体验另一种文化，防御心理自然降低。
这一机制在社交平台传播中得到充分验证。在该作品获得的大量正面评论中，一个高频出现的情绪是“感动”而非“说服”。这种“感动”而非“说服”的传播效果，正是心理防御降低后的自然产物。当受众不觉得有人在试图说服自己时，反而更容易被打动。
“文化间性叙事主体”的第二个功能是提供“认知参照”。外国体验者遇到的困惑、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海外受众可能共有的疑问。当乌克兰体验者问“为什么丝线要分这么多颜色”时，她实际上是在替海外受众提问。而当传承人回答时，文化阐释自然就发生了。这种“提问→回答”的对话结构，比直接灌输式的知识介绍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间性叙事主体”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真实”而非“表演”的基础上。如果外国体验者的困惑是预设的、突破是剧本的，那么“间性”就会退化为“表演”，反而引发受众的反感。《我在河南学非遗》保留了体验过程中的真实挫败与顿悟，因为体验者会出错、会困惑，也会在某个瞬间“懂了”。这种真实感是“文化间性叙事主体”能够产生跨文化共情的根本前提。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间性叙事主体”的运用为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间性”问题提供了可操作路径。“主体间性”强调传播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作用，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我在河南学非遗》在两种文化之间插入一个“间性主体”——这个人既属于受众文化，却又已经进入传播者文化。通过这个中介，对话得以发生，意义得以生成。
结 语
研究发现，《我在河南学非遗》实现了从“文化展示”到“文化间性”的范式转换。该作品通过邀请外国友人深度体验，使非遗的意义在文化边界的对话中动态生成，海外受众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意义的“共构者”。在内容传递层面，体验式传播激活了“体知逻辑”。非遗所包含的大量默会知识难以通过语言转译，却可以在上手操作中得以感知、在视频镜头中得以呈现。外国友人在“尝试—困惑—突破”的体知过程中，将原本语言无法传递的隐性知识变得可感可知。在叙事主体层面，“文化间性叙事者”的确立有效降低了跨文化传播中的心理防御。外国友人既是“西方文化背景者”，又是“中国文化深度接触者”，其真实的体验过程与情感反应比直接的文化宣导更容易引发海外受众的共情与信任。
上述机制共同构成“体验式传播”的完整逻辑链，即以主体置换为入口，以体知逻辑为通道，以意义共生为出口。该模式不仅推动非遗国际传播从“输出型”思维转向“对话型”思维，也为地方媒体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非遗外宣路径。
（作者赵汉青系大河网国际传播部主编，杨佳欣系该部记者）
原文刊发于《新闻战线》2026年6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