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子今教授在访谈中回顾了40余年治学体会，强调了实证第一的原则。对于推进秦汉史研究的路径，他注意考古文物研究与传世文献研究相结合，读书与田野考察实践相结合，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内容、学术逻辑和探索方式相结合，以为如此可以推进对历史真实的认识、理解和说明。对于前辈有成就学者“勤”的学术传统予以继承和发扬，是他对青年学者的期望。他借此机会寄语史学学术新进人才，提出这样的建议：1.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2.关注技术史对于历史进步意义的发现和总结；3.关注历史主流和支流的变化；4.关注历史进程中的倒退现象。

关键词：王子今；秦汉史；学术方法；开拓性

我与王子今教授的学术交往，始于2014年10月。那年在邯郸学院举办的首届“汉代赵国与邯郸文化国际论坛”，王先生是回故乡参会，我们会上相识，倍感亲切，此后多次拜会请教。10年后的2024年9月，邯郸学院举办《史记》与赵文化学术研讨会，我再次邀请子今先生出席。他的会议论文在《邯郸学院学报》发表后，旋即被《北京大学学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转摘。正是这次会议，让我萌生了为子今先生作学术访谈的想法。经过一年的准备，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子今先生学术成果丰硕，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990余篇，其他学术文章48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0余部、学术随笔集9部，被誉为“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本次访谈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聚焦于其学术研究的三种核心品质——开拓性（选题）、创新性（方法）与独特性（风格），试图由此进入他的治学世界。

一、“把考古和文献互相结合起来”

康香阁：您开拓性的研究领域是多方面的。这次我根据自己理解，就选择三个重要领域：一是秦汉交通史，代表作《秦汉交通史稿》（1994年初版，2013年增订版）是国内首部系统全面考察秦汉交通史的学术专著；二是秦汉儿童史，代表作《秦汉儿童的世界》（2018年）开创了中国古代儿童史系统研究之先河；三是秦汉生态史，代表作《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2007年）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秦汉生态环境的专著。请您谈谈这三个新领域的开拓过程？

王子今：我看了你拟定的提纲，你将我的学术研究分为开拓性、创新性和独特性，这样的访谈设计很特别，但是以这三点来进行分析，也许并不十分妥当，这三者之间其实多有交叉。

你说到我的三种拙著，称作“代表作”，即《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7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2024年3月版）、《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9月增订版）。你选定这三种书，是否“代表作”现在不好说，但是你的意见可能学界一些朋友是同意的。《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儿童的世界》《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确实是我用力比较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应当说明，尽管这几本书有一定的推进学术的意义，但是疏误颇多。每次校订都有一些发现。而学术认识也在不断更新。比如《秦汉交通史稿》中写道：“最早的双辕车模型发现于战国时期秦墓中。通过考古资料可知秦代已经使用双辕轺车。”基于新的考古发现，可知这样的认识已经应当修正。

我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1984年12月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在林剑鸣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研究方向为秦汉史，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论秦汉陆路运输》，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方诗铭研究员。读硕期间，承林剑鸣老师指导，要求我们认真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记得读《通鉴》时，林剑鸣老师曾经指示我们做核正日期记述的作业。我后来给吴玉贵兄《资治通鉴疑年录》写书评时，补写了当时作业中的内容。以后曾承萧兵、叶舒宪嘱，做《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书海出版社2018年2月版）；《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版），书稿的底本主要是当时通读《史记》的笔记。

在西北大学就读期间，陈直先生也任教西北大学，因为我是考古专业出身，陈直先生的“以本文（《汉书》）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治学风格对我影响巨大，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陈直先生）治学朴实精深”，“学有端绪，却又能开辟新境”。“陈先生一生治学的基本方针”，就是他在《汉书新证》自序中所说，“把考古和文献互相结合起来，借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即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我愿意遵循这样的学术道路力求进步。你所表扬的《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儿童的世界》《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都是我沿着这样的学术路径有所探求，有所发现的收获。思考和写作时，都尽力搜求相关考古收获和文物实证，以与文献资料对照，争取得到新知，实现与历史真实的接近。

我的其他几本书，比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版）、《秦汉名物丛考》（东方出版社2016年1月版，新星出版社2023年1月增订版）、《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2月版）、《长沙简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等，则是直接的考古文物研究。这里有必要说到一个教训。《秦汉儿童的世界》面世后，送给徐天进教授一本，他随手翻了翻，说了一句话：“一幅插图都没有。”这是很诚恳的批评。书中重视考古文物资料的利用，但是不配插图，确实是一种遗憾。这部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一般项目“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最终成果。阶段性成果《汉代儿童生活》（三秦出版社2012年9月版）是附有插图的。我以为天进兄的批评很重要，遂有后来完成的《插图秦汉儿童史》（未来出版社2020年5月版）出版。

1984年12月硕士毕业后，我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工作。到2003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中央党校工作了18年。为了与教学任务结合，做了一些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但是我始终关注考古学特别是秦汉考古的学术动向，向一线考古学家求学问益。对于曹操墓的讨论，对于尕日塘秦刻石的讨论，曾经有所参与。也参加过一些考古现场的考察，得到许多教益。我要求我的学生，如同当年林剑鸣先生所教示的，认真研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同时建议他们一定要注意学习考古工作的新收获。有些对考古有学术热情的学生，也安排他们到考古发掘工地参与实践。这样的经历，对于青年学人的学术进步，是非常有益的。

二、万卷书，万里路

康香阁：《秦汉交通史稿》是秦汉史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你的学术地位，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所获奖项也是实至名归。在这一领域你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请给介绍一下。

王子今：在《秦汉交通史稿》之外，于秦汉交通史方面，先后出版了《秦汉交通史新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秦汉交通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6月版）、《芝车龙马：秦汉交通文化考察》（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秦交通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等学术专著。汉代丝绸之路史研究，也有《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4月版）、《先秦两汉时期：早期海上丝绸之路》（鹭江出版社2024年3月版），以及随笔集《天马来：早期丝路交通》（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7月版）等。

对于包括秦汉时段以外的中国交通史与交通文化研究，曾经出版《中国古代交通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10月版）、《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版）、《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版）、《中国古代交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版）、《灞陵折柳：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大连出版社2025年1月版）、《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出版社2004年1月版，2008年1月版）、《中国蜀道·历史沿革》（三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中国古代交通文化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等。

我在交通史研究方向倾注心力比较多，也许和插队3年后在宝鸡铁路分局宝鸡站装卸车间、宝鸡东站装卸车间从事装卸工作4年多的经历有一定关系。

我报考硕士研究生，起先是选定史念海先生为导师的历史地理方向的。遵循史念海先生开辟的学术路径，进行实地考察，是我曾经从事研究战国秦汉交通史取得一些学术收获的重要条件。除了读书阶段的集体考察、实习之外，第一次自主确定路线的野外考察，是为写作硕士学位论文《论秦汉陆路运输》，于1984年4月成行的西安至商南古武关道。以自行车骑行方式走蓝桥河、丹江战国秦汉古路。沿途注意到蓝桥河栈道遗迹，后来与焦南峰再次骑行至遗址拍照绘图，发表了这段栈道遗存的调查简报。后来又有关于蓝桥河栈道形制及通行条件的研究成果发表。据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战国秦汉武关的位置，处于丹江岸边，似在今陕西丹凤竹林关附近。经实地调查，可知这一标定似乎应当予以修正。由谭图显示唐以后武关的地点发现有“武”字陶文的汉瓦以及汉“武候”瓦当可以推定，战国秦汉的武关已经在这里。相关认识，后来得以发表。1984年考察的收获，还包括在当地文物干部指引下对商鞅封地的确认。

山间远路，经过短桥瘦水，踏行高坡疏林，回想当时，有冒雨行走的记忆，也有烈日下推车上岭挥汗不止的艰难步履。上秦岭，上麻街岭，一路上坡，都要推行两三个小时。

后来我和周苏平又以骑自行车的考察方式走子午道，在石羊关附近发现了非常漂亮的栈道遗存。以后得到的有关“直道—子午岭”和“子午道—直河”彼此南北对应关系的认识，和这样的实地行走经历有直接的关联。在尝试文学写作的年龄段，我还曾经写过一篇三国故事的历史小说，也是以子午道交通为背景的。

灙骆道考察与张在明、秦建明、周苏平同行，根据道路通行状况采用步行和骑摩托车交替的方式。我和周苏平夜行岭上，可能由于地图绘制年代的问题，没有迎上另两位同伴骑车接应，不得不借宿在一位老年乞丐的柴棚中。面对篝火停坐一夜，不能放心休息。骆谷和党水沿途的古道考察，有山路转弯滑倒的意外，有推行摩托过桥落水的惊险，疾行躲避群狗的追逐，饥渴时寻觅崖上的山果……，回想当时经历，一如拾取零落的遗珠。

古道通行的许多路径，并非全是文化荒野。在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分水岭附近的牧护关一带，村民们都熟悉的韩愈诗句“云横秦岭人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会使你联想到大岭层云之间古人的行迹和心迹。在古富水驿遗址附近，你不仅可以看到较大面积的秦砖汉瓦堆积以及村民筑作厕所猪圈使用的汉画象砖，还能够得知当地人们对于“富水驿”原名“阳城驿”故事的熟悉。武关道沿途不仅很多普通人会吟诵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诗句，大家也熟知元稹、白居易驿壁题诗实现情感交流的故事。而严耕望、李之勤等交通史学者都曾经通过唐诗的记忆复原驿路走向、线路里程和驿馆设置，发表过非常精彩的考论。

山林是自然的不经心之作，也为学问的生成和积累准备了异样的条件。曾经在宝鸡山区插队三年的经历，使得我对山野环境有着天然的亲近。当然，和古代许多咏唱山林优越环境的隐逸者不同，我们是作为底层劳动者体验这种生存条件的。当时尽管有各种辛苦，但是作为农人劳动生活的亲身体验，有利于后来的史学研究中对古农耕经济基本操作模式的具体的理解。这毕竟是有一定益处的。我后来多次考察古代道路，以另一种身份走动在山野之中。检点自己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有百分之三十多大略可以算是交通史论著。可以说，许多研究心得是在山野行走时获知的。

承张庆捷、赵瑞民、郎保利等朋友引领，我们曾经来到山西平陆汉唐黄河栈道遗址，看到他们辛苦发现并认真测定的古栈道遗存。在感叹古代黄河纤夫们辛劳的同时，由所见工作照中乘坐救生艇身披救生衣的朋友们的形象，也通过他们语气平和的讲述，得知了考察工作中的生死艰险。读他们的工作报告，于感动之余，也增益了对古代交通方式及其效能和意义的认识。

我曾经多次参与秦始皇直道考察。1990年8月步行旬邑——黄陵路段，除了负重爬坡的异常劳累之外，烈日暴晒，大汗淋漓，虻群围攻，满身血肿，走得异常艰苦。当时，为了推进有关秦始皇直道的考古学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考古研究室于1990年夏季组织了对秦直道南段的考察。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筹划，同行者还有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张在明，西北大学历史系周苏平。《光明日报》陕西记者站白建钢送我们到陕西淳化甘泉宫遗址出发点。我们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77级的同班同学。焦南峰毕业后就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雍城考古队副队长，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张在明曾经在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后来到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办公室副主任，此次考察之前免职。周苏平毕业后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后来回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再师从田昌五教授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回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任教，后来到肇庆学院工作。

张在明后来参加撰写“秦直道丛书”，在总结“秦直道考古收获要点”时，简要回顾了这次考察：“1990年8月。自起点陕西淳化秦林光宫始，步行调查、勘探秦直道，经石门关、马栏、刘家店、调令关至旬邑转角。对秦直道南段的线路设计和直道修筑的‘堑山’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经考古钻探，第一次发现了秦直道的路土。” 在《秦直道考古大事记》中，张在明是这样记述的：“1990年。8月2—10日，与王子今、焦南峰、周苏平步行调查秦直道，自起点淳化秦林光宫始，经石门关、马栏、刘家店、调令关至转角。”

雄山远水，烈日高风。我们走在秦始皇时代开筑的这条著名的大道上，想象大军行进，烽火连天的情景，寻找驿传往来，兵马巡迾的遗迹，获得了有价值的考古发现，也体验了有意义的艰辛行程。张在明等《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录有作者诗词《兴隆关怀旧》。其中写道：“昨看艾蒿店，今在兴隆关。麻湾饿饭处，一别十八年。”附记：“十八年前的1990年8月，王子今、焦南峰、周苏平、张在明四人步行调查秦直道时，曾在黑麻湾林业站乞食。”在一个林业工区“饿饭”“乞食”的囧途经历得以真实记述。2013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组织的直道考察途中，我曾有诗作转发好友张在明、汤惠生等，可惜未能存留。回检当时笔记，只寻得初稿两联“秦皇耕战千秋业，长剑北南一线直”，“鄜州皓月秋光净，直道古尘林色新”。后来拙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后记”中附有重新补作的二首：其一：“古岭曾经驰帝车，秦皇存定四极初。意得一统各安宇，烹灭六王莫不服。直道长城谋进远，遗诏太子费踌躇。鄜州皓月秋光净，广路关山无字书。”其二：“堙谷堑山益苦民，千八百里走飞轮。夯硪荒岭通直道，兵气北边卫大秦。草色林光沃血汗，封峦石阙纪悲辛。秦王蒙恬皆尘土，黔首士卒真圣人。”诗虽不工，而历史感觉则是实在的。这是因为踏行在秦时路面，真切体会到当时工程实践者的功勋与苦难的缘故。时间虽然相隔久远，空间则在相同位置。张在明发掘富县桦树沟口直道遗迹面世的秦汉足迹遗存，当时偶然存留在尘泥之中，现在则长久深刻在我们心里。

《光明日报》开设“我是这样做学问的”栏目，我应约写了题为《学在山野，学在尘泥》的短文。此文被光明日报社评为2024年9—10月好稿一等奖，又为《文摘报》2024年9月21日5版“人物故事”转载，似可理解为受到一定的肯定。这里答复提问，重复了文中部分相关内容。有必要说明，这些经历，这些体会，这些认识，都是难以忘却的切身真实感受。

三、多视角的观察，多学科的借鉴

康香阁：您开拓生态环境史这一新领域，是否受到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启发？请您谈谈如何通过对社会热点的反思，发现“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这一学术课题的？

王子今：关于生态环境史研究，我初步涉足还是比较早的。第一篇论文应当说是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秦汉时期的关中竹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这是我发表的第3篇学术论文，距今已经43年了。就发表先后而言，甚至早于秦汉交通史研究成果。这篇小文主要是通过史籍文献资料讨论当时关中地区繁密的竹林资源。这是可以反映气候条件和水资源条件的。随后有《“伐驰道树殖兰池”解》（《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两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是在交通史研究中关注到若干生态史问题的。《两汉流民运动及政府对策的得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则是对行政史和交通史的思考，也涉及生态史。直接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较早的成果有《东汉洛阳的“虎患”》（《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而《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的发表，大概可以算是正式倾力来做秦汉生态环境史这一主题的研究了。这篇论文原稿35千字，按照刊物要求，发表时压缩到19千字。刊后被人大复印资料的《中国古代史（一）》和《中国地理》同时转载。

后来有《秦汉虎患考》（《华学》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关于秦汉时期淮河冬季封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发表。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2000年立项，最终成果是学术专著《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分别从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等方面论述当时的生态环境条件，也分析了“影响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和“秦汉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与秦汉社会历史”也作为一个专题有所说明。在“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个案研究”题下就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中国生态环境史的断代研究成果。这本书于初版16年之后，于2023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增订版，列入“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增订版修正了一些错误，又补充了初版后一些新的研究收获，如“河西汉简气候史料解读”“秦汉关中水利经营模式在北河的复制”“汉简所见河西地区的野生动物”“公元前3世纪秦岭西段的林产资源与林业开发”“秦汉陵墓‘列树成林’礼俗”“北边‘群鹤’与泰畤‘光景’：汉武帝后元元年故事”“草原生态与丝绸之路交通”“《史记》记载的蝗灾”和“赵充国时代‘河湟之间’的生态与交通”等。

生态环境史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的学术主题。涉及气候学、水文学、生物学等。作为没有读过高中的理科基础非常差的学人，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依然深知学业基础方面的不足。通常所谓“恶补”，毕竟不能真正有效。

在《秦汉生态环境研究》（增订版）最后，有“作者与本课题有关研究论著目录”，列有学术论文99篇，译著1种，学术述评、学术短文及其他文章14篇。最后一类包括《〈史记〉对“大疫”“天下疫”的记录》（《月读》2020年第3期）、《〈史记〉最早记录了蝗灾》（《月读》2020年第6期）、《〈史记〉说“蜂”与秦汉社会的甜蜜追求》（《月读》2020年第12期），均收入拙著《万有喜：司马迁笔下的秦汉历史文化》（中华书局2025年8月版）一书中。另外，我的一本随笔集《上林繁叶：秦汉生态史丛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收入了《上林浓绿：秦汉宫苑“林麓之饶”》《〈西京赋〉的“椶柟”》《四皓“紫芝”故事》《上林“植物斯生”》《放马滩秦墓木板地图记录的公元前3世纪秦岭西段生态环境》《里耶秦简“捕鸟及羽”文书的生态史料意义》《汉代的斗兽和驯兽》《“泽”与汉王朝的建国史》《汉代“天马”追求与草原战争的交通动力》《秦汉北边“水草”生态与民族文化史进程》《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太史公笔下“鼠”的故事》《〈史记〉“芬芳”笔墨：秦汉人的嗅觉幸福》《上古社会生活中的鹤》《关于曹操高陵出土刻铭石牌所见“挌虎”》《曹操高陵石牌文字“黄豆二斗”辨疑》等文。在这里说这些，是想告知读者朋友，生态环境史研究是怎样富有趣味的学术方向，又有怎样广阔的学术空间。

我的另一本属于交通史与生态史交叉的拙著《汉代丝绸之路生态史》，是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重点项目“汉代丝绸之路生态史”的最终成果，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瀚海”名实：草原丝绸之路的地理条件》《丝路交通的“地恶”背景》《居延“塊沙”简文释义》等内容，所涉及的地貌条件，是生态环境诸要素之一，然而却是《秦汉生态环境研究》未曾讨论的。

康香阁：有些学者虽然发现了很好的选题，但却无法完成，包括有些学者虽然申请到了课题也无法完成，被撤销了资格。您在研究方法上的许多创新，根据我的理解，您至少创新性地实现了三个研究范式的转换。第一，从“交通史”到“文明史”的转换。 您以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为轴线，融合全球史视野与微观考辨，构建了“大丝路”研究的立体分析框架，如《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汉代丝绸之路交通史》《汉代丝绸之路生态史》就是具体的体现。第二，从“制度史”到“日常生活史”的转换。 您的视角从宏观的制度框架下沉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关注名物、儿童、性别等微观层面，使历史图景更加鲜活、立体。如《秦汉名物丛考》对名物进行了精细考证，《秦汉社会史论考》则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古代社会的全新窗口。第三，从“内陆视角”到“海洋视角”的转换。 您将研究视野从传统的内陆中心转向广阔的海洋，代表作《秦汉海洋文化研究》，深刻揭示了秦汉大一统格局中的海洋元素，极大地拓展了秦汉史的研究疆域。

王子今：你说的“三个转换”，语多过奖。先谈谈你说到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儿童”等“微观层面”。对秦汉儿童生活的关注，始于《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王子今、周苏平：《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的写作。后来又有《两汉的少年吏》（《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的发表。学术专著《秦汉儿童的世界》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一般项目“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最终成果。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在儿科医学、儿童心理学方面知识的缺失，相关论说未能深入透彻。

我这里再就第三点进行一点说明。拙著《秦汉海洋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秦汉时期的海洋探索与早期海洋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关于秦汉海洋文化研究，我还有一本《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另外，前面说到的《先秦两汉时期：早期海上丝绸之路》（鹭江出版社2024年3月版），作为陈支平、王子今主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通史》的第1辑，也是相关研究成果。

秦汉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继承战国以来的成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当时东洋与南洋海上航路的开拓，实现了空前的历史性进步。早期海洋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环渤海地区海上方士的活跃及其海上神仙信仰与长生追求的狂热，秦始皇、汉武帝等有为帝王对“海”的关注，都是后世未能企及的。大致战国以来，“天下”“四海”与“天下”“海内”的文化地理意识，表现了当时社会对统一的共同追求以及对海洋的空前重视。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逐渐融为一体。秦汉社会对海洋的观察和理解，开启了新的更宽广的文化视界。考察秦汉文化的特质，认识秦汉文化的风貌，说明秦汉文化的地位，应当重视“海”的元素的作用。在这样的认识逐步形成之后，我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深化对秦汉时期海洋文化的认识。

所谓“海洋文化”研究，也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我未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包括探究海洋的物理属性及动态过程，如海流、潮汐和海洋与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海洋物理学，以及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学，我都一无所知。因此，我的秦汉海洋文化研究，以科学眼光看，是浅层次的。但是愿意向理想的目标努力，也许又是应当肯定的。

拙著《秦汉海洋文化研究》附论三，即“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南海‘泥油’发现”。此文初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为《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16年第2期刊用。该文“摘要”写道：“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了利用南海‘猛火油’‘泥油’以为能源的信息。具体史事最早的明确记载，在五代后周时期。有学者将‘猛火油’与西北‘石漆’并说，注意到了这一发现与海底石油资源利用的关系。考察分析相关史迹，有助于理解和说明南海石油早期发现的历史。海洋资源之深度开发体现的文明进步，也许可以将有关‘泥油’的历史记录看作纪念性标志之一。‘泥油’发现或与有关‘海底’的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知识积累有关。宋代文献所见对‘大海底’‘深海底’的海洋资源开发，以对珊瑚、珠蚌的采获为例，上溯探索‘海底’的技术渊源，可以至于秦汉时期。”显然，深刻揭示相关问题的科学史和技术史渊源，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这一点我自愧无能。在《秦汉海洋文化研究》出版之后，又有拙文《西汉东越海事史的“揭阳”“海风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发表。汉武帝时代，东越参与汉帝国远征南越的海上进军，却中途退兵，其理由是海路航行的严重危难，史称“以海风波为解”。这是史籍第一次以“风波”言海难威胁。考察战事发生的季节，不排除台风灾害的可能。以“风波”记述航海遭遇的风浪之灾，汉代还有其他史例。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也有“苦逢风波溺死”的记载（《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军事史所见“伏波”名号，应当与克服“海风波”有关。“海”“风波”或说“海风波”，也成为后世史书记述海事的语言习惯。我试图考论“揭阳”“海风波”这一海事史记忆可能与台风有关，可是因为资料有限及知识基础不足，提出的只是推想。

四、寄语青年学子

康香阁：独特性，是您在长期研究中形成的个人学术风格。我尝试概括为三个方面，请您谈谈看法。第一，“独具只眼”的问题意识。 李学勤先生曾以此评价您的《秦汉交通史稿》，这应是说您善于从寻常甚至边缘的材料中发现重大历史问题。例如《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便体现了这种眼光——选择性别视角重新解读秦汉社会结构，将看似与女性无关的政治、经济、军事现象纳入分析。第二，边缘议题的深度开掘。 您敢于涉足他人鲜少问津的领域，从独特的文化现象中挖掘历史深层的逻辑。如《中国盗墓史》，便是将一项被长期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提升到严肃的学术高度的研究。第三，“以小见大”的微观视角。 您擅长从一个具体现象切入，透视宏大的历史脉络。例如从“女子从军”这一现象，揭示性别观念与军事制度、国家礼法之间的深层张力。这一特点在《中国女军史》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王子今：你的概括，对我的工作多有表扬。应当说，力求创新，以尽可能地探索历史真实，是众多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追求。

康香阁：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目前和下一步正在做或将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王子今：我有一个项目正在进行，就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秦汉社会下层劳动生活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就此已经有若干阶段性成果。

我近年对于劳动史有较多的关心。已经刊发的拙文有《说〈战国策〉〈淮南子〉“白汗”“盐汗”——基于早期生理史、劳动史与盐史的认识》（《人文杂志》2019年第5期）、《汉代河西戍卒的“除沙”劳作》（《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河北学刊》2023年第4期）、《“郦山徒”身份考议》（《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劳动史的意义：史学多视角考察的聚焦》（《武汉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居延戍卒“除土”“除沙”的“土功”性质及其劳动强度推算》（《秦汉研究》第2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版）等。

对秦汉工程史研究亦多留心，已刊拙文有《论“郦山徒”“授兵”：秦大型工程的军事化营作》（《秦汉研究》第17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秦汉交通工程的经济史与社会史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6期）、《“秦人好兴事”及秦大型工程的历史言说与行政史教训》（《河北学刊》2025年第1期）、《秦工程管理的“小国之制”遗存——睡虎地秦简研读》（《江汉考古》2025年第4期）、《论瓠子治河工程“群臣从官”“负薪”》（《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等。

战国秦汉技术史也是我今后可能投入力量的学术方向。以前讨论过秦统一的技术层次的条件。秦汉交通技术研究亦曾用力。近年发表的论文有《公输般、墨翟“兵械”攻守推演与东周机械技术进步》（《理论学刊》2024年第6期）、《赵豹反战论的生产力比较视角——论“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邯郸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周秦历史变局中技术进步的意义》（《光明日报》2025年6月16日第14版“史学”）等。学术专著《周秦之变：地理·人文·技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版）也把“技术”作为一个考察方向。

另外，我现在参与的一个项目，是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新发现周秦汉唐西北民族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作为阶段性成果，已经提交了一部书稿《秦汉民族关系史研究丛稿》。就这个学术方向，还有一些思考，还有一些半成品，还会做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参与“三交史”的工作，在《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和《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的基点上，还有就民族史做推进性探索的热情。

康香阁：王先生，您刚才谈到了下一步的工作。最后想请您谈谈，在您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历史学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另外，如果给年轻学者提几条建议，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子今：一位有责任心的历史学者应当有所作为，愿意使自己的学术成果形成文化影响，如司马迁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如果以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期求过高，至少也应当力争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一些有意义的内容。那么，应当以正直的视角观察历史，以实证的精神考论历史，以科学的态度说明历史。就你所说的“品质”而言，应当“好学深思”（《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实事求是”（《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与司马迁否定的“浮说”“浮辞”划清界限，遵守学术规范，努力获求真知。

我愿意向青年学者提这样的建议。愿意力倡两个字的追求：一个字是“新”，一个字是“勤”。

“新”，就是力求创新。 要有新的探求，新的方法的开拓，新的领域的拓进，新的成果的推出。不能老在别人走过的路上转来转去，一定要有自己的创建。这里当然也期望要有一种学术的“孤勇”，不盲目迷信，不随波逐流。

“勤”，就是勤勉。我现在在西北大学任教。西北大学的校训是“公诚勤朴”。“勤”，我认为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精神，也是一种人格风范，一种道德水准。希望年轻的史学学人能够有勤的动能、勤的韧性、勤的持久力。

关于研究主题，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有所努力：1.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2.关注技术史对于历史进步意义的发现和总结；3.关注历史主流和支流的变化；4.关注历史进程中的倒退现象。

康香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您对年轻学者的期望，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王子今：如果用简洁的语言表达，还是想借用陈寅恪的话，表达与年轻学者共勉的意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说明：该文在整理过程中，参考了王子今先生的诸多论著。为方便读者了解王先生的学术历程，

按第一次出版的时间顺序列出其学术著作：《中国古代交通文化》（1990年），《交通与古代社会》（1993年），《毛泽东与中国史学》（1993年），《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1994年），《秦汉交通史稿》（1994年、2013年增订版、2020年），《门祭与门神崇拜》（1996年），《中国古代交通》（1996年），《中国古代行旅生活》（1996年、1998年），《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1996年、2025年），《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1997年），《中国女子从军史》（1998年），《中国文化节奏论》（1998年），《秦汉区域文化研究》（1998年、2022年增订本），《“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1999年），《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化考察》（2000年），《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2002年），《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2003年），《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中国政治通史》第3卷，2003年），《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2004年、2008年），《古史性别研究丛稿》（2004年、2020年增订版、2025年），《门祭与门神崇拜——“门”的民俗文化透视》（2006年、2026年），《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象征》（2006年、2026年），《秦汉社会史论考》（2006年），《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2007年），《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2007年、2023年增订版），《千百年眼：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2008年），《文景之治》（2008年），《秦汉史：帝国的成立》（2009年、2017年），《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检讨》（2009年），《竹枝词研究》（与王慎之合著，第二作者，2009年、2025年增订版），《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2011年），《汉代儿童生活》（2012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2012年），《历史学者毛泽东》（2013年），《秦汉称谓研究》（2014年，2022年英文版），《王子今学术经典文集》（2014年），《秦汉交通史新识》（2015年），《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2015年），《中国蜀道·历史沿革》（2015年），《秦汉交通考古》（2015年），《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2015年），《中国古代交通文化论丛》（2015年），《秦汉名物丛考》（2016年、2023年增订版），《卸妆芈月：宣太后世家》（2016年），《匈奴经营西域研究》（2016年），《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2017年），《长沙简牍研究》（2017年），《秦汉儿童的世界》（2018年、2024年、2026年英文版），《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2018年），《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2018年），《秦汉盐史论稿》（2019年），《插图秦汉儿童史》（2020年），《芝车龙马：秦汉交通文化考察》（2020年），《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2020年），《秦交通史》（2021年），《秦史人物论稿》（2021年），《秦汉海洋文化研究》（2021年），《秦人的信仰世界》（2023年），《秦扩张史：土地与民人》（2023年），《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2023年），《先秦两汉时期：早期海上丝绸之路》（2024年），《什么是秦汉史》（2024年），《中国女军史》（2024年），《东方帝国的营造：秦汉王朝政治史》（2024年），《开国君王的成功》（2024年），《万有喜：司马迁笔下的秦汉历史文化》（2025年），《周秦之变：地理·人文·技术》（2025年），《秦宣太后传》（2025年），《灞陵折柳：中国古代行旅生活》（2025年），《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2025年），《盗墓：历史发现与文化考察》（2026年），《黑与红：秦汉帝国史讲谈》（2026年）。

原文刊于《邯郸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