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视改编，是在中华文明全球化认同语境之下，基于既不同于本土理论及实践话语体系，也不完全同于海外国家话语及价值路径的第三种视域。在此实践范式下，对于百年来的国家话语、文明互鉴、文化产业发展的审视与凝练而生成的影视传播理论和研究，虽然处于尚未被言说抑或尚未建立起成型的学术框架的“静默”状态，但其呈现出的四种新趋势，即融通趋势、漫溯趋势、流衍趋势、互鉴趋势，已经表明这一现象与实践伴随着“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进程，正在成为增强中华文明全球化传播力影响力引领力的根性路径。
关键词：影像空间；中华文明；中国文学；海外影视改编；全球传播
奈飞（Netflix）版《三体》（3 Body Problem）通过精准的数据和算法，重新讲述了这部中国科幻小说，将故事的发生地搬到了现代伦敦，科学家汪淼从立体鲜明的个体形象被扩展为“牛津五杰”，原著中诸如人类的精神与信念焕发出的力量等中国式的思想与文化内核被简单的情绪与视觉“爽感”所取代——这种高度产业化、娱乐化、类型化的跨文化改编，可谓是中国文学在海外改编的一个典型范例。此前，欧美、日韩等海外国家根据中国传统文学《西游记》《红楼梦》《花木兰》、网络文学《坏小孩》《步步惊心》《辣妈正传》等改编的影视作品，无论在内容、视角、创作策略上，还是在文化立场、审美景观、观念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中华文明在场/消隐、互鉴/误读的双重脉络。由此发现，影视改编虽然是介乎于文学—影像之间的产业活动，但文学/影视的艺术性/文化性却为它们牵扯出了无法抵抗现实的新命题，这一命题拓展了改编这一具有经验性和先验性的界定之维，将之延伸到了“作为他者的自我”的认知新空间。
一、跨文本叙事的价值重构：融通修辞的“碎片”效应
尽管文学与图像时有交集，但真正建立起现代“改编”自觉意识，则是在电影诞生之际，以“影视”的评判标准来使“改编”的观念得以建立，而这种建立所明确的“价值”与“理念”通常涵纳于同质文化内部，异质文化的改编往往基于经典文本的翻译与流传，直到“所谓的‘全球艺术’”异军突起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艺术网络的根本变化而发展起来”，跨文化、跨媒介改编成为文艺创作的常态，中国文学的跨境影像生成与传播因此成为全球化艺术场域中独特而又重要的普遍经验。但“进入”与“融入”在这一格义实践中同置并行，以至于文学语境中的文明阐释在海外影像中时断时续，在这当中，有两个显著的现象共同萦绕而成极具包容性的中华文明传播图景以及多元但无序的传播特质：
一是断裂的代际选择。海外影视对中国文学的改编可以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代际，从传统文学直接“跳跃”到当代，尤其是网络文学，其间难觅近现代文学的踪迹。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均有海外影视改编版本，其中，《西游记》可谓是海外改编中的大IP，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了不少《西游记》改编的电影，1978年更是推出了世界第一部《西游记》改编的电视剧。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欧美均有形形色色的《西游记》改编版本。南北朝叙事诗《木兰辞》中的女主人公花木兰的故事更是先后被改编为迪士尼动画片与真人版同名电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中国古代传奇故事也在泰国等国家被改编。这类改编呈现出两个基本特质：一是改编频率具有共时性。以《西游记》为典型案例，大陆与香港、台湾均有大量“西游元素”改编的影视剧，大陆地区有《大闹天宫》《美猴王》《西游记》等动画片、影视剧，香港有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西游·降魔篇》等，以及香港TVB电视剧《齐天大圣》等，这种高频率改编的盛况在海外同样得以复现，自1978年日本将之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以来，“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也多次对《西游记》进行翻拍并赋予新的解读”。二是改编与文本传播具有历时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大多经历了文本翻译—影视改编，或者国产改编的海外传播—海外改编的路径，即海外改编总是建立在一定的传播规模效应基础之上。例如《白蛇传》在泰国的传播，经历了原著故事英文版在泰国的流传，林黛主演的电影《白蛇传》、赵雅芝主演的《新白娘子传奇》、黄圣依主演的《白蛇传说》等在泰国热播后，才在泰国衍生出了以白蛇故事为蓝本的泰剧《三面娜迦》。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中国古典文学广受海外影视改编关注，但中国近现代文学并没有被海外改编所频繁“触及”，如鲁迅、老舍、胡适、沈从文等近现代作家，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均被翻译到多个国家，然而海外影视改编的范例为数不多。与此同时，在当代传统文学呈现海外翻译及其理论研究热潮的同时，网络小说却越过了文本翻译阶段，直接在国内影视改编作品海外传播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海外翻拍之路。例如根据紫金陈网络推理小说《坏小孩》改编的国产剧《隐秘的角落》被日本翻拍为电影《金色男童》（Gold Boy），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国产电影《匆匆那年》《我可能不会爱你》《王子变青蛙》《放羊的星星》《杉杉来了》等均在泰国被翻拍/改编，《命中注定我爱你》《步步惊心》《太子妃升职记》等分别在泰国、韩国被翻拍/改编，安妮宝贝的网络小说《七月与安生》被韩国翻拍成电影《再见，我的灵魂伴侣》。这种翻拍式的改编模式，越过了文本翻译的阶段，成为一种新的传播机制。
二是断裂的传播边界。立足于中国文学的改编，生发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故事，似应形成国内—海外—国内的传播循环体系，但海外改编交织递变，逐渐呈现出清晰的两极分化，少量改编作品在国内复现，例如迪士尼版《花木兰》在国内成为爆款，奈飞版《三体》第一季也在国内引发强烈争议，大量作品则消隐在海外媒介的塑型之中，例如各种《西游记》改编版等，鲜少在国内流传。尽管神话传说类的作品通常“涉及电影史、改编理论、IP转化、原型批评、神话研究等一系列影视艺术和文化研究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艺创作总是基于一定文化视域中的类比联想、二元对比等基本思维范式，海外影视改编在改编属性上难以与中华文明的内在理论系统相兼容，因此，其传播形态至少有两种维度的辨析。一方面，情感赋权的“符号化”。这里的情感，主要是针对国族情感的诠释，属于“言志”而非“缘情”的范畴，这也是海外影视改编作品在国内获取票房保障的秘籍，“各国电影制作者们纷纷在影片中添加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元素，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也不例外，‘气’‘凤凰’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就直接出现在影片中”。“凤凰”“气”这两种元素在国产改编的若干《花木兰》版本中均罕有涉及，纵观在国内传播的中国文学海外改编版本，其间的海外视域与中国元素既彼此对抗又相互交叠、缠绕，以不同的视角加深对民族情感的认知和认同。另一方面，超验叙事的“隐匿化”。大量海外改编几乎脱离了原著，例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日本的影视改编大多信马由缰，西游系列改编的动漫《悟空大冒险》《悟空道》《西游战记》《最游记》等，几乎脱离了原著的体系与框架。以《七龙珠》为例，这部作品经历了跨媒介、多次元的改编，1984年被日本漫画家结合中国的龙珠传说改编为漫画《七龙珠》，后来又被日本据此改编为动漫并被美国改编为真人版电影，但显然在改编这一链条中，《西游记》原著中的若干精髓已经被消解，日本版动漫《七龙珠》中的孙悟空从原著中争强好胜、古灵精怪的形象变成了勇敢但傻里傻气的主人公，后来竟然娶妻生子；温柔敦厚的唐三藏与妖媚狡狯的妖精也被全新重塑。在美国版的真人《七龙珠》中，悟空改名为武昆，开场就是向爷爷请教如何追求女孩子。这一系列虚实混淆、表意错杂的改编阐释，潜隐在“叙事本体”与“影像修辞”的自主性、合法性外壳之下，实则是割裂了改编作品与原著之间的传递与解读，彰显出改编者/跨境者“‘言’与‘志’、‘外’与‘内’、‘迹’与‘心’对应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利用修辞术进行自我言说”的技巧或野心。显然，这种建立在隐匿于影像修辞之下的“魔改”，“隐藏着不同国家各自的文化话语和价值体系自我建构的内在需求”。
二、跨文化阐释的伦理漫溯：协同维度的“后窗”呈现
宏观地从中华文明的传播史来看，中国文学海外改编呈现出一个共性现象：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又深受传播本体国家主体思想浸染，这种特质在亚洲改编中尤为常见。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在内的国家都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浸润。例如日本曾学习抄袭唐朝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中央集权，因此一度进入高度繁荣时期，但“高度发达的唐文化除了在文字、文学、服装、建筑、科技等表层文化、物质文化方面带给日本巨大影响之外，作为以中央集权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文明在经历了奈良时代短暂的辉煌之后，几乎被抛弃殆尽”。除了“表层文化”，有学者通过对东亚四国古代都城规划的研究发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出这些国家结合本国自然条件与社会情况对中国都城规划模式的灵活运用”。这种模仿借鉴，让中国传统文化多向度地影响了亚洲国家文明中的知识、情感、审美等，同时也成为接纳/改编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除此以外，欧洲的艺术风格也同样受到唐朝文化的浸染，例如18世纪在欧洲风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正是受中国瓷器、雕塑、建筑的启发，成为“将巴洛克风格与中国艺术趣味结合起来的一种追求华丽氛围的贵族艺术”。其中的代表性艺术家布歇的作品更是直接命名为《中国皇帝上朝》《中国捕鱼风光》《中国花园》《中国市集》等。不仅如此，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到如今的伦理精神，更是打通了时空界限，“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西学东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的共生伦理超越了血缘、地域、国别和宗教信仰”，这种闪耀着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发展路径，催生了两种不同模式的建构样态：
一是边际递增的融通效应。这是指改编中不仅尊重、复刻原著所表达的中国文化，并且蔓延、拓展，叠合了中华文明中的种种精髓。例如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讲述了“代父从军”的故事，《木兰辞》中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背景交代，着力塑造了一位有孝心、有智慧、勇敢坚强地“代父从军”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迪士尼电影里的演绎，无疑从纵横两个维度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扩展，从横向的角度不仅彰显了这一中国古代的“女中豪杰”形象，还在充分展现“孝顺”“坚韧”这些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同时，通过对战场上花木兰智勇双全“义救皇帝”、团队协作“击溃单于”等情节的刻画，更是渲染了“忠诚”“仁义”“团结”等要素，而花木兰人设的幽默可爱，则更多地彰显了中华民族乐观向上的品质。从纵向的角度，该作品则跨越了时空，提升了现代性，“电影塑造的木兰虽保留着最初的美好品质，但她更多地被赋予了女性觉醒的现代意义”。这种全新的赋权，至少蕴含着两层逻辑/学科动因：一方面，实证主义的破与立。在影视创作中，伦理的“漂移”并非基于感受的狂欢，而是出于“表演”的目的，即延伸固定的历史空间，预示着叙事拓展成为某种可能。这既关涉到改编本身的伦理探讨，即无限递增是否具有合法性，同时也旁及作品本身的伦理现象，即花木兰从军究竟是源于天道人伦的孝心，还是隐含在家国大义之中女性崛起的野心？无论如何，这些表达在事实上突破了原著的叙事边际，通过持续的内部拓展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体验。另一方面，经验主义的变量与不变量。对中国文学所涵纳的历史与人性的内观与建构，在不同伦理视域下有着不同的书写和推演，在这当中，一些共同体维度下的探索和衍生，具有肯定性的解读，例如《花木兰》中的“孝道”，《西游记》中的“目标事件”（取经或其他），在改编中均属于“可辨识的时间”，而基于传统或现代/后现代的不同改编机理，这些“固定经验”发生了裂变，成为不同接受美学语境中的“震惊经验”，迪士尼版本中的花木兰为家族荣耀请缨上战场的动机便是如此。
二是边际递减的藩篱效应。这是指改编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历史、社会表征之上，是世界、观念、事物的聚合。影视创作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产物，改编的性质显然离不开文化的加持，因此改编者总会因为“其‘主位’立场”而“难以避免地存在某些文化偏见，如过分强调本族群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文化偏见”导致的直接效应有意削弱乃至重写原著的伦理背景与文化象征里面暗含着两条路径：一方面，颠覆性的反转。例如日本版《三国志新解》中的两对CP——周瑜和小乔、吕布和貂蝉，人物关系演绎自原著，但貂蝉的饰演者是日本有名的谐星，这种跨境叙事在事实上成为游戏式的改写，其故事模块仅仅承续了原著的表象，实质所指则是“非中国化”的故事。另一方面，主体性的重构。以被海外高频率改编的《西游记》为例，2018年的奈飞（Netflix）版《新美猴王传奇》中，故事和人设的改编，导致“西游的精神和文化也一并缺失”。在《新美猴王传奇》中，孙悟空的勇敢与高强的武功成为刻画的主体。同样，《木兰辞》里的花木兰打了胜仗归来，拒绝了皇帝的高官厚禄，回到故乡，“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诗辞中比比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淡泊思想。但在迪士尼版《花木兰》中，出场的不是一边在窗下织布、一边为父默默叹息的少女，而是身穿吊带裙、大大咧咧、在媒婆那里到处“碰壁”的“傻大妞”，打败的对手是强大的，救下的是皇帝，恋爱的对象是上司……
三、跨代际传播的现代创新：他者变异的“迷宫”流衍
“他者”语境下的文艺传播，必然经历异质文化的碰撞、解构与重构，从传播变异的角度而言，“世界的重构没有尽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对世界的变化与生成负有责任”。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学，尤其是传统文学的海外改编，必得遵循影像传播学的基本规律，即“只有当人们对一种文化有了足够的认知，包括对其背景、价值观、信仰、习俗等方面的了解，他们才可能产生对这一文化的认同感”。但这种认同的差池，并不总是发生在某一种或某几种文化中，也有可能出现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媒介的特质也有可能导致分裂与挑战，即改编的“变异”可能呈现于任何场域，毕竟“知识的离散化和各学科或学科群的各自为政只是实然，而非应然，贯穿各个独立学科领域的连续性链条是确乎存在的”。尽管海外改编可以打上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的标签，但它并非直白地展现出回应、倾听、接受的态势，而是以流动的时空观，从两种不同层面对理解/记忆、共时/历时中的原著进行实证性的改编。
一是共相可能下的叙事局限。在主流改编理念中，“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以符号传达叙述信息的故事”，叙述主体做出的任何一种创作选择，其背后的动因都基于“艺术与生活的简单二元，这种二元观念又与‘模仿说’合谋”。影像生成亦是在同一理论框架中，对于小说的影像生成总是立足于改编者的艺术观念与生活体察，这些散点式的诗性指向最终会导致同一文本形态出现两极化的改编想象。这当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审美乌托邦的理想与虚无。乌托邦式的审美观念是可见的，但因于这一观念下的产物却是不可见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纠缠环绕，“最终是对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意义及其关系而展开的更具张力的现象学考察”。不同国别的终极审美诉求，是出现改编分野的重要渊源。例如东西方对于爱情的不同阐释，是《花木兰》影视改编中情感元素的根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情相悦倾向于含蓄、婉约的表达方式，婚恋观则以品德为上。而西方世界的爱情则崇尚自由、个性化的享乐。迪士尼版《花木兰》走的是西方女性思想笼罩下的大女主情感路线，男主对女主的喜爱甚至超越了性别的界限，女扮男装的花木兰他喜欢，恢复女儿身的花木兰他也喜欢，这也印证了西方世界对爱情的理解与表达“更开放”，而“中国文化中爱情的表达方式则是内敛、含蓄、隐喻式的”。中国古典爱情故事在文艺作品中往往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寄寓宝黛爱情的《红楼梦》在海外影视改编中“遇冷”的根源之一——欲说还休的情感故事，缺乏类似《西游记》等神幻情节的全球化共性吸引。另一种是抒情同质化的参入与假想。对情感关系的多重彰显是跨越国别的改编主题，但不同民族的抒情生成机制又深刻地对应着不同的文化坐标系。例如《西游记》作为一部映射“理想之路”的古典小说，其终极目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取经蕴含着两重空间含蕴，一是找寻佛经/人生的真谛，二是呈现情感世相。这种理念是抒发，而非理解，因此在跨文化改编中，出现了韩国版《西游记归来》中的“三藏姐姐”与悟空相爱，出现了美国版《西游记ABC》中孙悟空“大战”青春叛逆期的儿子等情节。不同文化立场与现实姿态的抒情建构使得改编成为一种颠覆原著的立场“置换”：从影像化呈现原著，变为无规则的省察与转向，也让影视改编本应产生“熟悉感”的传播效应变为陌生、震惊乃至愤怒、抗拒。
二是殊相逻辑下的欲望排斥。纵然改编导致的变异禁锢于影像这一具备独立个性的媒介方式，但对其背后的动机/阴谋/挑衅等行动、表演和策略历来争讼不已，甚至旁逸斜出，成为超越改编理论的、面向某种生态而非文本的冲突。这里同样有两类或松散或紧密的揣想：一类是被寄喻的文化权力。背离乃至对抗原著立场的改编行为，通常以强大的创作自由完成传播/再造一种全新语境的转型，这种转型成为文学与影视胶着/对抗关系的基本表征，但是，一旦出现公然否定的姿态，就不仅仅是某种跨媒介创作的模糊或混乱，而是源于“艺术这种社会性偏离是对特定社会的特定否定”的逻辑理路。这种“特定否定”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亚洲地域改编中饱受质疑，毕竟“从天人对立到颠覆性演进，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传承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例如在日本的改编中，人物形象可谓是西方女权思想的一场狂欢，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版《西游记》中的唐僧是女性，《三国志新解》中的诸葛亮变成“老婆奴”，动画《白蛇传》里的白娘子成了“女性英雄主义者”。这样的非常态改编实则制造了文化的“黑洞”，残酷地消弭了原著中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赋权”在朝鲜对《三国演义》的传播中亦可见一斑，“出于社会政治和主题思想上的需要，朝鲜王朝（李氏王朝）用《三国演义》所体现出来的理学观念来加强朝鲜半岛人民的认同感”。另一类是被隐没的理念比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像的秩序/无序被审美的合法性所遮蔽，但其实它从未脱离真实的存在，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变迁，“审美观念的性质也发生了激烈而迅速的改变”。例如澳洲版《新猴王传奇》中，唐三藏出场不过几分钟就被淘汰出局，随之而来的情节主线依托假称唐僧、女扮男装的女主来支撑，改编作品因此重新建构起了“女性拯救世界”的主题。而较少被海外影视所关注的现实题材小说改编中同样以不动声色的主体经验取代了原著的文化认同，例如在《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影视改编版本中，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焦虑与伦理危机荡然无存，个人命运与时代关系的宏大主题被彻底消解，主旨落脚于“亲情”，因此“颇具小资情调和文艺范儿”。这类改编的创作动机，并非着眼于以原著的风格及其文化背景展现宏阔的主题，而是试图从“他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理念，探察或开掘新的奇观情景与欲望关系。
四、跨媒介转化的通约互鉴：影像景观的“神灯”意蕴
作为影像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虚构总是合理地存续于原创或改编叙事之中，但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实在界深渊面前的一种退却”，这种退却又被称为“电影止步于虚假与真实的二元观念”。事实上，无论虚假还是真实，改编这一介质已经僭越了影像本身所具备的叙事伦理，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起了通约与互鉴的模式，这是一切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路径。譬如《花木兰》在美国的传播，翻译界有华裔作家汤亭亭与赵健秀“真假花木兰”之争，其中，汤亭亭的翻译因为对原著进行了“美国文化”式的二度创作，遭到了极大的质疑。但是，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意译与拓展的策略是有益的，“不仅成功引起了美国文学界的关注，还为1998年迪士尼动画《花木兰》提供了创作的原始灵感，为木兰故事在英语世界的流传增添助力”。毕竟迪士尼的动画改编，从影视创作与改编传播的受众面而言，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花木兰故事最成功的影视化改编案例”，这部动画作品的影响力，也让花木兰的形象与故事成为全球化的产物。如同曹顺庆在中西方文论研究中反复强调的共存性，“发掘西方现当代文论中的东方元素，探索西方现当代文论之形成与东方文化和文论思想的渊源关系”是实现理论与实践互鉴的根本路径，对于海外影像传播与建构中华文明而言，通约与互鉴在其中交织、贯穿，这当中有两重值得探寻的现象：
一是前生存伦理中的奇观幻境。以人工智能为代际划分，相比于人类对生存前景及其可能产生困境的预测，回溯中和现实中的伦理焦虑显得更为具象与激烈。这也是跨文化、跨国别的共性现象，在影视改编中至少有两种能指：一方面，情感规约的繁复认知。以爱情为例。两性关系的神圣、复杂、误读等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改编自王朔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美国、德国联合出品的电影《爱得太辛苦》，将故事发生地放置到了欧美，讲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浪子邂逅了一位纯情少女，随即开启了一场爱与悲伤之旅。两性之间的相互伤害、彼此拯救，超越了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价值信念，彰显了不同性别衍生出的误解与纠葛，也揭示出了源自爱情的本义，即“远离清明的自性，烦恼痛苦是其本质属性”且“兼具随时变迁的无常性”。同样，改编自网络小说《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韩国与泰国共同出品的电影A Love So Beautiful，改编自网络小说《狐狸的夏天》的泰国剧集《你是我的心跳》等大量的网络爱情题材作品，在跨文化改编中，依旧传达了两性关系的美好与无奈，其间增删了若干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生活与情感桥段。另一方面，古典构想的现代象征。这当中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玄幻。肇始于神话传说的各类玄幻题材作品，有着共同的“鼻祖”：人类起源学。中国传统文化尊崇“人文合一”，提倡顺势而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与自然的对立。但无论是希腊神话中“尚力”，还是中国神话的“崇德”，中西方文化均以神幻构想作为“在场式”的演绎，具有人与自然的普遍性对抗/融合。这也是以人与动物共生共荣为主题的《西游记》在海外被大量改编的伦理根基。另一种特质是宫廷/职场。例如韩国分别改编自网络小说《太子妃升职记》与《步步惊心》的剧集《哲仁王后》《月之恋人》，均演绎了从现代穿越而来的女性，以现实视角对“宫斗”进行审视与反思，其架构兼有宫廷与职场的双重调性。
二是后人类危机下的多重焦虑。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迭代，人与机器的权力走向及其可能出现的反转，成为对未来世界的根本性拷问。这也是诸如《三体》等现实科幻题材被海外改编的内在根源。源于种种不确定的焦虑，进入新时代的海外改编，呈现出两种显在的特质：一种是“英雄主义”的复现与重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形象通常建构于家国情怀，以及舍弃小我成全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之维，而西方文化中的英雄主义则倾向于凸显个体价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英雄文化，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消费图景中交叉共融，并叠合出一种共同的表意基底——凡人与生活/命运的冲突和抗争。例如2023年美国出品的《西游ABC》发生在当下，讲述了一个来自移民家庭的少年对世界的碰撞。另一种是人类文明的考释与体认。影像作为翻译/改编的二次元产物，通常会在义利之际，出现繁复而又悖谬的相互作用与渗透。例如根据《西游记》改编的日本漫画《七龙珠》，在龙这一中国文化图腾中，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西方“龙”的翻译“dragon”所意味着的凶狠残暴为主体，与中国文化里“龙”所指代的祥瑞之气具有本质的差异，但动漫版《七龙珠》的改编强化了中华文明中团结、奋进的思想发微，因此“龙”这一西方式的语境参数和想象变更得以高度还原，成为“细长的身躯，云中翻腾的身影……能满足正义者的美好愿望”的中国形象。此外，必须指出，在新的媒介时代，AI所营造的虚拟对话空间，不仅混淆了人与机器的亲密关系，也疏离着人类的互动，而这种隔绝/疏离是否最终作用于人类整体，这是所有改编中充满迷惑的伦理命题，须得从文化蕴义、媒介要义与传播旨义等多维视角进行探究，这一全球化的景观是否会作用于“解释世界”乃至“改变世界”，需要通过对影视本体“福祉原则”的再确认，来判断“群体智能的演变规律在于将人与智能机器看成互为参照的统一整体”的规律性是否依然存续。例如美剧《三体》尽管对原著的剧情、风格等进行了大量“无厘头”的改编，但其内核始终围绕着时间在当下与未来的镜像化呈现，以及身体在现实与假想的破碎式幻想两重维度展开，这也是后人类境遇下，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而非个体性的危机想象，寓示着智能时代影像叙事的新趋势。
中国文学的海外改编，注定会出现存在于跨文化之中的误读与变异等诸多景观，最为根本的审视既在于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进行的有效传播与探讨，也在于不同语境下对中国文化的有意或无意的消解与重建。关涉文化认同这一本质路径，正如影视改编共同营构的文明传播机制所表明：“只有与他国文化互动交融之后，才能促进中华文化模因扎根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中。”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加持，不难看出，改编本身的伦理已经被置换成为新一轮技术激变语境下的多元且难以准确估测的可能性驱动，改编模式的拓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宽度与深度，被奥尔巴赫摹仿理论视之为“文学真实性的展示场域”的日常生活，也是“文学摹仿的真正对象”，已然成为一个必然涉及人机反思的合法场域，而此间更为重要的是“以比较艺术的视野与心胸去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承认不同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价值与贡献，形成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照方式”，这其实也是重新认知跨媒介、跨文化改编不可回避的知识脉络。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①骆平.影像空间范畴的中华文明深层构境——以中国文学海外影视改编为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6,48(3):90-97.
②骆平：《影像空间范畴的中华文明深层构境——以中国文学海外影视改编为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第90-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